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我想我们大家都一样，对于社会上的一切，或某一件事，有一个意见，就想写出来发表给大众，我过去也是这样。不过在那时候，我所观察和经历着的环境，是很有限的，我只生活在知识阶级中，所以对于大众的生活，没有经验。同时我当初并不是以批判的观点写，只是内心有一个冲动，一种欲望，想写出怎样一篇东西而已。
我开始写文章时，差不多总是一写两三年；总是先写一个头，搁下，后来再受了感触，觉得非写不可，于是再写下去。当初我很不会采取事件的中心要点，给以描写，我欢喜从头再写，几次再写。在我过去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是女人，这自然因为我自己是女人，对于女人的弱点，比较明了一点。但因此，就引起人们的误解。其实对于女人的弱点，我是非常憎恶的。这和法捷耶夫在《毁灭》中写美蒂克一样，虽尽量暴露美蒂克的弱点，但法捷耶夫对于美蒂克还是有袒护的地方。我对于自己文章中的女人，并不同情，可是每一次都不能依照自己的意见写，开头还离得不远，后来就越写越差了，有时候竟和我的目的相反。这时候我就变成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了，当然我知道无论如何，文字和社会是总有关系的。
去年，我觉得很苦闷，我有几个月不提笔，我当时非常讨厌自己的旧技巧。我觉得新的内容，是不适合旧的技巧的，所以后来虽写了一点，但是很勉强的。
后来，我的生活有一个新的转变，到现在，我觉得材料太多，不过我还没有力量，把它集中和描写出来。
我有一个习惯，每写一篇小说之前，一定要把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考虑得详细：我自己代替着小说中的人物，试想在那时应该具哪一种态度，说哪一种话，我爬进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心里，替他们想，应该有哪一种心情，这样我才提起笔来。
至于写作的方法，第一就是作者的态度。对于罢工，资本家和工人，就能够生出不同的见解（态度）。这时候的作者，站在哪一个见解上写，可以在他作品中非常清楚地看出，他是无法隐瞒，无法投机。因为阶级的意识，并不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举一个例吧，《现代杂志》上穆时英的《偷面包的面包师》，他虽也写劳资纠纷，但他只能把偷来代替抵抗；又像杜衡的《人和女人》，他并不去写一个时代女工的最高典型，而只写一个不常有的女工的虚荣，堕落。这对于进步的女工，简直是侮辱，因为实际上，很多很多女工，是非常艰苦的到实际工作中去了。第二是材料。和态度有着密切关系的就是材料，在上海，我们最容易采取同时也最应该采取的，特别多。第三是文字。文字是有很多帮助的，因为很好的题材，有时候因为文字的不会运用而失败，所以多读书是必要的。第四是经验。这是更重要了，每一个作者，对于一切现象，都应该去观察、去经历、去体验，因为只有在经验中，才能得到认识。
以下我要说一点青年作者的弊病了，最大的就是材料不充实，多用口号而成为空架的作品。其次就是站在旁观的地位，在作品中说出作者自己的话。其次就是英雄主义，像某某的作品，时常虚构一个非现实的英雄，这也是不对的。至于作者本身，那末，最大的弱点，就是容易骄傲，一写文章，就以大作家自居，完全不明了作品是属于大众。譬如左翼文学在许多地方像街头一篇墙头小说，或工厂一张壁报，只要真的能够组织起广大的群众，那末，价值就大，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以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
一九三二年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