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简称“尼山论坛”，是以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诞生地尼山命名，以联合国倡导的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尼山论坛由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博士倡议发起。第一届尼山论坛于2010年9月26日至27日在尼山成功举办。
2012年4月16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以“儒家思想与全球化世界中的新人文主义”为主题的巴黎尼山论坛。这届论坛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的孔子学院总部发起组织，合作方有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和希拉克基金会。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简称“尼山论坛”，是以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诞生地尼山命名，以联合国倡导的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尼山论坛由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博士倡议发起。第一届尼山论坛于2010年9月26日至27日在尼山成功举办。
我是尼山论坛组委会的副主席，在2011年组委会开会安排今后工作时，我提议能否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尼山论坛。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向倡导文明对话，与尼山论坛的宗旨一致。而且到巴黎去举办，比在中国举办，国际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我这个建议得到许嘉璐主席和组委会的赞同和支持。
尼山论坛组委会通过我原来在巴黎的同事，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顾问的徐波先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联系，对方欣然同意。双方商定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儒家思想与全球化世界中的新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是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提出来的。博科娃1995年到1997年担任保加利亚外交部部长，后来任保加利亚驻法国、摩纳哥大使。2007年10月起任保加利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她在2009年竞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主张，获得了不少国家的认同。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神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博科娃提出的新人文主义之所以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关键是一个“新”字。人文主义诞生于欧洲，这是欧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过去几个世纪是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纪，人们对于西方文明了解较多，而对于其他各大文明了解较少。这是不公正的，然而这是现实。随着世界的变化，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其他文明对人文主义的贡献就会增多，丰富其内涵，使其更具普遍性。新人文主义考虑到了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以颇受欢迎。
许嘉璐先生非常重视儒家文明，他认为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轴。世界对于儒家文明知之甚少，显然这次巴黎尼山论坛选择“儒家思想与全球化世界中的新人文主义”为会议的主题，是很有特色的，也是与时俱进的。
论坛于2012年4月16日上午9点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开幕式。博科娃总干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璐博士以及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先后在开幕式上讲话。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这次论坛举行的必要性。
论坛举行了三场不同题目的讨论会。第一场的主题是“和而不同与全球化世界的迫切需求”。第二场的主题是“和而不同与文化对话”。第三场的主题是“和而不同与新人文主义”。出席这三场讨论会的有一些重量级人物，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六届全体大会主席博加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总裁康德絮，欧洲科学院院长科纳雷德，尼山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叶小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童世骏，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原密特朗总统的顾问阿塔利，马里文化旅游部前任部长特拉奥雷，斯里兰卡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贾亚蒂勒卡，突尼斯画家、伊斯兰艺术学家科米尔等。
许嘉璐主席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介绍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认为这对丰富新人文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中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出面，与许嘉璐等人一起共进午餐，我也在座。席间，我问博科娃，为什么提出新人文主义？这个问题问得她很兴奋，她告诉我，她在竞选总干事的时候，曾经访问了四十八个国家，发现世界虽然变了，物质财富在增加，但人们缺少精神寄托。于是，她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提出新人文主义，认为它应当成为21世纪世界的精神支柱，颇受欢迎。她当选后，有些国家代表对她讲，之所以投她的票，就是因为她提出了新人文主义。
三场主题讨论会，开得很紧凑，内容丰富，讨论热烈。最后一场会议由我和教科文助理总干事汉斯做总结。原来的安排是由我先讲，汉斯后讲。后来我考虑还是请汉斯先讲为好，我最后讲，汉斯欣然同意了。
此时此刻要我做总结发言，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因为开了一整天会议，与会者已经有些疲劳。我自己也再三考虑讲什么，怎么讲能够引起听众的兴趣，留下一点印象。会场上是有同声传译的，我是用中文讲还是用法语讲？我征询了徐波的意见，他建议我用法语讲。考虑到听众多数人讲法语，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原来给我半小时总结，我觉得长了一点。到了会议的最后，总结发言太长会让人厌烦。于是我决定单刀直入、简明扼要，讲了三点看法：
一、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
读一读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各种文明在不同的时期，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但希腊文明后来中断了。希腊人在哲学、科学、人文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经由伊斯兰文明而得以传承下来的。
伊斯兰文明是随着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而产生的文明。欧洲科学院院长科纳雷德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指出，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在佛罗伦萨，但欧洲科学复兴的中心是在西班牙。因为当时的西班牙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西班牙人把古希腊人撰写的科学方面的文献翻译成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这样，希腊人在科学上的成就才得以传承下来。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对话是始终存在的。伊斯兰教诞生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是到处可见的。但是，这两大文明相遇，不仅有冲突的一面，而且还有交流对话的一面。这种交流对话，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发明是如何传到欧洲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发明也是经阿拉伯文明传到欧洲的。
