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两诗人
在本书故事开始的时候，外省的小印刷所还没有使用斯坦厄普印刷机[1]和油墨滚筒的。昂古莱姆小城虽然以造纸业出名，而且同巴黎的活版印刷业关系密切，却始终用的是木印刷机，这就使我们的语言里多了一句俏皮话：把印刷叫作“使印刷机吱嘎地响”。到了今天，这句话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落后的印刷所还在使用皮制的“盖子”，上面蘸满了油墨，让印刷工人涂擦在铅字上。那块活动的托盘，是用来装载摆满铅字的模子的。印刷的纸张就铺在上面。托盘还是石头造的，难怪被人称为“大理石”。时至今日，新式的机动印刷机已经使人忘记了这些老式印刷机。这些老机器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也为埃尔泽维、普兰腾、阿尔德、迪多等印刷商出版过许多精美的书籍。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这些老式工具，因为热罗姆－尼古拉·塞夏热爱这些老古董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而且它们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小故事中也相当重要。
这个塞夏过去是个掌车工。在印刷业的行话里，排字工人称掌车工为“熊”。他们来回走动，从油墨桌到印刷机，又从印刷机回到油墨桌，很像关在笼子里的熊在走动，这大概就是他们得到这个绰号的原因。作为报答，“熊”也称排字工人为“猴子”，因为这些先生们不停地在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里拣铅字。到了悲惨的一七九三年，塞夏约有五十岁，已经结了婚。那年的大征兵由于塞夏已经上了年纪，又结了婚，没有征到他头上，而全国几乎所有工人都进了军队。老掌车工单独一个人留在印刷所里。印刷所的老板，行话称为“天真汉”，刚刚去世，留下一个寡妇，没有子女。印刷所面临立刻倒闭的危险：孤单的一个“熊”无法变成“猴子”，因为，作为印刷工，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一个人民代表急于要散发国民公会的法令，不顾他一字不识的缺点，发给他一张印刷所老板的执照，征用了他的印刷所。塞夏公民收下了这张棘手的执照以后，拿他女人的储蓄，按半价买下印刷所的设备，价金交给老板的寡妇，作为补偿。这不算什么。最要紧的，是毫无错误和毫不拖延地印共和政府的法令。在这困难时刻，热罗姆-尼古拉·塞夏有幸碰到个马赛的贵族，他既怕丢掉田地，不肯逃亡国外，又怕丢掉脑袋，不肯抛头露面，想找份随便怎样的工作，只要有饭吃就行。这位贵族叫德·莫孔布伯爵。他穿上了外省印刷工头丑陋的工服，为那些宣布藏匿贵族要判死刑的法令排字、校对、改错；而那位变成了“天真汉”的“熊”则拿去印刷、张贴；结果两人都平安无事。到了一七九五年，恐怖时代的风暴过去了，尼古拉·塞夏不得不找一个能够兼做排字、校对和工头的样样管。一个在王政复辟时期当上主教，而当时却拒绝宣誓效忠于政府的神甫，接替了德·莫孔布伯爵的位置，直到第一执政宣布恢复天主教为止。后来伯爵和主教就相遇在贵族院的议员席上。在一八〇二年，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并不比在一七九三年时多识一个字，他却量力而行，收受了不少的印刷费，有能力雇用一个工头了。这位原来对自己的前途毫不放在心上的小伙计，现在变成了叫手下的“猴子”和“熊”人人害怕的老板。贫困消失之时，就是贪婪开始之日。老板一看到有发财的希望，贪欲立刻使他对本行业的经营之道大有长进，可惜是贪婪的、多疑的和精明的长进。他富有实际经验，蔑视理论。最后他终于能够一眼就根据所用字体，估出一页或一整张的价钱。他向无知的主顾证明：大号铅字比小号铅字搬动起来更费钱；如果是小号铅字，他又说排起字来更费劲。在印刷业中他最外行的是排字，他很怕弄错，所以只承接对自己一方有利的买卖。如果排字工人是按时计酬的，他的眼睛就绝不离开他们。如果他知道一个厂商资金周转有困难，他就用低价买进他的纸张，并把它囤积起来。因此，从那时起，那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改为印刷工场的房子，变成了他的产业。他拥有各种各样的幸福：他的老婆死了，只给他剩下一个儿子；他把儿子送进当地的中学，目的不是要他受教育，而是为自己准备一个继承人。他对待儿子很严厉，以期延长他做父亲的权力，因此，放假的日子，他命令儿子上铅字架干活，对他说，他必须学会赚钱，以便将来报答他的可怜的父亲，父亲正在流着血汗来养育他呢。神甫离开的时候，曾经告诉塞夏，四个排字工人中，哪个最诚实最聪明，塞夏就挑了他来当工头。这样安排以后，老好人就能够安安稳稳地等待到儿子来接手的那一天，那时印刷所在年轻人的巧妙经营下，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儿子大卫，塞夏在昂古莱姆的中学里学习成绩优异。父亲塞夏既没有知识，又未受过教育，是从“熊”的地位爬上来的，他非常看不起科学，却仍然送他的儿子到巴黎去研究高级印刷术，只给他一个严厉的忠告，叫他不要依靠父亲的钱包，应该自己在巴黎这个工人的天堂里攒一大笔钱，因为儿子在这个智慧的国度逗留期间，毫无疑问会把父亲的钱包视为达到目的的方法。大卫在迪多印刷所当工头，一边学艺，一边完成了学业。迪多印刷所的工头变成了学者。一八一九年年底，大卫·塞夏离开巴黎，没有花过他父亲的一文小钱，父亲召他回去接管生意。当时尼古拉·塞夏印刷所拥有省内唯一一份刊登司法告示的报纸，还有省政府和主教公署的文告。这三个主顾便足以给一个勤劳的年轻人带来一大笔财富。
