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以后，曾主持开展过一次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这次辩论的目的是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当时面临着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持怀疑态度的不少。连唐太宗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对于“致治”缺乏信心。唯独魏征满怀信心地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是很有见地的。大臣封德彝等却大不以为然，引证历史，说什么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他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厉声指责：“魏征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魏征也不客气，他援古引今，考之史籍，反复说明乱后致太平的事例多得很。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作出了“大治”天下的决策。
天下怎样才能“大治”呢？唐太宗和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所谓“静者，为化之本”，这就是“安人理国”的根本方针。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这时，北方突厥扬言以“将兵百万”相威胁，颉利可汗侵犯至渭水之北。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坚决实行“安人理国”的方针，他挺身而出，订立了“便桥之盟”，突厥撤退回去。事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因为“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这说明，唐太宗所谓“安静”，最初主要是指不进行对外战争，使百姓减少兵役的负担。
任何施政方针都是不断完善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唐太宗所谓“安静”又包括了新的内容。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和群臣商议“止盗”对策，提出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同年同月，唐太宗强调指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远见卓识。贞观元年，唐太宗重申“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以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和静为农本的经济思想为其基础的。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唐太宗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百姓的存亡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有一句名言：“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是君主的安危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同时，唐太宗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必须在经济上十分重视农业这个根本问题。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唐太宗的农本论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统治者征役要不违农时。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不违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贞观二年，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说：“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贞观三年四月，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迩休息，得相存养。”贞观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从这些话里，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
唐太宗不仅规定了以“静”为特征的施政方针，而且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具体地说，他的重农政策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一）推行均田，奖励垦荒
要使百姓“安静”，首先要有田可种。经历隋末丧乱，州县萧条，人口稀少，大量空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实行均田制的前提。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这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垄断。但是，武德七、八、九年间，皇室内争激烈，均田令并未认真贯彻。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切实地推行。但是，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所谓“均天下之田”是不可能彻底实行的。诚如元代马端临所说：“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较少的地区即“狭乡”，农民群众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亩。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村落侧，向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对于受田不足的情况，唐太宗深感忧虑。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唐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地区即“宽乡”，以便给足田数。贞观元年，关内旱灾，粮食歉收，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贞观二年，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劝勉”。所谓“客口”，就是迁居客地附籍的客户。其中有灾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农，他们迁居的地方主要是宽乡。贞观十一年，新颁布的《唐律》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据后来编纂的《唐律疏议》卷十三解释：“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如果“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的，可以免除赋役负担：“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之类。”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处分。这些措施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统治者鼓励农民移居宽乡垦荒的意愿。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巡视灵口后，“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以上证明，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
（二）租庸调法与“轻徭薄赋”
唐初赋役称为租庸调法，它初定于武德二年二月，修订于武德七年四月，受田户每年纳粟二石，叫做租。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用绢代役，一天折绢三尺，二十天共计六丈，叫做庸。纳绢二丈，另加丝绵三两；或者纳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做调。由于经受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唐初比隋代放宽了直接生产者徭役折色的年龄，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唐太宗即位以后，基本上照章办理，对租庸调法没有作过重大的更改或调整。
实际上，唐初的减免租赋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国家仓库犹虚”，没有丰裕的物质条件。因此，“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隋亡的全过程：“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结果是“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鉴于此，唐太宗十分强调去奢省费，躬行节俭。例如，贞观元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一想到历史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贞观四年，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敝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既然农民群众减少了“劳弊之事”的负担，也就意味着他们用于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多，势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至于限制役使民工，唐太宗还运用《唐律》，从刑法上加以约束。《唐律疏议》卷十六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唐律》对违令者予以刑事处分，显然意在防止滥用人力。
（三）劝课农桑，不守农时
为了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特地颁布《藉田诏》，预作准备。施行之日，盛况空前。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天子亲耕藉田的古代仪式，自东晋以后。唐太宗鉴于前代不重农事的教训，采取“躬御耒耜”的举措，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含义与作用。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跟诸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颇为生动。首先，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他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一个帝王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这正是唐太宗的开明之处。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到州县时，“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当然，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唐太宗从农本思想出发，十分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例如，贞观五年，曾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择用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唐太宗宁愿屈礼而贵农，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皇太子的冠礼是国之大事，唐太宗不顾阴阳家的说教，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足见他对不违农时的重视。再如，唐太宗喜欢狩猎活动，以示不忘武备。为了不妨碍农时，尽量选择农闲时间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有过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十一、十二月。
唐太宗还运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唐律》有《非法兴造》条文，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疏议》解释：“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这里，所谓“非时兴造”，就是农忙时动工，违反农时，故被视为“非法”，体现了唐太宗“不夺农时”的与民休息思想。
（四）兴修水利
水利是发展农业的根本。唐太宗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特别是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绝，治水更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例如，贞观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涨，淹没600余家。唐太宗下诏自责，说：“暴雨成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朕甚惧焉。”同年九月，黄河泛滥，毁坏很多地方，唐太宗亲自到白司马坂巡视，足见他对水利设施的关注。
为了有效地治水，唐初对治水的专门机构加以整顿。据《唐六典》卷七载，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职责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京师设有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此外，还制订出水利与水运的专门立法，即所谓《水部式》，以刑律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唐太宗执法较严，凡是违反《水部式》规定的失职官员，务必惩处。如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负责水运粮食至辽东，事先没有视察河道，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因河道“浅塞不能进”。次年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的刑律，被“械送洛阳”，遭到“除名”的处分。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各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例如，贞观十八年，杨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因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乃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又如，沧州刺史薛大鼎，针对州内无棣河淤塞、不便通航与灌溉的情况，上疏建议开河。经批准后，在百姓的辛勤劳动下，终于疏通了。百姓为之作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接着，他又疏通了长芦河、漳河及衡河，使地势低凹的沧州免除了“夏潦”的威胁，“境内无复水害”。总之，贞观一代，约兴修了二十余处的水利工程。
除上述措施以外，应当提及的还有：设置义仓，救灾备荒。以藏粮备荒为宗旨的仓储制度，古已有之。隋文帝开皇年间尤盛。唐承隋朝，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新的改进，使仓储制度更加完备；增殖人口。隋末战乱，人口疾减。武德年间仅有200余万户，不及隋朝最多时的户数1/4.唐太宗即位后，十分关心户藉的变动情况。因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而当时人口稀少则是不利的条件。所以，贞观时期采取了以下两个措施。一是赎回外流到突厥的人口；一是奖励婚嫁，生育人口。唐太宗采取的一些措施，使人口迅速增长。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虽然还不到隋朝最多时户数的一半，但比武德年间增了180万户；再就是释放宫女。这项措施跟奖励婚嫁、增殖人口的指导思想相联系。据记载，唐太宗即位后，曾两次释放过宫女：一次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因整顿宫殿，放还宫女3000余人。另一次是在贞观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伦等于掖庭西门释放宫女。前后两次释放的总数，如唐太宗本人所说：“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
唐太宗推行的这一系列重农政策，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慢慢地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景况。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至贞观三、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如魏征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状况。贞观六、七年是关键的年份。这两年，风顺雨调，连续丰稔。广大的山东地区改变了昔日残破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接着，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粮价从斗米一匹绢，跌至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斗米两、三钱，说明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
上述措施，以往的封建王朝也有执行的，为什么唐初收效尤其显著呢？关键的原因是唐太宗能够以隋亡于扰民废业为鉴，警惕自己务必“抚民以静”。他曾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他决心不做殷纣之类“苦民之君”，而要做“治民之主”。由于唐太宗能切实推行重农政策，因而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