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
中国古典散文的历史源远流长，产生过群星灿烂的散文大家，他们脍炙人口的名篇，至今传诵不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珍品，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史上是非常特出的。我们从先秦时代起，就创立了叙事和议论两大散文体制，影响深远。汉魏之时，哲理文、政论文、史传文，名家卓立。唐宋以后，随着人事交往的频繁，写作范围更为开阔，写景抒情尤为特出，大家迭起，异彩纷陈。到了明清两代，卫道翼教，模拟古人之风甚盛，但也有任性适情小品、经世致用之文起与对垒，显出变化的迹象。
郁达夫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15]里说：“大抵文学流派的起伏变更，总先有不得不变之势隐存着，然后霹雳一声，天下响应，于是文学革命，乃得成功。这革命的伟业，决非一二人之力所造得成，亦决非一二人之力所止得住。照新的说法，文学也同政治和社会一样，是逃不出环境与时代的支配；穷则变，变则通；通而又穷，自然不妨再变。”明清文坛显出不得不变之势的，在散文方面，郁达夫认为是“明之公安竟陵两派，清之袁蒋赵龚各人”；在小说方面，众所周知的是众多的著名的白话小说的兴起。我们不能把它们目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直接源头，但应该承认从这时起我国的散文已有不得不变的趋向。
与中国现代散文更具有密切关系的是晚清的政治文化革新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解体，帝国主义不断入侵，腐败的晚清政府无法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已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濒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举国上下，救亡图存，政治文化革新的呼声高涨，从进步的士大夫分化出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来救亡图存。这种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斗争，反映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是爱国和卖国之争，变革和反变革之争，是新学与旧学之争；反映到散文领域，则是改良主义先驱龚自珍、魏源，早期的改良派王韬、郑观应，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邹容、秋瑾、章士钊等的散文变革的主张和实践，同标榜孔孟程朱“道统”和韩柳欧苏“文统”的桐城派古文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对立斗争中，他们写作了具有革新精神的犀利畅达、条理严密、通俗浅显、形式多样的政论和杂文。虽然他们还没有能力同传统的思想和手法进行彻底的决裂，他们唱出的时代觉醒的歌声中掺和着杂乱的老调，他们想拉车向前，而脚上仍戴着重重镣铐，甚至由“趋时”转向“复古”，但他们改革议论性散文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们开了中国现代政论、杂文的先声。
唐弢在《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16]一文中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他说：
中国自一八四〇年以来，多次战败，多次兴起对外国学习，虽然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比如通过日本学习英美，还是直接向英美学习，走法国革命的道路，还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报刊上有过公开的论争。但主张打开门户，探首域外，向西方寻求真理——包括文学的真理，却成为比较一致的认识。这个渊源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是翻译，开始介绍了大量西方作品，周桂笙、徐念慈、苏曼殊、马君武、伍光建等群起执笔，其中作用最大的是林译小说；另一是出国回来后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游记、随笔、采风录、闻见记、杂事诗等等，雨后春笋，纷纷刊行，内容充实的不下几十种，叙录了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生活方式，在那时的年轻一辈中产生过并不很小的影响。
唐弢在文中列举了张裕钊的《出使四国日记》、薛福成的《出使日记续刻》、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吴汝纶的《东游丛录》、单士厘的《归潜记》、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蒋梦麟的《西潮》等。他们用访问记、游记或杂记个人日常生活的形式来介绍异域风情，开风气之先，以记叙性散文的体式导中国现代散文的先路。
林纾笔译西方小说，其中许多是世界名著，扫荡了我国古典小说中美人名士之局，为下等社会写照，工于叙事抒情，诙诡杂出，妩媚动人，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几乎无不深受教益。严复以古文辞意译欧西政治经济哲学著作，题曰达诣，不云笔译，取便发挥，以“信达雅”为宗；“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议论之精，文笔之美，使学人倾倒赞叹；精警的议论，新鲜的名词，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梁启超以“新民体”散文大力宣传变革维新，一反古文辞代圣贤立言的规范，也摒弃了抒发士大夫闲情逸致的风习，“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为论题，致力于社会改革。其文条理明晰，格式新颖，叙事论理，笔锋常带感情，语言平易畅达，采用口语、谚语、小说家语、俚语，吸收外国语法，句子中的限制词增加，出现繁复长句、倒装句、排比单行杂出的多变句式。这三位近代文化名人的译著，不但开阔人们的视野，而且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散文的形象性、逻辑性和论辩性的力量。可以说，他们对新一代的散文作家影响最大，铺设了近代散文到现代散文的桥梁。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瓜豆集》）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严几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出后，也都陆续收罗；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的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期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些现代作家的亲身说法，证实了中国古典散文和通俗小说的流变，介绍异域社会生活风习的游记、随笔的刊印，外国的社会科学和文艺作品名著的翻译，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的流行，对中国现代散文作家影响相当巨大；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它给中国现代散文的兴起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但中国近代散文的变革是不彻底的，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突破严重禁锢中国传统散文往前发展的思想硬壳和形式硬壳，中国现代散文只能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阵痛中诞生。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新思潮的输入，外国散文的学习和介绍，现代报刊的盛行，这才开辟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新纪元，中国现代散文园地才呈现出一派明媚春光。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大变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把人民淹入黑暗的深渊。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反映群众的不满情绪和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他们从历史的反思中认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缺少一场广泛深刻的“思想革命”，于是从1915年起，发动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深刻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此后十多年，从“思想革命”到“文学革命”，从文化革命到社会政治大革命，从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影响了作家的生活，震撼了他们的心灵，更新了他们的写作形式，这就不能不使他们的散文作品大异于近代散文而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
1915年9月创办的《新青年》月刊（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它所进行的科学和民主的宣传，对封建礼教、封建仁义道德和封建专制政治的激烈批判和否定，震动了中国思想界，“为中国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17]。新文化运动在其开始，所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和伦理思想。这种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许多散文家的基本思想。此外，有些人还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柏格森、尼采、杜威、罗素等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各式各样的，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这些思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思想变革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科学社会主义经过革命先驱者的广泛传播，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逐渐发挥广泛影响。许多新的思潮分别为作家们所接受，一定程度地制约着散文家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思想革命的深入必然引起文学革命的深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论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主张时，分别从内容及形式两方面来立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较多论述文体和语言改革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较多论述文学内容的问题。他们大力宣传“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明确指出随着历史的进化，“活文学”的白话文取代“死文学”的文言文成为文学的正宗，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们还建立了崭新的审美价值观念，认为只有白话文，才能产生“第一流文学”，才能把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尚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表现出来。这些文学革命的主张成为散文家自觉地彻底进行文体革命和语言革命的重要根据。