正好在这时期，造纸厂的库安泰兄弟买下了昂古莱姆的第二张印刷执照。到目前为止，老塞夏趁着帝政时期兵连祸结、工业衰落的时势，将这第二家印刷所压挤得毫无生气，就凭这一点，他没有收买这家印刷所。他舍不得花这笔小钱，后来就害了他的老印刷所。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老塞夏高兴地想：以后他的印刷所同库安泰兄弟之间的竞争，负责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
“我会抵挡不住的，”他心里想，“可是一个从迪多所里训练出来的年轻人会胜利的。”
这个七旬老人一心想着他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日子。他虽然对高级印刷术一无所知，却十分精通另一门艺术，这就是工人们戏称为“酗酒”的艺术。《巨人传》的伟大作者十分重视这门艺术，可惜现在受到所谓“禁酒会”的迫害，已经一天天地衰落了。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忠于自己姓名的启示，总是经常感到干渴[2]不止。他的老婆长期以来把对于发酵葡萄的爱好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其实这种爱好对“熊”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德·夏托布里昂先生已经在美洲真正的熊身上注意到了；可是哲学家们提出：年轻时的习惯，到年老时会更加激烈地复发。塞夏证实了这条规律：他越老越爱喝酒。他的嗜好在他的熊脸上留下标记，使他的脸看起来作常特别：他的鼻子臌大得像个大写A字，体积比普通铅字尺寸大三倍，两个脉络暴露的脸颊，像长满红紫色小瘤的葡萄叶，有些小瘤还长着小毛，简直像秋天的葡萄蔓包裹着一只硕大的块菰。两道浓眉好像堆满雪的树丛，遮住两只灰色的小眼睛。那眼里闪耀着贪婪的狡猾。这贪婪把他身上的一切感情都消灭了，包括慈父的感情，可是小眼睛在酒醉的时候仍能保持清醒。他的中间秃顶的脑袋，周围还留着一圈灰白头发，稍微有点卷曲，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拉封丹寓言中的方济各会修士[3]。他身材矮小，肚子挺大，像那些耗油而不烧灯芯的旧油灯；无论什么事情，过度了，就会驱使身体朝它固有的道路发展。酗酒同研究学问一样，能使胖的人更胖，瘦的人更瘦。热罗姆-尼古拉·塞夏三十年来一直戴着那种有名的警察三角帽，现今在某些外省还可以看见戴在城市鼓手的头上。他的背心、长裤，都是暗绿色的天鹅绒料子。他还有一件棕色的旧礼服，花色条纹布袜和一双银扣子鞋子。他的工人出身还在这套小市民服装中透露出来，可是这套服装同他的恶习和生活习惯完全吻合，还能非常好地表现他的生活，使得这位老好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穿好衣服的，你想起他就不能不联想到他的衣服，如同你想起洋葱就不能不想起葱皮一样。老印刷商如果不是好久以来就暴露出他盲目贪婪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仅仅他退位让子这一幕，就足以描绘他的性格。尽管他的儿子从迪多这个大学校带回来许多学识，但是老塞夏决心要同儿子做一笔好买卖，这个想法他已经酝酿了好久。老子做的既是好买卖，儿子做的必然是亏本买卖。可是对老头子来说，生意场上无父子。起初，他只视大卫为独子，后来就把他看成当然买家，而买卖双方的利益是矛盾的：他想卖贵些，大卫想买得便宜些，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个必须制胜的敌人。由感情转变为私人利益，通常是缓慢的，在有教养的人身上是曲折的和伪善的，而在老“熊”身上却是迅速的和直接的，这证明了狡猾的酗酒学战胜了高深的印刷术。儿子来到的时候，老头子运用精明人对待受骗人的手段，对他表现出生意人的热情，照顾他宛如照顾情妇一样，挽着他的臂膀，告诉他什么地方不应踏下去，以免溅着泥浆；用长柄暖床炉给他暖床，生了火，准备晚餐。第二天，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先用一顿丰盛的晚餐企图灌醉儿子，他自己却喝得大醉，然后他在两个饱嗝儿之间说了一句：“我们来谈生意吧！”这句话显得十分奇特，使得大卫劝他明天再谈。老“熊”太懂得利用他的酒醉状态了，绝对不会放弃一场准备已久的战斗。何况，他说，这个沉重的负担压在他的肩上已经有五十年了，他不能够再忍受一个小时。明天，他的儿子就得变成“天真汉”。
在这儿，也许我们应该说一说印刷所的情况。印刷所坐落在博利厄街通向桑树广场的路口，从路易十四末期就开设在这所房子里。因此，好久以来这里就按照经营印刷所的需要分配房子，底层是一间大厅，由临街那面的老式玻璃窗透进光线，亮光也从临院子的一扇大玻璃窗射进来。可以通过一条小径直达老板的办公室。可是，在外省，人人对印刷过程都非常好奇，老主顾们都爱从临街的一扇玻璃门走进来，也不在乎要走下几级楼梯，因为工场的地基比底层的路面低。惊讶得目瞪口呆的好奇客人，从来不注意穿过工场的小路有许多障碍。楼板上吊着绳，绳上晾着纸张，如果他们张望这些吊床，他们的身子便会撞到一排排的铅字架上，或者被支撑着印刷机的铁柱把帽子撩到地上。手脚灵活的排字工人从铅字架的一百五十二个格子里拣铅字，一忽儿看原稿，一忽儿再读一下手盘里的字，插进一条空行铅条。好奇的客人如果注视着这一切，他们便会撞到铺满地板的一令湿漉漉的纸上，或者使腰眼碰到放铅字的长桌的桌角上；这一切都逗得“猴子”们和“熊”们笑声不绝。从来没有任何人不出任何事故而直接到达这个洞穴尽头的两个大笼子。这两个笼子就是面对院子的两个破亭子，其中一个里面高踞着工头，另一个是印刷所的老板。院子的墙上很雅致地装饰着葡萄藤，鉴于老板的嗜酒名声，很有刺激酒瘾的本地色彩。那里还有一个小槽，用来在印刷前后冲洗装版盘，或者俗语说的铅字板；由此而冲出来的墨汁，同家用污水混淆在一起，使得来赶集的乡下人看见了，以为屋子里有魔鬼在洗脸。