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冬天，我参加一次诗歌会议，长治市文联王广元老师介绍我认识一个人。那时候我已经单身很久。离婚的女人在这个社会上一点都不紧俏，我很明白我的处境。他骑着自行车在宾馆的院子里站着等我，第一感觉是他的个子很高，第二感觉是雪下得很大。漫天雪花中我要抬高脸才能看完整他的脸。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也无所谓。他说：“我想约你稿子，我是报社副刊编辑。”我说：“我很懒惰，不一定约得到。就这样吧。”
彼此经历了婚姻，所以都很矜持。认识的过程似乎很漫长。总归是认识了。一周约一次，送我两本书，在小饭馆，要两个菜喝点小酒，汇报一下周日前的工作，心旌微醺处，联篇而来的话似乎都是对文学的热爱。小酒喝到一定火候，两人浸到了一段境界里，醉眼朦胧看对方，似乎很合适婚姻？哑然一笑，他开口说：“难道没有知己的感觉吗？”此地此景，我们居然把爱慢成这么一种闲情。我明白，确实离婚姻很近了。
婚姻对人是一种考验，一路走过来，对于写作的人，谋食渡日，物质的味道虽稍缺，精神的味道该是足足。我很享受我慵懒的空间，他说：“不要闲置了你的才情。”这好象是我们结婚后他常说的一句话，却分明是一种对岁月的砥砺。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最清楚不过了。生活中我完全不像一个女子。开啤酒瓶要用嘴啃，分一只苹果，就近的沙发扶手上握拳就下去了。有一次和街上喝多酒的小男生打架，打到脖子上开了口子。回家后他惊讶地问：“你咋就不知道怕呢？”我很洒脱地说：“怕？就得挨打！”他很认真地问：“你不怕他们呢？”我回答：“当然是我回家。”他哭笑不得。
很多细小和粗鲁的行为，他都能包容我。唯一不能包容我的是：我不写作。丈夫是小报副刊编辑。结婚后，也许是太习惯了编辑角色，转换这个角色在他竟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也许是他内心对读者的尊重已经形成敬畏，很怕他的作者虚耗了才情。我那时候喜欢打麻将，几个婆娘日日在一起打发时光，他看不惯，有小小的执拗和不甘心，夜晚躺在枕上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才华，你不是简单过日子的女人，你内心丰富多彩，你要写，不要闲置了你的才情。”他把他认为我应该看的书放在沙发扶手旁，卫生间，床头，一摞一摞放。我突然明白了他简单对我的期待：希望我写。我无法拒绝他给我的影响，必定是和我内心对接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丈夫是开启我另一扇的心门，让我写作成瘾为一种慢性自杀最情愿的方式。
除了写作，在生活上他是我最大的支持着。他常挂在口边的话是：“相妻教子”。我说：“你这样讲，别人要笑话你矫情，不够男人份儿。”他说：“我是我，我不是别人。”我这人毛病多，突发想象的事也很多，思想永远都是临时的。记得我前公公患病了，听说后临时动了念头要回乡下去看前公公。他很认真分析了乡下的情况和前夫家里，说：“你这样会不会搅出一些事情来？”我说：“我在他们家存在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结，我去看一个老人，我得感激他曾经对我的好，我看老人他们都不能接受，那你说人长了心肝做啥？”他不再说话果断和我上路。走到乡下，他提了礼物送我到前公公家门前，扭头走开说：“我在路边等你。”一刹那间，我看着他的背影，我知道我和他是一样的，尘土一样多落在我和他身上，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心情。也就一刹那的感觉，见到他我就把刚才的感觉丢掉了，我是他老婆，他就应该全方位疼我。还有什么不知足呢？！一次买箱包，回家后发现它的轮子是坏的，我不想去找麻烦，干脆两只轮子都卸掉，告诉他是个手提箱。买挂表，回家后他发现还有没有玻璃的挂表？其实是我路上已经摔碎。帮他买裤子，回家空空，一时想不起出门做啥？第二天想起来是买裤子，昨天顺手不知丢掉什么地方。我不敢用“还有一次”。
记得前夫来市里上党校，约我一起吃饭，我有事去不了，叫了我丈夫去赴约。他们谈了什么我不知道，之后两人互夸对方人不错，很让我感动。换一个人恐怕会埋怨我。我是一个多么脆弱又自私的人啊，怎么能去忍受他人的委屈！我也有被人误解，被人无端是非的时候，听到这些时他会拍拍我的头说：“渡过自己要承担的时间，心血流转得多，触及灵魂，疼痛在里面，好也在里面。”他是好编辑，他那么理解他的“作者”。
如此包容我的所有，我怀疑是爱。有一年愚人节，我要女友冒充外人发他一条短信，告诉他，“你老婆和一小生在海外海用餐，看上去很暧昧。”他居然领着一个死党把那家酒店房间看了个遍。回家后看我很得意地坐在电脑前写作，脸上的表情一下才卸到了地上。
相伴人间，走过的路不能回头，曾经为了爱立过相守契约，再爱便不敢动用那样的盟约，因为世间有很多尘事不可量，很多心事不能如愿，总因为我们行走于红尘世俗，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更多时候属于未来。
与我而言，我只想说：此人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