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一本画册上曾见到一幅旅法画家常玉的油画，题目是《穿白点蓝洋装的少女》，画面上一个坐姿拉长变形的女人，线条单纯流动，淡雅的调子里流露着浓郁的忧伤，最触目的是两条夸张的腿，仿佛整个身体都融化在这两条腿上。关于常玉，我所知不多，从一些零碎的叙述里，知道他和徐悲鸿等人属于同一代的旅法画家，后来一直呆在巴黎，晚景孤独凄凉，死于瓦斯中毒。当时看了这幅画，对常玉晚年的贫穷寂寞耿耿于怀，似乎也印证了中国画家在海外要打入主流是如何的艰难。常玉留给我的是一个不幸的失败者印象。若在网络上搜常玉的名字，很奇怪的是，有些帖子的题目很是刺激，说什么常玉是徐悲鸿的情敌，但又没指出具体的事例来。
在读了庞薰琹的回忆录《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后，从庞先生记录的关于常玉的印象中，对常玉有了新认识。庞薰琹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节专写常玉。
当庞薰琹于1920年代在巴黎学画陷入彷徨时，他去拜访了已在巴黎多年的常玉。常玉在巴黎郊区有个工作室，宽敞明亮，环境幽静，铁制的楼梯通向一个阁楼，常玉就睡在阁楼上。其时常玉的作品虽已在秋季沙龙展出过，但仍默默无闻。有意思的是下面描述的：在庞薰琹的一再要求下，常玉拿出一小幅油画风景给他看，这幅小小的风景画打动了庞薰琹，他让常玉再拿出几幅看看，常玉说：没有了。庞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画？常玉说，他连烧菜的油都买不起，哪有钱来买油画材料。庞再问：你不是多次参加秋季沙龙展吗？常玉仍毫不在意地回答：他就是在几块布上画了又涂，涂了又画。
常玉是1921年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当时徐悲鸿、林风眠、梁宗岱、傅雷等也先后来到巴黎。当年与常玉一同留学的友人王季冈在谈到常玉留学时的心态说：“他（常玉）在沪每见华捕随意殴打江北佬黄包车夫，就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曾言到巴黎讨口也不回来……”常玉后来长期旅居巴黎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应验了他当年“讨口也不回来”的“誓言”。
庞薰琹记忆中的巴黎艺术生活，像是一幕现代派的街头剧，在小咖啡馆里，穷得丁当响的年轻画家要一杯咖啡，两个小面包，或者买一瓶廉价的红葡萄酒，在杯子里倒上一半酒加一半冷水，用它来吃面包，都是一顿不错的午餐。艺术圈里流行的话是：三十岁前饿不死。咖啡馆里有着形形色色的画家和准画家，即便是后来赢得大名的莫迪里阿尼，当年在咖啡馆里最拿手的就是，飞快地画完一幅肖像，然后递到肖像主人面前，要价五个法郎……
与徐悲鸿、林风眠等人进入正规的学院不同，常玉所进的是与正规学院派教育完全不同的“大茅屋画院”。徐悲鸿进的是国立巴黎美术学校（进入该校的达仰的工作室学习），林风眠进入的是法国迪戎美术学院，后来转入巴黎美术学校柯罗蒙工作室学习。（虽然徐悲鸿和林风眠所受的都是正规学院派教育，但他们俩的作品风格和艺术观念却大相径庭。）常玉在大茅屋画院认识了刚到巴黎的贾柯梅蒂和马蒂斯的儿子皮埃尔·马蒂斯，他们都在这儿学习雕塑，贾柯梅蒂的注册直到1927年止。常玉在大茅屋画院学习作画的情景在庞薰琹笔下有生动的描述：常玉一来很多人都围着他，坐在他周围，因为常玉往往不画模特儿却画他周围的人，他用毛笔画速写，专画全身女像，最多也只用十分钟左右。有趣的是他把周围的人，不管男女，年青年老，都画成女人裸体。但没有人提抗议，相反受到极大欢迎。
在王季冈的笔下，常玉在巴黎的生活呈现着不同的色彩：
