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讲到，蜀中名士张松原本想把西川地图献给曹操，但孟德公不待见他，刘备倒是把张松当个人物，于是张松便转而把地图献给了刘备。
张澜向刘存厚“献出的地图”足够丰厚。由于他在进步党中讲话极有分量，使得进步党与共和党得以联手，同时张澜与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私谊极好，而第三师实际是进步党所依恃的武装力量，这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刘存厚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号召力。
不但如此，张澜还告诉刘存厚，他会给居于京城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发电报，争取他们也支持刘存厚。
梁启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蒲殿俊乃丧失权柄的空头政客，可谁又敢小觑他们的能量？袁世凯就没把梁启超当回事，结果一个护国运动弄到身败名裂。
笔杆子和嘴皮子，有时候一点不比枪杆子逊色。刘存厚深知其中的分量，所以马上用密电方式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吴莲炬。
收到刘存厚的密电，吴莲炬又去拜见梁启超、蒲殿俊等人，把京城能打、可打的交道几乎全部运转起来。
换了山头换山歌
段祺瑞对罗佩金越来越苛刻，罗佩金发往北京的请示报告不是遭到冷遇，就是被劈头盖脸一顿驳斥。比如罗佩金想以护国有功的名义，再把一批滇军将领给提拔上来，段祺瑞就来了个置之不理，其态度仿佛是过去的胡景伊之与熊克武。
正如吴莲炬在“隆中对”里所言，黎元洪在朝中与段祺瑞素不相能，他对罗佩金这样南方党人出身的督军也向来比较维护。只是黎菩萨终究不是段合肥的对手，在外援上，罗佩金始终处于劣势。
罗佩金并不知道这都是刘存厚私下活动的结果，他只清楚一点，那就是刘存厚对他不服，为此他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将刘存厚调京，以滇军将领接替。按照过去的惯例，督军要下面哪个军官走人，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地方，基本都会照准。
可是在罗佩金打了多次报告之后，段祺瑞不仅不予支持，还在电文上批了一句话：“所请调拨撤换者，实不止刘存厚一人。”我看你想换的下属不止刘存厚一个，我劝你不要一不顺心就换人，就算换了刘存厚，你这个督军就做得好了？
若是罗佩金知晓吴莲炬奔走京城的细节，也许会不寒而栗：段祺瑞明知刘存厚有取罗自代之心，在罗佩金已危机四伏的情形下，仍要抛出一份偏向性很强的裁军方案，毫无疑问是有把他放在火上烤的意味。
罗佩金一心想着要借北京的方案，来达到削弱川军实力的目的，哪里会把事情想到这么深。在裁军会议上，他坚持将川军缩编为三师一旅，同时执意要取消川军的特种兵。
川军现存的五个师里，只有刘存厚师配有特种兵，对刘存厚来说，罗佩金的矛头几乎就是直冲着他来的。刘存厚要推倒罗佩金，等的就是这样一个理由，如今罗佩金自己提供了理由，倘若再不动手，岂不是傻？
吴莲炬在他的“隆中对”里，曾告诉刘存厚，团结川军很重要。刘存厚通过张澜的关系，已跟第三师师长钟体道达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接下来，就看其他三个师的态度了。
除刘存厚自辖的第二师以及钟体道师外，其余三个师里，刘存厚最无把握的是第四师。该师师长陈泽霈虽为川人，但他在云南给罗佩金当过参谋长，当初罗佩金任命陈泽霈做川军师长，无疑也是想用这种掺沙子的办法对川军进行控制。
裁军会议结束的当晚，刘存厚在府里设宴，邀请川军各师师长或代表入席。宴桌之上，刘存厚开宗明义道：“罗督（罗佩金）如此改编军队，实在太不公平。滇黔军可以编为国军，川军却全部沦为地方军，这是什么道理？我请大家联名致电中央，反对这一办法。”
众人纷纷附和，让刘存厚意想不到的是，陈泽霈的响应居然最为热烈。
还是那句话，换了山头换山歌，陈泽霈的自我定位要比罗佩金准确得多，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是川军将领，就势必要向着川军说话，我指挥的第四师凭什么只能做地方军，而且还是“暂编”？
刘存厚话音刚落，陈泽霈已经抢过纸笔，草拟出电稿，并请各师师长共同签字。一圈转下来，五个师只有一个师不肯署名，这个师是驻重庆的熊克武第五师。
早在蔡锷举护国旗帜，从云南出兵入川时，作为国民党代表，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即随军参赞，但当时只能从事一些宣传联络工作。直到护国军从泸州战场撤退，战局陷于僵持，熊克武抓住机会向蔡锷提议，这才获准以蜀军流落于民间的残部为基础，组建出新的第五师。
熊克武没有亲自出席编遣会议和赴宴，所派代表但懋辛表示：“我是熊师长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会外的事，我无权过问，所以不能在电稿上签字。”
但懋辛言之凿凿，刘存厚却心中有数：你纵然无权直接决定，不还可以请示嘛，无非发个电报而已。不能者，实不肯为也！
于是第二天，刘存厚再约但懋辛单独谈话，这回但懋辛不再支支吾吾，而是直接予以了回绝。
兔死狐悲
第五师跟从前的蜀军（即老第五师）一样，属于纯粹的党人武装，跟北洋原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对是不是“国军”并不在乎。这个师名为一师，实际只有一旅，怎么缩编也缩不到他们，况且没有蔡锷、罗佩金的提携，第五师又怎么建立得起来？更不用说，罗佩金也是党人，党人如何可以为难党人，跟着刘存厚这些老川军去瞎折腾？
刘存厚见难以争取，便对但懋辛直言相告：“这样吧，请你转告熊师长，将来发生冲突，他只要保持中立，不要跟滇黔军合在一起打我就可以了。”
熊克武既不愿与罗佩金反目，也没有力量得罪刘存厚。对他来说，中立的提议没有什么不好，反正远在重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你们打架好了。
尽管熊克武不愿介入是非，但为壮大声势，刘存厚仍然把他的名字列入电稿，发往北京。这封五师长联名电，立刻使罗佩金陷入了极度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川军将领还罢，那个滇籍的陈泽霈，别人都以为是他罗佩金最大的嫡系，没想到关键时候竟然“背主求荣”，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更让罗佩金感到困窘不安的是北京政府的回应，从京城传来消息，段祺瑞认为罗佩金督川不力，扬言要将他换下来，另派他人来四川做督军。对于段祺瑞的这一态度，罗佩金感到愤懑不已：五师长之所以会发联名电，追根溯源，还不是因为我执行了你的编遣命令，现在却将所有责任和过错都一股脑儿推到了我的身上！
这时正好广东督军请假入京，罗佩金便也打了个请假报告。广东督军请假是真有公事，罗佩金哪有什么公事，他不过是要借此撒撒娇，显示一下自己的地位而已。
之前罗佩金发往北京政府的电报，要么不予批复，要么迟迟没有回音，这次却出乎异常的明了和快捷，段祺瑞当天复电：准假！
无公事而请假，不过是请辞的另一种好听说法。从四川省长到周围各省的督军均被蒙在鼓里，以为是罗督军自己负气要走，大家碍于情面，都纷纷跑来劝解。同样不知就里的唐继尧还专门给罗佩金发来电报，责备他不能这样一甩袖子就跑：你跑了，留在四川的滇军不是连口粮都没着落了吗？
罗佩金有苦难言，只得告知实情。唐继尧这才知道，不是罗佩金自己想走，是北京政府希望他走，于是连忙予以补救，亲自去电北京，强调四川裁军刚有点儿眉目，不能这时候让罗佩金请假。
以唐继尧在西南的分量，加上黎元洪也力挺罗佩金，段祺瑞这才收回成命。暂时脱离危机的罗佩金一头冷汗，犹如从悬崖边上被人硬拽了回来。
不能往上撒娇，但我还可以朝下使劲。罗佩金看准了，变着法一心要跟他捣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是已经沦为“叛徒”的陈泽霈，另一个就是刘存厚。