欧洲在近代史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绝非偶然，与欧洲发生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文艺复兴；第二次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而启蒙运动的巨匠们从儒家文明那里得到了许多启示。在启蒙运动的前期，欧洲出现了一股儒学热。中国的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中国的儒家学说成为启蒙运动人士抨击教会蒙昧与王权专制的有力证据和学理资源。伏尔泰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观点，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百科全书》的历史条目中写道：“这就是中国人超过了大地上的所有民族，无论是他们的法律、风俗，还是他们之中的儒生所讲的语言，自近四百年来都未发生过变化。”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先生。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泽民主席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提出改革开放，而邓小平却提出了改革开放？”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两个人经历不一样。毛泽东一生两次出国，都是去苏联。他从来没有去过西方国家，对于西方世界经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和感受。邓小平则不然，邓小平1920年10月就来到法国，当时他16岁，1926年1月离开法国去莫斯科，这时他21岁。他在法国住了五年多的时间。这五年多，是他人生生长的旺盛期，精力充沛，记忆力强，目睹了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邓小平是四川人，四川处于中国内地，内地的开放程度远不如沿海。中国四川和法国，二者的反差是巨大的。这种反差使他对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印象更加深刻。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绝非偶然，这与他在法国的经历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看，也是文明对话带来的成果。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在文章中预言：“未来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他的这一断言，反映出他对中华文明不甚了解。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自伊斯兰文明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然而，儒家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没有同其他文明发生过对抗和冲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就是明证。中华文明没有同其他文明发生过对抗和冲突，今天也不会同其他文明联合起来反对某一种文明。
纵观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可以看出，在有些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但是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文明之间，也不只有冲突的一面，还有对话、交流、融合的一面。
1096年到1291年发生的九次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对抗走向高潮。即便在这个时期，十字军在东征过程中，也从伊斯兰文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把阿拉伯的文学、绘画、音乐和建筑带回欧洲。伊斯兰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在欧洲几乎到处可见。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全面看，不仅要看到有些文明之间冲突的一面，更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对话、交流、融合和相互促进的一面。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
二、文明对话是世界走向和平的唯一道路
今天中午，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璐先生，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共进午餐的时候，指出：“文明对话是世界走向和平的唯一道路。”这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所谓十字路口，是指世界上有两股大潮流在较量：一股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另外一股是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这两股潮流的较量，将会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
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出现，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很长的时期里，世界是在战争与暴力革命中度过的。当时世界上积累了太多矛盾，国与国之间是这样，一些国家国内也是这样。这些矛盾通过对话的办法，通过改良的办法难以获得解决，只有诉诸武力。20世纪见证了众多的战争与革命，人类经历了大厮杀、大搏斗、大流血。20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也教育了人类。今天，战争与暴力革命的时代过去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到来了。
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汹涌澎湃的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67年过去了，虽然世界上的局部战争不断，但是从全球范围看，世界总体上仍然保持了和平，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
和平是发展的先决条件，世界处于总体和平的状态，给许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批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与此同时，全球化正在迅猛地向前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经济上已经连成一气，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共同挑战，生存下去。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应对共同挑战的需要，是推动和壮大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重要因素。在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推动下，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在不断地进行对话，相互学习，相互启发，相互借鉴。这股潮流代表着21世纪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然而，今天的世界是从旧世界演变而来的，旧世界充满着暴力、冲突和对抗。因此，与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相对立的，反映旧世界思维定势的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也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仔细观察今天的世界，这两大潮流都有众多的表现，二者之间的较量几乎处处可见。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是文明对话的具体体现；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则是文明冲突的具体体现。