十余年来的社会政治大革命，广泛地影响了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它提供了散文作家写作的直接的生活源泉。作家们以觉醒的思想和白话的形式来评价和表现社会生活。他们揭露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抨击封建思想的罪恶，他们表现了认识自我和放眼世界的无限欣喜的心情，他们对家庭、友谊、爱情、人生等切身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评估。中国现代散文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东风中，犹如梅柳迎春，显示它们缤纷的色彩。他们以杂感、短评、政论、随笔，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以游记、旅行记、见闻录和记叙抒情散文，抒写他们所看到的自然、社会和人生。他们有的目标明确，决心引导人们走上新路；有的不满现状，追求他们认为的理想的人生；有的呼喊自由，诅咒旧的社会；有的因出路渺茫而无限伤感；有的沉溺在爱与美的幻想之中；有的企图以回归自然来医治人性的缺陷；有的追求生活的情趣求得暂时的解脱。作家在作品中反映不同的生活境遇与思想感情，新散文在思想、题材、样式、语言等方面呈现与旧散文截然不同的风貌，整个散文园地在其开创时期就显得生机勃勃。
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风靡全国的情况下，对于外国散文的学习与介绍是十分热烈的。傅斯年提出白话散文在发端时，不能不有所凭借，可以凭借我国历史上的白话作品，也可以借鉴西洋的新文学，但最主要的须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把“精纯的国语”的快利清白用于作文上。但这还不够，还得凭借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技和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欧化的国语文学。[18]周作人建议学习英语国家最发达的美文，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用自己的文句和思想写出我国现代新的美文。他希望人们向英语美文好手艾狄生、兰姆、欧文、霍桑等人学习。[19]胡适说：“西洋文学的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倍根（Bacon）和法国的蒙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儿（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儿（Buc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想过的体裁。”[20]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随着文学上对外开放的扩展，外国散文的译介数量急剧增长。德国尼采、英国小品文名家作品以及屠格涅夫、波德莱尔、泰戈尔、王尔德等的散文诗译作，散见于当时的报纸杂志。当时的散文名家大多通晓外文，无须借助翻译，可以直接阅读、揣摩外国散文珍品。我国现代作家在对英美随笔，日本小品，德国格言式语录，以及俄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印度的散文和散文诗的译介中，丰富了散文的艺术手法，提高了表现人生的能力。外国散文的引进，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现代散文的成长。
现代报纸刊物这一传播工具的日益兴盛，给中国现代散文的起飞以有力的羽翼。
最早最积极提倡新文学运动的《新青年》，是以评论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刊物，它也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摇篮。《新青年》上常登载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写的文艺性社会论文，到了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上，开创“随感录”一栏，影响尤为深远。它的出现，立即吸引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许多报刊先后仿效，开辟相类的专栏。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以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文笔所写的随感录，开创了现代杂文的先河。《新青年》也刊登少量记事文，如胡适的《旅京杂记》（第4卷第3号），高一涵的《皖江见闻记》（第5卷第4号），国药的《游丹麦杂记》（第6卷第1号），周作人的《游日本杂感》（第6卷第6号）等，这些旅行记则是现代散文叙事部类的先驱。
为了更迅速广泛地进行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批评，李大钊和陈独秀于1918年12月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也辟有“随感录”专栏，陈独秀和李大钊是经常的撰稿人，鲁迅和周作人也为它写稿。此外，《每周评论》还刊载一些富于文学意味的议论性杂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这两大期刊提倡杂文创作，对杂文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1919年2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晨报》对第7版副刊大加改革，1921年10月12日把第7版改为《晨报副刊》单独印行，它是当时具有全国影响的最大的副刊之一，辟有“杂感”、“杂谈”、“浪漫谈”、“开心话”、“文艺谈”等栏目，刊登许多议论性杂文。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以游记、旅俄通讯开头，逐渐发展壮大了记事抒情散文的写作队伍。在上面发表作品的有孙福熙、孙伏园、瞿秋白、冰心、冯淑兰、川岛、许钦文、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徐志摩、王统照、俞平伯、王鲁彦、陈学昭等一大批作家。《晨报副刊》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19年6月，《民国日报》出版《觉悟》副刊，称甲种副刊；以后又陆续出了《平民》周刊、《妇女评论》周刊、《艺术评论》周刊、《文学旬刊》、《妇女周报》、《政治评论》旬刊等，称乙种副刊。这些副刊都曾大量刊登“随感录”式的议论性杂文，其中尤以《觉悟》最为突出。1920年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通过和《觉悟》编辑部的密切联系，初步把它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觉悟》上刊登的“随感录”、“杂感”约两千篇；邵力子、施存统、陈望道、刘大白等是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张闻天、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也在上面发表过一些杂文。《觉悟》也刊登一些叙事抒情散文，以徐蔚南、王世颖的《龙山梦痕》较为著名。
《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和《京报》的《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四大副刊”。它们也注意发表杂文和叙事抒情散文。冰心、许地山、郑振铎、郁达夫、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曾为《学灯》撰文，孙伏园、孙福熙、陈学昭等则是《京报副刊》的主要撰稿者。
1921年初，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出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纯文学的团体，它们出版了纯文学的期刊，在文坛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大大地推进了现代美文的发展。《小说月报》于1921年革新，从第12卷第1期起，由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沈雁冰（茅盾）主编，主要刊登文学创作。其中第12卷第1期“创作”栏的第一篇为冰心散文的成名作《笑》。第13卷第4—6期连载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它是早期现代散文的名作，以浓厚的艺术性给叙事抒情散文增添夺目的光彩，在散文园地上树一新帜。稍后，文学研究会在上海主办的《文学周报》，分别有“感想”、“杂感”、“小品”、“散文”、“瞑想文”等体式名称，以文学研究会会员为主干，团结其他作家，在他们主编的刊物上以散文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义，体验人生的情味，作反帝反封建的呐喊。创造社同人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上，发表不少散文，反映他们漂泊的生活和抑郁感伤的情怀。
《语丝》（周刊）是现代散文史上第一个专载散文的刊物，创刊于1924年11月，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川岛等为主要撰稿人。周作人执笔的《〈语丝〉发刊词》说：“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又说“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语丝》创办之后，尽管鲁迅和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思想并不一致，但在支持新文学运动，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段祺瑞北洋军阀政府，反对章士钊和杨荫榆迫害青年学生，反对《现代评论》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四一二”血腥大屠杀等重大问题上，方向基本一致。鲁迅认为《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21]《语丝》以发表杂文、随笔为主，包括篇幅较长的社会议论文，短小精悍的《随感录》、《我们的闲话》、《闲话集成》、《闲话拾遗》等，也包括学术考据性的杂文。此外，也发表不少记叙抒情散文（或称小品文），有一些是反映重大政治斗争的，如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等，但多量的是日常生活杂记。周作人、徐祖正、废名、川岛等的作品，以描写清新的事物和抒发恬静的情怀见长。《语丝》连载了鲁迅的收在《野草》中的散文诗，以瑰奇的笔墨，深沉的思想，赢得读者的喜爱。
《莽原》创刊于1925年4月，先是周刊，后改旬刊，鲁迅主编。态度较《语丝》激进。鲁迅在《〈莽原〉出版预告》中说，《莽原》的宗旨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实，望彼将来。”《莽原》也是一个以发表议论性杂文为主的刊物。鲁迅在《两地书·十七》中明白地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在《莽原》上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杂文，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还写了如《杂语》、《杂感》等一类短小杂文，而且也确实引出了新的批评者，如高长虹、向培良等，后来他们又从《莽原》分裂出去，另刊《狂飙》。这一刊物也发表了一些杂文和文艺性散文。
创刊于1924年12月的《现代评论》周刊，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社团，它以谈政治为主而兼顾文学，其代表人物有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发表主要撰稿人陈西滢等的《西滢闲话》式的杂文，和《语丝》进行长时期、大规模的论战。不过在那上面也有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文章。
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有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从1922年到1925年，全国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列有新文化运动头十年杂志的不完全总目近三百种。我们所列举的仅是散文发展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社团和报纸杂志。从这些简略的事实，可见没有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报刊的逐渐繁荣，有了杂志报纸的发展，才可能造就数量众多的作家，发展新兴的体式，产生不同的风格和流派，散文的成就才显得十分惹人注目。中国现代散文在开创时期，以古代散文家难以想象的优越条件，开辟着它前进的征途。
第二节 开创期的散文理论建设
