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垢面，间关万里，来自北方的快马每天都向南京城里的洪武皇帝报告前方的战况。大明王朝开张营业，统一全国的战争还在向前继续推进。捷报，又是捷报。千里之外的军情，等传到朱元璋耳朵里，就算是十万火急也成了一场毛毛雨，更何况打的还是胜仗，那就更不用上心了。
三军用命，这时候的北伐军按照既定的战略方针而行，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元军不逃即降。就在这时，元军内部也陷入严重的权力内讧，斗争不断升级，政局反复和军权轮换，可谓内外交困。
北伐之战于朱元璋来说，一切来得过于轻松，远没有鄱阳湖大战的激烈程度。他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以极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收获，轻轻松松地就将整个中国北方纳入自己的势力版图。
元朝虽然是被明朝取代，却并非亡于朱元璋之手，而是先乱于刘福通等农民起义军，后亡于自己内部的腐败和纷争，最后干脆放弃了对汉人的统治，退回大草原。朱元璋不过是因缘际会，在南方的同根相煎中获得胜利，又在北方的同室操戈中捡了个大便宜而已。
胜利的消息来得过于突然，也过于简单，朱元璋甚至有点感激元顺帝的不战而逃。
洪武二年三月，冻土渐苏，明军横渡黄河，一举攻克西安，平定陕西。
洪武三年四月，春风不度玉门，徐达率领的军队却大破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甘肃定西县北，擒获其王、公、平章等官员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缴获战马五千余匹。扩廓帖木儿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数人北遁和林（今属蒙古国）。不久，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死于开平以北的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在位三十六年。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即位。
五月十六日，正值江南的梅雨季节，左副将军李文忠自开平开赴应昌，俘获诸王、后妃及官属数百人，兵民数万人，继位不久的爱猷识理答腊继续向北逃去。明军顺势平定沙漠，并诏告天下。
十一月初七，霜降过后，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赴龙江出迎慰劳。龙江这个地方对朱元璋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年就在这里，朱元璋率领徐达等人与陈友谅的军队展开惊天一战。往事并不如烟，可如今天下格局早已天翻地覆，一切犹如一场梦境。朱元璋在郊庙举行仪式，内心也是感慨不已。他把北伐得胜、扫平沙漠的消息祭告天地，同时下令大都督府、兵部逐一登录各位将领的功绩，准备论功行赏。
洪武三年十一月的流水账中，论功行赏所占的篇幅虽然不是很大的一部分，但有几项任免还是非常重要的，若加以揣摩，可以从中看出朱元璋在洪武年间这场权力游戏中的基本套路。
十一月十一日，朱元璋登上奉天殿，大封功臣，并发表了那篇蛊惑人心的即位宣言：“今日成此大业，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来，诸将从朕，披坚执锐以征讨四方，战胜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成就帝王霸业，全赖天地神明的眷顾和护佑，非人力所为。诸位文臣武将跟着他征讨四方，他当然不会忘了他们的功劳。
十一月十三日，朱元璋又一次大宴功臣。等到酒酣宴罢，心情颇不宁静的他再度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讲话：“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机，不敢有丝毫安逸。卿等现在都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也不可忘掉艰难之时。”在这句话里，朱元璋又一次强调了“创业难，守业更难”的古老真理。这天下是我们一起浴血奋战打下来的，一路艰难。如今天下大局已定，可我这个皇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也希望你们能够和我一样时时警醒，居安思危。
朱元璋的这番讲话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创，而是从历史上的另一位极具争议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那里得到的灵感。当年身为秦王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从父兄手中血腥夺权。非常规手段夺权却成就了一代明君圣主，历史的拐弯处总有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时间轮回。李世民经常与他的那些官员们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间的关系，有一次，他问手下那些大臣：“帝王之业，是打天下难，还是守天下难？”谋臣房玄龄回答说，打天下难，而魏征则认为守天下更难。
