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李世民要求看“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房玄龄表示反对，他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理由，他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谏议大夫朱子奢也不同意，说“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
但李世民回答的很巧妙：“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你看看，人家看“今上实录”的目的“以史为鉴”，准备“知兴替”，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既然是学习，那就没有不让看的道理，最后，房玄龄被迫呈上国史，李世民终于看到了历史学家是怎样记录自己的千秋功业。
不知道房玄龄呈上的国史是修订本，当时的史家写玄武门事变时，的确有意隐瞒真相，对李世民不利的事实就不予记载，李世民看完后，不但具备一代政治家的胸怀气度，精神姿态也相当高，他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还下令删去浮辞，直书其事。有人说，从李世民的话看来，李世民并不满意隐瞒真相，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周公、季友之类的千古圣贤。但他们忘了，李世民是政治家。如果你认真按照政治家的话实践的话，那么，你的仕途将充满坎坷。
宦海险恶，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政治家的语言艺术。“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这才是宦海之中真正的学问。其实，李世民“史官何讳焉”的真正含义是希望史家比照周公、季友之类的思路写作自己。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房玄龄、许敬宗之辈并没有把李世民写成周公、季友之类的千古圣贤，不是不为，而是不能。但他们还是从李世民的话中读到了弦外之音。《高祖实录》记载：“欲以创业之功独归太宗，不能无所润色”，这就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大唐史官。
于是，大唐所有的正史都盖头换面了。
——《唐书》和《通鉴》记载：李建成腐化不堪的庸才、李元吉百无一用，就连高祖李渊也被降为一个昏庸无主、没有远见的庸才。
——正史记载太原起兵，李渊面临危机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在李世民先斩后奏的压力下才没有坐失良机。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温大稚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有三卷幸存于世。温大稚曾在李渊起兵时被“引为大将军府记事参军，专掌文书”，亲自参与了太原起兵的决策活动，加之书成于玄武门兵变之前，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关于李建成，《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建成为人“宽简仁厚”，“于河东潜结英俊”，大业十三年晋阳起兵，与李世民并肩作战，二人同领部队攻占西河，又分别任左、右军大都督，分统左、右大军，平宋老生，攻陷长安，进入长安后，出兵关东，建成和世民分别担任左、右元帅。大唐立国后，李建成被立为太子，职责所在，不能继续征战，只能辅助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王硅、魏征皆为其幕僚，魏征建议：“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殿下仅因长子的身份，立为太子，此时不立大功，恐怕不能服众。今刘黑闼败而复回，兵少将寡，人心未定，殿下可自请出征，讨平残孽，立下战功，并趁机接纳山东豪杰，才能巩固你的地位。”李建成深以为然，立即向高祖请求领兵讨伐刘黑闼。李渊授他为山东道行军元帅，所谓“上兵伐谋”，李建成做得非常不错，他攻心为上，收买民心，离间敌军，断其粮草，还没打仗，刘黑闼士卒散尽，粮草断绝，只得逃跑，偏偏手下又有人被李建成收买，将他杀了降唐。一个月后，刘黑闼和徐元朗的势力即被消灭，不说王硅等人，魏征是何等人，能把这种人纳于麾下，而且功业卓著，你能说他是腐化不堪的庸才？
客观来讲，李渊的三个儿子中，最不成器的就是齐王元吉，但李元吉也绝非百无一用的庸人，他以勇悍著称于其兄弟。陈寅恪先生说：“然高祖起兵太原，李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硅、魏征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至于李元吉者，尤以勇武著闻，故太宗当日相与竞争之人绝非庸儒无能者。”
李元吉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生活方面有些放浪不羁，
李世民治军极严、性情刚直，对李元吉贪生怕死、喜欢耍小聪明十分看不惯，时常注意严加管束，所以李元吉从他那里没讨什么好去，兄弟二人始终不和。
李建成有些长者风范，治军甚宽，对自己的兄弟，忽然很少以军纪约束，任随自己花天酒地，大合脾胃，二人一拍即合，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基础。