中国现代散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猛烈抨击封建旧文学的载儒家之道的思想内容，坚决否定旧文学的僵化的语言形式，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他们认为，只有白话文才能承担起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只有白话文才能使濒临绝境的中国文学获得新生。从“文学革命”口号提出后，其倡导者在和封建复古派的斗争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始终是斗争的焦点。而他们所提倡的新鲜活泼的白话文，首先指的就是散文。他们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理所当然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呼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的有关论文都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他们提出反对封建的“死文学”，创立“国民”的、“社会”的、“写实”的、“抒情”的、“通俗”的“白话文学”，虽然不是专就散文变革立论，但已经涉及创建现代白话散文的问题。随着探讨的深入，开创期的散文理论建设主要从四个方面建设现代散文观：一是散文的概念从一般散体文向文学散文概念的发展；二是散文理论的倡导者比较侧重于输入外国的散文理论；三是突出强调散文要写实求真，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和个性特征；四是着重探讨杂感文和小品散文的写作特点。
在古代文论中，所谓散文，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与韵文相对而言，泛指一切不押韵的文章；一是与骈文对举的概念，亦称古文，指句法不整齐的散行文体。这两者都属于一般文体的概念，包含广泛，连非文学的应用文章也囊括在内。由这种最广义的散文观演变为文学散文观，出现于五四时期，而且与引进西方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最初，“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散文，还是与韵文、骈文相对的广义散文。最早提出“文学散文”概念的是刘半农，他在1917年5月号《新青年》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率先“取法于西文，分一切作物为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二类”，认为“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这里所说的“杂文”，是该文首次征引的英文“Essay”的译名，后人一般译为散文、随笔、小品文等。他将西方文学分类中的Fiction（小说）和Essay归并为一类，统称为“文学的散文”，而把其他散体文章归入“文字的散文”，使用的是广义文学散文的概念；虽说还较为宽泛，并未划清散文与小说的界限，但已在现代意义的文学范畴内划出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界限，初步界定了散文的内涵和外延，把它从一般的散体文章中独立出来而与诗歌戏曲并列为文学形式之一。
这种文学散文观，稍后在傅斯年、周作人、王统照、胡梦华等人的文论中得到进一步的界定和阐发。傅斯年写于1918年12月的《怎样做白话文》[22]，是一篇专门论述白话散文的文章。他把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认为散文包括“解论”、“辩议”、“记叙”、“形状”四种，把其中“运用匠心做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界定为“美术的白话文”，与“逻辑的”或“哲学的”白话文区别开来。1921年后，周作人的《美文》[23]、王统照的《纯散文》[24]和《散文的分类》[25]、胡梦华的《絮语散文》[26]陆续发表，这些是这一时期散文理论建设的重要文章。孙伏园和周作人等在《语丝》上讨论《语丝》文体的文章，也涉及散文的理论建设问题。周作人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他介绍“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既界说美文的艺术特质和多种体式，又为现代散文的创建提供了外来形式和民族形式的艺术依据。王统照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说它能“使人阅之自生美感”；他还借用美国文艺学家韩德《文学概论》第二编第四章《首要的散文类型》的分类法，把纯散文分为以下五类：一、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二、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作品；三、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四、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五、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其中最主要的体式就是Essay。这里的分类虽然不够严密，但视野开阔，包含广泛，且又着眼于各类散文的文学属性和表现功能，对于界定纯散文的内涵、外延和种类是有启发的。胡梦华则着重介绍欧美的絮语散文（Familiar Essay），称它为“散文中的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由此可见，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出现了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明确地把散文视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和审美形式，确立了散文即美文的新观念。
开创期侧重于介绍欧美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周作人在《美文》中，要人们以艾狄生、兰姆、欧文、霍桑等的美文为模范。王统照的《散文的分类》，如前所述，把散文分为五种，是根据韩德的理论。胡梦华的《絮语散文》，系统介绍絮语散文的源流，从法国蒙田开始，到英国的培根、约翰逊、高尔斯密、艾狄生、史梯尔、兰姆、韩士立等的文章。鲁迅在1925年译的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有关英国Essay的评述，如郁达夫所说：“更为弄弄文墨的人，大家所读过的妙文”[27]，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理论和创作发生过相当重大的影响。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论及包括议论、抒情、记叙等的散文随笔、小品的“Essay”时说：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便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之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是将诗歌中的抒情，行以散文的东西。
厨川白村认为作者要写好Essay，“既须很富于诗才学殖，而对于人生的各样的现象，又有奇警的敏锐的透察力才对”，否则，不能成功；读者“要鉴赏真的Essay”，如兰姆的《伊里亚杂笔》，则须细心领悟其古雅文字中“美的‘诗’”，锐利的“讥刺”，在信笔涂鸦文字后，洞见其“雕心刻骨的苦心”。他还强调“文艺的本来职务，是在作文明批评，以指点向导一世”。上述厨川白村对小品散文作家写作时的基本态度和个性表现，作品的题材范围和艺术要求，以及这一文体的任务，都发表了相当精到的见解，对我国现代散文的理论和写作确有过很大的启发作用。
开创期散文理论还突出强调散文要写实求真，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和个性特征。周作人在《美文》中认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做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胡梦华在《絮语散文》中则认为，抒情诗和散文的发达是“近世的自我解放和扩大”的产物。他指出“絮语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用清逸冷隽的笔法所写来的零碎的感想的文章”；人们从一篇“絮语散文”里，“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并且还是深刻地刻画着，锐利地歌奏着，浓厚地渲染着。所以它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在散文中必须充分表达作者个人真实的思想情感，必须张扬个性、解放文体、任心闲话、自由创造，这是开创期散文界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从本质上与“载道”的正统古文观区别开来了。
在现代散文建设的初程，所谓散文或小品文实际上包含着议论性和记叙性两个分支，这两个分支又都与抒情性密切联系着，所以统一在一个文体名称里。议论文而带有抒情性，现在似乎令人难以体会，但当时所谓美文就包括议论文在内。如前述周作人、王统照、胡梦华诸家的看法。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明确提出过“抒情的论文”的概念，在《美文》里认为“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这种叙事、议论、抒情等夹杂的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创作的繁荣而衍化出各种形式，小品散文的体式呈现了分立门户的趋势。
周作人把《自己的园地》中的小品散文，称为“抒情的论文”，他说文艺批评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因为讲到底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28]。把议论性和批评性的杂文称为“美文”和“创作之一种”，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是第一个，这是值得注意的。他又认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为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所以他在小品散文和杂感中，只是说出他所想说的话。有些无聊赖的闲谈，仅表现自己凡庸的一部分。他愿意倾听“愚民”的自诉衷曲和他们酒后茶余的谈笑。所以他以为小品散文应该有明净的感情，清澈的理智，坦露的性灵，超脱的雅致，他的这一种看法被一些人奉为圭臬。
鲁迅对于短评、杂感的写作，则是另一种态度。鲁迅根据当时中外杂文家和自己杂文写作的经验，把短评、杂感发展成为不拘格式而内容上和艺术上有一定规定性的杂文文体，并在理论上时加阐述。
（一）运用杂文实行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促进社会的改革。
在《两地书》中，鲁迅认为中国社会“千奇百怪”，旧思想、旧文明、旧习惯“根深蒂固”，犹如“黑色的染缸”，中国国民的“坏根性”如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他不仅自己写作杂文来“袭击”旧文明，“攻打”国民的“坏根性”，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写作杂文，将来造成一个杂文写作的“联合”战线。他在《热风》题记里把自己的杂文称为“对于时弊的攻击”的“文字”，在《两地书·十八》里说现今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办《莽原》为的是造就“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以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即杂文的战斗性和批判性，在鲁迅看来这就是杂文的生命，也就是革命现实主义杂文创作的灵魂。
（二）杂文应该锋利隽永，曲折有趣。
在《两地书·十》中，鲁迅认为“论辩之文”之“犀利”，应“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予致命的重伤”。在《两地书·十二》中，他说：“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逢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鲁迅又认为这种“猛烈的攻击，只宜于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两地书·三二》）。这里，鲁迅概括了“论辩”性的“杂感”短文写作，要短小精悍、寸铁杀人、犀利沉重、曲折有致的艺术规律。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中说：“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这里鲁迅谈论的是“讲述学术文艺的书”的写作，不限于杂文写作，但又包括杂文写作。事实上鲁迅有不少杂文是带有“含笑谈真理”的“理趣美”的，有着一种“百读不厌”的神奇魔力。
（三）杂文不应是“无情的冷嘲”，而应是“有情的讽刺”。
