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今天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建立的。中国大发展的实践表明，我们是现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机构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是有限的。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逐步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势在必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简称中欧商学院，创立于1994年，是一所由中国政府与欧盟共同创办的世界顶级商学院，也是亚洲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进入《金融时报》世界排名前十的商学院。该学院成立以来，为培养中国现代企业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的许多企业家，特别是长三角的民营企业家，很多曾就学于该商学院。
中欧商学院的突出特点是师资力量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小年都在该校任教。除中国教师外，中欧商学院还充分利用了中欧共同办学的特点，从欧洲乃至世界多国请来一批名师给学员们上课，比如国际管理协会前会长佩德罗·雷诺（也是中欧商学院的外方院长），欧盟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伦敦商学院前院长约翰·奎尔奇等。老师上课不仅有理论，还有大量的案例，使学员受益匪浅。
中欧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中国著名学者、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原校长李家镐。李家镐1998年去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先生接任第二任院长。刘吉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开拓精神，并且具有全球视野的一位学者。在他的领导下，中欧商学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任院长为朱晓明，也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他本人经历丰富，非常注意学习。他接替刘吉担任中欧商学院院长后，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欧商学院校友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经常举办校友的聚会。每次聚会都有丰富的内容，请名家结合当前的形势发表讲话，还组织校友到海外游学。中欧商学院20余名校友企业家于2012年6月16日至20日游学瑞士和法国。他们盛情邀请我和施燕华陪同他们一道访问瑞士和法国，并向他们介绍两国的情况。我们考虑到这一批人都是相当优秀的企业家，在中国做得很好。他们到瑞士和法国考察，一方面是为了了解瑞士和法国的情况，寻找商机；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他们现身说法，介绍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我们欣然同意了。
游学团于6月16日抵达瑞士洛桑，以洛桑为基地开始对瑞士的游学。之所以选择洛桑为基地，因为欧洲三个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就在洛桑。游学团的学员每天要去那里上课，听一些知名教授讲课。
6月17日中午，我来到了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与学院的两位名人雷曼教授和加雷特教授共进午餐。雷曼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我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特别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与他相遇。他对全球经济研究得很深，讲话逻辑性强，观点鲜明，有的批评也非常尖锐。各国的企业家很喜欢听他对全球经济形势发表评论。加雷特教授原来担任雀巢公司高级副总裁，退休之后来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教书。我也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认识他的。加雷特在雀巢公司负责中国的业务，他很早就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势头，积极推动雀巢公司在中国发展。雀巢公司与中国的合作发展得如此之快，他是有功的。
雷曼和加雷特均把我视为老朋友，我这次来洛桑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很开心。由于相互比较熟悉，讲话也很直截了当。他们提醒我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担心与恐惧都在上升，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国崛起的势头、速度和规模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又重创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而中国的情况相对较好，这种反差使西方大国很不自在。再加上世界对中国并不了解，而目前西方各国正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批评别人，讲别人的短处，可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对自己有利。我问他们，对于如何应对这种状况，他们有何建议。加雷特建议中方要多与外界沟通。人与人之间要多沟通，甚至夫妻之间也一样，不沟通就容易出现矛盾，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
下午，雷曼教授向学员介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新事物——二十国集团。我也应雷曼教授的邀请，向大家讲述了我对二十国集团的由来、现状和向何处去的看法。
我告诉学员们，我曾经于几年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到了二十国集团之父——保罗·马丁。他曾经担任过加拿大的财政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加拿大的总理，他向我介绍了二十国集团成立的经过。
马丁说，成立二十国集团的主张最早是他提出来的。1997年7月1日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对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打击巨大。而负责处理这场危机的，主要是西方七国集团。七国集团中除去日本外，没有亚洲国家。解决亚洲的问题没有当事国参加，这显然是不合适的。1999年6月七国集团财长开会时，马丁私下与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进行了磋商，建议成立二十国集团，以便更好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并防止危机再度发生。这个意见得到萨默斯的支持。七国集团里，美国是老大，加拿大虽然是其中成员之一，但实际发言权比美国小多了。美国和加拿大提出要建立二十国集团，这样在1999年9月25日二十国集团就正式宣告成立了。
