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随从们必须为他们的主子，间接地也为国王服务至少40天（这大概被认为是播种和收获之间的间隔期）。服务期结束就可以自由回家了。这种40天服务的体制让长期的军事行动很难进行，国王也很难召集雇佣军。雇佣军的成员可能是一些领主、服务期已满但留下的随从或散兵游勇的头目们。领主或头目们往往会签订一份协议，确定他们200～400人的、具备特殊技能的队伍所需服役的时间和报酬，当然也可以用劫掠权利来代替报酬。
一旦战争双方签署和平协定，这些散兵游勇或武装群体在没有别的事情的情况下就成为累赘。在贫困的威胁面前，许多雇佣兵决定继续打仗，不过这一次是为了他们自己。雇佣兵有时会夺取并固守一些城堡，并向周围的地区任意征收保护费，直到他们满足或当地已经无钱可缴才会离开。他们具备完备的组织结构，包括文职、会计和一名负责按照既定比例分配战利品的负责人。不同的兵队会合作完成规模较大的行动。比如1360～1365年肆虐法国东南部罗纳河与索恩河谷地带的“大兵团”就拥有大约1.6万人。他们也会受雇于皇家的行动。布列塔尼的伯特兰·杜·格斯克林原本是出身低微的骑士，但通过自身的勇武和能力日后成为了法兰西和卡斯蒂里的统帅。他组织了大约1万名士兵帮助亨利将“残忍者”的佩德罗赶出了卡斯蒂里地区。随后他的部队就显得多余了。但很快黑亲王，金雀花王朝的爱德华，即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当年普瓦捷战役的老对手这时却将这些士兵们雇佣了下来，再一次地将佩德罗扶上了王座（下文会谈到）。
随着百年战争结束，王朝政权逐渐重新确立，自由雇佣军们向东移动，许多人在意大利活动，因而有了意大利语的绰号“合约士兵”（因雇佣军头领需要与雇主城市签订一份合约）。此外，雇佣军里也渐渐出现了军事性不那么强的一些武装自耕农，他们希望跟着部队能够有轻松的收入和补给，当然也不会放过劫掠的机会。这就是后来欧洲人口中的“流卒”或“游勇”，他们在指挥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常常在战役中妨碍自己人的行动。然而，他们偶尔也能取得辉煌战绩。比如，他们曾经在阿比尔派十字军战争（1209～1255年）中夺取了贝济耶城。他们同时还发展出了雇佣兵行业。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很显然普通的老百姓也在战争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定的行业协会往往要肩负守卫市镇的任务。市镇民兵作为一个整体力量也能对行为不轨者施以惩处，即便对方来自骑士阶层。在苏格兰、尼德兰和瑞士有3个明显的例子，老百姓和民兵构成了军队的主体，而封建领主们在战场上反而扮演了辅助的角色。因此，将领们无法预料到底能有多少骑士、长矛兵和弓箭手会出现在战场上，更不用说去统领他们了。
国王和军队元帅必须将他们的意志赋予这些鱼龙混杂的部下们。这不是简单的工作，尤其是在当时，士兵们获取财货和地位的最快方法是博得国王的注意和嘉许，或者展现出过人的才智。再加上骄傲自大的贵族们在旁边吵闹，争论谁有权来领导谁，你会发现柔弱的国王常常会淹没在四面八方的请求之中。
权力融合国王的权力和头衔由男性后代继承相传，这在有子嗣的情况下很简单。但如果没有子嗣，那么就要在死者的家族内部进行一番寻找，确定最有权利的继承人，比如远方的表兄弟。往往表兄弟不止一个，那么这位外来的继承人就要把自己的领地甚至是一个王国也投入这口熔炉里。继承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法是由更高一级的领主来继承领土，而这位领主也需要拿出一个把领土合并到自己原先领土中的办法来。因此，某一家族控制的领土常常会逐渐扩大。比如后罗马时代的诺林伯利亚、梅西亚和威塞克斯等几个家族就逐渐并入了英格兰。法兰西也吸收了超过12个半独立的公国、王国和封国之后才成为今天的规模。在封建时代欧洲的一些地方，萨利克继承法（由5世纪占据高卢的法兰克人传入）却规定每一个继承人都应当拥有大小相同的一块王国领土。这样一来，国家就逐渐变小，直到经济上无法独立为止。安道尔、卢森堡和摩纳哥公国只是因为她们地位渺小而侥幸存在至今。
阿比尔派十字军战争：1213年穆特尔中世纪法国的朗格多克地区总是和周边的邻居们有所接触：首先是带来了基督教的罗马人，随后是西哥特人，然后是南侵的汪达尔人和北犯的阿拉伯大军，再后是查理曼带着他的法兰克大军来到这里，最后封建制度也在这里扎下根来。在所有的动荡中，这个地方还是保存了一些重要的特征。当地的语言保存了下来，尽管人们现在很少使用了。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卡特里教会蓬勃地发展了起来，他们平等对待妇女、钟情于歌舞（也正是从这个教派开始，欧洲才逐渐出现了行吟诗人）。卡特里教派没有专门的教堂，神父和教母们在各户的家庭会议上传道。在他们之上还有执事和主教。神职人员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物质崇拜，认为这对灵魂无益，因而是邪恶的，他们还批评一些天主教的旧制，认为他们都是贪婪成性、狂暴世俗的家伙。