棚屋的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柴房。二楼有三间房间，上面还有两间有复折屋顶的顶楼。第一间房间同过道一样长，只除了破旧的木楼梯占去了一点位置，光线从街那边通过一扇狭长的小玻璃窗射进来，临院子那边却是一扇小圆窗；房间用来做候见室兼餐厅，墙壁只用石灰粉刷，这种可笑的简陋活现出生意人的吝啬。肮脏的地砖从来不洗擦；家具只有三把破椅子，一张圆桌和一只摆在两扇门中间的餐具柜；这两扇门一扇通卧室，另一扇通客厅。窗户和门都积满污垢，变成褐色；大多数时候房间都堆满了白纸或印好的纸；经常见到的是热罗姆-尼古拉·塞夏的餐后甜食、酒瓶和晚餐的菜盘，堆放在一捆捆的纸上。卧室的十字窗是铅格子的玻璃窗，光线从院子里射进来，墙上挂着旧毯子，就是外省在圣体瞻礼日挂在屋外的那种毯子。房里有一张大床，床柱挂着床帷和饰物，铺着一条红哔叽的压脚被，两把虫蛀的安乐椅，两把铺着绸面的胡桃木靠背椅，一张旧书桌，壁炉上面有一只挂钟。这间房散发出淳朴善良的气味，全部都是褐色色调，原来是热罗姆-尼古拉·塞夏的老板兼前任鲁佐先生布置的。客厅曾由已故的塞夏太太加以现代化的重新装修，糟糕的护壁板被全部漆成染假发用的蓝色；护壁板上面粘贴着一幅画，是在白底上画的茶褐色的东方故事；家具包括六张蓝羊皮面儿的靠背椅，椅背的形状像竖琴。两个窗户，上部很粗糙地砌成拱形，没有挂窗帘，望出去可以看到整个桑树广场；壁炉上既没有烛台，也没有座钟和镜子。塞夏太太没有完成她的美化工程就死掉了，“熊”认为美化工程不能带来任何收益，毫无用处，就放弃了。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就是醉得摇摇晃晃地，把儿子带到这间房间里来的。他指给儿子看，圆桌上放着一份印刷所财物的清单，是工头按照他的意思起草的。
“孩子，你念一遍。”热罗姆-尼古拉·塞夏说，他滚动着两只醉眼，从清单望到儿子，又从儿子望到清单，“你会发现我给你的印刷所是多么难得的宝贝。”
大卫念道：“三架木印刷机，有铁棍支撑，印刷盘子是生铁造的……”
老塞夏打断儿子的话说：“这是我的一项改良。”
“连同所有附属工具：墨缸、油墨盖子和放铅字的长桌，等等，共值一千六百法郎！”念到这里，大卫·塞夏放下清单，对他爸说，“爸爸，你的印刷机都是破烂货，值不了一百埃居，应该当柴烧。”
老塞夏叫起来：“破烂货？……破烂货？……你拿着清单跟我一起下楼！你会看到你们这些坏铜匠发明的东西，真比不上我们久经考验的古老机器那么好。看过以后，你就不会再咒骂这些老实的印刷机，它们滚动起来就跟驿站的车子一样。它们还会跟随你一辈子，不会要你作任何修理。破烂货！这些破烂货就是你将来改善生活的来源！这些破烂货你的父亲已经用了二十年，就是它们帮助你父亲把你培养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父亲冲下那条高低不平、摇摇欲坠的旧楼梯，却没有摔倒；他打开通向工场那条过道的门，向着第一架印刷机冲去。那机器早已被他叫人暗中上过油和擦洗过了。他指着那两条被学徒擦过的对称的粗大橡木对儿子说：
“这不是一架可爱的印刷机吗？”
机器上有一张结婚请帖。老“熊”放下排字夹，放在压字框上面，压字框又挪到印刷盘子上面，他使印刷盘子转动起来：他拉了一下杠杆，放松绳子带动盘子，然后抬起压字框和排字夹，动作灵活，同一个年轻的“熊”差不多。这样转动起来的印刷机发出快乐的响声，活像一只鸟儿撞到玻璃窗上又逃跑的叫声。
父亲对惊异万分的儿子说：“有哪一部美国印刷机能够这样迅速地转动？”
老塞夏接连奔向第二和第三部印刷机，用同样的灵活手法做了同样的试验。最后一部机器被他的蒙眬醉眼看出来有一块地方学徒忘了揩，醉鬼狠狠地骂了一句，拿起礼服的衣摆就抹，好像马贩子要刷亮他出售的马儿的皮毛一样。
“只要有了这三部机器，不用工头，你也可以每年赚它个九千法郎，大卫。我作为你未来的合伙人，我反对你用该死的生铁机器来代替它们；那些生铁机器准会磨坏铅字。英国人是法兰西的敌人，你看见那个该死的英国人的发明时，还在巴黎大声叫好，其实那英国人只想让铸字商人发财。啊！你想用斯坦厄普印刷机！谢谢了，你的斯坦厄普每台值两千五百法郎，几乎比我的三台宝贝机器加起来还贵两倍；它还没有弹性，容易磨坏铅字。我不像你那么有学问，不过请你记住这一点：让斯坦厄普活着，铅字就得死亡。这三台机器还能为你好好服务，印出来的东西干净利索，昂古莱姆人的要求不过如此。不管你印刷是用铁还是用木，用金还是用银，他们是不会多付给你一个子儿的。”
大卫又念：“此外，铅字五千斤，是瓦尔法拉先生的铸造厂出品……”念到瓦尔法拉的名字，这位迪多所的毕业生不由得微微一笑。
“你笑吧，你笑吧！用了十二年，铅字还是崭新的。像这样才是我所说的铸字专家！瓦尔法拉先生是位老实人，供应的铅字货真价实。我认为，最好的铸字厂是那些顾客投诉最少的厂子。”
大卫继续念下去：“估计值一万法郎。一万法郎，爸爸！这就是每斤四十个苏，可是迪多所出产的全新西塞罗铅字，每斤只卖三十六个苏。你的钉头只能当生铁卖，每斤十个苏。”
“你把吉莱先生的斜圆字、草体字和圆体字都叫作钉头，而吉莱先生以前是拿破仑皇帝的印刷商，那些铅字值六法郎一斤。雕刻版简直是杰作。我五年前买的，其中有些还没有用过。你瞧！”老塞夏抓住几个装满从来未用过的铅字的格子给儿子看。
“我没有学问，也不识字，可是我还有相当的知识，猜得出吉莱店的字体，是你的迪多所英国体的祖宗。这儿就是一个圆体字。”他指着一个格子，并且从里面取出一个M，“这个西塞罗圆体字还没有启用过呢。”
大卫发觉没法子同他的父亲争辩，他只能全部接受或者全部拒绝，要么说声“好”，要么说声“不行”。老“熊”连晾纸用的绳索也列入清单。其他如印单页的夹框、书面版、大碗、石头、刷子，老“熊”都以守财奴的小心翼翼编号登记。总计钱数达三万法郎，包括印刷商的执照和顾客。大卫心里在忖度这桩买卖能做不能做。老塞夏看见儿子对着钱数沉默不语，不禁有点着急，因为他宁愿要一场激烈的争辩，而不愿意儿子默默地接受。在这一类买卖中，争辩说明一个能干的商人在保卫自己的利益。老塞夏常说，一个无条件答应一桩买卖的人，到头来是不肯付钱的。他一边窥伺儿子的思路变化，一边把在外省开设印刷所必需的破烂工具一一点给儿子看；他依次带儿子去看一架轧光机，一架专为短小印件如广告单、说明书、名片等使用的切边机，对这些机器的用处和坚固程度赞不绝口。