鲁迅所译日本的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说幽默》中说：“幽默的本性和冷嘲（Cynic）只隔一张纸。”又说要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罢”。鲁迅在《热风·题记》中，改造了鹤见祐辅的话，他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鲁迅不同意别人把他的杂文视作“无情的冷嘲”，特意把他的杂文集题名为《热风》，以示他的杂文是由灼热情感灌注的“有情的讽刺”。强调杂文要抒发作者的情感，是鲁迅的一贯主张。在《华盖集·题记》中，鲁迅就说自己写作杂文时：“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里的通人所能领会。”《华盖集续编·小引》又说：“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这些记述，既是鲁迅对自己杂文抒情特点的一种总结，然而也是一种关于杂文创作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主张，因为这种杂文的抒情性正是说理的杂文区别于一般说理文和政论文的根本特点。
鲁迅的这些见解，已经把杂文的社会功能和杂文的基本美学特征勾画出来了，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终于在议论性散文中建立起在世界上具有特色的鲁迅风格的杂文文体。
散文中叙事抒情部类的理论，不像杂文的有鲁迅那样，既是创作的大师，又是理论的建立者，所以它在开创期并没有专门系统的介绍和阐明，但在小品散文的总论文章中，已经可以略见其相对独立性。王统照的《散文的分类》里，对“历史类的散文”和“描写的散文”的概括叙述，对它们的特征作过相当简要的表达。他说，历史类散文，借用优美生动有趣的文笔将历史的事实写出，既不像小说的单注重想象的创造，又不同纯历史干枯的记载，其形式最单纯，感人的力量亦最深入。描写的散文，要有“活泼”、“有力”及易于令人感兴、记忆的方法，非具有宽阔深入的想象和生动的文字不成。胡梦华的《絮语散文》也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话：“所以一个絮语散文家固然要有絮语散文家天生的扩大的意志，还要抒情诗人的缠绵的情感，自然派小说家的敏锐的观察力，更要有卓绝的艺术手段，把这些意志的、情感的、观察力的结晶融会贯通，笼统地含蓄在暗示里，让细心的读者去领会。”这些特点的提示，虽然泛指小品散文，但也可以作为叙事抒情散文理论的先河。开创期十年的叙事抒情散文已有光辉的成绩，但这一分支的理论建设显然落后于创作，到了大革命以后，才有比较精彩的专门文章出现。
第三节 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兴盛
杂文是现代散文史上飞出的第一只春燕，率先搏击风云，兴盛发达。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运动，而有一个波澜壮阔的遍至全国的“杂文运动”。杂文，指的是议论性的文学散文。当时刊登杂文的期刊报纸很多，杂文作者的队伍庞大，大多数杂文作者同现实生活保持密切关系，他们在杂文中进行广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杂文样式也长短不拘，丰富多样，期刊报纸刊登杂文时冠以种种名目。杂文创作呈现这种五彩缤纷的盛况，无论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新青年》、《每周评论》、《语丝》、《莽原》、《民国日报·觉悟》和早期共产党的刊物如《响导》、《中国青年》、《先锋》、《热血日报》以及《现代评论》等，是这时期较出名的刊有杂文的期刊和报纸。它们汇映了这时期杂文创作的概貌及其发展的轨迹。
一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杂文
《新青年》杂志和稍后的《每周评论》，都是以社会评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它们继承和发扬晚清以来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破旧立新”的战斗性政论的传统，接连发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创立新文学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新青年》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启蒙。1918年下半年，在李大钊推动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两家刊物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舆论的中心。它们对促进中国社会思想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对“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了唤醒群众，进行革命启蒙宣传，《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同人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都选取了以文艺性政论为主的杂文这一战斗武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杂文，都以较充分的科学和民主思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其时代和民族的特征。中国现代杂文，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贯注着蓬勃的战斗精神，就有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的特征，就是以现实主义为其主流的。
《新青年》一创刊，就出现了杂文。当时的主要样式是政论和《通信》栏中的议论文字，文字上不是白话，而是近似梁启超的“新文体”；以后有《读者论坛》，至第3卷第4号有陈独秀《时局杂感》，第4卷第4号开始有《随感录》，第5卷第1号有署名“记者”的《什么话》[29]，第5卷第4号有《讨论》，第7卷第5号有《编辑室杂记》。到了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新青年》上的文章才完全改用白话文体。总之，在《新青年》上，杂文是长短不拘，形式多样，既有长枪大炮式的篇幅较大的文艺性政论，也有匕首式的精悍的“随感录”，有评论，有杂感，有随感，有杂记，有通信、讨论、答问、编者按等等。这里先介绍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的杂文，鲁迅和周作人的早期杂文归入《语丝》时期一并评述。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编，中国现代杂文的倡导者、开创者和实践者。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编辑《安徽白话报》，参加辛亥革命的反清斗争。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任主编。《新青年》创刊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陈独秀发表了大量的政论以及随感录、通信、编辑杂记和编者按语式的杂文。陈独秀是五四时期声望很高、影响极大的著名政论家。他的不少政论，是用杂文笔法写的。这些政论式的杂文，侧重于社会和政治问题，视野开阔，观察深刻，说理透彻，感情热烈，文字犀利生动，在写法上也是多种多样的。
陈独秀的一些政论性散文，善于融议论和抒情于描写之中，重视杂文形象的创造。如《袁世凯复活》（1916），写于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不久。作者以为袁贼虽死，但在“黑魆魆”的中国，“袁世凯二世”还是“呼之欲出”。因为产生袁世凯式人物的“恶果”的“恶因”仍然存在。他号召“护国军人”、“青年志士”，“勿苟安，勿随俗，其急以血刃铲除此方死未死”、“逆焰方张之袁世凯二世，导吾同胞出黑暗入光明！”文中有敏锐的观察，深刻的议论，生动的描绘，激情的号召。
《克林德碑》又是另一种写法。它篇幅较长，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京市民拆除作为“国耻”标记的克林德碑一事展开绵密的议论，采取了引古论今、追本溯源、层层剖析、款款论证的写法。文中介绍克林德碑建立经过时，详尽援引清人罗惇融的《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中的资料；谈到现实中封建迷信盛行时，广泛引述报上许多荒唐怪诞的奇闻蠢事；在充实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展开议论，使现实和历史相结合，观点和材料相统一，丰富有趣的知识交融着一定的思想深度，文章很有特色。作者对义和团农民运动全盘否定，恣意丑化，正是他以后在国民革命中否定革命农民运动的错误思想根源。《敬告青年》（1915）、《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劳动者底觉悟》（1920）等，则融战斗的抒情于深刻的说理之中，采取了情理交融的写法。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写了大量的随感录，其数量仅次于邵力子，但他的成就更高，影响更大。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时常常署名“只眼”。“五四”后不久，陈独秀被捕，《每周评论》读者一时看不到他的杂文，投书编辑部抒发愤懑。针对此事，李大钊在《谁夺去我们的光明？》的随感录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本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去了我们的光明？”1921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的误会》、《反抗舆论的勇气》等三篇随感，鲁迅对之有“独秀随感究竟爽快”[30]的赞誉。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马列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重要杂文家。1916年前，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晨钟报》和《甲寅》月刊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政论性杂文。1916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青春》。1918年，李大钊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同年底和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这年底，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政论性的杂文《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震动整个思想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斗篇章。在李大钊的推动下，《新青年》从资产阶级科学民主思想的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新青年》的带动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李大钊的杂文，主要发表在《每周评论》和《新生活》上，有些是《新纪元》、《再论问题与主义》之类政论性的杂文，绝大多数是短小的随感录。他的杂文内容广泛，但主要是反映现实中重大而尖锐的政治问题，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他那些篇幅较大的政论性杂文，善于把问题放在较广阔的历史范围、一定的理论高度上来分析，从中找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洞见其发展趋势，在明快晓畅的析事辩理的文字中，激荡着波重浪叠的革命激情。他的随感录，短小悍泼，摇曳多姿，有着嬉笑怒骂的“谑而虐”的风格，但又常常一清见底，缺少余味。对后起的共产党人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在共产党刊物上的《战壕断语》、《并非闲话》、《小言》、《寸铁》、《反攻》栏目中的随感录影响较大。