身为滇军“智囊”，罗佩金虽无过人的深谋远略，却并不缺乏出色的战术构思。就像当初制订入川方案一样，他决定发动奇袭，打身边的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1917年4月13日，罗佩金突然召见陈泽霈，陈泽霈稀里糊涂就去了，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被罗佩金给生生扣了下来。
第一拳打得甚是漂亮，然而第二拳落了空。罗佩金几次约见刘存厚，刘存厚都托故不来。实际上，自领衔发表五师长电后，刘存厚一直都很小心，其戒备程度之深，犹如刘备之防曹操，罗泽南每次在督署召集将领会议，刘存厚都只派代表与会，怕的就是遭到暗算。
对于罗佩金而言，网只要是已经撒了出去，能捞到一个也是好的。1917年4月14日晚，他正式下达命令，宣布撤去陈泽霈师长一职。
陈泽霈被瓮中捉鳖，顿时让刘存厚有了兔死狐悲之感。他原先只想以五师长联名电这样的方式，给罗佩金来个下马威，将其逼走。罗佩金一走，以他在川军中已实际获得的老大位置，川督自然非其莫属。
刘存厚没有想到罗佩金的反击会如此犀利。至此，他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连家里都不敢待，抱着铺盖卷就去了师部，而且晚上睡觉还要换好几个房间。
密电
靳云鹏让吴莲炬转来一封密电，刘存厚看完后更是大惊失色。密电中透露，罗佩金准备一不做二不休，将第四师予以彻底遣散，以此杀鸡给猴看，吓唬住其他川军，同时他还计划将对付陈泽霈的模式原样复制到刘存厚身上，第一步就是用滇军将领来取代刘存厚。
后面这个设想，罗佩金曾多次上报北京，只是都没有通得过。这次他话里有话地说刘存厚“怯懦兵弱”，而他对刘存厚“非不能强制，实不忍也”，意思是刘部没有什么了不得，如果北京政府仍然采取不作为的态度，他就要自行解决了。
慑于罗佩金的压力，段祺瑞破天荒地对其要求全部予以满足，但也留下了玄机，即一边下令撤掉刘存厚的师长一职，一边扣住新师长的任命不发。在密电中，靳云鹏明白地告诉刘存厚：撤你的职务，并非出自段祺瑞本意，你要好自为之！
刘存厚就此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段祺瑞其实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他如果迟疑不决，使得罗佩金继续采取主动，北京方面可就有点儿罩不住了。
北京政府的让步，无疑令罗佩金大受鼓舞，他开始加紧筹备第四师的遣散事宜。1917年4月15日，第四师驻城部队奉命集中于督署广场，说是要聆听督军训话。部队到达广场后，士兵架枪，军官入营房休息。
让众人始料不及的是，到场的督军罗佩金并没有训话，而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滇军冲了出来，将第四师的所有枪弹予以收缴，然后扣留军官，驱逐士兵。
被驱逐的川军士兵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此时气温还很低，这些人赤着膊，身上仅剩一条内裤，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看到第四师被强行遣散，他立即派人走上街头，把饥寒交迫的士兵们领去吃饭。
街上安静了。罗佩金对此没有理会，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还省去了饭钱，但是当天下午，第四师的士兵又重新出现在街头。再次现身时，士兵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早上还套一裤衩，如今连这劳什子都不用了，就是赤条条一好汉。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这是民间规矩，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官府不受理，就背着纸钱找菩萨诉苦。
除了黄白纸钱，士兵们大多手持短刀利刃，少数赤手空拳的则沿街向屠户借杀猪刀，或者朝居民要菜刀。显然，刘存厚的一顿饭不仅填饱了他们的肚子，还壮了大家的胆气。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了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游行士兵虽然手中只有刀，但在后面为他们保驾的其余川军却都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罗佩金和刘存厚闻报，均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的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是一窝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了血腥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首当其冲地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侦探”，押上城头，一长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滇军喊他过去，这警察还直解释：“我是警察……”滇军说：“我认得你是警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了。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人们也同样有理由对罗佩金等人当年发动起义的初衷进行质疑，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被他们赶下台的旧官僚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大多数曾经信誓旦旦发过的誓言，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兑现了。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
一国三公
滇军的凶残暴虐，迅速招致了当地民众的反弹。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多数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着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谓之“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将他们的武器予以收缴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又将武器全部夺了过去，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激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革命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刘罗之战”开始了。谁也不见得是好人，但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刘存厚当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欲同滇军一拼，那些被遣散士兵在上阵后更是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至于只能据皇城以守。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在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后加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这在西南叫作“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相比之下，在争取民心方面，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几个川军曾经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赫然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撂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元上升至十几万元。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省长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贵州宣布独立并派戴戡入川助战。和唐继尧一样，贵州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
