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县长代表全县人民，要求将军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时，许世友欣然应诺了：“你们先回去，我马上打报告给北京，争取年内回去。”
可是，年终到了，新县人民时刻作好迎接将军的准备，将军许愿落空了。县委将电话打到南京，询问将军。将军说：“官当大了，报告不批，身不由己啊。好事多磨，我明年回去吧。”
新县人民过去了难熬的一年，一年时间又满了，将军的许愿又落了空。再次询问时，将军还是那句话：“等”。
可是新县人民等了五年，直到将军1985年10月“圆寂”南京城，这个给故乡人民的许愿也没有实现。
遗憾，终生的遗憾！
许世友给长子许光邮去了50元钱，让他给做个棺材，并说：人活七十古来稀，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对于死并不可怕，参加革命就没准备活到今天……
1976年8月9日，许世友的70大寿是在南疆广州城度过的。其实许世友是不讲究祝寿的，原因么，很简单，毛主席他老人家反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要给毛泽东同志祝寿，托王海蓉给毛主席捎信。毛主席对王海蓉说：“祝寿是‘四旧’，是帝王将相、封资修的产物。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破‘四旧’，立‘四新’，不讲究祝寿。”毛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无所查证，但作为大字报，白纸黑字，千真万确地贴到了南京街头和南京军区的大院里。许世友看到后信以为真。后来，主席接见许世友时，建议许世友读《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谈话的中间，毛主席偶尔提到了祝寿。毛主席充满幽默地对许世友说：“祝寿，祝寿，不一定长寿。历来帝王将相讲究祝寿，可都是短命鬼。后梁16年完蛋，后唐15年完蛋，后晋最少，只有10年。我不相信命是祝出来的。”
丈夫的心思妻子是最清楚不过的。头天清早，田普对许世友说：“咱们不是搞祝寿，就是全家人在一起会会餐，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许世友听后，笑说：“还是夫人想得周到，既然是这样，我得打只豹子犒劳犒劳夫人。”
“不，我可不吃豹子。”
“你不吃，还有孩子呢？”
“你不要管了，一切由我安排。”
“中，中，我听夫人的。”在妻子的温柔中，许世友显得像只被驯服了的小鹿。多年相处，田普摸透了丈夫的暴躁如雷的火脾气，她总有办法降服他。如果说许世友的脾气是滚滚奔腾的江水，那么田普那温柔和冷静的理智就是拦挡这江水的闸门。经过闸门，即使是山洪也会慢慢变成潺潺的山间小溪。
许世友70诞辰这天，亲人们都来了。儿子、女儿、儿媳、女婿，还有孙子、外孙，足足坐了两大桌。这个叫爷爷，那个喊爸爸，亲切无比，许世友甚是高兴。革命战争中将军不知天伦之乐的含义，今天他真正领会了，读懂了。许世友一连喝了三杯酒，田普走过去把杯子“夺”过来，并扣在桌上，告诉他“吃菜”。许世友也认了：那是对我的好意啊！若是在往常，他定要发脾气的。
听到喊姥爷的声音，许世友抱起了“虎子”，这是他最心爱的外孙，长得虎头虎脑，天真可爱。许世友对大家说：“人不服老不行啊！看到他们，我们已老了。以前我只顾训你们的爸爸，可你们的爸爸也是人之父了。”
许世友说这番话包含着内责，也包含着自己在家教中的反省。
其实，将军晚年的内心世界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一点全家人心里都是明白的。他爱隔辈人，爱回忆童年，说教少于训斥，温情多于呆板。
将军晚年的生活是不富裕的。由于子女多，要吃的穿的多，因而做一件新衣也是要认真计算的，再加上将军平时爱喝点酒，酒钱也是从工资中支付的。好在那时一瓶茅台才十几块，话说过来，工资也不高啊！
70大寿后，将军的大儿子许光因没赶上火车，在广州留住了两天。许光是前妻李氏所生，童年在奶奶膝前长大，没过一天好日子。作为父亲，许世友感到有很多对不住他的地方。这天晚上，许世友处理完公务，与儿子唠起了家常。
“黑儿（许光的小名），你奶奶的坟修得怎么样？高不高？”将军深情地问。
“我和家属、孩子，每年清明节去扫墓，添添土。”许光回答。
“其他时间不去吧？”
“也去，去的很少。因为从县到咱家五六十里，山路也难走。”
说心里话，将军是欠母亲一笔债的。那是感情债。母亲病重的电报发到部队后，将军军务缠身，日理万机。母亲埋葬那天，他又没能去与母亲告别，这更加重了他一生的遗憾。直到今天，他也没能到母亲的坟头拜一拜。
“我现在很想回家，看看你奶奶的坟头，培一锨土。他老人家一生太不容易了，我一生尽忠祖国有余，报孝老母不足啊！”许世友说到这里，竟动了感情，眼圈湿润。
“爸爸，那你就告个假，跟我们一块回去吧，别再让感情折磨你了。”许光央求道。
许世友摇摇头，不说话。
良久，他突然风牛马不相及地问道：“咱山里的松树伐光了没有？”
“没有。过去伐过的地方新植的松树也有大碗口粗了。”许光回答。
说伐树一事，那是50年代初期。许世友的家乡地处大别山腹地，属深山区，山高坡陡，原始林木参天，道路不通，几乎与世隔绝。家乡需要公路，但由于无钱维修，而部队需要木材，无路也难运出。在这时，许世友做了牵线“红娘”，派出一个工兵团，首先修起了公路，运出了部队伐下的100亩红松。这样，部队和家乡各有所得。后来，许世友又派部队为家乡扯起了线，通了电，结束了那种“点灯靠松明”的原始人生活。家乡人深深地感谢着将军，念念不忘他的恩德。
“如有红松，买它两棵。”许世友又道。
许光感到诧异：“买树干什么？”
许世友看了一眼儿子，回答：“人老了，得想后事了。爸爸今年70，和你爷爷35岁寿终相比，已是高寿了。”