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著名音韵学家。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同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和陈独秀一起提倡“文学革命”。“五四”后，任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参加《语丝》社，并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五四时期，钱玄同在《新青年》和《国民公报》的《寸铁》栏发表杂文。他的杂文多为“随感录”、“杂感”、“通信”和《新青年》的编者按语；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谈论“文学革命”和文字改革问题，一是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思想激烈深刻，文字泼辣放恣，有一种大破大立的气势，给人印象深刻，影响很大。钱玄同对文学革命的态度，可以在他和陈独秀与胡适的“通信”中看出。他把“桐城”古文和“文选”派斥为“谬种”和“妖孽”，列为“文学革命”对象。在《〈尝试集〉序》（1918）中，他坚决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号召人们“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野蛮的款式”，反对“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的“独夫民贼”。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中，他还提出不读古书，不用汉语改用世界语的偏激主张。“废汉字”是钱玄同一时偏激之言，他实际上是汉字改革的先行者。钱玄同在论述文学革命问题时，总是把它和社会革命联结起来，较胡适要激进得多。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他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特别引人注目，陈独秀在一篇通信的复语中就说：“以（钱）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以后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钱玄同除了上述学术性和战斗性很强的“论学书”的杂文外，另一类杂文是尖锐的社会批评。他后来在《语丝》上发表的《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敬告遗老》、《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了《新青年》时代那种汪洋恣肆、悍泼老辣的杂文风格，但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痛斥封建统治者是“四眼狗、独眼龙、烂脚阿二，缺嘴阿四”（《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认为“反对帝国主义，简直是咱们中国人今后毕生的工作”（《关于反对帝国主义》）。鲁迅曾称道“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31]。
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1917年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著有《半农杂文》（一、二集），还有诗集和语言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早在1916年，刘半农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读书札记式的杂文《灵霞馆笔记》，以后又发表不少文艺批评式、“通信”式、随感录式的杂文。其中《奉答王敬轩》和《作揖主义》更是轰动一时、传诵不衰的战斗杂文名篇。
《奉答王敬轩》分八点逐条批驳王敬轩的谬论，富于雄辩性，很有说服力。在议论展开过程中，作者着意绘声绘影描摹封建顽固派王敬轩的声口和灵魂，使这个既是虚拟又有相当典型概括意义的“王敬轩”，丑态可掬，跃然纸上，成为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中“不学无术，顽固取闹”的封建顽固派的代名词。文章庄谐杂出，文白并用，富于谐谑幽默的喜剧色彩。《作揖主义》是用“游戏的笔墨”写成的，作者融议论于记叙和描写之中。他写道，有一天“清晨起来”，一连来了七位论客：前清遗老，孔教会长，京官老爷，京沪的评剧家，鬼学家和王敬轩。他们一人发表一通谬论，“我”都一一“作揖”，不与论辩。他让这些反动派自我暴露，不着一字而丑态百出，在貌似恭敬之中，对他们表示了高度的轻蔑，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手腕。刘半农在《语丝》上发表的《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徐志摩先生的耳朵》和《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等名文，在嘲弄反动政客徐树铮和《现代评论》文人徐志摩与陈西滢时，也显示了作者善于捕捉批判对象身上的喜剧性矛盾、将之加以漫画化夸张的特长，写得放恣泼辣，痛快淋漓，有一定的杀伤力。刘半农杂文思想不如钱玄同深刻。但他写过小说、诗歌和散文诗，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他也译介外国文学，又有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为人活泼、勇敢、诙谐。在杂文创作中，他善于在议论的展开中，巧妙融进小说的描写，戏剧的个性化的对话，还有他自己特有的活泼、诙谐的讽刺、幽默的笔调，语言明白晓畅，婉转自如，因而他杂文的艺术成就更高。
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是带有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性质的社团，上述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的杂文，以及鲁迅、周作人在《新青年》时期那出类拔萃的杂文创作，虽说思想内容的侧重点不尽相同，政治倾向不尽一致，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也有相同点，即他们运用杂文来进行广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们写作的杂文样式都是丰富多样的，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他们都为开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杂文传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 《语丝》社的杂文
在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统一战线比政治统一战线出现得早，也分化得早。由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了。《新青年》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忙于建党和领导工农运动，胡适开始向右转了。1922年7月，《新青年》停刊了，杂文创作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但是文学革命仍在深入发展，到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期间，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杂文创作又蓬勃发展了。在这期间，有着众多的报纸期刊刊登杂文，较著名的杂文阵地，在北方是《语丝》、《莽原》和《现代评论》，在南方主要是共产党人支持的刊物《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语丝》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文学期刊之一。《语丝》于1924年11月17日创刊于北京，1927年10月22日被奉系军阀查封，1927年冬，鲁迅在上海接编《语丝》，1928年12月，鲁迅推荐柔石接编，1930年3月10日自动停刊，共出5卷260期。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林语堂、李小峰、淦女士等列名为《语丝》的长期撰稿人。创刊时，有周作人撰写的《发刊词》，大意说，他们当时感到一种苦闷，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在这个刊物上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的形式，“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反抗“一切专断与卑劣”，“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并且欢迎主张不相反的来稿。可见《语丝》和《新青年》不同，它不是一个带综合性的包括文学和社会科学种种门类的刊物，基本上是一个以刊登“简短的感想和批评”即以杂文为主的文艺期刊；它也不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团体，而是一批思想倾向大致相近的文学家组成的文学社团。
就杂文创作而论，《语丝》所发表的杂文是注意直面人生的，它以广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基本内容，带着一定的政治色彩，有着进步和战斗的倾向。无论是《语丝》主将鲁迅，还是《语丝》的重要撰稿人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他们的杂文创作已不限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领域，他们相当“关心政治”，配合了当时重大的政治斗争。《语丝》创办不久，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现代评论》（1924年12月）也在北京创刊了；稍后，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为了适应军阀政府的政治需要，复刊了《甲寅》（1925年7月）。《语丝》、《莽原》与《现代评论》、《甲寅》是形同水火、根本对立的。《语丝》主要成员在因驱逐溥仪出宫和“遗老遗少”的斗争中，在反对“学衡”派、“甲寅”派、“整理国故”派的复古倾向的斗争中，在保卫和发展新文化运动成果上，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在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在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戮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暴行上，他们的战斗大方向是基本一致的，都有值得称道的光荣战绩。当时革命中心已经南移，在北洋军阀封建统治下的北方地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主要忙于激烈紧张的政治斗争，而且“三一八”事件后，不得不转入地下；公开的思想斗争方面，主要是在《语丝》、《莽原》和《京报副刊》上，鲁迅等运用杂文为武器进行的战斗。冯雪峰在《鲁迅的政论活动》中就认为“鲁迅以他的政论活动在北方独立支持了一个战线”，“可以说是鲁迅一个人支持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32]。如果把冯雪峰这段话中的“鲁迅一个人”改为“鲁迅和《语丝》的主要成员”，就更符合历史实际了。事实上鲁迅自己也是这么看的。他在论及早期《语丝》的特色时就说：“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3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期《语丝》杂文和当年的《新青年》杂文一样，也是一面广泛地反映现实中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的镜子。