黔军兵既不多，武器还差，刚入川时，士兵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兵器。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等于抓瞎，戴戡在四川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连防区都差点丢掉。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撤，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岂止刘存厚对此不服，就连罗佩金也认为戴戡无功受碌，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他，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个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了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便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一国三公”里面，戴戡算是最乏善可陈的，一方面，他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另一方面，又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在还未来省城时，戴戡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的师部大门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则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渐渐地，他就流露出心灰气短的情绪，私下与别人闲谈提及蔡锷逸事时，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他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下去。就在戴戡几乎已经打算辞职不干的时候，刘罗矛盾的激化，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
鹬蚌相争
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他实际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处，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劝架，太笨了。”
按照这名将领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打不倒谁的格局，“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需作壁上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劝解，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全新装备？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至于胳膊肘儿往外拐吧。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现在仗打起来了，戴戡倒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可问题是也没有往里拐——他宣称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刘罗之战前，北京的段祺瑞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最好的处置办法，只能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1917年4月20日，北京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京。
刘罗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时梁启超和其他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是戴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得以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发现彩球抛到了自己身上，戴戡不由得喜出望外。渔翁既然已经得利，就可以让一对鹬蚌住嘴了，1917年4月21日，他把北京电令告知刘罗，要求双方执行电令。
可是刘罗谁都没有主动停火。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职，而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什么？
刘存厚呢，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争一口气，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能够解决战争的终究还是战争。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川军的第一炮就击中了他们的会议室，当场炸断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又追了过来。
民初时期的大炮从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够做到指哪儿打哪儿，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只是罗佩金不会这么想，川军的炮击把他的脸都吓白了。