许光明白了爸爸的心思，但他又想不通爸爸为啥还要土葬，于是又睁大眼睛问：“中央不是有明文规定，提倡火葬吗？据说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都签了名，是真的吗？”
“有这回事。”许世友回答，“不过，那是提倡，爸爸多了个心眼，烧死挺疼的，爸爸没敢签字啊。”
说起这段历史，将军还记忆犹新。
那是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
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绿肥红瘦，莺歌燕舞。
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举行。休息期间，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毛泽东主席接过秘书送来的一份厚厚的折子。他微笑着展开折子，深深地吸了口烟，用浓重的湘音说：“书法不错嘛，真气派！”
这是一份正楷书法拟写的在全党倡导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倡议书有500字，末尾写道：“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行火葬的志愿。”
毛泽东看完后站起身，迈着大步走到一张大写字台前，拿起一支狼毫，挥笔在倡议书上面写下了“毛泽东”三个潇洒的大字。
这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围上来观看，站在毛泽东右边的朱老总顺手接过笔，说道：“跟着毛泽东没错，我也签一个！”说罢，就在“毛泽东”后面签上了“朱德”的名字。
往后接着签名的是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张子意、谭震林、杨尚昆、柯庆施、陶铸、李井泉……
5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一盘棋，毛主席带头签字，大家也跟着签。于是，参加会议的党、政、军领导都踊跃地在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字。许世友推说小解上了厕所。当时不在北京或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纷纷打电话或写信向中央表明死后愿意实行火葬的态度。
在潮流面前，据说只有一个人没签名。他，就是刚刚被增选为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许世友将军。会议期间，许世友还十分认真地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对火葬的不理解。因是提倡，毛主席没有首肯，也没有批评，而是一笑了之。谁都没有介意这段小插曲，因为对于这批正值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共和国精英们来说，火葬毕竟还是一个遥远的课题。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遥远的问题成了现实。许世友等于自己给自己开了个土葬绿灯。
“两棵树能花上多少钱？”许世友十分认真地问儿子。
“我也说不大清楚。”许光回答：“爸爸，是这样吧，你不是要做棺材吗？这个事情儿子包下啦。”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也不富裕嘛，钱我得出，事情你去办。”将军语气十分肯定，说罢便朝兜里掏钱，半天，只掏出10元3角钱。他叹口气说：“我记性不好，昨天通讯员给我买了5瓶茅台酒。”
“爸爸，你身体不好，要少喝酒。”儿子提醒父亲。
“好，今后一定不喝了，省下钱买棺木。”许世友道，“你先回去，过几天，我让通讯员把钱邮回去。”
许光回到大别山老家后，不到半个月，果然收到了父亲从广州邮来的50元钱。
信中特意叮嘱：“倘若不足，我可再邮。”
许光取出钱后，心里有说不清的酸楚，泪水止不住往下流。他理解父亲，更理解父亲待儿的一番真情。父亲一生清白，从不以权谋私，占便宜与他无缘。
在采访中，许光向我叙说了这个故事，深有感慨地说：“我们也知道父亲手里没有钱，他身居高位，并不像人家想的那样。因此，我和孩子从没有伸手向他要过一分钱，说是这台黑白电视机，若不是他老人家执意要给，我也不会搬回来。他一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遇事总怕给别人添麻烦。如果说这是父亲优点的话，那是他最大的优点。”
许光接到钱后，认真地筹办父亲交给的“任务”。
当时，许光是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县里也是实权派人物。手下工作人员说：“许司令为咱县建设做出了这么大贡献，理应县里解决，不行就交给我们办吧。”
许光没点头，直接驱车下到乡里看树买树。
中午的日头还比较毒，他来到了田铺乡。在乡公所找到了刘子柱乡长，刘乡长一见许光主任光临，问他干吗？
“想买两棵红松，请你跟我到山里转一圈。”许光笑答。
“买红松干什么？”
许光吞吞吐吐，不想回答，最后说：“盖房子。”
“我们木材厂就有，明天拣两棵给你送到县里。打个电话就能办了的事，还劳驾你主任自己来跑？”
“不，我得自己跑自己选。”许光的语气肯定。刘乡长感到诧异，也不便多问，心想跑就跑吧。
森林里像搭了天篷，枝叶蔓披，鸟语花香。他们把车停在路旁，下车在森林里转游。他们一棵一棵地看，一棵一棵地用尺量。许光都摇摇头，因为他心目中的红松树还没有找到。他心目中的松树的真正形象是：头侵碧汉，森耸青峰，偃蹇形如盖，虬蟠势若龙。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四季常持君子操，五株曾受大夫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