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我没有告诉施特略夫我要到巴黎来。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施特略夫本人，一下子他没有认出我是谁来。但是马上他就又惊又喜地喊叫起来，赶忙把我拉进屋子里去。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真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他的妻子正坐在炉边做针线活，看见我进来她站起身来。施特略夫把我介绍给她。
“你还记得吗？”他对她说，“我常常同你谈到他。”接着他又对我说：“可是你到巴黎来干吗不告诉我一声啊？你到巴黎多少天了？你准备待多久？为什么你不早来一个小时，咱们一起吃晚饭？”
他劈头盖脸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他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把我当靠垫似地拍打着，又是叫我吸雪茄，又是让我吃蛋糕，喝酒。他一分钟也不叫我停闲。因为家里没有威士忌，他简直伤心极了。他要给我煮咖啡，绞尽脑汁地想还能招待我些什么。他乐得脸上开了花，每一个汗毛孔都往外冒汗珠。
“你还是老样子，”我一面打量着他，一面笑着说。
他的样子同我记忆中的一样，还是那么惹人发笑。他的身材又矮又胖，一双小短腿。他年纪还很轻——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可是却已经秃顶了。他生着一张滚圆的脸，面色红润，皮肤很白，两颊同嘴唇却总是红通通的。他的一双蓝眼睛也生得滚圆，戴着一副金边大眼镜，眉毛很淡，几乎看不出来。看到他，你不由会想到鲁宾斯画的那些一团和气的胖商人。
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在巴黎住一段日子，而且寓所已经租好的时候，他使劲儿责备我没有事前同他商量。他会替我找到一处合适的住处，会借给我家具——难道我真的花了一笔冤枉钱去买吗？——，而且他还可以帮我搬家。我没有给他这个替我服务的机会在他看来是太不够朋友了，他说的是真心话。在他同我谈话的当儿，施特略夫太太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补袜子。她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听着她丈夫在谈话，嘴角上挂着一抹安详的笑容。
“你看到了，我已经结婚了，”他突然说，“你看我的妻子怎么样？”
他笑容满面地看着她，把眼镜在鼻梁上架好。汗水不断地使他的眼镜滑落下来。
“你叫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笑了起来。
“可不是吗，戴尔克，”施特略夫太太插了一句说，也微笑起来。
“可是你不觉得她太好了吗？我告诉你，老朋友，不要耽搁时间了，赶快结婚吧。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看看她坐在那儿，不是一幅绝妙的图画吗？像不像夏尔丹[24]的画，啊？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我都见过了，可是我还没有看见过有比戴尔克·施特略夫夫人更美的呢。”
“要是你再不住口，戴尔克，我就出去了。”
“我的小宝贝[25]，”他说。
她的脸泛上一层红晕，他语调中流露出的热情让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施特略夫在给我的信里谈到过他非常爱他的妻子，现在我看到，他的眼睛几乎一刻也舍不得从她身上离开。我说不上她是不是爱他。这个可怜的傻瓜，他不是一个能引起女人爱情的人物。但施特略夫太太眼睛里的笑容是含着爱怜的，在她的缄默后面也可能隐藏着深挚的感情。她并不是他那相思倾慕的幻觉中的令人神驰目眩的美女，但是却另有一种端庄秀丽的风姿。她的个子比较高，一身剪裁得体的朴素衣衫掩盖不住她美丽的身段。她的这种体型可能对雕塑家比对服装商更有吸引力。她的一头棕色的浓发式样很简单，面色白净，五官秀丽，但并不美艳。她只差一点儿就称得起是个美人，但是正因为差这一点儿，却连漂亮也算不上了。施特略夫谈到夏尔丹的画并不是随口一说的，她的样子令人奇怪地想到这位大画家的不朽之笔——那个戴着头巾式女帽、系着围裙的可爱的主妇。闭上眼睛我可以想象她在锅碗中间安详地忙碌着，像奉行仪式般地操持着一些家务事，赋予这些日常琐事一种崇高意义。我并不认为她脑筋如何聪明或者有什么风趣，但她那种严肃、专注的神情却很使人感到兴趣。她的稳重沉默里似乎蕴藏着某种神秘。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嫁给戴尔克·施特略夫。虽然她和我是同乡，我却猜不透她是怎样一个人。我看不出她出身于什么社会阶层，受过什么教育，也说不出她结婚前干的是什么职业。她说话不多，但是她的声音很悦耳，举止也非常自然。
我问施特略夫他最近画没画过什么东西。
“画画？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画得都好了。”
我们当时坐在他的画室里；他朝着画架上一幅没有完成的作品挥了挥手。我吃了一惊。他画的是一群意大利农民，身穿罗马近郊服装，正在一个罗马大教堂的台阶上闲荡。
“这就是你现在画的画吗？”
“是啊。我在这里也能像在罗马一样找到模特儿。”
“你不认为他画得很美吗？”施特略夫太太问道。
“我这个傻妻子总认为我是个大画家，”他说。
他的表示歉意的笑声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的目光仍然滞留在自己的画上。在评论别人的绘画时他的眼光是那样准确，不落俗套，但是对他自己的那些平凡陈腐、俗不可耐的画却那样自鸣得意，真是一桩怪事。
“让他看看你别的画，”她说。
“人家要看吗？”
虽然戴尔克·施特略夫不断受到朋友们的嘲笑，却从来克制不了自己，总是要把自己的画拿给人家看，满心希望听到别人的夸奖，而且他的虚荣心很容易得到满足。他先给我看了一张两个鬈头发的意大利穷孩子玩玻璃球的画。
“多好玩儿的两个孩子，”施特略夫太太称赞说。