这时候罗佩金唯有寄望于其他滇军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刘存厚早就防到了此招，成都巷战的同时，他已派钟体道师兵分两路，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以便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信心完全崩溃，1917年4月24日，他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了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个昼夜的巷战方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而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名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采的戴戡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摆出了一副就要当家做主的派头。
很多有识之士都为戴戡感到担忧，包括在川的进步党。事实上，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没有真正接受北京政府的电令，两人都不愿意去北京赋闲，与此同时，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刘存厚的川军也拒不撤出成都，仍然守着老防区一动不动。
张澜虽助刘存厚，但他毕竟是进步党人，为戴戡着想，便亲自来成都晋见戴戡，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你不是有三颗印吗？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又何必如此吝惜？”
对于张澜的建议，戴戡拒不接受，因为三颗印，他一颗都舍不得腾出来让给别人！
赢家通吃
一场武戏下来，刘存厚累到大汗淋漓，结果好事竟然全都跑到了别人头上，对他而言，犹如是参加护国之役的重放，真正是晦气到了极点，愤愤然之余，只能寻找新的出路。
段祺瑞弃刘用戴，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属于权宜之计，他通过吴莲炬告诉刘存厚：“川事未了，幸勿退缩，中央当作最后处理。”
还没等段祺瑞再作决定，北京政局风云突变，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权力争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段祺瑞一气之下，弃职跑到天津去了。紧接着，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辫子兵入京，但入京之后马上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
政局的一连串变化，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以致连吴莲炬这样的智谋之士都不知道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了。不过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即下台后的段祺瑞不管身处何方，仍然是说话管用的铁腕人物，其态度非常重要，于是吴莲炬急忙赶到天津，拜谒并请示于段祺瑞。
段祺瑞自己就是让黎元洪和国会给气跑的，张勋解散国会，无异于在政敌背后开了一枪。段祺瑞自然很是高兴，他对吴莲炬说：“你怕什么？快去北京找张勋吧，顺便带去我的慰问之意。”
吴莲炬摸清门道，返京后立即求见张勋，替刘存厚表示效忠之意。
你要效忠，还不是想效就能效，得人家看得上才行。张勋开门见山地问吴莲炬，刘存厚有多少实力。吴莲炬的反应相当迅速：“刘部有两师一旅，为川军重心，吃得开，绝无问题。”张勋放心了，1917年7月1日，他在北京策动复辟，同时委任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从前玩儿命似的也没能搏到一官半职，现在一个电令过来，就梦想成真，成了堂堂封疆大吏，把个刘存厚给乐的，恨不得把委任状大声念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可是紧接着传来的一个密电，却又让他张不开嘴了。
密电是吴莲炬发来的，他特地叮嘱刘存厚，说暂时还不能对张勋的任命表示态度，因为时局尚在变化，目前看不清风向。
知道吴莲炬信息灵通，刘存厚只好依言暂时隐忍不发。
京城的最新任命也让戴戡着实吃了一惊，张勋复辟后，各省均以巡抚为一把手，但其他省都是以督军为巡抚，唯有四川另择了人选。
这一边，刘存厚已被任命为巡抚，那一边，戴戡的督军还没被取消，等于一省之内出现了两个一字并肩王。四川的政治氛围立刻变得波云诡谲，原本就不对付的川黔两军也都行动起来，双方各守防区，遍布岗哨，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是赞成复辟，还是赞成共和？是当督军，还是做巡抚？刘存厚无所谓，戴戡其实也无所谓。这就跟过去的护国运动一样，关键还是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按照赢家通吃的原理，究竟复辟好还是共和好，并不取决于它们本身，而只取决于赢家的意见。
在答案揭晓，或者说赢家亮相之前，大家都在猜谜语，无论刘存厚还是戴戡，都不敢随意表态，他们只能继续观察北京的动静。
1917年7月2日，梁启超自天津给戴戡发来急电，告知段祺瑞已到马厂誓师，准备号召北洋军队讨伐张勋和维护共和，曾经被段所认可的张勋转眼之间已成了“逆”。
看完急电，戴戡长长地松了口气，没什么好说的了，段祺瑞必是赢家，张勋必是输家，他立即下令戒严，通电讨逆。与此同时，他又给刘存厚打了个电话：“我决定明天就住进皇城，旧督院已腾空出来给先生了，请赶快搬过来做巡抚吧。”
“刘先生”这时也接到吴莲炬的密电，了解到了北京政局的变化，接到戴戡的电话，他赶紧说：“巡抚之职，我得辞谢，我决不能做，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戴戡：“你来做你的巡抚，我照做我的督军就是，何必辞谢！”刘存厚这才弄清楚，戴戡不过是在讥讽他，不由得恨得直握拳头。
刘罗之战已经让川滇军队两败俱伤，刘存厚短期内并不想再与黔军开战，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倒是戴戡得理不饶人，他抓住刘存厚“附逆”的罪状不放，并视之为一举解决刘存厚的绝佳机会。
当然，要解决刘存厚绝不是一件举而易举的事。刘存厚拥有一师一旅，不仅总兵力达到一万三千人，而且部队含特种兵编制，步、骑、炮、工、辎等五大兵种齐全。戴戡带来成都的黔军仅有一个混成旅，计六七千人，仅数量而言，就只有对方的一半，双方若是发生直接冲突，谁更有优势，这笔账戴戡还是会算的。
为了弥补军队实力的不足，戴戡想到了要滇黔联手，他派人与罗佩金联络，约定一旦川黔开火，滇军即星夜赶来援助。罗佩金答应了他的请求，这让戴戡变得气壮如牛，有恃无恐。
你们慢慢玩
1917年7月4日，戴戡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刘存厚出席。刘存厚自己不敢去，只托病派了个代表。会上，戴戡把桌子一拍，责问代表，刘存厚为什么还不取消“伪职”。代表赶紧分辩说，对于张勋任命的“四川巡抚”，刘存厚根本就没接受，何谈取消。
戴戡就是要找碴儿，哪肯轻易放过，他说刘存厚态度不明朗，不能让人放心。代表当即表示，回去后就发通电“讨逆”。
第二天，刘存厚拟好了声讨张勋和反对复辟的电稿，不料戴戡事先已经封锁电报局，电稿发不出去！
就在刘存厚气急败坏的时候，戴戡打来电话，质问为什么还不通电表态。刘存厚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要我表态，你应该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人员。”
戴戡扔下电话，传令发起进攻。当天下午，黔军便向川军防区攻了过来，“刘戴之战”也即第二次成都巷战爆发了。
刘存厚的部队虽然总量很大，但驻守成都的只有两个营，没有黔军多，因此一开始，黔军来势汹汹，好像一口就能将对手给吞掉。7月6日，川军渐呈不支之状，黔军沿路连抢带烧，十分得意。