此后在法，常常同游，得观其作画。有次告我以刘海粟、王济远（上海美专校长、教员）组织天马会自吹自擂。乃与徐悲鸿（公费带眷留法）、邵洵美（留英习文学、盛宣怀亲戚）组天狗会以嘲之……外出随带白纸簿及铅笔。坐咖啡馆，总爱观察邻桌男女，认有突出形象者，立即素描；亦课外作业自修也。……有时家款未到，无多余钱，转啃干面包，喝自来水度日。唯一值钱的照相机，时常存入当铺，或向我告借几十万。待家款到，再赎再还。……其人美丰仪，且衣着考究，拉小提琴，打网球，更擅撞球。除此之外，烟酒无缘，不跳舞，也不赌。一生爱好是天然，翩翩佳公子也。……
从蒋碧薇的回忆里也能看出常玉的“翩翩佳公子”性格特点——蒋碧薇在《我与悲鸿》里写道：常玉、孙佩苍、谢寿康、徐先生合伙在柏林组织小型伙食团。做饭烧菜由谢先生跟我四个人负责，徐先生洗碗打杂，只有常玉袖手旁观，什么事也不做，每天十一点多钟才来，谈谈笑笑等吃饭，吃饱饭拍拍肚皮就走，有时更弹奏几曲曼陀林，这伙食团没有维持多久也就解散了……
常玉因有家庭的资助（主要是他兄长的经营），在巴黎求学时，并无经济负担，所以能做到我行我素。借着富裕的家庭背景，他完全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1920年代正是欧洲艺术上的疯狂时代，他充分享受着巴黎提供的自由和艺术气氛，他的个性也使其迅速融入到巴黎的现代艺术运动中，在这一点上，他与徐悲鸿显然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贰
常玉有过异国情缘，他青年时与一位法国的贵族小姐同居。王季冈说，有一年他到巴黎，常玉把他的Bon Amie介绍给他，是一过气男爵家的女儿，文静又端庄，是在学院习画时认识的。他们三人曾一同出游。后来他听说常玉和此小姐结婚了，但又离婚了。什么原因，常玉没有说。关于他的这段异国婚姻，2000年2月24日，衣淑凡于法国格伦堡采访到了常玉的这位叫玛素·哥格的前妻。玛素1904年7月2日出生在法国，20岁时因生下一个私生子而被家人赶出家门。她同时做着多份工以维持生活，如秘书、珠宝和时装设计、绘图员等，把孩子托付给托儿所。1925年，她在大茅屋画院学习素描时认识了常玉。很快，她就被常玉娴熟、独特的技巧折服。一次她因为盲肠炎开刀住进了医院，常玉带了一束玫瑰花来医院探视她，从此两人坠入情网。稍后她搬进了常玉的公寓。（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年才正式结婚——1928年4月10日他们在巴黎第五区结婚。）1926年底，常玉曾短暂回国。再回到巴黎时，常玉从家中带来一些翡翠、珠宝，还有一件豹皮斗篷……直到晚年，玛素还保存着当年常玉送给她的翡翠首饰。
富家子弟出身的常玉，似乎从未为金钱担心。也不知道如何积攒和安排生活，一收到家中汇款便挥霍一空；偶尔卖掉一张画作时，便立即宴请朋友或送礼给他们。玛素说，有一次常玉竟然把她母亲送给她的珠宝拿去典当，玛素非常生气。当时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足，玛素只好在电信局工作，赚取微薄的工资来维持两人的生活开销。后来，当她怀疑常玉对她不忠时便坚持离婚。1931年7月他们结束了这段情缘，但他们并未断绝关系，持续往来直到1936年。1940年二战爆发后，玛素带着儿子前往摩洛哥，于1943年再嫁。常玉到老再未结婚。
叁
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常玉就以其独特的画风屡次参加巴黎的沙龙和画廊展览，也与画商、艺术评论家和收藏家交往，但常玉并没依靠艺术给他带来名声和金钱。常玉拒绝与画商合作，他的“我行我素”的风格也令人望而却步。1931年，随着常玉老家里家族企业的破产（他兄长去世了），他失去了家庭的资助。幸运的是，常玉认识了当时活跃的艺术活动家H·P·侯谢，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侯谢交游广泛，更是位眼光独具的收藏家，曾经是毕加索、勃拉克、杜尚等艺术家的经纪人。在常玉陷入困境时，侯谢购买了若干常玉的画作，从1930年到1932年的三年间，侯谢共收藏过常玉的一百一十一幅油画和六百幅素描。