天主教派和卡特里教会在一些市镇上平安共处了好几百年。但彼此的耐心渐渐化为批评和争吵，直到演化成仇恨。天主教派大主教致信教皇报告了此情况。教皇指派使节在调查后向罗马汇报，确定卡特里教会为根深蒂固的邪教异端，教皇随后致信当地领主，即当时的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四世，劝说他采取行动。而伯爵的拖延应付的回应却让教皇很是恼火。卡特里教派因此继续传播开来。
最终，教皇打出了他的王牌，决定召集十字军讨伐异端。1209年6月24日，军队在里昂集结，主帅是西提米修道院教长阿尔诺德·阿莫里、勃艮第的优德斯三世和尼夫斯的柯福·德·东兹是军队的将领。他们前进到了瓦伦斯一带，随后攻陷了蒙特里马和勃兹尔，抓获的天主教徒和卡特里信徒都被处死，教长的理由是：“上帝会知道谁是真正的子民。”其他的几路部队也夺取了一些城镇。在卡尔卡松城，他们放跑了异端分子，但却洗劫了整个城镇，40天之后讨伐军大部分都撤退了，只有一个小领主被劝说留了下来。这就是西蒙·德·蒙特福德———日后英伦反叛军的先祖留了下来继续征讨。
尽管几百名卡特里教徒被当作异端烧死，但后来蒙特福德为了从比利牛斯山脉的各处采邑中获取收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行动。尽管冬季来临，蒙特福德发现自己仍可以继续进攻，因为雷蒙德四世虽然在野战战场上与他为敌，但支吾搪塞的作风还是没有改变，他宁愿避战而逃。1212年9月，在另一批讨伐军的协助下，蒙特福德拿下了穆特尔城，蒙特福德甚至趁机把卡明尼爵士和德比姆爵士的部分封地侵占了过来。这个举动太不明智。这两人都是当时阿拉贡王佩德罗二世的权臣，他们给蒙特福德写信，希望他能够归还土地。尽管双方共事一主，但蒙特福德早已经觉得自己的力量比阿拉贡国王强大了。双方都在教皇面前大做文章。在拉瓦尔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上，佩德罗甚至不能发言，只能提交一份书面诉状，最终教皇站在了自己的讨伐将领一边。战火这下不可避免了。佩德罗二世承诺为图卢兹的百姓提供保护，鼓励他们反叛蒙特福德，支持逃亡的伯爵。
1213年9月，佩德罗的军队抵达了穆特尔城外，围困了城里蒙特福德的30名法国骑士和大约700名步兵。佩德罗阵营包括了雷蒙德四世、卡明尼爵士和德比姆爵士的部队，共计2000～3000名马上骑士、骑兵和数目不详但肯定更加庞大的步兵队伍。他们在城北洛夫河畔扎营，东面和南面分别是加伦河、洛夫河两道屏障，但在西边和北边都为开阔地，佩德罗的部队在这里组装投石机，并在9月11日开始轰击城墙。
与此同时，进攻的消息传到了驻扎在东面64公里（40英里）凡茹的蒙特福德那里，他随即召集了麾下规模稍小的部队。时间就是胜利，他的部队由240名骑士和500名骑兵组成，拥有速度优势。
当众寡悬殊的守军正在抵挡蜂拥而入的对手时，蒙特福德赶到了战场，攻城部队随即匆匆撤退了，不知是得到了命令抑或是陷入了恐慌之中，显然他们不愿成为后方赶到的骑士的靶子。蒙特福德丝毫没有受到阻挡就开进了城里。第二天蒙特福德一方的主教和对方进行了会谈。在短暂的休战期内，距离阿拉贡军队最近的城门敞开了（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疏忽，有人认为这是计策安排），无论如何，阿拉贡都不愿放弃机会，他立即命令福伊科斯伯爵率领的西班牙前锋部队配合雷蒙德的一些步兵进攻这个城门。
西班牙人努力地攻入狭窄的城门，步兵和骑兵都拥挤在一起。一部分人进了城，但很快就陷入包围，逃不掉的那些人很快就被杀死了。伯爵命令部队撤出来，准备饭后再战。这时蒙特福德率领所有的马上部队从西南角出城，他把兵力分为三个集团，前两个负责正面进攻敌方阵地，他带领第三个集团将向东冲击，打击敌人早已混乱的侧翼。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毕竟每一个集团兵力只有大约250人。西班牙前锋的数量就能与之匹敌了，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城门上，而且一部分人早已下马用饭，想象一下让800人牵马、整装披挂需要多长的时间。这一系列的安排并非巧合。蒙特福德的部队一定早有戒备。