这是一个堪与滇军媲美的弱智举动。肆无忌惮的焚掠让成都居民愤恨不已，认为黔军比滇军更坏，因此全都自动站到了川军一边。打巷战，必须对街道路径熟悉，居民往往大声叫着为川军指路，使得他们可以从被烧毁的断垣残壁中自由穿越，而黔军只知道守街口，猛一回头，才发现川军竟然已经抄到自己后面去了。
黔军招架不住了，纷纷撤往老皇城。刘存厚看出戴戡据皇城以守是早有计划，不用说，必定是在等待滇军来援，如果滇军一到，里应外合，川军就危险了，因此他必须在滇军到来之前，将黔军消灭于皇城之内。
把罗佩金从皇城吓跑，靠的就是大炮。刘存厚依葫芦画瓢，把炮兵阵地置于城墙之上，朝皇城内猛轰。可是几十发炮弹打进皇城，却没有一发落在黔军阵地上，皇城区域很大，黔军既然毫发无伤，也就不把川军的大炮当回事了。
刘存厚瞧着这个来气。城墙离皇城太远，他干脆下令把大炮搬到皇城下，直接对准皇城的城门进行射击。
川军的火炮是抛射炮，不是平射炮。刘存厚不懂，他拿炮当枪使，以为瞄准什么就能击中什么，结果炮弹根本就没朝城门去，而是呈弧线状落进了皇城以内。
原来以前能打中会议室纯属巧合！眼见炮击无效，刘存厚转而组织敢死队攻城，并规定凡攻进皇城的士兵，每人赏大洋五十。悬赏令一下，图利的就来了，敢死队很快就凑足了两百人，他们在前面用长梯登城，后面则继之以大队步兵。
黔军既不怕炮，也不惧人。川军敢死队架梯子时，他们不声不响，再往上爬，也不理会，一直等到敢死队员在城垛缺口露出脑袋，才一梭镖刺过去，对方立刻应声被刺落城下。
敢死队员在皇城下已经死伤了足有一半人，刘存厚也没了法子，只得绕城修筑工事，将皇城紧紧困住。
刘戴之战打响后，刘存厚最担心的就是滇军来援，因此已提前拨出了一部分打援部队，戴戡也满心期望罗佩金来救他，可是几天过去了，滇军连个影子也没出现。
罗佩金不是不救，是不想早早地来救。说起渔翁得利最早的发起者，还得数人家罗佩金，但谁都没想到戴戡后来者居上，在刘罗之战中狠狠地摆了他一道。向来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何况利益场上没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君子，罗佩金回过头来也要摆戴戡一道，一方面是出口气，另一方面是要抢过“最佳渔翁”的荣誉席位：油才刚刚放进锅，还没热起来呢，你们慢慢玩！
黔军守皇城，并没有守个一年半载的准备，滇军迟迟不予增援，粮食就成了问题。戴戡又是个没决断的人，究竟是固守还是突围，老是拿不定主意，导致军心也渐渐涣散起来。
戴戡跟罗佩金约好，黔军最多坚守五天。五天过去，仍然杳无音信，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强行突围。然而晚了，刘存厚已经将皇城封得严严实实，黔军根本突不出去。
历来的破城之法无非那几样，继炮击、敢死队之后，刘存厚又想到了用地雷爆破。这其实是当年太平军的发明，只要照方子抓药就行。川军从民间征用了一口柏木棺材，将火药放进去，外面加上铁箍，然后挖一隧道，直通皇城的城墙底下，为的就是把火药棺材放进去。
当地雷爆炸时，声音惊天动地，皇城城墙被炸开了三丈多长的豁口。爆炸停止，敢死队立刻顺着豁口冲了进去。黔军也很机警，他们其实早已发现地雷，预先就埋伏在豁口周围，当先的敢死队员刚冲进去就被刺倒在地，随后豁口也被再度阻断。
三国大战
地雷攻城虽未成功，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声光电效果，却对戴戡及其所部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次日，黔军在皇城城头上插起白旗，同时用绳子放下两名使者，要求川军允许他们从成都撤退。
刘存厚认为戴戡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遂表示同意，但没想到这是黔军使的一诈。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后，并没有出城，而是直接冲上城墙，欲控制城头。城头作为制高点，在战争中至关重要，川军自然也得以死相争。短兵相接处，双方都来不及开枪，只能用长矛和刺刀进行拼杀。
经过这么多天的围困，黔军已经又饥又疲，偏偏这种肉搏战还是力气活，渐渐地就支撑不住了，加上川军援兵越来越多，终于又被迫退回皇城。
整整十二天过去了，滇军还是没有露面，戴戡终于彻底死掉了坚守待援的心。他通过当地的知名人士做担保，向刘存厚交出三颗大印，再次请求撤出成都。
刘存厚同意了——不过是使诈，川军对撤退的黔军进行半路伏击，黔军全军覆没，戴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诈术跟权术一样，属于潘多拉魔盒里面的灾难，魔盒一旦打开，就会让不加节制者后悔莫及，因为你会用，别人也会用，谁都会使诈，到头来伤的还是你自个。
喜欢摆龙门阵（侃大山）的川人，给戴戡这个外乡客送来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一生惯作秦庭哭”，下联是“死后方知蜀道难”。两句联语都跟滇军有关，滇军“侵黔”，实系戴戡所为，是他在云南“哭秦庭”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滇军扶持，戴戡无法得势，然而他死于“蜀道”，亦是为滇军所坑，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戴之战结束，北京局势也已尘埃落定。段祺瑞驱走张勋，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身份复出政坛，其风光直追当年的蔡锷。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半个月后，刘存厚的师部如愿以偿地挂上了“四川督军署”的横匾。
罗佩金本来要选最佳时机出手，就像护国战争时对待陈宦那样，可惜渔翁尚未得利，鹬蚌相争已经有了结果，好好的一口锅眼看着给烧到了焦煳。罗佩金夺不到川督之位，不过就是唐继尧的一个普通下属，唐继尧对他极不满意，索性将其召回了云南。
在成都巷战这一轮全武行中，滇黔都相继吃了亏。吃了亏就得找补，唐继尧增派大批滇军入川，贵州督军为了替戴戡报仇，也调拨黔军主力入川，滇黔两军合计达到四万多人。与此同时，参与混战的川军也从先前的两个师上升到了三个师。
恩怨情仇的主角，已由三个男人变成了三群男人，这意味着“三国大战”的杀人游戏进入了升级阶段。川滇黔轮番鏖战，战争从成都延伸到四川全境，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场面也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
眼见大火已经快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北京政府急忙派大员率北洋军前往查办调处，然而面对混乱的战局，即便中央大员亦束手无策，只能看着各方继续打来打去。
在“三国大战”中，川军起初占有上风，但在滇军奇袭重庆后，战局变得对滇黔军有利起来。滇黔军知道段祺瑞站在刘存厚一方，因此把北洋军和川军放在一起打，唐继尧甚至编了个谎，说是段祺瑞要把驻川滇军全部解散，然后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给他这么一忽悠，滇军打北洋军比打川军还凶，南下的北洋军不过两个营，哪里经得起如此狠揍，只得狼狈退出川境——说是南下查办，到头来却让别人给“办”了。
川军各师大部分都参与了“三国大战”，但有一个师始终冷眼旁观，这就是熊克武的第五师。和云南贵州人打架，同为四川人竟漠然视之，似乎难以理喻，但熊克武自有他的一套逻辑：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与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对立，刘存厚等老川军既以段祺瑞为靠山，就与国民党是敌人，依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老川军就是敌，滇黔军才是友。
