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记得周作人说过的话，大意是自己的书房不能轻易给别人看，因为一个人的书房最容易让人看穿自己肚子里的货色，藏不住假。这点对大洋彼岸的人来说，泾渭不同，长毛番鬼恨不得到处炫耀自己的书房，即便没有多少藏书，也要制造一些假书——譬如橱门装饰着以假乱真的一排排书脊。譬如案头的一册大而精美的《坐拥书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内中所收的几乎都是美国的文人和经理人的书房，先不说其书房的大和壮观，即便是书架上的陈设，看上去真是“收藏”，即便书房主人说藏书为了实用，看上去也显得豪华。从各个不同身份的书房主人的自述里，藏书虽有种种不同，风格也虽然不同，但有一点相似，就是都贯穿一个主调，突出藏书和生活的和谐，而且都希望自己的书房让外人看上去是独一无二的，话语中充满着炫耀和自豪。不过看着他们的书房，也不得不说，那些书房的确值得骄傲，大洋彼岸的书房是我辈无法企及的。
与《坐拥书城》相比，《我的书房》（岳麓书社2005年版）是当下中国文人的书房，一页页翻下去，也有一相似点，就是大多强调书房的狭窄或来之不易，往往文人们的住房拥挤不堪，书房和客厅甚至卧室往往多种功能混用，即便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往往也是到了老年。而对于自己书房和书架的陈设也往往以朴实无华为第一选择，别说豪华和壮观，即便装饰也惟恐给人留下炫耀的印象。这一点和大洋彼岸的“同行”真是两个极端。书中所收的五十多个文人的书房几乎代表了当下文人的典型，不管是大是小，应该说，文人们的态度是一致的，书房是自己的精神的依托，也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底气”。
两年前在上海，有缘拜访一间位于永嘉路“慎成里”老石库门房子里的书房——“两步斋”，顾名思义，“两步”是说其小，书房里最大的特色就是书橱里和桌面上的一摞摞档案袋，里面都是主人采访的资料，这也体现了主人的特点，以人物传记的写作为主，档案袋里所放的都是所写人物的材料。“两步斋”主人丁言昭，其所写人物有一特点，都是现代文坛圈里圈外的“才女”，而且大多和她有着直接的联系，譬如上海的陆小曼、王映霞，北京的丁玲、冰心……不过，她笔下的这些才女，陆小曼和王映霞更生动亲切许多。这样的书房也实在反映了主人的生活。
我也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从最初书房、客厅和卧室共用一室，到现在有了独立的书房，应该说实现了有一间自己的书房的梦，但也像许多朋友一样，现在却很少在书房里读书了，在书房里更多是为了找书的苦恼和发现的乐趣，而读书却移到了客厅里——客厅俨然也成了书房的延续。书房于我更多成了“发呆”的角落。在生活里给自己留一间“发呆”的书房，也是“生活在别处”的乐趣和梦想的源地。
贰
我喜欢在书房里发呆，坐在那儿，并不看书，而是用散漫的目光检阅着或整齐或拥挤或杂乱的书阵书堆，就像抽烟的人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看它们渐渐弥漫开来惬意地陶醉，或像喝酒的人端着酒盅小口小口地抿着麻醉自己的神经。夜晚的书房，给了我安逸，也给了我迷惘，有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在看书还是书在看我，我和书就这样相互对视着，偶尔的一点对接有时刹那间碰撞出了火花，让我惊喜，也让我惊醒。书与人，人与书，在对视中就消磨了春夏秋冬。有时，拿起一本书并没有理由。也许因一本书，又翻起了另外几本相关或不相关的书。书里书外，整个人便坐在那儿发起呆来。譬如某个周末的夜晚偶然聚拢了我的目光的那几部已有些褪色的绿皮书：上海译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接连翻了几本陀氏作品的扉页（因为我有在上面记录买书情景的习惯），我突然发现，1986年简直是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一册上海译文版的《罪与罚》（1979年初版，1985年8月第8次印刷），紧贴着书脊顶端的透明胶纸已泛着深黄。在扉页上，留着当初买书的记录：“1986年12月3日购于沪”。是在从厦门返青岛的途中在上海转车，在书店里偶然见到了这本《罪与罚》，柜台后的女店员递给我这本书，不凑巧的是书架上只有这一本了，书脊顶端破裂了，一位老店员从姑娘手中接过去说，补一下就没事了。那时，我正迷恋陀氏的作品，这套上海译文浅墨绿的陀氏作品集，我几乎见一本买一本。《少年》（1985年9月初版），我的记录是：“1986年夏购于四方”。再如《死屋手记》《被侮辱与损害的》《白痴》也是在1986年买到的。其中，1986年8月初版的《白痴》我是“1986年11月27日购于厦门鼓浪屿”。看着这些买书的记录，恍如隔世。1986年秋天我第二次去厦门，从上海转车简直就是灾难，至今想来上海火车站售票窗口的拥挤不堪仍历历在目。从上海到厦门，在火车上我几乎站了一路，当时的总行程大约二十多个小时，我站了十六个小时，真是刻骨铭心。后来火车到了一站停车，我感觉那火车仍在轰轰地行进着。回程时虽然更拥挤不堪，但我有了一个座位。不过快到杭州时，上来一位抱孩子的年青女人，就站在我边上。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我站了起来。