李世民对二人的说法各自做了分析，他说，出生入死打天下的人，会认为创业难；而攻坚克难守天下的人，就要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有骄奢淫逸的享乐思想，不然就有可能走到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朱元璋的经历与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多少可比性，后者生于王侯世家，而前者则由一介贫民经过生死考验跃登九五至尊。大字不识几个的朱元璋通过向身边的儒士请教，加上自己还算勤勉的学习态度，对于儒家治国之道，他虽然不能说有多么精通，但是其中的规律还是懂得一些的。
第二天，徐达率诸将领前往谢恩，朱元璋于华盖殿赐坐慰劳。最高领袖的关怀，有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在这次君臣会面中，朱元璋对这帮南征北讨的将领们说：“我朱元璋能够成就今日之统一大业，都是你们各位将领的功劳。”
这样的话让徐达听来既感到无限的满足，又从心底生出千丝万缕的惊悸。徐达赶忙起身跪地叩头，说道：“臣等起自田野，风云际会，追随上位左右。每次征战，都是奉了上位的成算，用兵次第，如以掌运指，待战事胜利结束，竟至不差毫分。这是天赐上位的圣智，非臣等所及。”
古代中国人对于“国”的定义，并非现代意义的政府机构，而是一个心理上的共同体。功臣与皇帝共同创业之时地位并没有多少悬殊，尤其在整个创业过程中，像朱元璋这样的成功者为了能够得到追随者的忠诚和勇力，往往会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使那些追随者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尊严。
那时候的朱元璋和功臣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君臣之间的等级，更像是一种信任与平等的朋友关系。《礼记》对“圣人”的定义很简单，那就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按照民间的演义，朱元璋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结义兄弟，是义父义子的关系，有意无意中确定了小家、大家、国家之间环环相扣的权力秩序，举伦理的“纲”，张国家的“目”。
新朝初立，权力的分配大多是一种分享性而较少恩赐性色彩。大家都起于贫贱，有的功臣还与朱元璋自小相识，一起成长，相互熟悉了解，与朱元璋之间很难产生臣下对君主所应具有的神圣感。这种情形，自然会让他不自主地觉得那些功臣的权位离皇权太近了。
每个最高统治者都需要一个政治空白区，很多时候，人的权力欲越强，猜忌心越重，所需要的政治空白区域也就随之扩张。一个无品级的下人，只要被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就可以使历史的杠杆彻底倾斜，更不用说那些朝中大员。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这句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当年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在帮人打工时与他身边的工友约誓：“苟富贵，勿相忘。”可是在他称王之后，昔日的工友们去看望他，说起当年大家在一起穷混时的往事，陈涉心里就接受不了了，转脸就将那些昔日老友全部杀掉。
朱元璋由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状态，由于过分清醒而显得阴冷有余，光明不足。三年的流浪生活摧毁了他做人的道德底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他所奉行的生命哲学。在个人奋斗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朱元璋始终不会忘记自己一路走来的艰难。
朱元璋的防范心极重，他要求别人也要和自己保持同一步调，哪怕是一言一行。但那些追随他艰难创业、最终得到富贵的功臣们，能始终与他保持同一节拍吗？这也正是他的顾虑所在。他在北伐的那道檄文中明确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的口号。也就是要赶走中原地区的蒙古贵族，恢复中华，恢复以汉人为主体的没有民族压迫的统治。
在坐上金銮殿之前，朱元璋已经将自己的国号定为“明”。何以为明，自然有他的考虑。国号是诠释一个开国者思想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他朱元璋的天下在史册中又该有着怎样一个区别于其他王朝的符号。他仔细想过，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国号，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有的标明地望、徽号，当然，有的国号也寄托了开国者的某种政治理想。
大明的“明”来源于明教的“明”，既是天下民众都在盼望的一个光明世界，更寄托着朱元璋内心高远的治国理想。明教源自波斯，本名摩尼教，在唐朝武则天时期传入中土。当时的波斯人拂多诞带着明教的“三宗经”来到中原，中国人才慢慢开始研习此教经典。到了唐武宗会昌三年，朝廷下令屠杀明教徒，明教势力逐渐走向衰落。自此之后，明教便成为犯禁的秘密教会，历朝均受官府镇压与摧残。
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明教转入地下发展。教众行事诡秘，因此摩尼教的“摩”字也被人改为“魔”字，世人称之为魔教。
朱元璋加入的第一支队伍是红巾军，当时刘福通等人以白莲教的名义，将民众组织起来，对抗蒙元政权的统治。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元，所以又称“光明教”。首领韩山童自称“明王”（其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
