第四十一节（上）：刘玄德携民渡江
王夫之论刘表，“表出自党锢，固雍容讽议之士尔”。党锢清流，是他从中央政府空降荆州的政治资本，赤手空拳，苦心经营，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起，到汉献帝建安六年（201）收留刘备时，十多年间，荆州在刘表治理下，俨然乱世中的一块乐土，“沃野千里，士民殷富”，“带甲之士十余万”。统治幅员之广，南延交趾；管理状态之佳，仓实廪足；文化教育之盛，人才济济；著书立说之多，文华一方，这也是刘表倚以隔岸观火的资本。说明他并非如《三国演义》形容的那样优柔寡断、懦弱滞暗。他敢容纳刘备，他敢得罪曹操，所恃者，就是他的实力。另外，时称“八俊”的刘表，有其虚荣心和求名欲，这也是很多大人物的通病。因为刘玄德奉诏讨贼失败，来投奔他这个正经八百的宗室，拒之，则陷自己于不义，党锢清流这招牌打出来，名声在外，却对一位向往他的反曹义士关上大门，天下人会不笑之吗？虽然他夫人、他幕下、地方实力派，大加反对，但他能够顶住阻力，说明那时的他尚未完全受操纵、受控制，是大权在握的。
刘备之错，就是到了新野，待了好几年，竟未能使刘表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而是听由他一步步落入蔡氏、当地豪族和地方势力的包围之中，终于不能自拔。自然，刘表永远也不会把屁股坐到他这一方面，但任何集团都非铁板一块，更何况处于弱势地位的刘琦，是其天然同盟军，而诸葛亮出主意使其求为江夏太守，离开襄阳，实非良策。刘琦一走，他们对于襄阳的大小动静，一无所知，更别说加以提防。
事见《后汉书》：“琦不自宁，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所载文同，只是文前加了个“初”，说明与这一年的刘玄德携民过江无关。但《三国志》著者陈寿，显然认为诸葛亮未出山前，身在茅庐，交游广阔，授意刘琦，当系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或更早以前发生的事。无太多历史意义，遂不载。《三国演义》故意忽略《资治通鉴》的“初”，据《后汉书》进行艺术夸张，模糊时间，便与大撤退混为一谈。但由此得知，刘备在新野近八年（201—208），连近在咫尺的樊城，都始终未在其控制之下，这既可说明刘表对刘备的防范，夙夜匪懈，也可说明刘备对刘表的统战，根本不做为。这哪是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啊！
刘备的失败，一败于他没有好好经营这块根据地，并进一步加强与刘表亲善。二败在他一误再误，瓜熟蒂落，当摘而不摘，未能及时拿下荆州，以致错过了大好时机。三败于他小胜以后，掉以轻心，没有估计到曹操的反扑，也没有估计到刘表去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更未能及早做出撤退准备。而实行的携民渡江的大逃亡上，他的仁义道德，是以新野、樊城两地人民的生命，和他的一支部队溃不成军为代价而得来的，这美名究竟有多少含金量呢？
这种看起来爱民，而实际上害民的决策，最为坑人了。但写书的人，未尝到苦头，所以能够轻松地张开大嘴巴，为既救不了百姓，也救不了自己的刘备，大唱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