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文
张爱玲对她的弟弟张子静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张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但她无需刻意哗众取宠——她写的文字,她穿的衣裳,她爱的人,因为才气性情使然,总是与人不同,如一方红砖镶在老房子灰扑扑的墙壁正中,想不注意都不行。
但“特别”也非人人所为的,一个骨子里平凡的人,想要做出些不平凡的事,其实很难。因为有许多超越不了的限制。
比方一个女人想要穿得特别些,可是她不一定会去做套“前清式样的绣花袄裤”或者“无领无袖,大红底上蓝白大花的布旗袍”,甚至再配上一双从“静安寺庙会”买的鞋头连鞋帮绣有双凤的缎子鞋。她绞尽脑汁以为自己特别了,出门一看却是流了他人窠臼,不能像张一般惊世骇俗。并且,就算你想法特别了,也还得有勇气穿出门去,像张一样,穿着前清的袄裤直走到朋友哥哥的婚宴上贺喜去。
一个女人想要爱得特别些,那么也可以不按常理,不爱正人君子而只爱地痞或流氓,但,也得对方爱你才成呀。别以为地痞流氓你爱他就是施恩于他了,才不呢,那些混黑社会的男人身边哪个不是死心塌地的美女?退一步吧,就算你有些姿色,对方与你有情,你真能爱他爱到平等无忌吗?不吃他的不喝他的任由他来来去去,甚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
世俗情理之外的男人,除非演港片,亦非那么好爱。
张爱的男人,有“文化汉奸”之称的胡兰成,先不论好坏,实在也非世间多有之人。他与张连理一场,是张的不幸也是幸——这幸不止是从张“人生要做点特别的事”的角度,更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再想不出,张在那个时代,倘若胡兰成没有出现,她能与谁好呢?此人一定是才情充沛的,有才情的男人才能欣赏她,懂她,才能与她在房内灯下脸挨着脸说话,谈论红楼金瓶梅,整夜“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此人要是聪明的,许多男人有才可是不聪明,就像没上漆的素板,缺少光泽度;这人还要有些小伎小坏,爱得若疏若离,太正太一往情深的男人缺乏了些趣味,做丈夫可以,但不会在女人的梦里来回。
这人……唉,这人也许就只能是张命里的胡兰成。
张在女人中是透的,胡在男人里亦是透的,两人彼此相透。他的政治称谓于张没有意义,两人在一起时,他只是胡兰成。是懂她懂到骨头里的男人。他们的情其实超越了男女之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
因此胡兰成说,两人本少想到结婚,只是他的妻子与他离异,两人才订了婚书。张的密友炎樱为媒证。是年,胡三十八岁,张二十三。
两人终究情份已尽,天各一方。
应当说是胡负了张,或者说,张后来想要的,胡给不了。他对她恪守不了男女之盟,但张对于胡,份量还是重的,同那些小周之类的女人不可同语。胡兰成自己说,天下人要像我这样欢喜她,我亦没有见过。谁与她晤面说话我都当它是件大事。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这亦不能不算是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只有我要惊动,要闻鸡起舞。
张爱的这个男人,就算是很不简陋了。你看过他的《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便知,他的才情也是淋漓放达的。从这点上说,张的爱情如她写字穿衣,同样是“做了件特别的事”。
《非烟传》里因与人私通被拷打至死的女子,惟云“生得相亲,死得无恨”,张说,当然是这样的,而且只可以是这样的。这也说明了张对爱的态度:委屈然而亮烈。
与胡爱这一回,张亦无恨吧?纵然婚书上的“现世安稳”没有实现,但她与胡有过披沙沥金的那一场,比起许多终其身默默无闻的女人是有幸了。
做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谁不想飞扬跋扈地活这一世?可是资质高下,因缘深浅,不是谁想飞扬便能飞扬起来,总有些牵绊的东西往下拽你,包括你自身不够通透的重量。而张,她不管不顾地飞起来了,穿着宽袍大袖的绣花袄裤,倪视傲行,飞过桐花万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