通过侯谢，常玉结识了毕加索，庞薰琹在回忆里说：常玉和毕加索等人是老朋友，毕加索还为他画过油画像。常玉和侯谢的合作关系仅仅维持了三年多，关系恶化源于常玉“大少爷”的脾气：“富贵人家的身份在突然面临生存压力、经济陷入困境时缺乏心理准备以及自由的个性，同时过度依靠侯谢的经济支持增加了朋友的压力，从而产生信任的危机。”常玉在给侯谢的信中说：现在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不到十法郎。而侯谢则回应道：“好像我们彼此都要多占对方一点便宜。”1932年，侯谢断绝了与常玉的合作关系。
荷兰的一位作曲家约翰·法兰寇取代了侯谢的位置，他以常玉好友兼经纪人的双重身份在常玉艺术和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的推动下，常玉的画得到了沙龙和评论家的认可，譬如有荷兰评论家说：常玉的画作布局淡雅高贵，色彩运用细致，形成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气质。他一方面继承了祖先所禀赋的艺术特质，一方面又从欧洲思想中获得一些新的灵感。法兰寇在1932年所立的遗嘱中甚至说：他无条件的每三个月给常玉一笔五百法郎的年金。尽管如此，常玉仍没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不能不归结于他的个性。可以拿来对比的是，与此同时，同样来自东方的日本画家藤田嗣治（比常玉早到巴黎），也是以东方式线条描摹裸女，但风格更写实，也更得到了市场的欢迎，更主要的是，藤田与画商的关系是常玉无法相比的，这位四川才子拒绝与画商合作，我行我素。藤田曾描述巴黎画家与画商的交往的情况。对于以画为业的画家，画商是最重要不过的了。对于画商来说，多数是一些口蜜腹剑，始终以斗大的眼睛来专心物色人家的作品的犹太人。他们一旦发现一个有前途的画家时，便立即将其作品全部收买下来。当然买的时候，是从五角钱或一元钱的最低价开始的，但当他挂在店面出售时，却马上就定上一百元或二百元的高价了。画商对画家有合同要求：当他人从画家处购买时，亦应百元价格售出，若有违反，画商有可能把原来购存的画家的画原价五角或一元地售出，让画家永远无法起来。如果画家想要成功，必须与画商合作。一般画家对于自己的画被高价卖掉或被批评家高度认可，一样视为同等重要的事。从藤田对画商的认识，可以看出他的人情世故和交际灵活，最后的成功是可想而知的。反观常玉，就完全不同了。就像庞薰琹在回忆里所说：是不是常玉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呢，在庞看来，完全不是，因为庞亲眼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要买他画的线描人物，他把画送给了人，却拒绝了人们送给他的钱。有画商找上门来要他的画，他都一一拒绝。他还告诫庞，“千万不要上画商的当。”人家请他画像，他约法三章：一先付钱，二画的时候不要看，三画完后拿了画就走，不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答应这些条件的就画，否则坚决不画。时常有人请他吃饭，吃饭他并不拒绝……不难看出，常玉是位个性很强的人，在他身上体现了艺术就是生活，绝非沽名钓誉牟取钱财的工具。
席德进在谈及常玉时谈到一则流传在旅法华人艺术圈的轶事。常玉早年在巴黎几乎已经成名了，当时有位画商打算捧一位东方画家，那时日本的画家藤田嗣治也未出名，画商决定要捧常玉，买他的画，并且先付钱要他画画，为他开画展。然而时间到了，画商来向常玉讨画，结果他交不出画来，钱早已被他花天酒地的用光了。这位画商一气之下，转而捧藤田，结果藤田大享盛名。（对此说法，顾跃在《常玉》书中给予了不同说法：其实藤田的成名和常玉去巴黎有一定的时间差，因为藤田早于常玉七年前就来到巴黎，成名也更早。）
对于常玉后来的落魄，吴冠中的说法比较客观：