概而言之，熊克武虽是四川人，但他更是一个国民党人，从他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党派利益远比乡情更为重要。在“三国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有人希望第五师加入川军作战阵营，熊克武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第五师还戴着护国军军帽，跟滇黔军一样是‘红边边’，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红边边’也不能打‘红边边’。”
熊克武不光是坐而望之，他实际还暗中拨出了一部分兵力协助滇黔军作战，到北洋军退出川境时，更是沿路袭击，果然不愧为“川军中的‘红边边’”。
这当然也是渔翁观景的一种，而且得到的利同样不少。
西霸王
在“三国大战”的末尾，四川重又变成了双头政府，一头是成都，一头是重庆，成都由新督军刘存厚掌握，重庆则是熊克武和滇黔军的据点。
试想一下，假如不傍着滇黔军，光凭第五师，熊克武哪有实力和刘存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一山容不得二虎，熊克武和刘存厚迟早还要一搏，不过依照规矩，在搏之前，一定还要找一顶帽子来戴。这顶帽子叫作护法运动，护法运动最初的动因是为了反对张勋复辟，维护南京约法和国会，但张勋在台上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段祺瑞一脚从舞台上给踢了下去，于是反张勋又变成了反段祺瑞。
在护法运动的大旗下，滇黔军和重庆川军组成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联军总司令，率领三军“讨伐”刘存厚。“讨伐”的理由不管怎样都能成立：要反张勋，刘存厚就是张勋曾任命的四川巡抚；要反段祺瑞，刘存厚正是段祺瑞所加封的四川督军。
靖国军出兵后仅一个多月就已逼近成都，刘存厚发现情况不妙，急忙发出宣言，要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无奈熊克武和滇黔联军并没有要引他为“同志”的意思——“护法”犹如“革命”，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阿Q想要革命，还得洋先生和赵白眼他们允许才行哩！
1918年6月，熊克武将刘存厚驱出四川，自辛亥革命以来，四川国民党第一次完全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
熊克武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唐继尧给的，他的四川联军总司令即为唐继尧所授，唐继尧自己是三省联军总司令，四川总司令得服从三省总司令，换句话说，唐现在已经把自己看成是熊的老板，那个扶他上战马的人了。
很多时候，口号都犹如华丽丽的糖纸，包裹在里面的，其实不过是人的各种野心和欲望。比如说唐某，从辛亥革命，再到护国护法，可以说无役不与，拣好事都有他的份儿，但革命来革命去，正义来正义去，落到实处，却还是想把四川这块肥肉放到他个人的餐桌上去。
唐继尧的这种野心，名为“大云南主义”，也就是把川滇黔都置于他唐继尧的统制之下，以此成为独霸三省的“西霸王”。在唐继尧的如意算盘中，罗佩金曾是“大云南主义”的马前卒，相应策略为“以滇人制川人”，但罗佩金被刘存厚逐出成都，说明罗佩金已失去利用价值，“以滇人制川人”也失败了。之后唐继尧便想到了“以川人制川人”，而熊克武正是这一计划中的理想棋子。
唐继尧授命熊克武为四川联军总司令，本应事先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推荐，由军政府委任，可他直接绕了过去，为的就是要让熊克武知道：你以后是我的人了！
按照这个定义，熊克武的成功自然就是唐继尧的成功。在熊克武驱走刘存厚后，唐继尧理所当然地认为，四川已唾手可得。1918年9月16日，当唐继尧到重庆主持召开联军会议时，其仪仗之盛，已活脱脱是一个西霸王的规模。
走在前面的是骑兵。骑兵所乘之马均经过精心挑选，青、枣红、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士兵们身背马枪，腰挎战刀，足穿皮靴，头戴钢盔，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紧接着是唐继尧的禁卫军，号称佽飞军，以古代一个叫佽飞的勇士命名。佽飞军的装扮不中不洋：头戴钢盔，肩上扛着的却是吕布那样的方天画戟。
还没到头呢，接下来尚有掌旗官，扛一面杏黄大旗，上绣一个斗大的“唐”字，与传统评书中经常描述的画面简直毫无二致。
跟着“唐”字大旗的，是一顶八抬大轿。不过唐继尧并不在轿里，他在轿后，骑一匹黄骠马，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这就叫威武。
……
路上负责迎接的四川文武官员无不咂舌，以为古时王侯亦不过如此。
这算什么，唐继尧在重庆已建好了行宫，特地邀请众人去吃西餐，顺便开开眼。走进行宫，官员们犹如刘老老进了大观园，看得眼睛都发直了，里面的奢侈豪华真是难以形容啊！
西霸王的排场，震动了整个山城，重庆报纸记载：“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唐继尧是老牌的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可这又怎么样呢？倒是港版的电影《鹿鼎记》很形象，剧中陈近南要动员韦小宝潜伏皇宫，告诉他：“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托佛其实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因为“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和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韦小宝绝顶聪明，马上明白了，原来复明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要紧的还是“抢回无数的银两跟女人”。
也许唐继尧刚开始并不是这么想，他在念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很可能非常真诚，但在“驱逐鞑虏”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又的的确确只是围绕“银两跟女人”在打转。
同样曾经“侵川”，蔡锷要的是名，唐继尧除了图名，更看重利——更大的排场，更多的“银两跟女人”。
当他一脚迈进重庆时，距离这些只是一步之遥。
以党人制党人
唐继尧为重庆会议专门准备了一个计划，即“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同盟计划中最核心，同时对熊克武来说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四川兵工厂和税收的归属，唐继尧要将其划归联军总部所有。
唐继尧以为熊克武的官是他封的，他说什么就应该是什么，但熊克武拒绝签字。熊克武是强人，不是傀儡，他岂能不明白个中利害关系：联军总部谁当家？还不是唐继尧。唐继尧这么一划，就等于四川的枪和四川的钱，全部流入了他唐继尧的腰包。
唐继尧在利用熊克武，熊克武其实也在利用唐继尧，即利用唐继尧的滇军，驱走刘存厚。现在刘存厚已经滚蛋，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凭什么还要听你摆布，签如此不平等的“条约”？
会议开了一周，毫无结果，唐继尧大为扫兴，返回云南后就开始从“扶熊”走向“倒熊”：你既然不愿做我“图川”的滑滑梯，偏要做绊脚石，那我就必须除掉你！
以前是“以川人制川人”，现在国民党掌控四川，唐继尧采取的是“以党人制党人”。第一个被唐继尧拿来当牌打的党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熊克武之间其实久已不睦，而他们的矛盾，实际起自孙中山和黄兴的矛盾。孙黄有隙，是二次革命后的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失败原因归结于大家都不听他的，于是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以示效忠，但此举遭到了黄兴等部分老资格党人的拒绝。
