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1835～1908），姓叶赫那拉，咸丰二年（1852）被咸丰帝选入宫，封兰贵人，咸丰七年（1857）封为贵妃。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在热河，载淳继位，尊她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九月三十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免除肃顺等8人赞襄政务王大臣职。十月五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从此以垂帘听政、训政等手段，操纵朝政达47年之久。
发动政变，垂帘听政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今河北承德）病危，立6岁独子载淳为皇太子。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为帝（即同治帝），总摄朝政。载淳定明年改元祺祥，尊其生母为慈禧太后。咸丰帝生前，八大臣与恭亲王奕及部分廷臣不和，因此不让奕分享权柄，仅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慈禧太后权势欲极强，她联合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暗中联络在京的奕为援。
奕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奔丧”之名于八月一日赶到热河，和慈禧太后密谋回京发动政变。时御史董元醇出面奏请两太后“权听朝政”，在赞襄政务王大臣8人之外，更派亲王一二人参政。八月十一日，朝廷重臣审议董元醇的奏请，辩论激烈。八大臣认为清朝无此先例，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太后串通慈安太后拒绝盖印，将折旨留中不发。八大臣以“搁车”示威，迫使两宫太后让步，颁发驳斥董元醇奏折的谕旨。
而奕旋即返京布置，争取到朝中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和握有兵权的僧格林沁、胜保等人的支持，做好发动政变的准备。
在两宫太后催促下，八大臣同意回銮北京。慈禧、慈安两太后偕幼帝载淳先离热河回京。肃顺、奕等护送咸丰帝灵柩后发。九月二十九日，两太后抵京，即召见先行返京的奕，部署对策。九月三十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解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职务，史称“辛酉政变”。十月初一日，任命奕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宝为军机大臣。五日，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随后，又清除了八大臣的党羽。九日载淳正式即位。从此两太后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太后掌握最高权力。慈禧太后以垂帘听政掌握清朝大权达40余年，她推行的对外“和好”，重用洋务集团和汉族军阀官僚的统治政策，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
重用汉官，借师助剿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内有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几乎占据清王朝半壁江山；外有英法联军侵略，直捣北京，逼得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形势可谓内外交困，弃都而逃的清廷君臣如何应对这一险峻局势呢？恭亲王奕认为：“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吴与蜀，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肘腋之忧也。英国……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恭亲王的这番话，使初掌大宝的慈禧太后茅塞顿开。
慈禧太后夺取最高统治权，是与外国人的支持分不开的。因为外国人看到，维持一个与其合作的半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扑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有利于保护其在华利益。辛酉政变以后，公使卜鲁斯在给本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就了一个与之具有友好往来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这次危机之决定转向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方向，实受我们所执行路线的极大影响。”而《北京条约》一订立，法、俄两国首先提出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建议。法国专使葛罗表示，“所有该国停泊各港口的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俄使伊格那提也夫面见奕表示为镇压南方太平军，请清军从陆路进攻，“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接着俄国把以前答应送给清政府的一万支枪、若干门炮运到中国。早在咸丰四年（1854）就狂言“剿贼自任”的美国，现在则要求为清军代运漕粮。
针对是否借用外兵这一问题，清廷进行了几次讨论，少数人反对，奕等多数官僚则表示欢迎“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与此同时，麇集在上海的买办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则加紧活动，支持洋人组织洋枪队。慈禧太后遂决定，违反常例，授权汉族官僚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并颁发“借师助剿”上谕。
同治元年（1862）三月，英国派军舰把李鸿章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与英、法组成“中外会防局”，商定上海由洋人防守，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英国人和法国人组建了数千人的“常胜军”，帮助清政府攻打太平军。俄国也给清廷送来50门大炮和1万支枪，并直接派兵拦截进攻上海的太平军。各国“洋枪队”的鼎力相助，极大地增强了湘军、淮军的战斗力。而太平天国的处境则每况愈下，终至无法扭转败局。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领湘军赶在“洋枪队”之前轰破天京，将其抢劫后化为焦土。太平天国干王洪仁，临刑长叹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之后，在各国“洋枪队”的积极参与下，清军很快剿杀了转战于四川大渡河畔的石达开部队和驰骋于北方的捻军。
总之，清王朝通过重用汉族官僚，组织以湘军和淮军为骨干的团练力量，利用《北京条约》向英法联军妥协，并“借师助剿”，侥幸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奇迹般地从旦夕之危中挣扎过来，走上了“同治中兴”之路。
独揽大权，绞杀变法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同治帝病死，生前无嗣，慈禧太后便选醇亲王奕的儿子载为嗣皇帝。奕是咸丰帝的亲兄弟，载生母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有此双重血缘关系，慈禧太后以为可把载当作“小阿斗”摆布。载四岁登基，由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是咸丰帝的皇后，名分高于慈禧太后，又因言语不慎，得罪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将其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不久慈安太后暴卒（据民间传说，慈安太后是被毒死的），慈禧太后遂独掌大权。
奕虽然是帮助慈禧太后夺权的元老重臣，但是他身为洋务派首领，位高权重，引起了慈禧的猜忌。他与慈禧太后有联合，也有冲突。光绪十年（1884），发生了“午门案”—慈禧太后派太监往娘家送东西，事先敬事房没有向守门护军传旨，护军阻拦，太监不服，双方发生殴打。太监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要对值班护军廷杖。奕谏曰：“廷杖乃前朝虐政，不可效法。”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乎？”奕说：“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说：“我革了你！”奕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只得让步，但从此加深了对奕的怨恨，后来奕被解除所有职务。