再说李渊，隋炀帝时代，多以猜忌杀戮大臣，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李渊采取了“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的策略，暗蓄大志。《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分贵贱。”个性方面“弘达至理，不语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这种人难道是等闲之辈？清朝学者王夫之认为：“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非秦王所可及也。”所以，李唐王朝，李渊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唐高祖，建成兄弟三人只起了辅助李渊的配角作用。
他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具有韬光养晦，善于把握时机，他最大的幸运在于他拥有两个能征善战的儿子。但是，凡事都要一份为二。
李渊固然不错，他韬光养晦，深谋远虑，选择了正确的时机起兵，又定下西取长安、再图天下的战略，但还是不能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相比。
李渊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心胸狭窄，没有容人之量，既没有自知之明，也缺乏识人之智。李渊用人，是典型的任人唯亲，文臣谋士方面上还好一些，但军政大权几乎完全由自己的儿子、兄弟、女婿、侄儿等一拨人掌握，这些人当中除李世民、李孝恭外，大部分没有能力统兵打仗，屡战屡败，很少打胜仗。
攻陷长安后，马邑郡丞李靖被俘，此人文武全才，能征善战，但李渊想起以前的私人恩怨，想趁机把他杀了。李靖贪生怕死，临刑前大声疾呼：“公兴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以成大业，何挟私怨以杀壮士！”希望他具备曹操的胸怀，但老李依然充耳不闻，板着脸，还是要杀，多亏李世民多方求情，大唐帝国才保留一员战将。
郑王世充，已经归顺，李渊还是要杀，李世民反复求情，说自己已经亲口答允饶他一死，杀之不义，希望父皇饶过一命，李渊勉强放过，但不久还是被仇人所杀，杀人者又被赦免，李渊小人得志、睚眦必报的心态可窥一斑。
至于各地义军头目，不论自己是归降的，还是战败被抓，也不论势力大小、能力怎样、态度如何，包括李密、薛仁杲、李轨、窦建德等人，只要李渊认为这个人构成自己的潜在威胁，一律被杀。
李渊优柔寡断一直清楚李世民不论文才武功，都在李建成之上，自己从心里面也最喜欢这个有些桀骜不逊的二儿子，但还是一定要立长子为太子。后来，李渊看见太子和李世民矛盾日深，流血冲突不可避免，于是异想天开的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招来李世民对他说：“晋阳起兵，扫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本该立你为太子。但建成是长子，又为嗣已久，我实在不忍心把他废了。你们兄弟不和，同处京都，恐怕有祸。我有一个办法，你自到洛阳，建立王府，洛阳以东的国土都归你管理，我还特许你出入使用天子专用的车马、旌旗。你看如何？”这种办法，简直骇人听闻，亏他想得出来。倘真如此，李渊一死，天下非大乱不可。李建成比他老子有头脑，知道李世民留在长安，自己还有胜算，去了洛阳，便是潜龙入海，谁也休想制得住他，马上派亲信劝说李渊。李渊于是又改变了主意，此事不了了之。天子之言，岂能如同儿戏？何况太子废立，事关国体。李世民就算不想篡位，经他这么一折腾，不想也得想了。如此摇摆不定、言而无信，怎么成为一国之君？
取得皇位后，李世民曾这样说过：“武德末，太上皇有废立之议，顾朕挟不赏之功，于昆弟弗见容。”于是，“私许立为太子”。平心而论，在关于皇嗣继承上，高祖始终无废立的打算。政变前夕，高祖还对李世民说：“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当李渊看清了李世民夺嫡自代的急切心情后，即指责其行动，并决定将其安置洛阳。至此，我们完全清楚了高祖对建成、世民两兄弟的真实态度，他不希望其兄弟间相互厮杀，尽量调解矛盾，始终无废立太子的意图。
实际上，李建成并无除掉李世民的打算，他以自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掉以轻心了。正由于此，当魏征劝他对李世民下手以除后顾之忧时，他却迟迟不行动。李元吉自告奋勇地出来想除掉李世民，也被他“止之”。就在李世民布置了重重包围圈后，李建成、李元吉不曾料到他竟会下毒手，还是率人坦然而顾，最后死于李世民手中。正史关于高祖李渊对玄武门政变的态度，也是前后矛盾，这集中反映在对太子废立的态度上。正史在记载太原起兵上，将李渊描述得如何优柔寡断与不识时务，而在太子废立上却一反常态，把李渊说成很有远见，他早就有移太子位于李世民的打算。
由上可知，正史关于太原起兵、玄武门之变原因以及高祖对大子废立态度等一系列记载，均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玄武门政变以秦王李世民为一方，以高祖李渊及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为另一方。这次政变以李世民夺得皇位而告终。所以，由唐太宗君臣所记载的历史，对其对立面采取了任意贬低之能事。这种记载，表面上似乎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实际上很难自圆其说。这里把李渊也看成李世民的对立面，更为重要的是，李世民发动这次政变以攫取皇位为最终目的，喋血玄武门只是达到此目的关键一步，即对高祖釜底抽薪，两个月后逼父皇让出皇位才是这次政变的真正结束。如果只着眼于六月四日的禁门喋血，而没有注重于夺位的内核，则很难看到李世民的真相。
为了缓和社会舆论，先让高祖当傀儡皇帝，两个月后竟演起了“内禅”剧。宋人吕夏卿说，李世民杀李建成后，“内禅之命行焉”。这里所谓的内禅，无非是持高祖软禁后进而逼其退位的代名词而已。早在六月四日，尉迟敬德奉秦王李世民“请降手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秦王已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内禅”只待履行手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