二三十年代在巴黎引起美术界瞩目的东方画家中似乎只有日本的藤田嗣治和中国的常玉。我在40年代在巴黎看藤田嗣治的画，觉得近乎制作性强的版画，缺乏意境，缺乏真情，不动人。是巴黎对东方的肤浅认识，还是画商利用对东方的猎奇而操作吹捧，结果画家扬名了，走红一时。常玉与藤田正相反，他敏感，极端任性，品位高雅。由于他的放任和不善利用时机，落得终生潦倒。
肆
关于常玉在巴黎的生活和艺术，徐志摩在他的《巴黎的鳞爪》一文中第二节《先生，你见过艳丽的肉没有？》的相关描绘，是我读到的有关常玉的生活和艺术最详细和形象的叙述：
我在巴黎时常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的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里，光线暗惨得怕人，白天就靠两块日光胰子大小的玻璃窗给装装幌，反正住的人不嫌就得，他是照例不过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一位先生，下午他也不居家，起码总得上灯的时候他才脱下了他的外褂露出两条破烂的臂膀埋身在他那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他的工作。
艳丽的垃圾窝——它本身就是一幅妙画！我说给你听听。贴墙有精窄的一条上面盖着黑毛毡的算是他的床，在这上面就准你规规矩矩的躺着，不说起坐一定扎脑袋，就连翻身也不免冒犯斜着下来永远不退让的屋顶先生的身份！承着顶尖全屋子顶宽舒的部分放着他的书桌——我捏着一把汗叫它书桌，其实还用提吗，上边什么法宝都有，画册子，稿本，黑炭，颜色盘子，烂袜子，领结，软领子，压瘪了的热水瓶子，烧干了的酒精灯，电筒，各色的药瓶，彩油瓶，脏手绢，断头的笔杆，没有盖的墨水瓶子。一柄手枪——那是瞒不过我花七法郎在密歇耳大街路旁旧货摊上换来的。照相镜子、小手镜、断齿的梳子、蜜膏、晚上喝不完的咖啡杯、详梦的小书，还有——还有可疑的小纸盒儿，凡士林一类的油膏，……一只破木板箱一头漆着名字上面蒙着一块灰色布的是他的梳妆台兼书架，一个洋瓷面盆半盆的胰子水似乎都叫一部旧版的卢骚集子给饕了去，一顶便帽套在洋瓷长提壶的耳柄上，从袋底里倒出来的小铜钱错落的散着像是土耳其人的符咒，几只稀小的烂苹果围着一条破香蕉像是一群大学教授们围着一个教育次长索薪……
壁上看得更斑斓了……
该文写于1935年12月，徐志摩所描绘的就是他眼里的常玉。在文中他还转换角度，让常玉直接现身说法，以说明艺术家何以选择巴黎：
你看像我这样子，头发像刺猬，八九天不刮的破胡子，半年不收拾的脏衣服，鞋带扣不上的皮鞋——要在中国，谁不叫我外国叫花子，哪配进北京饭店一类的势利场；可是在巴黎，我就这样儿随便问哪一个衣服顶漂亮脖子搽得顶香的娘们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你信不信？至于模特儿，那更不成话，哪有在巴黎学美术的，不论多穷，一年里不换十来个眼珠亮亮的来坐样儿？屋子破更算什么？波希米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按你说模特儿就不该坐坏沙发，你得准备杏黄贡缎绣丹凤朝阳做垫的太师椅请她坐你才安心对不对？再说……
常玉并不隐瞒自己学画的动机：“对人体美的欣赏在我已经成了一种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摆脱的嗜好”——
我学画画原来的动机也就是这点子对人体秘密的好奇。你说我穷相，不错，我真是穷，饭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儿——我怎么也省不了。这对人体美的欣赏在我已经成了一种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摆脱的嗜好；我宁可少吃俭穿，省下几个法郎来多雇几个模特儿。你简直可以说我是着了迷，成了病，发了疯，爱说什么就什么，我都承认——我就不能一天没有一个精光的女人耽在我的面前供养，安慰，喂饱我的“眼淫”。