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读书。光绪帝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曾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光绪帝从读书中体会到帝王之心，15岁时他所作的《乙酉年御制文》中写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表明他很想当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光绪帝还写了一首《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皇帝光绪心中牵念边塞、挂念庶民的心态。
但是光绪帝越是聪明好学，慈禧太后越对其严加控制和防范，她曾派太监寇连材前去监视光绪。不料寇连材为光绪的言行所感动，有一天竟然冒死进谏，极言皇上英明仁孝，请求慈禧太后宽容相待。慈禧太后震怒，将寇连材杖刑后斩首。寇连材生前记有笔记，其中一段话表明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相处的情景：“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日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胆为之破。”由此可见慈禧太后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控制操纵光绪帝的。
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日，光绪帝开始亲政，53岁的慈禧太后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仍把持着国家政务。慈禧太后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帝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光绪帝名为皇帝，实则傀儡。慈禧太后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帝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帝的行踪。
光绪帝亲政的11年，是与慈禧太后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11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在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势力主战，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主和。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试图维新政治，富国强兵，而列强也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支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博采西学，推行新政。那些守旧大臣，因维新变法触动自己的权力与利益，纷纷投靠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深恐光绪帝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权力，因而竭力阻挠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捕杀维新党人，将谭嗣同等6人斩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重新出面训政，多方凌辱折磨光绪帝，并欲废掉光绪帝。而光绪帝也深知慈禧太后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害怕、提心吊胆，对天长叹道：“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光绪帝被囚，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颁布懿旨，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号“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慈禧太后预定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举行光绪帝禅位典礼，改年号为“保庆”。但京师内外，议论纷纷。各国公使纷纷提出异议，各种势力也纷纷反对，此事暂罢。
而就在此时，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迅速席卷北方大地。面对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有的主剿，认为任其发展会招致列强干涉，有亡国之虞；有的主抚，认为义和团矛头所向为洋人，声势浩大，如果一味镇压，会招致清王朝灭顶之灾。义和团运动的加剧和清政府暧昧的态度，引起了列强的强烈不满。三月七日，英、美、德、法4国照会清政府，请于两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出兵代缴。四月下旬，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五月四日，英、法、俄、美、日、意水兵300人进入北京使馆区。五月十四日，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八国联军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攻。
面对暴风骤雨般的义和团运动和气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清政府陷于两面受敌的困境。洋务派主张对义和团坚决镇压，而部分排外思想严重的顽固派则主张利用义和团民抵抗八国联军。慈禧太后摇摆不定，而其摇摆的轴线正是如何保住其最高统治权力。她固然明白义和团是肘腋之患，然而对列强也心存疑忌。从“戊戌变法”到“己亥建储”，列强的不满她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是在义和团问题上。慈禧太后联想到《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洋人竟然公开鼓吹“希望有可能把光绪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帝位之上”。慈禧太后深恐列强会剥夺或削弱自己的权力，因而一方面连发上谕，对义和团剿抚并用，一方面通过总理衙门与列强交涉，乞求列强停止进兵北京，结果遭到拒绝。
八国联军冲破义和团民的堵截，攻陷天津，进逼北京。五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战和问题。主和派极力陈言不可开战，光绪帝质问搞了多年外交的许景澄可否开战，许跪奏曰：“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一国尽敌诸国之理。”主战派力陈可依赖民心和义和团民刀枪不入的神术开战，为了敦促慈禧太后下定决心，竟伪造了一份列强要她归政于光绪帝的照会。这一“伪照会”，极大地伤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和盲目的自尊。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宣战诏书，表示“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慈禧太后决定对列强开战，只是发泄心中对洋人的不满而已。所以她发布进攻的命令，仅是做做样子。宣战诏书很是奇特，既未点明与何国作战，又未以任何形式照会列强，只是对内宣布。义和团蜂拥而起围攻北京使馆和天津租界时，清廷驻外机构和南方各省仍与列强维持正常关系。此外，慈禧太后让义和团和部分军队进攻使馆，却不发枪炮弹，还秘密向洋人送水果食物“以示体恤”。这些举动说明，老奸巨滑的慈禧太后毕竟不同于一时冲动的愚昧者，她预先留有后路，采取了两手并用的观望之策。五月二十九日，即宣战仅4天后，她就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并派兵保护。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下令剿杀义和团，令步军统领“严拿滋事拳匪交刑部正法，并将城内坛棚尽行拆毁”，急调李鸿章进京议和，又调袁世凯带兵镇压义和团团民。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八月十四日，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统统推给义和团，责令各省“严刑查办，务净根诛”。到了西安之后，慈禧太后日日拜佛，乞求和局早成。十一月一日，八国联军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当慈禧太后得知并未把她列为祸首惩办，仍可安享荣华富贵时，竟感激涕零，以至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自责之诏”，无耻献媚曰“今兹和议，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保证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完全沦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慈禧太后对外妥协投降，对内严酷统治，致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病死，时年74岁，结束了祸国殃民的罪恶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