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官署户部的二堂内，一名户部官员正在向郭允厚汇报着，今年商税的征收状况。听完了汇报后，郭允厚的心情显然好了不少。
经过了一年左支右拙的户部管理工作，这还是郭允厚第一次感到心里有几分踏实。今年的陕西及其他各处灾害，导致往年应收田赋从2700万石上下跌到了今年2300万石出头的水平。
不过随着这一年对国内税关及税收制度的改革，还有银行监控商业资金的流动，使得商税征收的效率大大的提升了。
原本三十取一的商税，在经过了年初的各省商人代表的公议后，废除了累计征收的关税征收方式，制定了3.5-12％的税收征收额度，而商税也被细分成了生产税、流通税、印花税和海关税四大类。
在往年，海关税是天子自收自用的项目，户部干涉不到也就对此类税收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了。而剩下的国内商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银两税收，一部分是实物税收。银两税收一般在每年20万两左右，而实物税收的价值就不太好计算了。
在京城的内库和通州的户部仓库内，大量的货物因为堆放的时间过长而导致价值下跌，甚至变的一文不值。而为了管理这些货物，朝廷反而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照料，这基本上就是一种亏本的买卖。
更让人头疼的是，随着吏制上的腐败，缺乏制度管理的仓库便成了贪官污吏的私库。如果不是从去年开始的大力整顿，事实上仓库管理者的贪污腐败行为，已经成为了官员习以为常的潜规则。就算是郭允厚这样的户部堂官，能够做到的事，也不过是保证太仓银库的安全罢了。
改革了税收的征收方式，并对各税关进行整改撤除之后，基本上各地不再征收实物商税，税收转运也变成了通过银行汇兑到中央户部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户部商税征收居然达到了罕见260万两，比今年275万两的盐税仅仅只少了15万两。
根据这名户部官员的统计，其中生丝征税90万两，丝绸35万两，棉布50万两，茶叶20万两，瓷器5万两，竹木50万两，其他杂项10万两。
往年运到京城的生丝、丝绸之类的高价实物是不见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今年太仓收入银两总值达到了535万两，比往年足足多了160余万两，这真是一笔意外之财。
对比起生丝、丝绸这些货物来说，郭允厚还是喜欢实实在在的银两，毕竟前者只能用来给皇帝作为赏赐，而后者可以用来填补户部各项的支出。
看着郭允厚听完自己的汇报后心情不错，这位户部新上任的度支司郎中王渊思不由再次开口向他说道：“尚书大人，学生在汇总各处数据时，其实还发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郭允厚抬头看了这名亲信一眼，便笑着说道：“文石有话便说就是了，在我面前还如此谨慎做甚？”
在对户部官吏的整顿过程中，郭允厚在崇祯的默许下，提拔了几名学生进入了户部，作为自己的帮手，度支司郎中王渊思便是他最为看重的学生之一。
听到郭允厚的吩咐后，王渊思才谨慎的说道：“根据学生对京城各棉纺织工坊的进出货物数据汇总，学生发现，今年京城各棉纺织工坊的固定投入大约为750万元，但是他们的营业收入却超过了1000万元，也就是说最早开始建设的纺织工坊不但已经收回了本钱，还开始盈利了。
按照年初规定的商税新法，今年各纺织工坊应当缴纳的税赋是40万元。如果进入到正常生产中，每个纱锭一年应当缴纳1.5元的税收。即便是不计算新增加的纱锭，以今年50万纱锭计算，三年应当缴纳的税收就是190万元。
现在顺天府给予了京城棉纺织业3年的免税额，主要在于内府答应在三年内让京城棉纺织业出资150万元，对京城的街道和下水做一个全面的改造，从而消化容纳京营裁撤下来的人员。”
郭允厚点了点头说道：“不错，虽然因此少缴纳了些税款，但是起码总是解决了朝廷眼前的困难，我觉得并不算过分。”
待到郭允厚说完，王渊思才继续说道：“如果只是这样，到也没什么。毕竟这150万元是从他们口袋里掏出来的，超出的税款勉强可以算做这3年的利息。但问题是，事实上这笔钱内府根本就没掏出来啊。”
郭允厚赶紧举起了手，制止了这位学生继续说下去，他略为诧异的询问道：“内府没掏钱？那这翻修街道，修建铁路和维修京畿运河的钱是谁出的？”
王渊思马上回道：“事实上，对京城进行改造的投资，都来自于地价的上涨。内府在左安门附近购进了3000亩土地，然后在上面大肆开发，修建了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建筑，称之为厂房。