他说：“旧的机器总是最好的。印刷所应该付给旧机器比新机器更贵的价钱，就像打金箔工所做的那样。”
在字母V或字母M旁加上花饰，拙劣地刻成婚姻之神、爱神、死人掀开棺材盖之类，在海报上加上巨大的面具框子，等等，都被半醉的塞夏用动人的词句，说成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告诉儿子说，外省人的习惯根深蒂固，就算给他们最美好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接受。他自己，热罗姆-尼古拉·塞夏，就曾经试过用更好的新历本，代替印在包糖纸上的《列日人》历本卖给他们；谁知他们宁愿买《列日人》老式历本，而不买豪华优美的新历本。大卫不久就会认识那些老古董的价值，它们的售价比最昂贵的新产品价钱高得多。
“啊！孩子！外省是外省，巴黎是巴黎。如果一个乌莫镇的人请你印一张结婚请帖，你不给他印上一个戴着花冠的爱神，他就认为自己还没有结婚。在请帖上如果他只看见一个M字，像迪多所印的那样，他就会将请帖退还给你。我知道迪多所是印刷业的光荣，可是他们的新发明要等百年之后外省才能接受。就是这么回事。”
慷慨大方的人是蹩脚的生意人。大卫天性羞怯，心肠柔软，害怕争论，只要心里受到过分的刺激就会让步。他的高尚情操，老酒鬼在他身上留下的影响，都使他无法支持同父亲作一场金钱的争论。何况他又认为父亲是怀有善意的。他把父亲的贪婪归结为父亲对用过的工具有感情。可是，鉴于热罗姆-尼古拉·塞夏从鲁佐寡妇手里盘进他全部印刷所时只付了一万法郎，付的还是不值钱的革命政府纸币，照印刷所目前的情况，三万法郎的价钱实在过高了。他大声说：
“爸爸，你宰我了！”
老酒鬼朝晾纸的绳索举起手来：“我？你的亲生父亲会宰你？好吧，大卫，那张执照你认为值多少钱？广告报的每行广告价钱是十个苏，仅仅这项独家生意上个月就收入五百法郎，你知道吗？孩子，翻开账簿，看一看省政府的公告和注册通知，市政府和主教教区的文告，一共能够入息多少吧！你是一个不想发财的懒鬼。给你一匹可以带你到玛尔萨克那样美丽的庄园去的马儿，你还要讨价还价。”
这份清单还附着一个父子合伙合同。慈祥的父亲租给合伙商店的房子，租金是一千二百法郎，虽然他买下整幢房子只花了六千法郎，他还保留自用顶楼上两间房中的一间。在大卫·塞夏付清三万法郎以前，盈利对半分；到了大卫还清他父亲的钱那天，他就成为印刷所单独和唯一的老板。大卫只估计执照、顾客和报纸的价值，根本没有计算生财；他自信能清偿债务，就接受了父亲的条件。习惯于看见乡下人大耍花招的父亲更不懂得巴黎人的大算盘，看到这么快就做成了买卖，不由得十分惊讶。
他心里想：“莫不是我的儿子发了财？还是他不准备付钱？”
这样一想，他就盘问儿子是否带了钱回家，想从儿子那里取得部分款子。父亲的查问唤起了儿子的疑心。大卫把嘴巴闭得严严实实，一点不漏口风。第二天，老塞夏叫学徒把家具搬上三楼，准备叫回程的空车运回乡下。他把二楼的三间房空空如也地交给他的儿子，同样地，他将整间印刷所移交给儿子而没有给他一文钱来支付给工人。大卫请求他的父亲以合伙人身份，拿出必要的股金来共同经营时，老印刷商装聋作哑。他说，他交出印刷所并不需要再交钱，他的那份股金已经算交过了。后来在儿子符合逻辑的说理逼迫下，他回答儿子道，他向鲁佐寡妇买进印刷所时，他是身无分文白手起家的。如果像他那样没有知识的可怜工人尚且能够成功，一个迪多所毕业出来的学生，当然更不成问题了。何况，为父的流了汗让大卫受教育而且赚了钱，今天正好拿出来应用。
由于儿子默不作声，使问题悬而未决。第二天老塞夏又来向他进攻，想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你的工资到哪里去了？”
大卫气愤地回答：“我不要活下去吗？我不要买书吗？”
老塞夏回答：“啊！原来你买了书！你要做的可是亏本的买卖。买书的人是不适合印书的。”
大卫觉得父亲降低了人格，对他是最可怕的侮辱，他还不得不忍受父亲滔滔不绝的话，守财奴的父亲为了拒绝他的请求，搬出了一大堆卑劣的、叹苦经的、生意上的理由，他只好听着。他把痛苦藏在心里，觉得自己孤单一个人，无依无靠，发觉父亲原来是一个市侩以后，本着哲学家的好奇心，他想查问到底。他说他从来没有要求清算母亲的遗产，如果他应得的遗产不能抵消收买印刷所的价金，至少可以当作共同经营的资本。
老塞夏回答道：“你妈的财产嘛，那就是她的聪明和美貌！”
大卫听了这句回答，就把父亲整个都看透了；他明白，要想清算遗产，非得打一场没完没了的、既费钱又丢脸的官司不可。他有一颗高贵的心，他接受了即将压在他身上的重担，因为他知道要花大气力才能完成父亲在合同上立的条款。
他对自己说：“我会努力工作的。说到底，如果我吃点苦，老头儿早就吃过了。何况我努力工作也是为了我自己。”
父亲对儿子的沉默不语有点不安，对他说：“我给你留下个宝贝。”
大卫问是什么宝贝。
父亲回答：“是马里蓉。”
马里蓉是一个胖胖的乡下姑娘，印刷所里少不了她：她会浸纸、切纸、上街买东西、烧饭、洗衣、把纸从车上卸下来、出外收款和洗干净滚筒。如果马里蓉识字，老塞夏会派她去排字。