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雅克·阿塔利先生说：“21世纪不是中国世纪，也不是亚洲世纪，而是非洲世纪。”我不知道他讲这个话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如果他讲的21世纪是非洲世纪，意味着非洲大陆在21世纪会迎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那当然是令人鼓舞的。然而，我从他的话音中听出，他讲的所谓“非洲世纪”是指21世纪各主要大国会在非洲进行争夺，非洲将成为各大国主要角逐的场所。如果是那样，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雅克·阿塔利先生的思路还是文明冲突的思路。这个思路，不会给非洲带来和平、发展与繁荣。我以为，对于非洲大陆而言，还有另一种思路，就是对话、合作的思路。我在巴黎担任中国驻法大使期间，曾经接到中国政府的明确指示：要在非洲探索非洲、法国、中国三边合作的可能性。这个思路是对话的思路，是合作的思路。非洲大陆是当今世界发展最滞后的大陆，而非洲人口在迅速增长。非洲的问题总体上看，只能靠发展才能解决。非洲需要发展，中国、欧洲、美国、日本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帮助非洲的发展，而不需要进行对抗和角逐。联合起来帮助非洲发展，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结果，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进行对抗和冲突，非洲遭殃，全世界也会遭殃。
三、新人文主义是世界的需要
博科娃女士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后，特别强调新人文主义的理念。我以为，这是十分及时的。今天中午，在与博科娃女士共进午餐的时候，我问：“同传统的人文主义一样，新人文主义是不是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形成、发展和丰富？”她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传统的人文主义诞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尽管它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人文主义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于传统的人文主义，西方文明的贡献很大。而新人文主义，我以为，世界各大文明都可以为其形成、发展和丰富作出贡献，其中也包括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延绵五千多年。在21世纪新的形势下，中华文明可以为新人文主义贡献些什么呢？粗粗想来，至少有以下几条。
（一）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孔子在2500年前提出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表明，孔子当时已经意识到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你不可能消灭它。正确的办法是接受它，实现“和而不同”。今天，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生物的多样性是自然界最宝贵的财富。由于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化，生物的多样性正在减少，这是全人类的损失。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最宝贵的财富，则是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社会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那是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结果。如果文化多样性减少了，那将是人类社会的莫大损失。和而不同，本质上是承认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融合，这正是今天的世界所需要的。
西方文明的基础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有许多值得世界其他文明学习、借鉴的好东西。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基督教文明的短处可能就是“二元对立论”。在基督教文明里，善与恶，美与丑，天堂与地狱，正统与异端，双方是无法共处的，一个必须消灭另外一个。这种二元对立论，就是历史上众多宗教战争的思想根源，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些美国人想把这个世界改造成“美国式民主”的思想根源。然而，文明的多样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世界需要和而不同，新人文主义需要和而不同。
（二）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理念，它源于对避免冲突、发展合作的追求。和平是人类多少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然而，世界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又存在着众多的分歧，可能引发各种冲突与战争。求同存异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利益汇合点上，发展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这样，不同文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合作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世界就会更加和平，经济也会更加繁荣。
（三）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一向所提倡的。天人合一，是指自然和人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理念同工业革命以来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把自然当成敌人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和繁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环境的破坏是巨大的。环境恶化，空气、水、土壤受到了污染，到头来受害的是人类自己。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人类要发展，但同时也要保护自然，这也就是联合国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
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话，现在还处于初期，希望这种对话今后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这种对话带来的结果是和平、友谊、合作与发展。
最后，我还愿意借此机会，向所有为本次论坛作出贡献的各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在做最后总结的时候，会场依然是满满的。尤少忠大使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一般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会场就稀稀拉拉了。然而今天则不然，一直到会议结束的时候，会场依然坐得很满。与会的有各国驻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和外交官，也有许多法国人。他们都很注意听取各方的意见，特别是中国人的看法。因为法国媒体原汁原味地报道中国人的讲话极少，他们在这次论坛上就可以直接听到中国人的意见。
法国前任驻华大使、国际展览局前任主席蓝峰，当时也是希拉克基金会的副会长，下午专门出席会议。我们是老朋友了，当年他驻华的时候，我在法国，我们俩经常在巴黎和北京见面，有的时候还互通电话，工作配合得很好。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下午来开会就是想听你的讲话。”他称赞我的讲话有道理，各大文明之间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对抗。
论坛结束后，尤少忠大使出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顶层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招待会。招待会十分成功，来的人很多。我离开法国已经多年了，但是很多法国朋友还记得我。有些朋友就直接对我说：“我来出席这次论坛目的之一就是想见见你，听听你的看法。”
一些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人在招待会上也专门来找我。我当年在法国工作的时候非常重视留学生，我相信这些人在法国学习后回国工作，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像老一辈的留法学生一样，涌现出一批推动中国发展、促进中法合作、推动人类进步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