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大多数农民投军都是奔着能有一条活路可走。韩林儿被刘福通拥立，号称是宋徽宗的八世孙，他们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口号。
在蒙元统治时期，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根源是蒙古贵族的压制，只有推翻蒙元政权才能迎来一个光明世界。“日月重开大宋天”，大宋的天下是以汉人为主体或者说汉人和各个民族平等生活的天下。像朱元璋这样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农民投入军中，是为了有饱饭可吃，有活路可走。对于朱元璋等人来说，生存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严重的阶级压迫，我们生来贫穷，既受官府的欺诈，又受富民的欺诈；二是民族的压迫，汉人是下等人，无法与蒙古人、色目人平起平坐。
小明王宣扬的是“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将会给天下人带来幸福生活。红巾军要实现夺权，小明王就是最好的一面旗帜。既然明王出世可以带来光明，那么就要在现实里找到一个明王带领大家推翻黑暗的现实，这是红巾军所信奉的宗教，也是红巾军所提出的政治理念。
如果说朱元璋的“大明”与明教、小明王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他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帝国是天下黎民的光明之都。至正十五年，红巾军迎立韩林儿为“大宋皇帝”，使用“龙凤”年号。而朱元璋为了扩大自己在红巾军中的影响力，也打着小明王的旗号。所以他与小明王，与明教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明王是一块闪闪发亮的金字招牌，刚开始创业，朱元璋需要加入红巾军这样的全国连锁店。每年的正月初一，他都会在军帐中专门设立一个座位——御座。虽然韩林儿从没到过场，但那个座位永远是属于他的，朱元璋会领着文武官员向着那个虚幻的位置行叩拜之礼。
并不是所有人都奉行这样一套把戏，刘基就没太拿小明王韩林儿当回事，甚至经常在私下里称呼韩林儿为“牧竖耳”。就是在人前也毫不避讳自己的观点，他说，韩林儿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根本不具备天命神授的气象，也不具备号令群雄的实力，凭什么让他拜这样一个人？
奇怪的是朱元璋从不干预刘基等人的想法，他拜他的，别人说别人的，各行其是。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位置的不同决定了态度的不同。在很长时间里，朱元璋都打着韩林儿的旗号在这个纷乱的世道里折腾。这样做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红巾军，又可以在关键时刻把他推出来做挡箭牌。
朱元璋在他所草拟的那篇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说，元朝末年有很多人“酷信弥勒之真有”，误中妖术，“聚为烧香之党”，大家纷纷起兵，“焚烧城郭，杀戮士夫，无端万状”。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干着祸害百姓的不法之事。这种无序状态下祸害民众的怪力乱神只会给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不可能迎来一个真正的光明世界。如果说这样一个“明”是小明王的明，是摩尼教的明，那么老百姓肯定是不会接受的，儒家也难以接受。
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儒家知识分子的全方位改造，与依托白莲社的红巾军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的方向大步前进。自从小明王韩林儿沉江，朱元璋就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号召的红巾军完全脱离。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再需要别人的金字招牌，他自己已经成长为最大的品牌。
在这里，一切符号都不是上天赋予的，而是人造的。朱元璋必须要用这个“明”，他不能抛弃那些为了追求光明世界而追随自己的广大部众，他不能让那些人失望。那些追随者大多是红巾军的将领和战士。为了迎接明王出世，他们才在这条生死沉浮的路上颠沛流离，如果他现在抛弃这个“明”字，也就等于让很多人放弃了他们最初的信仰。
朱元璋要彻底改变信奉明教的红巾军部众无组织、无纪律的生存状态，要以“仁义”行天下，得天下。他身边不乏饱学之士，比如李善长、冯国用、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他们都是儒家学说的传承者，之所以会接受“明”字来做国号，是因为他们赋予了“明”字一个新的含义。
明是什么？明就是日月同辉，中国古代有日月崇拜，中国历朝历代的京都之地都设有日坛、月坛，要祭祀朝日、祭祀夕月。中国的皇帝说自己做皇帝是奉天承运，他的皇权是神授的，因此要敬日敬月，日月相合就是明。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当中，阴阳五行观念居于主导地位，按照阴阳五行之说，南方为火，北方为水，南方属火，火神为祝融，北方属水，水神为玄冥。每个皇朝都占有五行中的一种德运，哪一种德运兴盛，哪个皇朝就会兴起。元朝起自北方为水德，明朝起自南方为火德，水火相克，明朝取代了元朝，就是火克了水。