父亲步行回乡下。他很高兴能够借合伙的名义卖掉了印刷所，可是付款的方法使他不安。开始做买卖时总是担心谈不拢，等到谈好以后又担心条款无法落实。所有七情六欲基本上都是骗人的。老塞夏本来主张读书无用，现在却强迫自己相信读书的影响。他希望读书培养了儿子遵守契约的荣誉感，他就把自己的三万法郎抵押在这荣誉感上。大卫既然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一定会流血流汗来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知识会帮助他想出办法的；他的人格那么高尚，绝不会赖债！许多相同做法的父亲，都认为自己是抱着一颗慈爱的心，所以这样做的。老塞夏到达他的葡萄园时，也是这样想。他的葡萄园坐落在离昂古莱姆约十二公里的一个小村子，叫玛尔萨克。前任业主在这个庄园里建造了一所美丽的住宅，自一八〇九年老“熊”买进起，年年都有扩建。他在这里早已将以前对印刷机的种种心思，都转移到葡萄压榨机身上，而且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同葡萄打过长期交道，早已不是门外汉了。退休回到乡下的第一年，老塞夏满脸愁容地处在支撑葡萄的支柱之间，因为他总在葡萄园里，就像过去他总在工场里一样。这笔意外的三万法郎比葡萄美酒更使他陶醉，他在想象中不断用拇指来数这笔钱。越是不应付给他的款项，他越想早点到手。因此，他经常由于心神不宁而从玛尔萨克奔到昂古莱姆。他爬上石头斜坡，斜坡上头就是本城所在；他走进工场，想看看他的儿子是否能摆脱困境。幸而几架印刷机还在原来的地方，唯一的学徒，戴着一顶纸帽，正在那里清洗滚筒上的油墨。老“熊”听见一架印刷机在印请帖的声音，他认识他的老铅字，他瞥见儿子和工头在各自的笼子里读着一本书，以为他们在看校样。他同大卫共进晚餐以后，回到玛尔萨克去，心中七上八下，担着心事。吝啬同爱情一样，有预见到将来偶然事件的能力，能闻得出要发生的事，能加快事件的进程。老塞夏在工场里，机器使他回想起过去发财的日子，现在远离工场，他感觉到儿子身上有不积极工作的征兆，十分使人担忧。他听到库安泰兄弟的名字就生气，眼看塞夏父子的招牌要被他们压下去了。总之，老头儿感觉到的是灾难。这个预感非常正确：灾难正在塞夏印刷所门口徘徊。可是守财奴另有神灵保佑。这位神灵利用许多意料不到的环境巧合，使那笔不公平的盘店费，跌落进老酒鬼的钱包。下面就来讲述一下，为什么塞夏印刷所拥有许多发达的因素，反而会衰败的缘由。
大卫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对王政复辟时期教会在政府中重新得势采取与己无关的态度，对自由党的影响也不在乎，这是最有害的中立立场。曾经有一段时期，外省的商人为了争取主顾，不得不确定一种政见，以便在自由党和保王党的业务中选择一种。大卫心里正滋生着爱情，他又一心扑在科学研究上，而且他天性善良，这一切都阻止他变成真正市侩那样唯利是图，也使他不去研究外省工业和巴黎工业之间的区别。这种细微的区别在外省非常明显，在巴黎的大演变中是觉察不到的。库安泰兄弟立刻附和保王党的政见，他们四处宣扬他们遵照宗教的规定守斋，经常上大教堂，同教士们联络感情，重印那些社会上开始感到需要的初级宗教书籍。因此在这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上库安泰兄弟拔了头筹。他们还污蔑大卫·塞夏是自由党人和无神论者。他们说，为什么要帮助这样一个人的印刷所？他的父亲是个九月党人[4]、酒鬼、拿破仑分子，迟早会有大堆金子留下来给儿子的老守财奴！而他们两兄弟又穷，家庭负担又重，怎比得上大卫是个未婚男子，将来还是个大富翁，自然可以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等等。受了这些攻击大卫的言论影响，省政府和主教府终于将印刷的独家生意交给了库安泰兄弟。过了不久，这两个贪心的敌手，看见大卫漫不经心，胆子越发大了，也创办了另一份广告报纸。塞夏老店只能做些本城的小业务，它的广告报纸的收入也减少了一半。库安泰兄弟由于印刷教会和灵修书籍赚了一大笔钱，不久就向塞夏印刷所建议收买他们的广告报纸，目的是想一家独吞本省的告示和司法公告。老葡萄园主早已震惊于库安泰家的兴旺发达，一得到大卫转告他的这个消息，立刻从玛尔萨克猛扑向桑树广场，迅猛得好像乌鸦嗅到了战场上死尸的气味。
他对儿子说：“让我来对付库安泰兄弟，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
老头儿不久就猜出了库安泰兄弟的利益所在。他的料事如神使库安泰兄弟震惊。他说，他的儿子犯了一个大错误，刚被他纠正过来。
“如果他出盘了我们的报纸，我们的顾客靠的是什么人？诉讼代理人、公证人、乌莫镇的所有商人，都是自由党人；库安泰兄弟想用污蔑我们是自由党的办法来损害我们，谁知恰好给我们准备了最后的靠山。自由党人的印刷生意，仍旧是塞夏家的！出让报纸？……不如连同机器、执照一起出让好了。”
他向库安泰兄弟要价六万法郎，出盘整个印刷所，以免儿子破产：他热爱他的儿子，他保卫他的利益。这个葡萄园主专拿儿子做挡箭牌，就像乡下人专拿老婆做挡箭牌一样；根据他从库安泰兄弟口中挖出来的种种建议，不是他儿子不愿意这个，就是他儿子不愿意那个，慢慢地，他费了不少力气才逼使他们同意拿出两万两千法郎来收买《夏朗特报》。可是大卫不得不遵守一个条件，那就是以后永远不印任何报纸，否则要赔偿三万法郎的损失。这个买卖实质上是塞夏印刷所的自杀行为，可是老塞夏毫不在乎。俗语说：杀人越货，越货后必继以杀人。老头子准备拿这笔款子抵充他出盘印刷所的价金，只要能够拿到这笔钱，他肯附送一个大卫，何况这个碍手碍脚的儿子对这笔意外之财还享有一半的权利。慷慨的父亲放弃了印刷所的所有权，算是给儿子的补偿，但是房租却维持着一千二百法郎不变。自从将报纸卖给库安泰兄弟以后，老头子很少进城，推说年纪大了，真正的理由却是他对一间不再属他所有的印刷所不感兴趣。不过，他也不能够完全抛下他对旧机器的那份惜意。他有事到昂古莱姆来的时候，总是很难决定在他的老房子里，哪一样对他最有吸引力，是他的儿子呢，还是他的木印机，他来看儿子实际上是来讨房租。他的旧工头，现在是库安泰家的工头，知道老头子的慷慨大方是为了什么；他说，这个狡猾的狐狸让儿子积欠房租，一旦有事他就可以以优先债权人的资格，干预儿子的生意。