二十国集团成立后，马丁一直想推动举行二十国集团的峰会。2003年12月10日至12日，温家宝总理访问加拿大，马丁作为候任总理会见了温家宝，提出了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主张。温家宝当即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个好点子。可是当马丁向美国通报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主张时，遭到美国反对，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主张就被搁置了。
2008年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来势迅猛，逐渐席卷全球。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七国集团显然不行了。此时美国也不得不考虑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主张。小布什专门给胡锦涛主席打了电话，征询中国的意见，提出要在2008年11月14日至15日在华盛顿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个建议得到胡锦涛主席的支持。美国和中国都支持在华盛顿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其他国家也就同意了。
国际上普遍认为，二十国集团的头三次峰会即2008年11月的华盛顿峰会、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和2009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开得最成功。1929年那场大危机，引发了大萧条，全球有23％的人失业，情况十分险恶。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不亚于1929年的大危机，但二十国集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胡锦涛主席当时呼吁世界“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人类团结起来了，没有让这场大危机演变为大萧条。
从本质上看，二十国集团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大变化带来的结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例已占到53％。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既包括了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又包括了新兴大国的代表，金砖五国都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GDP总量占到全球的90％，贸易额占到全球的80％。十分明显，二十国集团是处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最有权威性、最有代表性的平台。
毋庸讳言，今天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建立的。中国大发展的实践表明，我们是现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机构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是有限的。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逐步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势在必行。
二十国集团过去几年的运作结果表明，它正在成为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平台。就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2010年11月5日之前，中国的份额占3.72％，投票权为3.65％。但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中国的份额被提升到6.39％，投票权上升到6.07％。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项决定还有待于美国国会批准后才能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不一样，不是一国一票，而是按照份额来确定投票权。美国现拥有17.67％的投票权，依然拥有一票否决权。
十分明显，二十国集团对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6月17日晚上，瑞士信贷银行的亚太执行董事鲁道尔夫·埃舍尔设晚宴招待游学团一行。在晚宴开始前的酒会上，埃舍尔介绍了瑞士信贷银行成长的历史。他说：
瑞士信贷银行的出现与瑞士的变化密切相关。现代的瑞士始于1848年，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之风吹到了瑞士。1852年，瑞士政府决定由私人公司来承建瑞士的铁路，这项决定影响深远。铁路是推动工业革命前进的开路先锋。瑞士政府决定在瑞士修建铁路，带来了铁路在瑞士的大发展。瑞士信贷银行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埃舍尔（1819—1882）敏锐地认识到，铁路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投资。所以，他在1856年就创立了瑞士信贷银行。刚开始仅有6名员工，是瑞士第一家商业银行。阿尔弗雷德·埃舍尔被视为瑞士工业化之父，他倡导修建了15公里长的隧道（瑞士当时最长的隧道），大大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现在瑞士信贷银行是瑞士第二大银行，资产达到9800多亿美元。
酒会结束后，中国企业家们举行内部晚餐，我和施燕华应邀出席发表讲话。施燕华先讲，她是这样说的：
我相信大家到瑞士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国家山青水秀，经济发达，治理有方，公民素质高。
瑞士是欧洲一个小国，面积41000多平方公里，略大于海南省，人口近800万。这么一个小国，山地和丘陵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没有出海口，也没有矿藏资源。从发展经济角度看，毫无优势。历史上，不少年轻人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背井离乡，外出当雇佣军。他们骁勇善战、纪律严明，而且很忠诚，深受欧洲国家的欢迎。现在，他们不必为生活献出生命和鲜血。雇佣军制度早已废除，但在梵蒂冈，教廷的卫队仍由瑞士青年组成，以示继承传统。他们的国家也长居世界人均收入的首位。
瑞士是怎么逐步发展到今天世界首富的呢？
一、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
1812年，经历多次战争后，瑞士联邦认识到保持和平环境对其发展的重要性，宣布中立。1815年，维也纳会议承认瑞士永久中立。内部保持和平，对外不参与任何战争。
从此，瑞士享受了200多年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的巨富、贪官、独裁乃至纳粹分子都把财富转移到瑞士。犹太人为躲避迫害，也将财产存入瑞士银行。瑞士从战争中大发其财。瑞士的银行保密法，为世界各地的不法商人、贪官等的财产及各种游资提供了保护伞，外籍客户纷至沓来，占其银行客户的2/3左右。其金融业因此而蓬勃发展。
瑞士独特的中立地位，还使其成为许多国际机构的所在地。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劳工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的总部都设在日内瓦。