《语丝》杂文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不仅带着政治色彩，触及现实的敏感政治问题和道德伦理、人情世态的种种弊端，更深入解剖了几千年的封建精神文明造成的“国民的劣根性”。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是20世纪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提出过的，到五四时期，随着启蒙运动的高涨，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口号。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是五四时期鲁迅小说和杂文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他极力支持的“思想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语丝”时期，这问题又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在《两地书》里，鲁迅一方面认为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一方面又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还对许广平说，正是为了改革国民性，他才支持《语丝》，组织《莽原》，俾能引出更多的人对“根深蒂固的旧文明”，对像“黑色大染缸”似的千奇百怪的社会进行无情批评，由于社会太腐败了，又碰不得，所以这种批评，必须要“韧”，要坚持“壕堑战”。在鲁迅的引导下，《语丝》社的重要杂文作家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和林语堂，都在他们的杂文中，从不同方面对旧的精神文明发动猛烈袭击，都针砭过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自然，他们都缺少鲁迅那无可比拟的“韧”的彻底革命精神，到30年代初，都由“趋时”而“复古”。这是后话。不过就这时而论，袭击封建旧文明，批判国民劣根性，却构成早期《语丝》杂文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一大特色，这是《语丝》对《新青年》的这一反封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语丝》杂文，不仅提倡自觉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也自觉追求讽刺、幽默的文风。《语丝》中的“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原是《新青年》的重要杂文作家。他们在五四时期的杂文创作，本来就已有以上特点。到了《语丝》时期，鲁迅译介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中有关小品随笔及讽刺、幽默理论。周作人译介希腊路斯留吉的讽刺诗，英国著名讽刺大家斯威夫特的《婢仆须知》，日本狂言喜剧《立春》等；他赞赏这些作品“用了趣味去观察社会万物”，“决不干燥冷酷，如道学家的姿态”，甚至“在教训文字上也富于诗的分子”（《〈徒然草〉抄》）。林语堂也是《语丝》中提倡“幽默”的一个。这样《语丝》杂文就较前更自觉追求讽刺、幽默的文风。所以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说：《语丝》“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杂文，在当时最为流行，且开了这一派的风气，影响到许多青年作家的文笔”[34]。
鲁迅前期杂文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山大师和最杰出代表。
从1918年8月起，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长篇思想评论式的杂文，发表了27篇随感录[35]，发表了“通信”、《什么话！》式的杂文，在《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杂文，这是鲁迅杂文创作的开创期。这时期写的杂文，收入他自己编的杂文集《坟》（1927）和《热风》（1925）里，有的收在别人为他辑佚的杂文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中。
鲁迅的杂文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特色，但与陈独秀和李大钊有所不同，侧重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领域。他这时的杂文，无论是反对旧道德，还是提倡新道德，无论是反对旧文学，还是提倡新文学，无论是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还是倡导科学和民主，无论是反对“皇帝加奴才”式的“经验”，还是张扬革命的“理想”，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阐发人生哲理，都充满着破坏旧轨道和开辟新道路的蓬勃朝气和强烈的批判战斗精神。这时的杂文尽管数量不多，但已经显示了他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天才艺术家的无可匹敌的巨大才能。
《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属于随笔体的杂文，都是从容舒卷的长篇评论，从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来批判封建贞节和孝道观念，论述妇女和青少年的解放问题。无论是批驳论敌的谬论，还是确立自己的论题，都是在理论分析和心理分析的结合上，揭穿封建伦理观的反动性、虚伪性和荒谬性，论证妇女和青少年解放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显示了鲁迅杂文特有的历史广度、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鲁迅的杂文一开始就有丰富多样的文体样式、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不过鲁迅这时写得较多的是收在《热风》里的随感录式的杂文。它们有着独有的凝聚力和穿透力，创造了咫尺千里、短小隽永的思想艺术境界，其中有对谬说和时弊一针见血的揭露，有对“国粹派”、“道学家”等的勾魂摄魄的漫画式造像，有闪烁着思想家哲理光彩的格言警句，也有着抒情诗人的激情波流。几乎每一篇都是思想的新发现，每一篇都是艺术的新创造，有着罕见的吸引力和征服力。《热风》随感录在文体上近似于尼采、叔本华的哲理小品。丹麦著名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尼采》一书中对尼采的哲理散文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尼采是“德国散文中最伟大的文体学家”；尼采“总是以格言体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方式，他的观点发生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效果”；尼采是“一位充满睿智的抒情诗人”，“在他身上，抒情的风格与批判风格不仅同样得到了强健的发展，而且，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迷人的结合方式”[36]。这时的鲁迅在思想上已批判和否定尼采，但对尼采的格言式文体还是相当赞赏的。鲁迅在《〈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后记》（1920年）中说，“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书又用箴言（Sprueche）集成”。因而勃兰兑斯对尼采格言式文体的论述，对我们理解鲁迅的《热风》随感录的文体特点，还是有相当启发的。毫无疑问，鲁迅是《新青年》开创的现实主义杂文的最杰出代表，是战斗杂文传统的最重要奠基人。
鲁迅在《语丝》上开始了他一生自觉运用杂文武器进行战斗的时期。他在《〈华盖集〉题记》自述道：“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他这时搏击“飞沙走石”的杂文，主要收入《坟》、《华盖集》正续编、《两地书》、《而已集》之中，数量较过去大大增加了，思想比过去尖锐深刻了，艺术上也有更多的创造和发展。这是鲁迅杂文创作的发展期。
当时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在鲁迅这位不断寻求、探索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之路的文化战士的思想中投下苦闷彷徨的阴影。这种阴影主要涂抹在《彷徨》和《野草》所展示的生活画面上。当鲁迅在杂文中直接面向社会诉说自己的“心事”时，他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他是嬉笑怒骂、所向披靡的。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都被摄入他的杂文之中，他烛照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光芒中，已经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他这时的杂文已具有革命史诗的历史规模和美学价值了。
收在《坟》里的杂文名篇，有评论，有随笔，有评论结合着随笔，也有演讲。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意态自如，议论风生，从容舒卷，纵横开阖，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演变规律和人生状态做了前无古人的开掘和概括，又把这种开掘和概括熔铸在“细腰蜂”、阔人摆的“人肉筵宴”、“落水狗”和“叭儿狗”等创造性的杂文形象之中；《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看镜有感》、《论睁了眼看》、《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等，则从一件事、一面镜、一句话、一个人物的命运、一个问题的探讨等等的具体分析中，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概括出具有巨大思想理论容量的规律，同样是令人赞叹的。
收在《华盖集》正续编等杂文集中的随感录，更精练、更冷隽、更深沉了，更多地运用“格言和警句进行思维”（高尔基语），更注意漫画式的杂文形象创造了。其中，《战士与苍蝇》、《夏三虫》、《长城》、《无花的蔷薇》、《新的蔷薇》等具有哲理性散文诗的风格。《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马上支日记之二》，是日记体的杂文。《通讯》、《北京通讯》、《上海通讯》、《厦门通讯》、《海上通讯》，以及整部《两地书》，是议论性的书信体杂文。《而已集》中的《再谈香港》酷似《热风》中的《知识即罪恶》，可以说是小说体的随感。《而已集》收鲁迅1927年写的杂文，其中有同“现代评论”派论战的余波，有阐发自己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有对反革命政变的揭露；其中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有着双层的思想结构，既是学术讲演，又是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政治影射，达到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统一，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统一，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独标一格，影响深远。围绕“文学革命”问题、“整理国故”、尊孔读经、“五卅”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在和论敌的斗争中写出的杂文，较前有更广阔的内容和鲜明的政治色彩，更有短兵相接的战斗批判锋芒。
就杂文艺术而论，这时鲁迅杂文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杂文中创造了一系列的如“苍蝇”、“蚊子”、“山羊”、“落水狗”和“叭儿狗”等勾魂摄魄的漫画式杂文形象。海涅评论莱辛的《汉堡剧评》时写道：“他用他才气纵横的讽刺和极可贵的幽默网住了许多渺小的作家，他们像昆虫封闭在琥珀中一样，被永远地保存在莱辛的著作中。他处死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不朽了。”[37]鲁迅笔下的杂文形象，较之莱辛的那些生动描写，有着更强大的思想和艺术魅力。瞿秋白对鲁迅创造的杂文形象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38]。此外，鲁迅杂文嬉笑怒骂，释愤抒情，燃烧着神圣的爱憎，充满着尖锐的讽刺，使警策的议论、传神的漫画贯注着战斗激情和浩然正气。在鲁迅手上，杂文的议论说理抵达了形象化、情意化、理趣化的艺术高度。
周作人的《谈龙集》、《谈虎集》等 周作人（1885—1968），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新青年》和《语丝》时期的重要杂文作家。