大卫·塞夏对生意上的事漫不经心是有原因的，这原因正好刻画出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他坐上父亲印刷所老板位子以后几天，遇见了一位中学时代的朋友，当时正穷困潦倒。这位朋友是个二十一岁左右的青年，名叫吕西安·夏尔栋。他父亲过去是共和军团队的主任军医，因伤退役，由于天性爱好化学成了化学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在昂古莱姆开了一间药店。他花了几年工夫作科学研究，准备生产一种可获大利的药品，不幸在进行必要的准备时逝世了。他研究的是医治各种痛风病的药。痛风病是有钱人的病，有钱人对保证他们健康的药品是肯出大价钱的。因此在多种疾病的选择中，他挑中了这个问题来解决。已故的夏尔栋父亲在经验与科学之间，明白只有科学能保证他发大财。因此他研究了发病的原因，把他的处方建立在能适应任何体质的某种摄生法的基础上。他到巴黎去要求科学院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鉴定，不料死在巴黎，研究成果也丧失了。他预感到他的境遇，十分关心儿子和女儿的教育，以致药房赚的钱都花在家用上了。不幸的是，他不仅让他的孩子们落入贫困中，还使孩子们生活在前途光明的憧憬中。他一死，光明的前途也就熄灭了。著名的医生德斯普兰是为老夏尔栋治病的，亲眼看见他临终时气愤得浑身痉挛。他的这种壮志未酬的景象有一个根源，那就是他热爱他的妻子。妻子是吕邦普莱家最末一个后代，一七九三年被他奇迹般地从断头台上救下来。他当时为了争取时间，谎称年轻的姑娘怀了孕，这句谎话事先并没有征求姑娘的同意。这样他仿佛就自己创造了同姑娘结婚的权利。他不顾两人都家境贫困，同她结了婚。他们生下的孩子，如同所有由爱情结合的父母一样，都遗传了他们母亲的美貌，而美貌同贫困相伴，往往是十分不幸的礼物。希望、干活和绝望紧紧结合在一起，深深地损害了夏尔栋太太的美貌；同样地，环境缓慢地每况愈下，也改变了她的生活习惯。可是她和孩子的勇气，却同他们的不幸一样，与日俱增。可怜的寡妇卖掉药房，药房设在昂古莱姆郊区最大的乌莫镇的大街上。出盘药房的价金使她得到三百法郎的年息，这笔钱还不够养活她一个人；可是她同女儿并不觉得目前的境况使她们脸红，她们决心出去打工。妈妈当保姆伺候产妇，她的良好服务态度使有钱人都愿意请她；她住在人家家里，不费她的儿女一文钱，每天还可收入二十苏。为了避免儿子对她的保姆身份感到不愉快，她改名为夏洛特太太。想雇用她的人可以通知波斯泰先生，他就是收买药房的人。吕西安的妹妹在一家专洗优质柔软衣物的洗衣店里工作，每天约赚十五苏。店是邻居普里厄太太开的。这位太太为人老实，在乌莫很受人尊敬。妹妹指挥女工，在工场里享有较高权力，使她不同于一般女工。她们的微薄工资加上夏尔栋太太的三百法郎，每年约有八百法郎，这三个人就靠这笔款子来吃饭、穿衣和居住。全部的钱几乎都花在吕西安身上。他们一家尽管尽量节省，也仅够勉强维持。夏尔栋太太和她的女儿夏娃相信吕西安，正如穆罕默德的老婆相信她的丈夫一样；她们愿为他的前途而牺牲的精神是无限的。这贫穷的一家住在乌莫，是用非常微小的租金向接办药房的波斯泰先生租的住所，坐落在后院深处，药房楼上。吕西安占住了顶楼上的一间破房间。他受热爱自然科学的父亲影响，开始时也走这条路。他是昂古莱姆中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塞夏在那间学校毕业那年，吕西安正好进三年级。
偶然的机会使两个中学同学相遇的时候，吕西安饱尝了贫困的痛苦，正在思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二十岁的青年常有的念头。大卫慷慨地答应每月给他四十法郎工资，只要他肯学习工头的业务，虽然他完全不需要一个工头。这个提议把吕西安从绝望中挽救出来。中学时代的友情恢复以后，不久又因两人命运相似而性格各异，使得关系更加紧密。这两个人脑子里都孕育着成功的希望，他们的绝顶聪明可以比得上任何权威人物，却跌落到社会的底层。这种命运的不公平成为他们之间强有力的纽带。两人从不同的爱好出发，结果都爱上了诗歌。吕西安命中注定要研究最高级的自然科学——医学，他却热烈地爱上了光荣的文学；大卫本性喜欢沉思默想，适宜做诗人，他却喜欢上数学。爱好的中介，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兄弟般的友谊。吕西安不久就将父亲告诉他的，怎样将科学应用到工业上的高明见解，转告大卫；大卫则向吕西安指出，在文学上应该走哪些新路才能出名和致富。两个青年的友谊在短时期内就变得非常热烈，这种事只有在刚结束青春期的人之间才会发生。不久大卫又见到了标致的夏娃，而且爱上了她，那些忧郁而爱默想的人是容易一见钟情的。天主教礼拜仪式上所说的：“从今天，到永远，世世代代永不变”，恰好给这些不知名的伟大诗人用作座右铭；这些诗人的杰作，是在两颗心之间产生、又在它们之间消灭的壮丽史诗！大卫后来发现了母女间的秘密，知道她们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诗人儿子身上，知道了她们盲目崇拜，他认为同她分享她的牺牲和希望，可以更加接近她，这是一件愉快的事。大卫因此把吕西安当作兄弟。正如极端保王派想比国王更忠于国王一样，大卫相信吕西安的天才，其程度也超过母亲和妹妹，他像母亲溺爱孩子一样溺爱吕西安。他们因为缺少金钱，无法行动，经常在一起商谈，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想摸索出一条发财的捷径。他们使劲摇撼那些已经被先来者采摘一空的果树，得不到任何果子。在一次谈话中，吕西安想起了父亲提到过的两种想法：夏尔栋先生说过，采用一种新的化学因素，可以使糖的成本减少一半，又说，用美洲的某种植物原料来造纸，同中国人所用的原料相同，成本降低，纸价也可以低一半。大卫知道这个问题曾在迪多所引起骚动，其重要性非同小可，便抓住这个想法，认为可以发大财，同时视吕西安为恩人，他一辈子也报不了这个恩德。