当左安门到内城的马拉铁路修建完成后，光是这些厂房每年收取的租金就已经相当于地价的一半了。而且内府还以修建铁路停靠站的名义，从铁路沿线征收了不少地方并改建成商铺，这些商铺的租金同样比寻常的商铺高了2-3倍。
根据学生对一些数据汇总后的估算，内府先期投入的90万元，已经从地价的溢价中完全回收了，而后续的投入，内府也不用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来。
内府牵头建立的棉纺织协会规定，明年对新增加的每个纱锭，征收0.5元的城市建设费用，以用于改善京城道路和工业园下水道建设，据说协会的特别账号内已经收到15万元的城市建设费用了。
所以，内府只是暂时垫付了一笔资金投入，但是他们却为自己省下了100万以上的税金。整件事里内府、纺织工坊、顺天府是收益了，但是朝廷的利益却受损了。
尚书大人，在目前国库尚且入不敷出的状态下，户部应当制止顺天府这种自私自利的举动，不能再继续扩大京城棉纺织业的免税规模了。”
郭允厚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叹了口气对自己的学生说道：“这件事，我心里有数了。你先下去忙吧。对了，刚刚你跟我说的事，就先别往外传了。”
王渊思看了一眼，掩饰不住疲惫之情的郭允厚，虽然迟疑但还是点了点头，然后转身退了出去。
第二日便是12月1日，是崇祯元年最后一次朝会。由于天气寒冷，外带风雪，朝会的地点便挪到了气势恢宏的皇极殿内。
同样是因为天气的缘故，1000余人的朝官，最终上朝的大约还不到800名。不过这同崇祯上位一来，一直不重视朝会的作风也有些关系。
原本就已经形式化的朝会，在成立了内阁会议和国是会议制度之后，基本上涉及朝廷的大事，就被这不到70人的高级官僚所决定了。
以往在朝会上低阶官僚弹劾高级官僚，从而一鸣惊人的现象，在崇祯元年基本上就没出现过。
因此在这又冷又干的清晨，不少低阶官员干脆就请假不受这个罪了。
当鼓乐齐鸣，崇祯从后殿出来上座时，一干交头接耳的官员们顿时肃静了起来。在礼官的指挥下，内阁和六部大臣率领百官向皇帝跪拜行礼。
百官行礼完毕之后，朱由检便对着身边的王承恩点了点头，示意他开始宣布朝会。
朱由检总觉的今天昏沉沉的天色预兆着，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他的预感很快变成了现实。
宣布朝会开始没多久，言官邹毓祚、章允儒、刘斯琜三人依次上奏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对于内阁将要推行的，地方总督区及地方都督府官制改革不满，认为这有违祖宗成法；
第二件是对于总参谋部准备在各地建立野战军部队感到不满，他们认为现在大明已经是亢兵亢将的状态下，再花费一笔巨大的军费组建一支新军，完全是无谓之事。
先不说建立这只军队是不是必要，光是为了组建这只军队就有可能让大明国库破产的危险，就不能赞成这个冒险的方案。而且君王治理天下，应当注重于道德教化而不是自持武力。
第三件是京城各所学校教授的新学，不尊孔孟之道，还时常非议古今贤人，比如把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说成了道学先生用来伪装自己的道德盾牌，事实上这些道德先生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等等。
他们强烈请求朝廷颁发命令，对新学进行整顿，禁止这些人诋毁古今贤人。
三人刚刚退下，王守履、钱士升、钱元慤几人又出列上谏，弹劾内府插手煤、铁、纺织等行业，在北方市场上打压民间的产业，从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
并且还仰仗着自己的特殊地位获取了免税的待遇，搞得民间商人完全没法与之竞争。
江南原本一年生产棉布2、3千万匹，但是今年起码足足少了3、4百万匹，导致民生凋敝，市场萧条。
而朝廷对于生丝市场的管制，更是与民争利。今年户部征收的生丝加上丝绸税收高达125万两，而往年不过3、40万两，几乎增加了3倍。
末了，钱元慤还引用了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的一段话，“皇上爱珠玉，人也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斗升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大有为李三才翻案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