周作人在《新青年》时期发表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和《少年中国》等报刊的杂文，收在以后出版的《谈龙集》和《艺术与生活》中。他这时是同鲁迅并肩作战的，杂文内容也偏于思想文化、道德伦理，思想不如鲁迅博大深沉，艺术上则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对“非人的文学”、“非人的生活”、“非人的道德”的批判态度和改革要求，是周作人此时杂文写作的根本出发点。《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论黑幕》、《再论黑幕》、《罗素和国粹》等，是文艺评论式的杂文，是五四时期名噪一时的文艺评论文章。他反对“非人的”、“贵族的”封建旧文学，倡导“人道主义”、“平民主义”的新文学，不满足于胡适提倡的文学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结合。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个人的，不必使它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应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自己的园地》）。他的《祖先崇拜》、《感慨》、《随感录·三十四》、《天足》、《资本主义禁娼》等，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伦理观，提倡“儿童本位”的新道德，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祖先崇拜》写于陈独秀的《偶象破坏论》之后，比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早半年多，在当时破坏偶像的声浪中，文章对封建人伦关系上的“根本返始”的“倒行逆施”进行挞伐，提出改“祖先崇拜”为“子孙崇拜”的主张。《随感录·三十四》比鲁迅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早五年多，其中引述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凯本德关于妇女解放须同“社会上的大改革一起完成”，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的新颖见解，在当时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中，自有其特别深刻之处。周作人的《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精神》、《新村运动的解说》，介绍和宣传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村运动，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此时，周作人的杂文，感觉敏锐，见解新颖，有着一种破旧立新的锐气。文章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讲求理性与风致，不乏讽刺与幽默。1922年3月，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对周作人包括杂文在内的散文艺术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五四”以后，特别是在《语丝》时期，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以“小品文”的写作为中心。正如阿英所说：“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地记忆在读者心里，他的前期诸姿态，遂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39]周作人的“小品文”包括议论、抒情、记叙的散文，而以议论性的杂文为主。他这时期的杂文大多收在《谈虎集》（上、下卷）、《谈龙集》、《雨天的书》和《泽泻集》里，《自己的园地》和《永日集》也收有这时的一部分作品。在《语丝》社成员中，他的杂文数量最多，影响与鲁迅相伯仲。
“五四”落潮后至1925年初，周作人的杂文仍限于思想文化、道德伦理范围。1925年后，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周作人杂文创作越出思想文化、道德伦理范围，“人事评论”性的杂文数量激增。这许多“人事评论”性的杂文，反映这时期某些重大的政治与思想的斗争，带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色彩。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前后，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和《语丝》上发表了二三十篇揭露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杂文。这些战斗性杂文无论从数量的众多、笔锋的犀利和态度的鲜明看，都是非常突出的。在女师大风潮和对“现代评论”派、“甲寅”派的激烈论战中，周作人虽然和林语堂一样，在《答孙伏园论〈语丝〉的文体》和《失题》等杂文中，鼓吹过实行“费厄泼赖”和不打“落水狗”的错误观点，但这并不代表他这时思想的主流，而且他很快就在斗争实践中纠正上述错误观点。在总的方面，他同鲁迅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在激烈的斗争中，他写下了一大批称得上是匕首和投枪的战斗杂文。
周作人同林语堂一样，是一个有着突出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也有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妥协的一面，甚至有与它们同流合污的可能。当他们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边时，他们能写出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战斗杂文；一旦他们远离革命和人民，或者是站到革命和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的杂文创作就将是另一种面貌。《语丝》的前期，是周作人杂文创作生涯中最有光彩的阶段。他这时的杂文取材广泛，思想激进，战斗性较强，是大时代激流中的浪花。他的杂文体式多样，多数是评论体、随笔体，特别是那些随笔体杂文，行文从容舒卷，知识新鲜有趣，在娓娓絮语之中，摇曳着冲淡悠远的情致和活泼诙谐的理趣，自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对中国现代随笔体杂文的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
林语堂的《翦拂集》 林语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他是《语丝》社中重要杂文家，其影响仅次于“周氏兄弟”。他出身于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曾在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师，1919年赴美进哈佛大学学习，一年后到德国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语丝》创刊后，是其长期撰稿人之一，与鲁迅站在一起，而与胡适派相对立，是北大“激烈”教授之一。林语堂这时写的杂文，收在1928年出版的《翦拂集》里。
在一系列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斗争中，林语堂和鲁迅的大方向是基本一致的，不失为《语丝》社中一名战士。他的杂文风格颇近于钱玄同，慷慨激昂，悍泼放恣。行文不如钱氏矫健老辣，但更多讽刺谐谑意味。这又有点近于刘半农，不过没有刘氏的畅达自如，多了一点文言分子。
林语堂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旧道德和旧文化，提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思想和建立“欧化的中国”的主张。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他认为：“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要改造这种国民性，须有革新奋斗精神。他赞扬孙中山“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的进取精神（《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他认为：“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打狗释疑》）林语堂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在“政治政体”和“文学思想”方面都是“欧化的中国”（《给玄同先生的信》）。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反封建的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工农革命蓬勃高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显得陈旧了，是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林语堂当时是关心政治的，他热情支持群众反对国内外黑暗暴力的革命斗争，同他们站在一起，而且从中感受到群众的力量。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在《丁在君的高调》一文中说，“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他始终热情支持女师大学潮、“三一八”群众运动和“首都革命”，不仅以笔为武器，甚至加入学生示威队伍，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格斗。林语堂对段祺瑞反动政府，对段政府的帮凶章士钊、吴稚晖以及“现代评论”派的文人学士、正人君子是痛加挞伐、辛辣嘲弄的。《“发微”与“告密”》、《祝土匪》、《读书救国谬论一束》、《劝文豪歌》、《咏名流》、《文妓说》、《讨狗檄文》、《“公理的把戏”后记》、《闲话与谣言》、《苦矣！左拉！》等就是这样的战斗篇章。例如，在《祝土匪》一文里，他撕下“现代评论”派的假面，以漫画笔调为他们造像，指出他们是宁要脸孔不要真理的东西：“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这时的林语堂基本上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同彻底的民主主义还有距离。他因为同鲁迅站在一起，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的杂文还有鲜明的战斗色彩。不过就在这时他的自由主义的根性仍不时有所表现。他写于1925年12月的《论语丝文体》就是如此。文章前半批判江亢虎、章士钊、吴稚晖等文妖的复古主义谬论，后半则宣传“费厄泼赖”的自由主义观点，说什么：“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落石’即带有此意。……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不可不积极提倡。”鲁迅接着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战斗檄文，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革命原则，批评了林语堂和周作人。过了两个多月，正是林语堂等主张要予以宽容的段执政，亲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血的教训，使林语堂受到深刻的教育。在惨案发生后一个多月内，他画了《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写了《讨狗檄文》、《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诸文；屡次提到鲁迅的光辉论著，赞扬“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丑态都显出来了”，声称“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
林语堂在《祝土匪》里颂扬“土匪傻子”，并说：“我们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于愿足矣。”他以后将这时写的杂文命名为《翦拂集》就是这个道理。《翦拂集》记载了他此时的光荣战绩，但也隐藏着他以后消极、颓唐的思想危机。
此外，如前所述，钱玄同、刘半农在《语丝》时期发展了各自的杂文风格，加上在鲁迅影响下的《莽原》社一批新进作家也运用杂文从事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这就在20年代中期形成了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和现实主义战斗主潮。
三 瞿秋白、萧楚女和恽代英的杂文
1922年《新青年》杂志停刊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语丝》社成员的杂文代表了当时杂文艺术的最高水平。早期的共产党人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忙于党的领导事务，不再写什么杂文了，而写作杂文较多的是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上发表文章的邵力子、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他们几人以后都因故脱党）等，较有影响的是瞿秋白、萧楚女、恽代英等人。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他早在五四时期就写作杂文。1920年，他在《新社会》、《人道》杂志上发表过杂文。他于1922年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在《晨报副刊》、《文学周报》、《中国青年》、《前锋·寸铁栏》、《新青年》（季刊）发表了一批杂文。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每期都有瞿秋白写的社论刊在头版头条，这些社论其实都是政论性的杂文。《热血日报》辟有《小言》栏，专登锋利的短评，瞿秋白在上头发表过七则短评。1926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不定期刊）的《战壕断语》栏和《响导》的《寸铁》栏发表短评。瞿秋白这时期的杂文同迫切的政治斗争血肉相连，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批判光芒，短小、锋利、悍泼，类似于李大钊那些短而精、谑而虐的随感录。但较质直，尖锐有余，涵蕴不足。这是瞿秋白杂文写作的试炼期。后来，他在30年代与鲁迅并肩作战，写了更多更出色的杂文。