民间社会所流传的朱元璋出生以及在寺院里做和尚时的那些传说和征兆，其实都是在宣传朱元璋占有了火德。比如《皇朝本纪》里记载：“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满室，每一岁间，家内必数次夜惊，疑有火，急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也，无他火。”
《明太祖实录》记载：“上生，红光满室……自后数夜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散，至则无有，人或异之。”也就是说，朱元璋降临人间的时候，红光满室像着了一场大火。后来他到寺庙里当和尚，也经常出现一片火光，走近一看原来是他在里面读书。后人将这些东西大肆渲染，说他是因为得了火德，才得了天下。日月为明，南方为火，这些人将此说法和儒家所信奉的天命观和中国自古以来的阴阳五行观联系起来，“明”就有了新的概念。
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物用，皆归于王所有。为了神化朱元璋，那些造神者们还将他的姓氏和远古时代的火神联系起来。火神祝融是颛顼之子，是帝喾的火正（掌管火的官），因为立了大功，就以祝融作为姓氏。据说朱姓是祝融的后人，朱是赤色，是火的颜色。于是将都城南京说成祝融氏的故地，很自然地把朱元璋的皇权天授与古老的传说联系在一起。
“明”作为国号不仅被那些参加起义军的人所接受，也被后来加入大明政权的儒家知识分子和广大臣民所接受。“明”这时候成了一面精神旗帜，在纷乱的世道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韩林儿之所以被称为小明王，也是为了宣扬他就是明王出世，来这个世界是为了给普罗大众带来光明。
朱元璋不仅要保留住这个“明”字，更重要的是占住明王这个位置，他要向天下人表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明王，是这个光明世界的王，是大明王朝的王。既然自己是明王出世，那么天下就不会再有第二个明王。既然韩林儿是小明王，那么他朱元璋就是大明王。
朱元璋投军只是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所有的信仰都是建立在一顿饱饭的基础上。等到他掌兵后顺应大势才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救生民于水火”的口号。
起于社会最底层，知道老百姓活得有多艰难，知道社会的弊病究竟藏于哪里。朱元璋希望自己能够建立一个清明之国，以实现明王给大家带来光明世界的预言。他用一个“明”字表明了自己的治国理想：他要做一个真正的明王，为天下苍生创造一个幸福安康的光明世界。
定国号并没费多少周折，但是在定都一事上朱元璋却表现得犹豫不决。1364年是他政治生涯最为关键的一年，在那一年，他在应天登吴王位。既然一方为王，自然就要有王的荣耀与气象。于是他开始在南京改筑应天城，同时建造太庙、天地坛、社稷坛等登王者与天地沟通的现实平台，并在旧城东北钟山之阳建造一座新的王宫。
王宫原先是应天府的府衙，府衙已经算是全城最像样的建筑，但将来作为一个王朝的宫城，还是显得不够档次。从攻占集庆到考虑定都，在这期间，南京城内外陆陆续续搞了很多城池建筑，尤其是以1367年九月完工的新吴王宫即后来的明故宫为主体，已经具备都城的雏形。由于当时战局吃紧，张士诚还在死死地咬住他，而蒙元军队也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城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做到大干快上。
随着登基之日的临近，朱元璋与他的智囊团才开始筹谋定都一事。经过一番论证，谋臣们拿出了四套方案：在自己的家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中都；将开封设为北京；在长安建都；或者直接定都南京。
洪武二年八月，朱元璋召集身边的那些开国大臣们，谋划建都之事。他在听了大臣们关于在长安、洛阳、汴梁等地建都的意见后，认为“所言皆善，唯时不同耳”。随后他提出：“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
那些开国大臣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淮右的凤阳、定远乡下，他们早就想衣锦还乡，听朱元璋这么一说，“皆称善”。就算他们不是来自淮右，也会支持朱元璋的这一决定，因为“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有性格耿直的浙东人刘基直接对定都凤阳表示反对，他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
朱元璋心意已决，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淮右官员的呼应，刘基的反对也就淹没无声。一个月后，朱元璋诏以临濠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后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意，改临濠府为中立府，又因中都宫阙建在凤凰山之阳，故改作凤阳。
既然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建都，有着浓烈的家乡情怀的朱元璋自然格外地用心用力。明中都的布局，严格遵循传统的对称原则，着重突出的是中轴线上宫阙的建筑布局。朱元璋要举全国之力在自己的家乡建设大明王朝的中都，各个殿堂都要奢侈华丽，所有的石构件都要精致奇巧。他不仅“令天下名材至斯”，还遣使到尚未归入图籍的附属国“求大木”。为了使建筑坚固，不仅用桐油、石灰、糯米做浆砌砖，关键部位甚至熔灌铁水。曾经有专家做过比较，在明初三都之中，最奢华的应该是凤阳的明中都。