不卷入战争不等于听凭外敌入侵。瑞士为维护独立，时刻警惕外来的入侵，对国防的投入很大，人均军费超过一万美元。瑞士实行“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平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枪支弹药存放在家里，以备紧急使用。全国各地都修建了功能齐全的民防工事。
所以，瑞士的中立是“武装的中立”。
二、实事求是，经济发展不求“大而全”，唯求“小而精”
作为资源贫乏的小国，瑞士怎么发展经济？瑞士不搞汽车制造，不搞大型家电制造，而是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当其他国家在争着发展钢铁工业时，瑞士在默默地走自己的路，发展钟表、精密仪器、医疗器械以及药品制造等工业。
早在18世纪，瑞士钟表业已经相当发达，农民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在家敲敲打打，精益求精地加工钟表或组装钟表。最初人们用的是怀表，是瑞士人发明了手表，更加方便了。生产钟表需要的钢铁很少，进口一吨钢铁，能造出成千上万的手表，其价值翻了无数倍。
瑞士虽然很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这些企业生产的大多是含金量高的出口产品，质量高、无假货，深得顾客信任。
三、重视教育
我在日内瓦工作期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代表团办公楼大门前的顶篷坏了，一个瑞士工人来修，干了整整一天。我想，瑞士的效率真低，如果是中国工人来干，不到半天就能完工！但是当我从窗口看那水泥顶篷时，不得不佩服瑞士工人的负责精神。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仍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且在干完后，他仔细打扫，把所有的垃圾都装进垃圾袋带走。
听说瑞士人干活都是这样。认真，是瑞士人的特点。
这种精神的培养源自教育。瑞士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瑞士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如苏黎世的瑞士理工大学，是21名诺贝尔奖得主的母校。迄今为止，小小的瑞士有3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每20万人就有一个。
同时，瑞士更重视职业技术的培训。九年义务教育后，极少部分毕业生入大学深造，大部分人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就业技术。即使农民也要有三年的培训，拿到证书后，才能从业。所以瑞士的教育制度造就了一大批技能高超、职业道德水平高的技术工人。
高水平的设计师、工程师，加高水平的工人，才有今天瑞士高水平的产品，经久不衰的品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瑞士发展的经验是否有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呢？
施燕华的讲话企业家们听得非常认真，大家觉得讲话不长，但给人很多启示。特别是代表团正在瑞士进行访问，施燕华的一些看法有助于大家更好地认识瑞士。
晚餐会上，我也应邀发表一篇讲话：
大家后天就要去巴黎，我给大家讲两个有关中法关系的故事。
江泽民主席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提出改革开放，而邓小平却提出了改革开放？”我的回答是两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中国人讲见识，很有道理。毛泽东一辈子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到苏联，他从没有亲眼见过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带来的成果。邓小平则不然。邓小平1920年10月去法国，时年16岁。1926年1月离开法国，时年21岁。16岁到21岁是人生的重要生长期。邓小平是从四川去法国的，四川地处中国的内地，比沿海更要落后，是典型的农耕社会。他看到了法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带来的成果，二者之间的反差太大了。显然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与他在法国的经历密切相关。
经历了文明对话洗礼的邓小平，他的视野和对世界的了解是不一样的。邓小平同志早在1973年复出后就提出了要发展与西欧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病重，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当时，邓小平就在是否要开放的问题上，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3年底，上海江南造船厂造出了一艘一万吨的货轮“风庆轮”，在世界上跑了一圈之后，“四人帮”就借题发挥，大吹大擂，影射攻击小平同志主张发展同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小平同志给予了严厉的批驳。邓小平同志指出，1920年他去法国的时候，乘的就是五万吨的邮轮；过了50多年，中国才造出一万吨的货轮，有什么好吹的！驳得他们哑口无言。
20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我们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大大落后了，要赶上去必须向西方学习。我们向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派出了留学生。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回头一看，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海外留学生中，最优秀的是留法的。留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畅、王若飞等。科学家有钱三强、严济慈。作家有巴金、艾青。音乐家有冼星海、聂耳。画家有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赵无极、朱德群等。
我曾经请教过中国和法国历史学界的人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他们都说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我的看法是，中法两国代表着东西方两大文明，当这两大文明相遇的时候，就会产生出璀璨夺目的火花。而这些杰出人士，就是这些火花的代表。
我这篇讲话企业家们在饭桌上议论了很多，有一位企业家说：“吴大使的讲话，更证明我们需要多出来看看。”
6月18日上午10点，我们赴WTO总部，由WTO一位姓张的女士用中文向大家介绍WTO。她说，WTO有三大职能：制定规则，提供谈判平台，解决争端。制定规则的目的是保证国际贸易的进行是非歧视性的，透明的，逐步实现自由化；提供谈判平台，是要通过这个平台谈判接受新会员，一旦入会就要开放市场，符合规则；争端解决的原则是透明、公正、有效。WTO仅600名员工，一半是翻译。有150名专职人员，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律师。WTO工作人员很少，体现的理念是小政府。其他国际组织的人员，要比WTO多多了。譬如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有1万名员工，世界卫生组织有2500名员工。