每个人都看得出，他们两个朋友的主要思想和内心世界使他们完全不适于管理一个印刷所。小塞夏的印刷所每月只能勉强做到三百法郎生意，远不如库安泰兄弟的一万五到两万法郎入息，因为库安泰兄弟已经成为主教区的承印商兼出版商，拥有本省唯一的一份报纸：《夏朗特信使报》；塞夏的三百法郎要扣除工头的工资、马里蓉的薪水、税金、房租，大卫到手只有百把法郎。一个人只要勤劳和乖巧，就会新添一些铅字，购买铁印刷机，到巴黎的出版社兜揽一些书稿，低价替他们印刷；可是我们的老板和工头，整天沉溺在迷人的脑力劳动中，只要有还剩下的几家客户送来的业务就满足了。库安泰兄弟终于摸透了大卫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他们不再诋毁他了；相反，他们采取了相当聪明的策略：让这个印刷所勉强维持下去，使它处在不好不赖的中等状态中，以避免它落入一个可怕的敌人手中；他们甚至亲自介绍一些小件印刷业务给它。因此，大卫·塞夏自己不知道，从商业上说，他是由于竞争对手的聪明策略，才能继续存在的。库安泰兄弟很高兴大卫有这种他们所谓的“怪癖”，他们对他采用的手法表面上很公正和忠实，事实上是同运输公司一样，用伪装的竞争来避免真的竞争。
塞夏印刷所的外表同屋内的污损破旧完全一样，老“熊”从来没有修理过。日晒雨淋，加上每个季度的反常气候，使过道的大门外表上像老树干，布满长短大小不一的裂缝。房子的正面是用石头和砖胡乱砌成，一点不对称，现在似乎在屋顶的重压下向下弯了，屋顶已遭虫蛀，盖满法国南部普遍使用的筒板瓦。虫蛀的窗框因为天气热，装上巨大的遮板，用厚实的横档来维系住。在整个昂古莱姆，很难再找出比这间裂缝更多的房子了。这所房子还能够支持住，完全靠的是水泥的力量。只要想象一下这个工场两头明亮，中间幽暗，墙上贴满广告，墙壁下部经过工人们三十年来的接触，变成了褐色，楼板上吊着绳索，地上堆放着纸张、旧印刷机、一大堆用来装湿纸的石板、一排排铅字架，工场末端是两个笼子，一个里面是老板，另一个里面是工头，你就可以弄明白两个朋友当时的生活。
一八二一年五月初，大卫和吕西安站在面向院子的玻璃窗附近。当时是下午两点，四五个工人离开工场去吃午饭。老板看见学徒关上临街的那扇装有门铃的门以后，仿佛忍受不住纸张、油墨、印刷机和旧木头的气味，把吕西安带到院子里。两人坐在葡萄架下，眼睛可以看到工场进出的人。阳光在葡萄蔓上嬉戏，抚摩着两个诗人，像光轮一样围着他们。两人相反的个性，不同的面貌，对比得这样鲜明和强烈，使得任何一个大画家都想动笔将他们描绘出来。大卫的容貌是大自然赐给那些命定要做激烈斗争的人的，不管是轰轰烈烈的斗争，还是秘密的斗争。他的宽大的上身两边各有一个结实的肩膀，同整个体形的丰满完全协调一致。他的褐色基调的脸，红润而肥胖，底下由一个粗大的脖子支撑着，头上是密密丛丛的黑发，一眼望去，他好像是波洛瓦歌颂的议事司铎，细看一下，就会发觉他的厚嘴唇上的皱纹，下巴上的酒窝，方形的鼻子，扁平得有点古怪，尤其是那双眼睛，蕴藏着一股专一爱情的不断燃烧的火，还有思想家的智慧。他的忧郁而热情的心灵，能够一览无余地从宇宙的一端看到另一端，中间所有蜿蜒曲折的地方也不放过。他的清楚明白的分析，使他很快对完全理想的享受感到倒胃口。如果有人从他的脸上看出天才的闪光，同时也会看出有火山的灰烬；他深深感觉自己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希望也随之消失了，出身低微和手中无钱使许多有才能的人，都被压在社会默默无闻的底层。可怜的印刷商，不顾印刷同知识多么接近，对自己的行业仍感到恶心，他只在科学和诗歌的酒杯中长饮，把自己灌醉，以便忘却外省生活的苦闷。在这样一个身躯笨重的西勒诺斯身边，吕西安保持着优美的姿势，活像雕刻家刀下远征印度的酒神。他的脸上有古代美男子那种优雅的线条，希腊式的前额和鼻子，女人般白皙和光滑的皮肤，深蓝得像黑色的眼睛，充满着爱情，眼白的鲜嫩比得上儿童。这双美目上面的眉毛，仿佛是中国画笔描的，周围是长长的栗色睫毛。金黄色的头发天然卷曲，同脸颊上柔软光滑的汗毛色彩十分协调。两边的太阳穴又白又泛金光，显得美妙无比。他的短短的下巴，很自然地向上翘，有一种无可比拟的贵族气派。他的天使般的微笑，带点哀伤，挂在嘴角上，整齐漂亮的牙齿衬托着朱红的嘴唇。双手是出身高贵的人的漂亮的手，只要挥手一指，男人就要服从，女人就想亲吻。吕西安细挑身材，个子中等。看一看他的脚，一个男人可能怀疑他是女扮男装的姑娘；他的腰身长得同女人一样美好，大多数机灵而算不上奸诈的男人，都有这种腰身。这个特征很少弄错，尤其是在吕西安身上。吕西安是个忙乱的人，他在分析社会现状的时候，往往被自己的爱好引导到外交官专有的堕落境地，相信只要成功，不择手段是对的，哪怕手段十分可耻。智慧超群的人不幸之一就是不可能不懂得所有的事情，包括罪恶和道德。
两个青年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越低，越是用高高在上的眼光批判社会，因为怀才不遇的人总是以高超的眼光来为自己地位之低微报复的。真正的命运把他们带到终点的速度越快，他们的绝望也就越是痛苦。吕西安读过许多书，作过许多比较；大卫作过许多默想，考虑过许多问题。大卫虽然外表健康、粗野，其实却是一个忧郁、近乎病态的天才，他怀疑自己；吕西安具有敢闯敢干的精神，可是心活多变，他的大胆同他柔和的样子，几乎可以说是衰弱的，同时又充满女性娇媚的外表，毫不相称。吕西安具有高度的加斯科尼人性格，大胆，勇敢，喜欢冒险，夸大好事，缩小坏事，只要有利可图，绝不怕犯错误，只要能作进身之阶，也不蔑视罪恶。这些野心家的秉性当时受到青春时期美好幻想的抑制，也受到渴望成功的热情阻止，因为这种热情总是使渴望成功的人优先采用高尚的手段，而不是其他手段。他现在只是同他自己的欲望斗争，而不是同人生的困难斗争，同他本身的精力斗争，而不是同人的卑鄙做斗争，而卑鄙对性格多变的人是最要命的榜样。吕西安的耀眼才华深深地迷惑住大卫，大卫一边崇拜他，一边纠正他由于法国人的狂热而犯的错误。正直的大卫性格优柔寡断，同他的强壮体格很不相称，可是他并不缺少北方人锲而不舍的精神。假使他像使徒那么坚定，他也会用无限宽容来缓冲一下。他们的友谊已经资格很老，其中一个是热烈的崇拜者，那就是大卫。吕西安则像一个自知被宠爱的女人那样发号施令。大卫很乐意服从。他觉得自己又笨又平庸，他的朋友一表人才，自然应该胜自己一筹。