这套陀氏作品集我最先买的是两册本的《中短篇小说》（1983年6月初版），1984年夏天在青岛中山路的新华书店里意外买到的。最初对陀氏的认识是读初中时从报亭里买到的一本杂志，杂志名已记忆模糊，仿佛是《俄苏文学》之类，封底是一幅陀氏在书房里的木刻版画，杂志里有陀氏的纪念专辑，其中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小英雄》，正是这篇并非陀氏优秀之作的短篇小说，引起了我梦中关于异性的幻想，并让我牢记了这个“病态”的作家。当我在书店里见到他的《中短篇小说》时，没有丝毫犹豫便买了下来。但读这两册书的结果，是我被《穷人》打动了，并迷恋上了陀氏的作品。1986年在青岛的暑期图书博览会上，也就是后来的特价书市，我意外淘到一本小册子：《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初版），定价九角三分，又打了半价，简直是白拣。这本小册子是陀氏夫人的回忆录，从她的回忆中，陀氏的形象牢牢刻在了我的印象中。后来我在北大校园里北大出版社的门市部里虽然买到了新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1988年3月5日于北大。”），但读起来仍没有那本小册子亲切。
在1986年我买了第一本外国作家评论集，这就是封面上标明“（苏）叶尔米洛夫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2月新一版），满涛译，定价一元二角五分。正是这本书，让我对陀氏的作品有了大概的了解，也有了要买齐他的作品集的念头。买此书是和一本陀氏的小册子一起，即收入人民文学版《文学小丛书》中的《白夜·舅舅的梦》（1985年3月初版）。在这本小册子上还留下一行字：“1996年10月26日整理藏书”。对此，我已印象全无。
一部厚厚的格罗斯曼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初版）的扉页上则写着：“1988年9月20日购于温州”。这勾起多少记忆，夹杂着桂花的浓香。是在温州郊外一个叫白象的小镇，一座不高的山岭和一座废弃的庙宇，温州地震台所在的庭院里，在那里我呆了三个多月，中秋节时，院中的桂花树已浓得醉人，一大早赶到白象镇乘车去了温州，在温州新华书店遇到了这部传记。于是，接下来寂寞的日子里，我追踪着陀氏的身影在时间的河里逆流而上。那个沉浸在轮盘赌中不能自拔的神经质的癫痫病人始终在我眼前，讲述着他所遇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白痴、疯子、放高利贷人、妓女、临刑的杀人犯，当然，还有他年青善良的妻子。转过年来，我就买到了《赌徒》：“1989年3月5日购于青岛古籍书店。”
在人民文学版的《罪与罚》（1982年10月初版，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的扉页上，记录着“1989年9月3日午于青岛台东书店”。此书插在那些上海译文版绿色的陀氏作品集中显得突兀扎眼，白色底的装帧，封面是典型的张守义的风格：老灯盏，没脸的人。但这部书在陀氏作品中是我读得最多的一本，前后不下五遍。至此，买陀氏的书告一段落，接下来书店里像是失踪了他的身影，《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成了我的心病。后来，青岛的海洋研究所图书馆处理文艺藏书，我意外淘到了两卷本人文版的《群魔》，但这两本旧书我一直没放入书橱，对待“藏书”，我有着洁癖。翻完这两本旧书，我找来报纸把它们包了起来，放到阳台的角落里。后来，当我惊喜地买到新版的《群魔》时，这两卷旧书便让我送给了喜欢淘旧书的朋友了。译林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的《群魔》厚厚的像块砖，三十六元五角，译者是臧仲伦。在扉页上，我写道：“2002年6月19日午逛书城，该书久觅未得，今意外相遇，携之尽兴而归。”陀氏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来我有不同的版本，先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精装的一厚本，接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装的两卷本，后者是我1996年春在北京人文社门市部买的，上面题道：“……至‘阁楼’寻访SY不遇偶见S公。”同时买回来的还有陀氏的《书信选》。前者是该书的编辑送我的，扉页上写着：“1996年11月收杭州寄书。”
某年在书店里见到了上海译文社新版的六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封面已换成了冰冷的深蓝色，没有了旧版的暖调。看着那些熟悉的书名，起了莫名的感动。只有一本的书名陌生，这就是《鬼》。先是迟疑，接着释然，恐怕是《群魔》的新名吧。果然。我还是挑选了两本，一本是《白夜》，一本是改头换面的《鬼》。在扉页上我都写道：“2005年8月31日于青岛小书店。”其实，再买这两本书，我已没有了激动。
在书房里这样散漫着自己的目光，拿起几本相关或不相关的书，有时让我沉醉，有时让我起了忧伤，譬如，当年和我一起到上海、厦门、温州的老师中，已有三位离开了人间，送我书的那位编辑朋友也移民到了大洋彼岸，而当年我在青岛买书的书店，有的也已经没有了踪影，古籍书店、台东书店已成了纸上的记忆。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书消磨和充实了我的夜晚。
叁