萧楚女（1893—1927），原名萧树烈，生于汉阳，原籍湖北黄陂。出身贫苦，靠自学成才，1922年加入共产党，1923年在重庆任《新蜀报》主编。《新蜀报》经常以社论或政论形式对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反动意识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该报辟有《社会黑幕专栏》，将社会上魑魅魍魉和见不得人的丑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还辟有《社会青年答问栏》，以通信方式，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学习、婚姻、恋爱等问题，把广大青年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新蜀报》在四川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萧楚女在《新蜀报》上发表的政论和杂文，笔锋犀利，战斗性很强、矛头所向不是“指责土酋军阀”，就是“痛骂贪官污吏”，连反动报刊也不得不赞叹其文“字夹风雷，声成金石”。1925年，萧楚女在河南主编《中州评论》，发表杂文《告革命界的著作者》，批判国民党右派戴季陶。1926年，他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政治周报》辟有短评专栏《反攻》，萧楚女在《反攻》专栏上发表战斗短评。1927年蒋介石屠杀工农、镇压革命时，萧楚女奋笔著文，予以无情揭露和鞭挞。他和恽代英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中国青年》的重要撰稿人，茅盾在《客座杂忆》中论到他们时说：“常在《中国青年》撰稿诸人中，其尤受读者欢迎而影响巨大者，当推萧楚女与恽代英。……二人皆健笔，又同为天下的雄辩家，其生活之刻苦又相似。平居宴谈，都富于幽默味；然楚女纵谈沉酣时，每目嗔而脸歪，口沫四溅，激昂凌厉，震慑四座，代英则始终神色不变，慢条斯理，保持其一贯冷静而诙谐的作风。……二人之文，风格亦不同，代英绵密而楚女豪放，代英于庄谐杂作中见其煽动力，而楚女则剽悍劲拢，气势夺人。”[40]
恽代英（1895—1931），生于武昌，原籍江苏武进。1915年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文科，1922年加入共产党，同瞿秋白、萧楚女一样，都是党内杰出的革命理论宣传家，都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写的政论和演讲都有鲜明的文学色彩。在《新青年》、《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妇女时报》、《光华学报》上发表了著译八十篇。他是《中国青年》的主要编委之一，仅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就有一百多篇，通讯有四五十篇，其中相当部分可作杂文读。其杂文风格和影响诚如茅盾所述。
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到第一次大革命中的瞿秋白、萧楚女、恽代英，这些早期共产党人都是杂文创作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他们的杂文汇入了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主潮。
四 《现代评论》的杂文
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同早期共产党人和《语丝》杂文相对立的是“现代评论”派的杂文。“现代评论”派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唐有壬等人，其中胡适是精神领袖，陈西滢是主将。《现代评论》周刊创办于1924年12月13日，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共出9卷209期和增刊3期。这是一个以刊登社会评论为主的综合期刊，上面辟有《闲话》专栏。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杂文的有胡适、吴稚晖、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尤以陈西滢影响为最大。《现代评论》是个思想政治倾向相当复杂的刊物。在政治上，它同北洋军阀政府中段祺瑞和章士钊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所区别。它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鲁迅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蔑视人民革命斗争，反对北京女子师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但在“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中，还是发表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言论。在文化思想上，它反对“学衡”派和“甲寅”派的复古排外主张，以温和态度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又鼓吹“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郭沫若曾说《现代评论》派“组成分子大都是有点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议论，公平地说，也还算比较开明”。[41]这种说法还不够全面，因为它没能指出他们“议论”中除了“比较开明”之外还有同革命人民对立的另一方面。《现代评论》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政治倾向，集中反映在其主将陈西滢的杂文集《西滢闲话》中。
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的“闲话”式的杂文，写于1925—1927年间，发表于《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大多收在《西滢闲话》（1928）中。《西滢闲话》共78篇，论题广泛，析理细密，以闲话式的娓娓而谈、轻松幽默的笔调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思想内容较驳杂。作者基本上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观察一切、批评一切。在北京女子师大事件上，陈西滢一伙站在章士钊、杨荫榆一边攻击诬蔑女师大学生和支持她们的鲁迅等人，诅咒女师大是“臭毛厕”（《粉刷毛厕》），攻击鲁迅等是“土匪”（《吴稚晖先生》）。但在《五卅惨案》、《多数与少数》中，他主张“大家竭力抵抗外人”。“三一八”惨案后，他针对有人鼓吹“我中华物质虽不如他国，而文化之优异有足多者”，反讽说：“这句话引起的注意后，不到几天，就有了很好的证明。真的，像三月十八日那样惨杀爱国民众，只有在文化优异的中国才能看到”（《文化的交流》）。像《线装书与白话文》、《再论线装书与白话文》、《中国的精神文明》、《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下）等，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复古派的复古排外主张，也鼓吹“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1963年《西滢闲话》在台北重版时，梁实秋在《序》中说：“陈西滢先生的文字晶莹透剔，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又说：“陈西滢先生的《西滢闲话》大概是在民国十四年左右发表在《现代评论》的，当时成为这个刊物中最受人欢迎的一栏，我当时觉得有如阿迪孙与史提尔《旁观报》的风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梁实秋当然不可能对《西滢闲话》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不过他对《西滢闲话》的艺术分析，自有其可资参考之处。陈西滢在《闲话》之后，再没有写什么杂文了，赓续他的英国式“闲话”随笔传统，使之不绝如缕的，是梁实秋40年代在重庆的《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雅舍小品》。
五 现代杂文的创立与启蒙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现代杂文史的开创期。在这个开创期中，刊登杂文的期刊报纸数量之多，杂文写作的队伍之庞大，产量之惊人，社会影响之巨大，说明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中外文学史上所罕见的广泛深入的“杂文运动”。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相始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为了“唤醒民众”，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和道德等各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腐朽本质，就必须进行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进行广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最便于进行揭露和抗争的，最便于实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最便于进行启蒙宣传的杂文，就适应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了，就成了各种思想派别的人们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最方便的工具，因而特别繁荣发达。也正是鉴于上述情况，现代杂文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有着特别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启蒙宣传家，常常就是重要的杂文家，《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李大钊是如此，大革命时期的瞿秋白、萧楚女和恽代英是如此，整个开创期中的鲁迅也是如此；决定了现代杂文必然是“大破大立”、“有破有立”的，现实主义的战斗杂文必然成为现代杂文的主流。而《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人共同奠定了现代杂文的现实主义基础，20年代的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战斗传统，《语丝》、《莽原》时期的鲁迅则往前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传统。自然，纵贯整个现代史的杂文，除了主流之外，还有支流和逆流。这些支流、逆流和主流错综交织、互相激荡，汇成现代杂文的纷繁复杂、千姿百态的局面。
开创期已经出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瞿秋白、萧楚女、恽代英、陈西滢等一批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杂文作家。其中特别是鲁迅，在“五四”以后，开始了随感录、短评、杂感、论文，后来统称为杂文的创作活动，使杂文创作出现了新飞跃，日渐具有史诗规模和美学价值，对杂文创作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杂文，这种辛辣的、深刻的批评文和清新俊逸的叙事抒情文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开创期的双璧；它包括政论性的散文、思想性的散文、社会批评性的散文，在我国现代散文史上奠定了革命的艺术的坚实基础。此外，学术性、知识性的散文也作为杂文中的一个分支开始显露它的枝叶。
开创期的杂文，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它继承资产阶级启蒙家政论文的优秀传统，也承传历代论说文的论辩说理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新生的杂文从议论性散文中脱颖而出，卓然独立，以勃发的生机锐气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杂文时代”和宽阔坚实的杂文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