接着他又拿出更多的画来。我发现他在巴黎画的还是他在罗马画了很多年的那些陈腐不堪、花里胡哨的画。这些画画得一丝也不真实、毫无艺术价值，然而世界上却再没有谁比这些画的作者、比戴尔克·施特略夫更心地笃实、更真挚坦白的了。这种矛盾谁解释得了呢？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问他道：
“我问你一下，不知道你遇见过一个叫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家没有？”
“你是说你也认识他？”施特略夫叫喊起来。
“这人太没教养了，”他的妻子说。
施特略夫笑了起来。
“我的可怜的宝贝[26]。”他走到她前面，吻了吻她的两只手。“她不喜欢他。真奇怪，你居然也认识思特里克兰德。”
“我不喜欢不懂礼貌的人，”施特略夫太太说。
戴尔克的笑声一直没有停止，转过身来给我解释。
“你知道，有一次我请他来看看我的画。他来了，我把我的画都拿给他看了。”说到这里，施特略夫有些不好意思，踌躇了一会儿。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开始讲这样一个于他脸面并不光彩的故事；他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故事说完。“他看着——我的画，一句话也不说。我本来以为他等着把画都看完了再发表意见。最后我说：‘就是这些了！’他说：‘我来是为了向你借二十法郎。’”
“戴尔克居然把钱给他了，”他的妻子气愤地说。
“我听了他这话吓了一跳。我不想拒绝他。他把钱放在口袋里，朝我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扭头就走了。”
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戴尔克·施特略夫的一张傻里傻气的胖脸蛋上流露着那么一种惊诧莫解的神情，不由得你看了不发笑。
“如果他说我画得不好我一点也不在乎，可是他什么都没说——一句话也没说。”
“你还挺得意地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家听，戴尔克，”他的妻子说。
可悲的是，不论是谁听了这个故事，首先会被这位荷兰人扮演的滑稽角色逗得发笑，而并不感到思特里克兰德这种粗鲁行为可气。
“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人了，”施特略夫太太说。
施特略夫笑起来，耸了耸肩膀。他的好性子已经恢复了。
“实际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非常了不起。”
“思特里克兰德？”我喊起来。“咱们说的不是一个人。”
“就是那个身材高大、生着一把红胡子的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一个英国人。”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没留胡子。但是如果留起胡子来，很可能是红色的。我说的这个人五年以前才开始学画。”
“就是这个人。他是个伟大的画家。”
“不可能。”
“我哪一次看走过眼？”戴尔克问我。“我告诉你他有天才。我有绝对把握。一百年以后，如果还有人记得咱们两个人，那是因为我们沾了认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光儿。”
我非常吃惊，但与此同时我也非常兴奋。我忽然想起我最后一次同他谈话。
“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我问，“他有了点儿名气没有？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没有名气。我想他没有卖出过一幅画。你要是和人谈起他的画来，没有一个不笑他的。但是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画家。他们还不是笑过马奈·柯罗也是一张画没有卖出去过。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可以带你去找到他。每天晚上七点钟他都到克里舍路一家咖啡馆去。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明天就可以去。”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看到我。我怕我会使他想起一段他宁愿忘掉的日子。但是我想我还是得去一趟。有没有可能看到他的什么作品？”
“从他那里看不到。他什么也不给你看。我认识一个小画商，手里有两三张他的画。但是你要是去，一定得让我陪着你；你不会看懂的。我一定要亲自指点给你看。”
“戴尔克，你简直叫我失去耐性了，”施特略夫太太说。“他那样对待你，你怎么还能这样谈论他的画？”她转过来对我说：“你知道，有一些人到这里来买戴尔克的画，他却劝他们买思特里克兰德的。他非让思特里克兰德把画拿到这里给他们看不可。”
“你觉得思特里克兰德的画怎么样？”我笑着问她。
“糟糕极了。”
“啊，亲爱的，你不懂。”
“哼，你的那些荷兰老乡简直气坏了。他们认为你是在同他们开玩笑。”
戴尔克·施特略夫摘下眼镜来，擦了擦。他的一张通红的面孔因为兴奋而闪着亮光。
“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够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在美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新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
“为什么我总觉得你的画很美呢，戴尔克？你的画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好得了不得。”
施特略夫的嘴唇颤抖了一会儿。
“去睡觉吧，宝贝儿。我要陪我的朋友走几步路，一会儿就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