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夜无眠，从筹备登基典礼前一个月，朱元璋就没有睡过一个踏实的安稳觉。白天忙不完的事，晚上想不完的事。一切似乎尘埃落定，一切又似乎蠢蠢欲动。来自内心的不安时时敲打着他，似乎在悄然酝酿着未知的风险。九死一生为老朱家得来九州山河这样大一笔家产，不知道有多少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羡慕嫉妒恨。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非正常死亡比率也是最高的。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也较普通人高出许多。
正月初三退朝后，朱元璋在与相国徐达等武将们交流时说：“你们为百姓着想既然拥戴了我，可你们知道立国之初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吗？是正纲纪。元朝的昏乱，就在于纪纲不立，以致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涣散，天下大乱。你们既然辅佐于我，就应该以元朝的失误为镜子，同心协力，以成功业。”
见大臣们默然无语装哑巴，朱元璋只好接着道：“礼法，就是国家的纪纲。礼法立，人心定，上下安。立国之初，最先着意的就是这件事。”也就是说，虽然大家是共过生死的朋友兄弟，没个上下尊卑，从今以后要君臣分明，讲究个等级名分。
随后，朱元璋又说起礼法、仁义、恭敬在治国安民当中的重要作用。白乐天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可见人心固然难测，而最难辨的是野心家们的真面目。仁义是个好东西，也是一个好的招牌。可那些表面上的礼义廉耻，又有多少是靠得住的？
在朱元璋看来，徐达、李善长、刘基、胡惟庸，在朝的这些公侯员外，哪一个不是人尖尖，用礼义纲常那一套，能唬住庸人可唬不住他们，可他还是要说。当他听说有功臣家的僮仆干下逾礼越法的勾当，便将大臣们召至面前训话，以敲打他们麻木的神经。他说：“尔等所畜家僮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的，此不可不留意。小人无忌惮，必须及早惩治，就像治病去根。若是隐忍姑息，必将受害。”
天下人岂尽是庸碌的，英雄豪杰也不止他面前晃悠的这些功臣们。朱元璋要求大臣们以礼法治人，更要以礼法律己，不能有半分动摇的心思。这江山得来不易，我们要将大明王朝打造得如同铁桶般牢固。朱元璋又引用《三国志》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诸葛恪的父亲诸葛子瑜面部较长，孙权同诸葛恪开玩笑，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写了“诸葛子瑜”四个字。诸葛恪反应快捷，题笔添了两个字，成为“诸葛子瑜之驴”，于是大家哈哈一笑了事。
笑话归笑话，越可笑的笑话在这时候说出来越让人笑不出来。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没有半分笑色，而是借题发挥道：“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敬是礼之本。故礼立而上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孙权以一国之君而轻易与臣下戏耍，且有损于臣子的父亲，就失了君臣之道。诸葛恪虽然有才辩，但不能以正自处，招辱于父，失孝敬之心。君臣父子之道都有亏。所以君臣之间一言一动都不可不谨慎。”
心细之人，做事讲究的是滴水不漏。朱元璋在这里用君臣之间的庄重、严肃与敬畏，代替轻忽、戏谑与怠慢。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给那些一起渡江尤其是一起种过田、放过牛的功臣们一个严肃的正告。谁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都会遭到严酷的惩罚。
南征北战二十年，知道越是安稳的时候越容易出事。朱元璋虽然在此之前并没有当皇帝的经验，但他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帝王心结。高高在上，却又如履薄冰，如坐刀尖。其中有阴鸷的目光和翻云覆雨的手段，而皇权背后更是散发着让人难以捉摸的血腥味。
世界上有好些道理看起来一说就懂，一点就通，但要真正地将其把玩于股掌之间往往需要时间的历练。朱元璋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他恨不得自己是天神下凡，三头六臂，能够将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正月初五，也就是朱元璋即位的第二天，他在与身边的官员交流治国之道时说：“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这句话是告诉身边的人创业不容易，守业会更加艰难，自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这个皇帝是小农出身，熟悉民间社会所奉行的那一套丛林法则。譬如乡里一个大户，田地广一些，房宅大一些，衣着光鲜些，便有多少人嫉恨他，想要算计他，设局来诈他，将他的田产房屋女人全抢了来。
正月初六，朱元璋在奉天殿大宴群臣，又说起自己当了皇帝以后内心的感受。他说：“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这本无可厚非，当权者总是会宣传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解救陷于痛苦和灾难而不能自救的人们，从而让自己的人生奋斗变得崇高起来。尽管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可造神运动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未停息。安定天下，首先是要让百姓温饱。想当初他朱元璋如果能吃上一口饱饭，也绝不会起来造反。
或许是看到朱元璋这个新皇如此忧虑难安，御史中丞刘基就劝他放轻松，争取做到无为而治。刘基说：“过去天下未定，皇上焦虑难安可以理解，如今四海一家，你应该少些忧虑。”少些忧虑，这天下不是你刘家的，你才会说出这般轻飘飘的话语。当皇帝这样大的美差，多一些焦虑又算得了什么？朱元璋不以为然，他忧心忡忡地告诉一路追随他的开国功臣和官员们，他说，自己和整个天下相比，太过渺小了。一个人走路还有可能会摔跤，饮食生活不当还会引发疾病，何况一身担天下之重。