当初罗丹我猜也一定与我一样的狼狈，据说他那房子里老是有剥光了的女人，也不为坐样儿，单看她们日常生活“实际的”多变化的姿态——他是一个牧羊人，成天看着一群剥了毛皮的驯羊！……美的分配在人体上是极神秘的一个现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不论男女我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上帝拿着一把颜色往地面上撒，玫瑰、罗兰、石榴、玉簪、剪秋罗，各样都沾到了一种或几种的彩泽，但绝没有一种花包涵所有可能的色调的，那如其有，按理论讲，岂不是又得回复了没颜色的本相？人体美也是这样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头发，有的手，有的脚踝，那不可理解的骨骼，筋肉，肌理的会合，形成各各不同的线条，色调的变化，皮面的涨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态，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烦细心体会发见去，上帝没有这样便宜你的事情，他决不给你一个具体的绝对美，如果有我们所有艺术的努力就没了意义；巧妙就在你明知这山里有金子，可是在哪一点你得自己下工夫去找。……
回头我给你看我那张破床底下有一本宝贝，我这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绩——千把张的人体临摹，而且十分之九是在这间破鸡棚里勾下的，别看低我这张弹簧早经追悼了的沙发，这上面落坐过至少一二百个当得起美字的女人！别提专门做模特儿的，巴黎哪一个不知道俺家黄脸什么，那不算稀奇，我自负的是我独到的发见：一半因为看多了缘故，女人肉的引诱在我差不多完全消灭在美的欣赏里面，结果在我这双“淫眼”看来，一丝不挂的女人就同紫霞宫里翻出来的尸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摇不动我的性欲，反面说当真穿着得极整齐的女人，不论她在人堆里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碍就无形的消灭，正如老练的矿师一瞥就认出矿苗，我这美术本能也是一瞥就认出“美苗”，一百次里错不了一次；每回发见了可能的时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剥光了她叫我看个满意不成，上帝保佑这文明的巴黎，我失望的时候真难得有！我记得有一次在戏园子看着了一个贵妇人，实在没法想（我当然试来）我那难受就不用提了，比发疟疾还难受——她那特长分明是在小腹与……
伍
在巴黎时的常玉和徐悲鸿的关系比较微妙，譬如1933年，由徐悲鸿策划的在法国国立外国美术展览馆举办的“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常玉是八十二位参展人之一，但“不知为何他的图录被徐悲鸿从策划的目录中略去”了。
后来，随着常玉的画作销售不佳，家庭和朋友的资助也相继断绝，常玉开始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靠每月不多的工钱维持生活。1960年代初，他对同样滞留在法国没再回国的女画家潘玉良说：唉，年轻时有钱，却未能善加支配使用；到现在需要用钱，它又不见了……
常玉有一幅画作也透露出他的感情生活的一面：这幅油画的正面是两匹马，一匹白马，一匹黑马。画的反面，是一幅跃动的豹，在豹子的前蹄处，写有一行题字：
此画经两个时代方成，起画在1930年黑马当成白马未就全。成就在1945年，在这个时代我爱恋一少妇，因她而成此画，这幅画已属于她，后绝离。此画仍为此，玉记。
常玉对自己的画怀有信心，他曾说：欧洲绘画好比一席丰盛的菜肴，当中包含许多烧烤、煎炸的食品及各式肉类。而他的作品则是蔬菜、水果及沙拉，能帮人们转换及改变对于欣赏绘画艺术的品位。当代画家总带点欺骗地以多种颜色作画。他不欺骗，故他不被归纳为这些为人所接受的画家之一。从常玉的这种夫子自道中，能看出他对自己作品的自信，但也看出他的“任性”。