在我醉心搜买陀氏著作的1980年代，其实，我更醉心搜求的还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从他们的单本选集，到选集，甚至于全集，逐渐搜买我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搜罗最多的，除了鲁迅之外，就是沈从文、萧乾和周作人。一册1981年湖南人民版的《沈从文散文选》点亮了尚在读中学的我的文学梦想，而1980年人文版的《萧乾散文特写选》，尤其是书中最前边的那篇长长的代序《未带地图的旅人》给我打开了憧憬未来的窗口。高中生活的两年里，这两本书成了我百读不厌的书。就像我上边讲述的买陀氏的书，买沈从文的书和买萧乾的书，也就各自有了长长的故事。就像有一本导游指南，林非的一册《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成了我的买书指南——那上边的名单成了我的买书目标。当然，很快就发现此书名单的局限，譬如没有周作人、梁实秋等人。但1980年代初大量的现代作家作品的重新出版，还是很快让我找到了他们的书。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推出的上下两册的《中国现代散文》，则让我读到了许多陌生而充满魅力的现代散文，譬如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981年湖南人民版的《沈从文散文选》至今是我珍爱的一本书，其所选文章实在是沈从文的精品：《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一个传奇的本事》（附录黄永玉的那篇名文《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还有一篇1949年后沈从文写的《新湘行记》。这本书带给我无边的想象。围绕沈从文，我的买书渐渐形成了一个专题。某晚从《萧乾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读到萧乾在给杨振声儿子杨起教授的信中流露对沈从文的不满时，大为惊讶。而从他另外的信中，也发现原来萧沈之间友谊已经决裂，难怪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中不提沈从文的名字。再后来，这些作家的书，只要是1980年之后出版的，只要是我喜欢的作家或我觉得理应收集的作品的书，在书店里见到后，不会空手而归的。
某日，与几位师友聚会，其中一位谈到了他阅读印象中的一些现代文人，譬如沈从文，他说沈先生1949年后遭遇不幸，生活和工作都很艰难，“文革”时还被迫去了干校劳动。我好像条件反射，立即回应：你说的不确切，沈从文1949年后的确遭遇不公平对待，但比起他的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能说遭遇不幸，因为他是一级研究员，工资待遇还是很高的，只能说处境不好，他没被打成“右派”，“文革”遭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如此，至于到干校，以他的年龄和身体他可以不去，但他自己要求下去……朋友又说沈先生是书呆子，只知道搞研究。我马上又答：沈从文不是书呆子，他很聪明，从他的书信中就能看出来，他如何找关系调动在四川“三线”企业里的儿子儿媳回北京……朋友忍不住问我：你怎么对沈从文如此不满？我先是惊讶，继而笑了，说：其实我非常喜欢沈从文。但正因为喜欢，他的书我搜集得很全，别人谈他的书我也买了许多，尽管我不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但诸如花城版和天津人民版的《沈从文研究资料》及《沈从文年谱》之类的书，也从书店里淘回家。不过，正因为看了他的全集和相关人的不同描述，沈从文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不再是单一的面貌……
肆
从2006年起，我也渐渐习惯了上网。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网络已经成了我每日工作时的依赖。但是，网络只是我工作的工具，不是我享受阅读的工具。我的阅读是分成不同的两个方式的：白天在报社，网络是我工作的工具，是我获得资讯的窗口，是我寻求疑难解答的“百度”。夜晚，职业工作之外的我，网络不再是依赖。我仍喜欢在书房里发呆。再发达的网络，再丰富的网络信息，也取代不了在书房里发呆的快乐。
前不久，一位网络上结识的朋友从海外来到青岛，目的之一是来看看“书鱼知小”的书房。朋友指着我书橱里的一排《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这个版本已经过时了吧？你还查阅吗？我答：不查。她的眼光里充满疑惑。我又说：现在有“百度”，有“搜狗”。她恍然。是啊，有些书，即便不再查阅了，但看着也舒服。也许这就是“书鱼”的病吧。
从一本本相关或不相关的书里费事寻找翻阅得到的“发现”，与点击“百度”“搜狗”迅即得到的“结果”，其过程和感受是不同的。一个晚上可能都被找书的过程浪费了，但在这浪费里却往往有意外的发现和愉悦。
其实，生活是需要有“浪费”来填满匆匆流走的日子的。无边的网络扩大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在书房里发呆，是在关上电脑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