按说当了皇帝后，朱元璋应该完全放松下来，享受帝王生活。可奇怪的是，他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重到必须时时警醒自己。朱明王朝是他家的天下，居其位就要谋其政，就必须要做到以天下为忧，以国为忧，作为家天下的一家之长，更要以家为忧。唯有如此，这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当然他的这番话除了说给自己听，也是说给那些大臣们听的。
当年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镶满金珠宝玉的镂金床送到他的面前。朱元璋问左右：“此与孟昶七宝尿器何异？”大臣们知道，朱元璋说的是五代十国时，后蜀皇帝孟昶用玉石、翡翠装饰打造了一个价值连城的金尿壶。没过多长时间，这个用金尿壶的皇帝就亡国了。朱元璋当即令人将这价值不菲的玩意儿砸得稀巴烂。有一个侍臣趁机在旁边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这是他败亡的主要原因。”
朱元璋赶紧摇头否决。他说：“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宏俭约，戒奢欲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他质问对方，难道富贵就可以骄奢侈吗？一个人若有这种心思，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制骄奢淫逸，还怕做不好事情，更何况放纵自己。
正月十三，朱元璋再度宴请群臣，又说了一些创业艰难的话。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只在乎眼前得失的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三思而后行。虽然自己已经登上了皇位，但他始终不敢忘记自己是苦孩子出身，更不允许自己产生乐极一时的暴发户心态。时时警醒自己，危险从未离开，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不再陷入危险境地。
中国农民本就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作为最底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在青少年时期所经受的饥寒交迫，让空荡荡的胃里根本无法适应豪奢的饮食。他的节俭不是一个新君刻意表演出来的秀，更不是笼络人心的手段，而是依赖于肉体与精神的本能。如果在历代皇帝中评选最节俭的皇帝，朱元璋定会摘得桂冠。
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等以上收入家庭的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衲单。他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如同一辆车子在险峻的路上往往会走得稳当，平坦的路稍一颠簸就有倾覆的危险，这是人们的心理在作祟，总是在艰难的时候更谨慎，顺利时就容易疏忽大意。守天下就如同车夫驾车，虽然天下太平，也不能忘乎所以，不然就会江山不稳，帝业不牢。
一个人的出身环境、成长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以及他的世界观。出生于世代雇农之家的朱元璋，在人生的旅途中备尝人间艰辛，这一切无疑对朱元璋设计国家制度和制定国家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闭上眼，朱元璋琢磨的全是皇帝的困境，而不是享乐。这天下经常有些灾害，加上官吏盘剥，百姓们吃不上饭，动不动就要起来造反。又有些奸民，弄些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非法组织，聚众烧香，夜聚晓散，时间一久便会生出祸端。
刚刚登上帝位的朱元璋将自己的忧患意识归结为“三畏”。他对文臣宋濂说：做人不能无知无畏，人只有有所“畏”，才不会乱来。我“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他无时无刻都不敢疏忽，生怕自己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天地之道”，违背了老百姓的意愿，触犯了老百姓的利益。
朱元璋从早到晚都抱着警惕自持的心态，在他看来，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无法让普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那么就会失去天下民心，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是一个心思细腻之人，做事讲究尽善尽美，不留后患。自从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常常因为琢磨身边的人和事，寝食难安。马皇后劝他，不要一天到晚瞎琢磨，搞得朝堂上下都紧张兮兮的，让我也跟着你睡不好觉。
可是不琢磨能行吗？这么大的一份家业，朱元璋总是担心哪一天大明王朝也被人颠覆了，这禁城宫殿不是归别人所有便是被一把火烧个干净，子孙妻妾不是被杀个精光就是被掠去为奴做婢。每每念及于此，朱元璋就像是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看着眼前这些王侯公卿，没有一个是吃素的，都是跟着自己刀头舔血过来的。为了不让自己在流逝的时间面前迷失了方向，麻木了神经，忘却了忧患，朱元璋特地让人搜集和编纂有关历史上那些无道昏君的恶劣事迹，供他借鉴，以此来警醒自己。历史上的那些帝王，无论是向善，还是为恶，朱元璋都可以拿他们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至少可以让自己少走一些弯路。
从游民领袖到一代帝王，社会地位的变迁好像并没有给朱元璋带来更多实质性的改变。两种身份似乎有高下之分，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规则体系里生存绵延，异曲同工。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历史上的其他皇帝，他们的思想根源都深植于同一种文化的土壤，他们深信自己的个人意志应有绝对自由的空间，并具有自由伸张的绝对权力。他们确认自己的一切想法、一切行为及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具有绝对的真理性，都代表着上天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