WTO的经济学家科尔曼·尼（Coleman Nee）介绍，亚洲的区域内贸易发展很快，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2000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个成员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占三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6％。而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却占到了该地区贸易总额的52％；2010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占其外贸的比重下降到42％，而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额在其外贸中的比重却上升为56％。
晚上，瑞信私人银行主席沃尔特·伯克托尔德（Walter Berchtold）主持了游船的晚宴。他讲话指出，欧洲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会持续很长时间，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缓不过来。根本原因是欧洲的民主制度造成的。要走出危机，必须采取一些紧缩开支等不得人心的政策，政治家不敢提出这样的政策，谁提谁就会下台。日本经济就这样徘徊了20年，看来欧洲将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伯克托尔德还说，美国的债务问题十分严重，出路是大量印钞票。因此，今后若干年内美元会大幅度贬值，美国将把自己的债务转嫁给全世界。总体上看，欧元的状况比美元要好。因为欧债虽然严重，但美债更严重。
伯克托尔德最后说，美国为了维持其一超的地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大概是伯克托尔德长期与美国打交道的体会吧。
伯克托尔德这篇不长的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讲得如此尖锐、鲜明、一针见血。这样的讲话从政治家的口里很难听到。企业家很务实，没有拉选票的问题，而且对中国企业家讲是小范围，又没有媒体在场。他是想把他对世界经济、欧洲经济、欧洲政治的看法直接告诉中国企业家。这种坦率的交流可能也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
6月19日早晨，我们乘坐火车前往巴黎。中午，我们赴达索集团总部参观。达索集团是法国最有名的飞机制造公司，既造战斗机，又造商务机。达索集团的商务机质量很好，其销售占有全球市场40％的份额。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买的就是达索集团的商务机。达索集团不仅造飞机，而且在软件开发方面全球领先。达索集团的子公司“达索系统”被评为全球最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之一。达索系统设计的空客A380飞机，整个飞机包括各种部件都是在电脑上设计的。按照电脑的设计，把各个部件制造出来并装配，A380就飞上了蓝天，事先不需要试飞。
达索集团是马塞尔·达索创立的，此人在法国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就开始造飞机，质量很好。法国被德国占领后，德国人要他出来帮助德国人造飞机，马塞尔·达索断然拒绝了。德国人恼羞成怒，把他关进了集中营。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节节败退。当时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德国占领区十分活跃，游击队的领导人看到德国法西斯大势已去，法国解放在望，未来的法国非常需要像马塞尔·达索这样的人才。他们担心丧心病狂的德国法西斯在垮台之前对马塞尔·达索下毒手。游击队经过精心的策划，成功地把马塞尔·达索从集中营里解救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塞尔·达索重操旧业，继续办他的飞机制造公司。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特别活跃。达索集团内的工会领导人都是法国共产党党员，经常领导罢工。公司管理层写报告给马塞尔·达索，建议开除这些法国共产党党员，达索就是不批。
中欧商学院企业家代表团去达索集团访问，该集团的掌门人、时年87岁的塞尔日·达索（Serge Dassault）亲自出面举行午餐款待大家，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交谈。
达索说，中国能够造出价廉物美的商品，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比欧洲便宜得多，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无法与中国竞争。欧洲不了解中国，有很多误解。他建议中国对外要多讲自己对环保、生态的关切。
达索还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他不喜欢法国新总统奥朗德。奥朗德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都是老办法，增加税收，增加公务员数量，政府就会变得更加臃肿，效率会降低，对法国的经济没有帮助。奥朗德还提出要征收75％的巨富税，这会驱使法国的富人离开法国，搬到比利时、瑞士去。
达索告诉我们，他对研发电动汽车很有兴趣。公司研发的电动车专利卖给了美国，电动车的电池重量为200公斤（中国制造出来的电动车，最好的电池重量达600公斤），可以走150公里。如果用混合动力，20公升的汽油就可以跑400公里。
达索还对我们说，达索集团开始向中国出售公务机，但是中国缺少飞行员。达索集团愿意帮助中国培训公务机的飞行员。
当晚我们出席了有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参加的晚餐。拉法兰先生和我是老朋友了，他在担任法国总理之前我们就认识，经常保持联系。中国人对拉法兰比较熟悉，因为2003年4月“非典”疫情在北京地区肆虐的时候，拉法兰总理率团访问了中国，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印象太深了。而此时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原定访华的计划都取消了。当时我专程回国接待拉法兰，看到北京大街上没什么人，比新年、除夕还要冷清。
拉法兰先生在晚餐会上对企业家们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同时又很坦率的讲话。他说，他刚刚见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外交部部长法比尤斯，二人均表示要继续发展法国同中国的关系。他本人对法中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但是他强调指出：“我们两国政治关系很好，但是经贸合作赶不上政治关系。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在座的诸位企业家，你们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拉法兰讲话后，企业家们要我致答词。我说道：“拉法兰总理说中法的经贸关系赶不上中法之间的政治关系，我的理解是，中法经贸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于开发。在座的中国企业家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生活中最活跃的、最有生气的一部分。企业家们决定专程来访问法国的企业，就是要寻找合作的机会。我相信在拉法兰总理的帮助下，中国企业家的法国之行一定会是富有成果的。”
我和施燕华因为国内有其他任务，没有等晚餐结束就向大家告别，赴戴高乐机场乘当晚的民航班机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