为了改善生活，常玉做过多种尝试，但无以例外，都失败了。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性格悲剧。1940年代留学法国的吴冠中，在回忆录里写了常玉留给他的印象并勾勒了常玉在法国的结局：
1948年或1949年的夏季前后，我在巴黎友人家见到常玉，他身材壮实，看来年近五十，穿一件红色衬衣。当时在巴黎男人很少穿红衬衣。他显得很自在，不拘礼节，随随便便。谈话中似乎没有涉及多少艺术问题，倒是谈对生活的态度，他说哪儿舒适就呆在哪儿，其时他大概要去美国或从美国临时返回巴黎，给我的印象是居无定处的浪子。我早听说过常玉，又听说他潦倒落魄了。因此我到巴黎后凡能见到他作品的场合便特别留意观察。他的油画近乎水墨写意，但形与色的构成方面仍基于西方现代造型观念。我见过他几幅作品是将镜子涂黑，再在其上刮出明丽的线条造型……
二三十年代他的作品多次参展秋季沙龙，独立沙龙，已颇令美术界注目，著名诗人梵勒罕为其所绘插图的陶潜诗集撰写引言，收藏家侯谢开始收藏其作品，常玉之名列入1910—1930年当代艺术家词典第三册。然而这些难得的良好机缘并未为常玉所珍惜、利用、发挥。据资料，他1901年生于四川一富裕家庭，1921年勤工俭学到巴黎后，由其兄长汇款供养，衣食无忧，不思生财，游心于艺，安于逸乐。及兄长亡故，经济来源断绝，犹如千千万万流落巴黎的异国艺人，他在贫穷中苦度岁月，1966年8月3日因瓦斯中毒在寓所逝世。
陆
庞薰琹说当年常玉的画给了他很大的影响，这从他作于1930年代的油画《藤椅上的人体》很容易看出，与常玉笔下的女人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无疑，常玉的艺术态度也给了庞薰琹深刻的影响，在巴黎时曾有画商找到庞，许诺每月给他两千法郎，暑假还可以去海边避暑，但是必须履行几个条件：每月要交上两幅油画和50幅用中国毛笔画的速写……十年内要想改变作风，必须事前商量。庞当即拒绝了，他想起了常玉的告诫，也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人为了谋求生活享受，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后来虽然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常玉生前虽然以落魄离世，但近年来他的作品却不断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引起轰动，仅以最近的一次为例：2009年10月8日在香港落幕的苏富比秋拍中，常玉的画作《荷花与金鱼》以三千六百五十万港元创下了最新记录。“这个作品一亮相便吸引了三名电话投标者和在场的数名竞投者的角逐。”苏富比二十世纪中国艺术部主管李亚俐描述当日的拍卖情景，说常玉的这幅画作掀起了整个专场的高潮，“在最后的三分钟里，一名电话投标者及两名现场竞投者展开‘拉锯战’。画作最终由电话竞标的中国私人藏家以三千六百五十万港元高价落槌。这刷新了常玉的意境画拍卖纪录……”在五个月前的佳士得春拍中，常玉的《猫与雀》犹如一匹黑马，创下四千二百一十万港元高价，也成为他个人成交价最高的作品。
“二十世纪中国留洋艺术家中的许多人都受巴黎画派的影响，常玉也是如此。”李亚俐说，“花卉是其中常见题材，《荷花与金鱼》便诞生于这个时期。常玉共创作过四幅荷花题材的作品，其中《荷花与金鱼》尺幅最大。”
相关书目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庞薰琹著，三联书店2005年版。《常玉》，顾跃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徐志摩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