第一拨战斗集团沿着比利牛斯大道出城向南，蒙特福德在这里的战术应和了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的计谋，他命令这个集团在阵形之首悬挂他的旗帜。纵队的前锋右转下了大路，随后在城墙的掩蔽下冲了出来。速度是关键。随后他们向右转，形成细长的纵深战线，越过了洛夫河向对方迅速冲击。第二集团紧跟在后面，在穿越了第一集团的后方之后右转。如此一来，两条锋线形成了纵深梯队，冲击西班牙人最前方的阵营。西班牙人被举旗冲锋的骑士们吓坏了，还没有上马的骑士们慌乱地呼喊自己的坐骑和侍从，已经上马的骑士们则在慌乱地组成阵形。全速冲击的骑兵部队把福伊科斯伯爵的部队冲散了，就像“风中的灰尘”。步兵们慌乱地向营地撤退，而还在勉强维持阵脚的国王的部队同样也受到了骑兵的冲击。蒙特福德依照计划开始打击阿拉贡部队的侧翼。他们的数量如此悬殊，以至于蒙特福德的骑士们没办法抓俘虏来日后索取赎金，不少人因此被杀。
我们有必要来分析一下蒙特福德前两个攻击集团的攻击协调性。如果我们假设两排纵队前进的骑士们前后都相隔3.9米（13英寸）的话，那么每一个纵队长度至少达到了492米（1640英寸）。如果他们右转形成锋线，长度就会降到302米（1007英寸），每匹马前方留下1.2米（4英寸）的空间。在最前方的指挥官负责发出转弯信号，但很可能出现麻烦。要是转弯过早的话，纵队的后方此时还没有完全出城。要是下一个纵队转弯过早的话，就会造成一部分兵力的重合浪费；要是太晚转弯的话，两条锋线之间的距离又太大了，很容易被数量占优势的敌人分割包围。
有两个方法能有效地完成转弯（尽管我们不知道当时采用了哪一种）。处于队尾的骑手负责发出转弯的命令，或者带头的指挥官可以通过出城后的距离计算纵队的位置。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对蒙特福德的精妙策划和两位纵队指挥官的配合表示赞赏，他们分别是来自马雷的布彻和第二纵队指挥官威廉·德因康德。
计划现代战场的将军们也许要面对成堆的前线通信报告、国内政客们的建议、高质量的地图和卫星照片，中世纪的将军们的消息来源可大不一样。首先，地图在当时很少见，而且大多只标注城镇和河流，不标注地形特点。因此，要组织行军或者确定宿营地的话地图根本靠不住。当时的地图最多能够标示出两地之间的相对位置。实际行军的时候，将领们还是要找一个向导带路，毕竟那时候的路上没有路标。贵族、僧侣、商人或佃农无论是否愿意，都可以被抓过来指路，要是被怀疑耍诈，很有可能被当场处死。
一旦确定敌人的大致位置，将领们就可以召集随行军官和谋臣来开会了。就在会上，国王就能确定进攻的地点和时间，需要征召的贵族和他的兵丁。按照惯例，国王通过传令官通知高阶贵族，再通过他们逐级通知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这也许都是几个月时候的事情了。贵族们为国王服役的时间从集结的时间开始计算，因而把集结地点尽可能的靠近战役目标的话，就更有好处。
部队在预定地点集结完毕后，国王的传令官便会按照次序安排出发时间。每个贵族都拥有一两匹战马、一匹乘用马、若干随从、马夫和侍应，不只是一辆给养大车，还要配上自己的牲口和车夫。贵族级别越高，随身物件也越多。等到老爷起床、用饭、披挂上马完毕，再加上撤帐篷、安帐篷的过程，部队一天最多行进16～24公里（10～14英里）。即便敌人就在眼前，将领们还是需要等候，或者叫做“游骑兵”来侦察。如果你的对手这时正忙着烧杀抢掠，烟尘腾空而起，那便是信号了。中世纪的将军们从来不敢想象让不同的纵队配合达成统一战役目的。只有蒙古人才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与敌军对垒时，部队被划分成一块块方阵，或者叫做分队。最早的兵种区分是骑兵和步兵，进攻速度的差异让他们拥有不同的野战功能。骑兵阵营也可以分成装备精良的骑士和手下的骑兵，这当然并不严格。步兵也可以分成远程作战的投射力量和配备近距离格斗兵器的部队，每一个分队都必须由一名忠实可靠、富有经验的高阶贵族领导。毕竟高层贵族不可能听命于下层领主。
战术选择面对汹涌而来的敌手，资源有限的中世纪将领有哪些战术选择？除了他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军队之外，他还拥有一些当地的军事传统。他知道自己的先人是如何与某一个敌人战斗的，他还可能读到一些罗马军事教程，比如弗罗提诺乌斯的《谋略》和维吉提乌斯的著作。在那个主要依靠自娱自乐的时代里，军事问题的探讨总是让人们容易接受。一些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中世纪军队的部署主要分为前卫、中军和后卫3个部分，当然这有些过于简略了。中世纪的将领们会根据需要确定部队的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