大卫想：“牛耕田，鸟食谷。我就当牛，让吕西安来做鹰吧。”
大约有三年光景，两个朋友将他们前途光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阅读那些自从文学和科学的和平曙光出现以后出版的伟大著作，像席勒、歌德、拜伦、沃尔特·司各特、让-保尔·里希特、让-杰克·贝尔塞利于斯、戴维·汉弗莱、居维埃、拉马丁等人的著作。他们被这些巨大的炉火激动，试着写一些不成熟的作品，写了一半又放下来，等待有了热情再写。他们继续不断地用功，从来不使青春时期的无尽精力感到疲劳。他们同样穷，同样热爱艺术和科学，竟忘记了眼前的困苦，一心一意地为将来的名扬四方打下基础。
一天，大卫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十八开的小书问道：“吕西安，你知道我刚收到巴黎寄来的什么书？你听着！”
大卫念了安德烈·谢尼埃题名为“内埃尔”的田园诗，他以诗人身份朗诵得十分动人，接着又念了《年轻的病人》，然后是那首纯粹古风的关于自杀的哀歌，接下去是两首最后的讽刺诗。
其间吕西安已经说了好几次：“原来这就是安德烈·谢尼埃！”等到大卫过于感动，读不下去，把书交给吕西安以后，吕西安再一次说：“他真是无可比拟的！”他看了看序言的签名说：“原来发现诗人的也是一个诗人！”
大卫说：“写了这本集子，谢尼埃还认为自己没有写过什么值得发表的东西。”
轮到吕西安读那首史诗般的《盲人》和其他几首哀歌了。他读到那句：“如果他们拥有的不是幸福，这世界上还有幸福吗？”就吻了书本，两个朋友都哭起来了，因为他们俩都在狂热的恋爱中。葡萄藤忽然染上了颜色，屋子的旧墙，原来是布满裂缝，凹凸不平，被许多难看的缝隙不规则地穿过的，经过仙女的手指一指，立刻变出来许多凹槽、凸雕饰、浅浮雕，和许多建筑工艺上的杰作。幻想在这阴暗的小庭院里抖落鲜花和宝石。安德烈·谢尼埃笔下的卡米耶，对大卫来说，变成了他热爱的夏娃，对吕西安来说，变成了他所追求的一位贵妇。诗神抖落她的缀满星星的袍子，壮丽的下摆盖住印刷工场，场里的“猴子”们和“熊”们正在装腔作势。五点钟敲响了，两个朋友既不饿又不渴，生命对于他们是一个金色的梦，他们的脚下堆放着全世界的珍宝。希望之神用手指指着蓝天的一角，用迷人的声音对生活动荡不安的人们说：“去吧，飞去吧，你们可以在那金色、银色，或者蔚蓝色的太空中逃避苦难。”他们也瞥见了这角天空。
这时候，大卫从巴黎带到昂古莱姆来的一个名叫塞里泽的学徒，打开从工场通到后院的小玻璃门，引进一位陌生客人，指点两个朋友给客人看。客人一边打招呼一边向他们走过来。
他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厚厚的本子，对大卫说：“先生，我想出版一部论文，麻烦您估个价。”
大卫看也不看本子，就回答说：“先生，我们不印这么厚的手稿，请去找库安泰兄弟。”
吕西安拿了手稿说：“可是我们有挺棒的铅字，也许很合用。您愿不愿意明天再来一次，稿子留在这里，让我们估价。”
“我幸会的是不是吕西安·夏尔栋先生……”
工头回答：“不错，先生。”
来客说：“我十分高兴能会见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诗人。我是德·巴热东夫人介绍来的。”
听见这个姓氏，吕西安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感谢德·巴热东夫人关心的话。大卫注意到了他朋友的脸红和窘态，让他同那位乡下绅士继续谈下去。客人写了一本关于养蚕的书，虚荣心使他想将书出版，让农学会的同道们读一读。
乡绅走了以后，大卫问：“吕西安，你爱上了德·巴热东夫人吗？”
“我疯狂地爱上了她！”
“可是你们被偏见隔离得很远，比她在北京、你在格陵兰更远。”
吕西安低垂眼皮说：“一对有情人的意志，会战胜一切。”
美貌夏娃的胆小的钟情者说：“你会忘记我们的。”
吕西安大声说：“也许，恰恰相反，我会牺牲我的情人。”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尽管我爱她，尽管种种利益驱使我要她接受我，可是我对她说，有一个人，他是我的兄长和朋友，他的才华超过我，将来大有前途，他的名字叫人卫·塞夏，如果她不招待这个人，我就永远不再到她家了。我在家里等她的回音。今天晚上她把所有的贵族都请来听我朗诵诗歌，但是如果她给我一个否定的回答，我从今以后就再也不踏进她家了。”
大卫抹了抹眼泪，然后猛烈地同吕西安握手。六点钟敲响了。
吕西安突然说：“夏娃在家里一定很担心，再见！”
他走了，留下大卫在那里感到非常激动；这种情绪只有这种年龄的人才能完全感觉得出，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我们这两只天鹅的翅膀还没有被外省的生活切断。
大卫眼看着吕西安通过工场出去，嘴里喊道：“他的心多么善良！”
吕西安回乌莫去，途经漂亮的博利厄散步广场、米纳热街和圣皮埃尔门。这是一条最长的路线，他之所以这样走，是因为德·巴热东夫人恰好住在这条街上。他觉得在她的窗下走过，即使她不知道，也是极大的乐趣，因此两个月来，他回乌莫从来不走帕莱门。
走到博利厄的树下面，他凝视着从昂古莱姆到乌莫之间的路途。当地的风俗习惯已经在两地之间筑起了精神的障碍，比目前吕西安走下去的斜坡更难逾越。这位年轻的野心家，以名人的头衔作为城市与郊区间的吊桥，不久以前得以走进德·巴热东夫人的公馆，现在心里正惴惴不安，不知夫人作何答复，宛如一个得宠的人，试探着伸手多讨一点权利，却害怕因此而失宠一样。这几句话对那些不知道城市分为上城和下城都有一些特殊风俗习惯的人，一定觉得意思不很清楚，因此我们对昂古莱姆城必须深入地作一些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德·巴热东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