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节（上）：阚泽密献诈降书
这回曹操吃了黄盖假投降的亏，虽然史实并非如此。
但曹操确实用了不少从对方阵营过来的人，一生受益不尽，这是他事业成功的一条很重要的用人之道。在他麾下，谋士如贾诩、袁涣、田畴、王修，将领如张辽、张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过来的文臣武将，在曹操建功立业、南征北战中，曾为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
他的人才政策，在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的《求贤令》中：“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表示出他的独特见解，不同于所谓的什么门第、出身、成分、阶级路线，以及什么立场、态度之类条条框框，他就认准一条，“唯才是举”。
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线。“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人才济济，这是他在三分天下的局势中，始终兴旺不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凡一个朝代，用人疑人，猜忌防范，举措不定，百般禁忌，如明代崇祯辄废大臣，换来换去，那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同样，以佞己为德而量人用才，在一个国家，必为凡庸无为之君；在一个单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辈，于是，巧言令色、阿谀奉承之徒，便被他们一脸正经地护之曰立场坚定云云。这些用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之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也不敢比之刘备之真诚相待，推心置腹；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他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显得他比某些孤家寡人，多一点容人之量。
清人赵翼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曹操采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人才政策，因而在三国鼎立状态下，一直处于强势。
挟天子以命诸侯，一直是当时的曹操，和成为历史的曹操，一条铁板钉钉的罪状，其实曹操到了三国鼎立以后，汉献帝已是一张不起作用的牌，但他始终没有迈出篡位这一步。因为，在许都，汉献帝仍旧是一面团结所有人才的旗帜，仍旧有一部分认为自己为汉室效忠，而名义不是为曹操服务的人，在维持着政权运转，这也可以看到曹操的用人政策，确有其独到之处。
黄盖诈降，阚泽献书，乃至庞统授计，艨艟连环，当然是不足凭信的演义。中国人是颇为绝对化的，好则好到无可再好，坏则坏到一无是处，赤壁败绩的曹操，和官渡大捷的曹操，在作家笔下，写得判若两人，性格背离，以致像小儿一样轻易地被人愚弄。这就是史和小说的区别，即或如此，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曹操一生，发出过三次求贤令，第一次在建安十五年春，第二次在建安十九年十二月，第三次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
陈寅恪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认为，“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
曹操颁此三令，意在破除旧的吏治结构，意在破除门阀士族人才铨选的旧制，其矫枉过正的急迫感，情溢令外，宁肯过犹不及，也要说到做到。在陈寅恪看来，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灿烂，是和曹操为人才得以萌生，得以成长，得以发展，得以成就的政策大改变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