“按手印事件”加剧了党人内部的分裂，黄兴等人离开东京，前往南洋，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南洋派”，留在东京的党人则被称为“东京派”。熊克武原先属于东京派，他自己也在志愿书上按过手印，但后来因与川籍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便离开东京投奔黄兴，从而加入了南洋派。
熊孙之间自此开始产生隔阂，熊克武再度回川后，两人即很少有书信往来，熊克武基本不向孙中山报告川省情况，一切都是由他自己判断自己做主。孙中山起初任命四川督军时，提名的也不是熊克武，只是最初被提名者自觉资历尚浅，自动退出了。熊克武知道此事后，气得连督军都不肯就任，仍然当他的四川联军总司令。
赢家通吃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假如熊克武在“三国大战”中失败了，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他赢了。孙中山由于事先没有把筹码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后就尝到了苦头——他委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却自行发出通电，宣布由他本人兼摄军民两政，同时派但懋辛代理省长。
杨庶堪手里拿着孙中山的委任状，四川方面却早已名花有主，弄得这位先生只好滞留上海，直接将近半年之后才得以在成都就职。
杨庶堪早年执教于四川高等学堂，其人学贯中西，是革命党人中少见的博学之士，向来深受孙中山器重。由杨庶堪来负责治理四川民政，应该说是上上之选，他本人也很愿意协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熊克武此刻早已视之为孙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说难听点，是孙中山在他身边安的钉子。有钉子，就得拔掉它，熊克武自此处处对杨庶堪进行掣肘。
杨庶堪要办民政，当然离不开钱，恰恰熊克武就在这方面掐脖子，以致闹出了“熊杨争款，几于用兵”这样的荒唐事。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杨庶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保举廖仲恺为四川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长，欲以这两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熊克武毫不客气，立即利用四川省议会来加以反对。廖蒋都是明白人，中途听到消息，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就马上折回了广东。
都是同志，可是有时候同志之间的仇恨，还胜过敌人。熊克武此举，不仅让孙中山难堪，而且也令杨庶堪备受打击。杨庶堪为缓和双方矛盾，无奈之下，只得借老父生病为由请假。
孰料熊克武仍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在杨庶堪假满复职后，他又以督军的名义，接收了本来应由省长指挥的全川警备队。
原形毕露
1920年2月，熊克武通电就任四川督军，此时距离孙中山的任命已过去将近一年。在这封通电中，熊克武竟称北京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其时南北已完全对立，北京政府接到通电后，自然对南方党人极尽嘲弄之能事。
除了利用孙中山与熊克武的矛盾，对熊克武进行牵制和打压外，唐继尧甩出的第二张牌是“实业团”。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作“九人团”，这一派为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的留学生，前后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作“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投笔从戎，成为所谓的“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及其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民军在护法战争中所损失的枪弹也得不到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业团要“拥杨反熊”，但缺乏足够力量，正好唐继尧需要借用川军力量，双方便结成了“倒熊同盟”。
一旦拥有扳倒熊克武的把握和实力后，唐继尧便开始对熊克武步步进逼。唐继尧的代表到成都与熊克武见面，在欢迎会上公开扬言，说云南人说爱国是壳子话（即吹牛），所以滇军将领之间也不免有意见，但是打起仗来，丝毫意见没有。这些话摆明就是说给熊克武听的。
黔军历来有好处就上。“倒熊同盟”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参与，其代表直接朝川人喊话：“川事自然要由川军来解决，滇黔不打算过问。可要是川军解决不了，滇黔当然不能坐视。”
山雨欲来，熊克武感受到了威胁，他一面紧急扩充军队，一面对老川军进行极力争取。
在此之前，熊克武也曾坐看滇黔军与川军打得不亦乐乎，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他号召川军的立场就不能是党人立场，而应是川人立场，即“川人不打川人”。与此同时，他还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四川当地报刊媒体，痛骂唐继尧是在“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川省”。
彼时九一八事变尚未爆发，但日本侵华的野心已透过“二十一条”等初露端倪，国人深以为耻。熊克武把唐继尧比作西南的日本，自然是为了引起川人的同仇敌忾。
做了这么多铺垫后，一部分老川军终于加入了熊克武的阵营，但与倒熊同盟军相比，实力上仍大大逊色，连舆论和民心也无法完全抵销这一差距。1920年5月，唐继尧指挥盟军向熊克武发起进攻，熊克武双拳难敌四手，被迫退出成都。
盟军紧追不舍，只因天气酷热，很多官兵染上疾病，才停止追击，给熊克武留下了一条生路。
两年前，有一个人也像熊克武一样被追杀，他们的经历相似，结局相似，连逃亡的路径都相似，此人就是刘存厚。被熊克武赶出四川后，刘存厚逃到了陕南。这个可怜虫虽经数年寒窗苦读，成绩仍是一塌糊涂，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原形毕露了。
在刘罗之战、刘戴之战等历次战役中，钟体道都是刘存厚最可靠和最得力的同盟伙伴，当熊克武进驻成都时，曾劝其归顺，但遭到了钟体道的严辞拒绝。钟体道随刘存厚一路逃到陕南，风餐露宿，患难与共，这样的朋友铁不铁，可交不可交？
够铁，可交，但问题是刘存厚已经用不着他了，反而两人同为师长，钟体道对刘存厚而言还有威胁。
刘存厚名不副实，他的内心其实一点没有存下“厚道”这两个字，他先克扣军饷，接着又挖墙脚，再之后甚至动用了鸿门宴，连逼带吓，直至把钟体道赶走了事。
找到了共同的敌人
陕南至此只剩下了一个刘存厚，他成了“汉中王”，可汉中王不是川中王，当地实在太穷了，没有一点油水可捞。
