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点小说，自己并不满意。我没有看过小说作法，描写辞典。我常常怕比我年小的，爱好文艺的朋友们来问我怎样写小说。有一次，一个青年文学团体约我去同他们谈一次话，限的题目是创作经验。我老老实实地说了一点，预备让他们失望，因为太老实了啊。现在又有人一定要我写一点，辞之再四，却不能不答应，于是老老实实再写一点。
我现在虽说被认为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也还想再写点小说，可是我常常不同意自己所走的这条路。我以为假如我是弄别的东西，或许可以有点成就。我对我的作品，从来不觉得好。我常常惊诧有些作家的自信和自骄。但是为什么我终于写了几本小说呢，我想这与我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我小的时候，害过几次病，我的弟弟也是爱害病的孩子。每当我们不能到户外去玩，惟一慰藉我们的，便是我母亲的故事。在灯底下，我睡在母亲旁边，表姊们又傍在她的身旁，一些圆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她。她娓娓不倦把水帘洞，托塔天王……等等故事深深放到我们脑子中；那些情景，我现在想来还如在目前。我母亲不特讲许多故事给我听，她的自身，她对于生活的勇敢，虽说我非常幼小，却也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年纪大了一些，我不要听母亲的故事了，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后园里慢慢看书。有几年的时间，从十岁到十四岁，我只有寒暑假才同家人团聚一块，不是寄宿在学校，就是住在我舅舅的后花园里，一个老妈和丫头伴着。日里和一群顽皮的同学以欺侮教员为游戏，一放学，便只剩一个人。不管在家里的慢慢黑下来的园子里也好，或是学校的小操场也好，总之在这些时候，我除了望一阵一阵飞过的归鸦和数着那最先发亮的星星以外，便总是找一本书，度过那寂静的下午和夜晚。这一个时期我几乎把我舅舅家里的那些草本旧小说看完；而且还看了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就是那些林译的外国小说也看了不少；《小说月报》（美人封面的）和包天笑编的《小说大观》也常常读到。我母亲很不满意，因为放弃了其他的事。不过当我进了中学，一种新的完全是集团的生活，又加之“五四”潮流的波浪涌到我们那小城市，我在学校里变成了一个活动分子，是一个出风头的学生。我又转了几个学校，虽说得过国文教员的鼓励，把我的一首白话诗刊载在一张附刊上，我总对文学不大有劲，总觉得与其去读作为教本的《尝试集》，宁肯每日一翻《民国日报》的《觉悟》为有用。虽说那时《女神》也曾在中学里哄动，我却没有关心，而且我跑到上海来了，我要学最切实用的学问，那时是这样想。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年轻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地住在北京了。住在那里两年，朋友中有沈从文和胡也频，在快离开北京的时候，才开始写《梦珂》和《莎菲日记》。从这时起，一直到现在，五年中，大约都是写点稿子，没有做什么别的事。
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因为我那时是一个很会发牢骚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觉的染上一层感伤。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何丹仁先生这时期所给的严厉的批判，我刚刚看到还有点不服，几次反省之后也就承认了。所以，虽说《在黑暗中》我写得比较用心，而且还曾给我许多愉快，却不能不承认它的倾向很坏。
写《在黑暗中》是这样的态度，写《韦护》还是同样的态度。好些人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来作为普罗文学批评，我真觉得冤枉。因为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有几天，每天都写五千字，我非常兴奋快乐。到《小说月报》登载，自己重读的时候，才很厉害地懊恼着，因为自己发现这只是一个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
之后，在写作态度上，读者也看得出我是逐渐在变化。我写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冲》。……《田家冲》曾有许多人批评过。这材料确是真的，失败是我没有把三小姐从地主的女儿转变为前进的女儿的步骤写出，虽说这是可能的，却让人有罗曼谛克的感觉。再者，我把农村写的太美丽了。我很爱写农村，因为我爱农村，而我爱的农村，还是过去的比较安定的农村。加之我那种对农村的感情，只是一种中农意识。这种意识现在还留在我身上，我想可以克服过来的。
在写《水》以前，我没有写成一篇东西，非常苦闷。有许多人物事实都在苦恼我，使我不安，可是我写不出来，我抓不到可以任我运用的一枝笔，我讨厌我的“作风”（借用一下，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字），我以为它限制了我的思想，我构思了好多篇，现在还留下许多头，每篇三五千字不等，但总是不满意，就搁笔了，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水》的第一段。后来的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赶起，这篇《水》的完结，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原来预备写八万字的，后来因为看《北斗》稿子太忙，构思的时间没有，又觉得《北斗》上发表太长不适宜，就匆促把它完结了。几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为时间所限。没有达到这个心愿。接着又是《多事之秋》的宏愿的失败。十余万字计划好了的长篇一直到现在只有二万多，而且又放手了。第三个长篇是《母亲》，想写这篇《母亲》也是三一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个日报辗转送了很诚恳的信来，请我为他们写一长篇，我于是趁这个机会开始，谁知不久这日报被停了，我也就停了笔。后来良友的《文学丛书》又来要，才又继续，但是因为病，因为事，总是写一天搁十天，不知哪天才可写完。以后我不想再写长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难过。
这一年多，也写了几个短篇，但无多话可说。
写了上面这一点，自己重看一过，觉得与编者给我的题目，稍稍有点出入。所谓经验，仍是没有写出，然而也只好交卷了，加一个“我的创作生活”，也还是不切题。以后若有机会与时间，愿再写一点我的创作心得。
一九三三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