以石雕为例，南京明故宫午门石须弥座上只有少量的纹饰，其余部分都没有雕饰；北京故宫午门只有门洞南北两端有少量的雕饰。石雕的精细和华丽程度，远远比不上中都午门石雕。从石雕题材上来看，北京宫殿的题材主要是以龙凤为主，不像中都石雕那样丰富多彩。中都宫殿石础大概达到了二点七米见方，可以清晰地看到浮雕，浮雕以精美的蟠龙为主。而北京故宫太和殿的石础仅为一点六米见方，没有任何雕饰。
洪武八年，眼看着中都建设竣工在即，一心盼着早日迁都的朱元璋亲临凤阳验收。在参观完这座美轮美奂的新都之后，他毫无征兆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废弃中都！皇帝是不是疯了，一时之间，流言汹汹。有人说，朱元璋在验收过程中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因为工头拖欠工钱，惹得施工的匠人们心怀怨恨，实施了“厌胜法”。也就是在宫殿的一些关键部位，埋下了一些咒符、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据说这样将给居住者带来厄运。朱元璋要把修造宫殿的几千名工匠全部杀掉（明史说他“尽杀之”），工部尚书薜祥冒死进言，说只有木匠才能下镇物，铁匠和石匠没有责任，“活者千数”。经这么一折腾，朱元璋不可能再在凤阳建都了。
其实在两难中徘徊的朱元璋一度想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想要模仿周朝与汉代营建两京，实现“春秋往来巡狩”的复古愿望。最终因为开封当时民生凋敝，恐劳民伤财会生变故，况且又有元末修黄河导致农民大起义这个前车之鉴，朱元璋只好无奈地选择放弃。
对于每一个有帝王梦想的人来说，长安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这里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多的城市，尤其那几个老牌帝国。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王朝选择在这里建都，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明显地比南方少数民族要好斗，具有更强悍的侵略性，他们常常不安分地从游牧区南下侵扰到农耕区，这就给农耕区的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痛苦。相对而言，建都北方势必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重点投在北方，这样可以迅速地就近调集军事力量来应对。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事业的接班人太子朱标在考察未来迁都之地长安以后突然病逝，使得朱明王朝迁都长安之事不了了之。
应天（南京）是朱元璋不得已才选择的地方，曾经是他创业阶段的根据地。“应天”一词，最早出现在伏羲时期的《简易〈道德经〉》里。它的意思是响应天，人心虔诚不违天。从攻占集庆到建立大明帝国，朱元璋已经在应天前前后后待了十二个年头。应天府是他打天下的中心根据地和大本营，同时这块热土也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他足够伟大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元璋对应天还是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
他之所以没有坚定地选择在南京建都也是出于战略上考虑，南京从地理位置上看偏于江左，离中原非常之遥远，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难以对中原和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再加上有人在他面前嘀咕了一句，南京之地“六朝国祚不永”。也就是说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魔鬼般的咒语一直缠绕着他，令他迟迟不愿下决心在南京定都。就算是在这里当了将近三十年的皇帝，他还是不甘心将自己的朱家王朝永久地置于此处。
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着个人的诸般无奈，也有着时代的背景。宋元时中国经济中心和重心已经南移，当时“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也就是说，南京是当时东南与南方各省经济的枢纽，是全国经济的中心，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为背景，南京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就绝不会有物质经济之忧，这是定都北方所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
除了经济，宋元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也已经转移到南方来。元代时很多著名的文人画家、戏曲家、艺术家等，大多出自南京及其江南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大明刚刚开国，百废待举，如果要放弃南京折腾到别处建都，无疑要耗费很多的物力、财力，这对刚刚建立的大明帝国不啻一项沉重的负担，尤其是要舍弃这些现成的建设到别的地方建都，对于节俭的朱元璋来说，他的内心是无法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