刘存厚的两个师是北京政府认可的“国军”，饷械皆由北京拨付，应付军队的正常开销勉强够用，但刘存厚还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所以他对官兵的军饷只肯发七成，另外三成生生都给扣掉做了经费。官兵拿不全工资，便自找门路，开烟馆的开烟馆，设赌场的设赌场，刘存厚自己也卷起袖子，逼当地人种植鸦片，以便按亩收捐，搞得当地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陕西督军对刘存厚下达逐客令，陕西方面七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让刘存厚立即滚蛋，并且声称，如果北京拿不出办法，陕军会自行解决。陕西人为此还给刘存厚拟了一副对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来此地地无皮。”
陕军进逼，陕人唾骂，陕地又如此贫瘠，刘存厚也早就不想待在陕南了，可问题是北京政府一圈问过来，没有哪个地方肯收容他。
四川自然是对他关紧大门。问甘肃，甘肃人急得差点跳起来，唯恐北京政府把这个灾星强塞过去。再跟湖北商量，湖北那边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怎么都行，但千万别把这货给送过来。
刘存厚不再是人见人羡的皇叔，甚至连编草鞋的都不如，他就是一送不出去的瘟神！
人生真是没有奔头啊，就在刘存厚深感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了熊克武。熊克武就在川陕边境的阆中，与刘存厚所处的陕南靠得很近。陕南够穷了，阆中还要穷，以致熊克武不得不伸手向刘存厚乞援。
面对熊克武的落魄，刘存厚完全没有复仇式的快感，他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两年前，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两年后，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混得很惨，一样走投无路。
是谁，究竟是谁，把我们搞成了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当然是杀千刀的滇黔军。
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熊刘决定联手发起反攻，将滇黔军逐出四川。1920年8月，刘存厚沿西路向成都，熊克武沿东路向重庆，分道率部进川。
此时的驻川滇军正处于实力上的顶峰阶段。自蔡锷督滇，滇军便名将辈出，如今罗佩金已经过时，顾品珍、赵又新才是其中的佼佼者。顾品珍以智将著称，在成都巷战后的“三国大战”中，滇军起初处于劣势，正是他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才得以扭转乾坤，驱走刘存厚。赵又新则是蔡锷帐下的第一猛将，护国之役之所以能够赢定，大反攻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赵又新所部正是那次大反攻的主力。
顾品珍有个人主见，不是什么都听唐继尧的，相比之下，赵又新对唐继尧比较忠心，唐继尧让他到东绝不去西，但是两人又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想赖在四川。
没办法，天府之国实在太富足了，躺在这个温柔乡里，谁都不想回家。顾赵在四川大修生祠，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本乡本土人氏，顾品珍的生祠叫作“顾公祠”，生祠落成的当天，他就把自己的“禄位牌”给供入了祠内。
熊克武、刘存厚的目标是要将滇黔军赶出四川，顾品珍、赵又新自然不能接受，就算唐继尧不下指令，他们也得“毅然决然以图孤注一掷”。
除了拥有名将压阵，滇军的士气也极为旺盛。西南各军，向以滇军作战最为顽强，他们一方面与其主将一样，视四川为乐土，另一方面由于入川以来常胜不败，便逐渐生出了一股傲气。
滇军自以为是，跟在他们后面的黔军同样嚣张得不行。在滇黔军的控制之下，四川人几乎变成了下等人的代名词。一个四川记者悲哀地写道，从前说起西南，总是川滇黔，后来变成了滇川黔，如今应称滇黔川。
正是这一现状，令四川政局率先发生了变化。实业团引狼入室的初衷，其实与当初熊克武借滇黔军之力驱走刘存厚一样，都是为了达成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熊克武既败，他们就要站出来主张四川的权益，可是唐继尧哪里会予以理睬。实业团在大为丧气之余，也就自然而然地生起了驱逐滇黔军的念头。
实业团的转舵，代表了四川中上层社会的舆论走向。曾参与驱熊的川军将领举办茶话会，邀请本地士绅参加，士绅代表当场就说：“我们希望各军能把川土收回，甚至于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们还我们的银钱！”语毕，在座士绅掌声雷动。
老川军其实也早存驱滇之心。驻川的滇黔军高高在上，对川军士兵十分藐视，几乎把他们当成了“伪军”，川军士兵因此不仅不愿戴联军总部要求统一佩戴的红边帽，而且对“红边边”极度仇视。
当兵的倒霉，当官的亦跟着受冷遇。凡参加过成都巷战及“三国大战”的川军部队，都被联军总部另眼相看，导致师不能升军，旅不能升师。旅长升不成师长，他的团长自然就升不成旅长。旅长回去做团长的工作，团长一听大怒：“旅长为人淡泊，很好，不过你不能要求我们这些部下都有这样的境界。弟兄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升官！”
以死报我四川
川军从军官到士兵，都有了造反的心。熊刘“驱滇同盟”的旗帜一打出来，便赢得了人心，川军各部纷纷加入。不过这是一个很松散的同盟，有的部队一家就拥有两家的番号，即刘存厚给一个，熊克武也给一个，当然他们既不受刘存厚指挥，也不归熊克武调遣，都是各打各的。
这样的同盟军，在军事上的缺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打仗时各自为战，导致步调不齐，无法把五个手指攥成拳头。顾赵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对此看得真真切切，他们最初也都没有把川军的集体反攻当一回事。
顾赵没有想到的，是镜子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不是缺点，是优点，在“为桑梓而战”口号的激励下，川军各部争先恐后，“驱滇同盟”的雪球越滚越大。
1920年10月，各路川军得以会师成都，仅集中于成都的，就达到五十三个营，约合十三个旅。顾赵这才急了，他们有了一种站在堤岸上看钱塘潮的感觉。
到底是打惯了硬仗的老将，两人随即将滇军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的龙泉山。此地有一处天险，名为张飞营，相传当年刘备坐镇成都时，张飞即屯兵于此。张飞营四周都是岩石，仅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山顶地势平坦，可以建立防守阵地，绝对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兵家要地。
顾赵计划在张飞营与川军决一死战。这是他们窥破了“驱滇同盟军”的第二个致命弱点：得胜时自然是人人争先，恨不得满地拾军功章，然而一旦遭遇挫败，往后撤退时同样是你推我挤，乃至互不相救。
顾赵认定，川军看似气盛，不过那是在没吃苦头之前，只要凭借张飞营之险，击溃其得力的一部，其余部队将会顷刻瓦解。这就像是一只气球，吹得再圆再鼓，一针扎上去也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龙泉山之战被滇军视为关键性一役，自然是全力以赴。经九昼夜血战，滇军死伤枕籍，下级军官基本打光了，中级军官也损失不少，但他们坚持到了顾赵所谓的“最后五分钟”。
九天九夜，川军中攻得最猛的部队相继折戟。在“最后五分钟”内，川军果然开始溃退，并再度被滇军逼回成都。退入城内后，各部队颓丧已极，完全陷于纷乱之中，连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刘湘也唉声叹气，拿不出一点办法。
假如没有成都，可以想见，川军早已士气瓦解，有的要畏战逃跑，有的要保存实力，但正是因为有这座城市在，本土乡情又突然激发起了川军的斗志。
熊克武和刘存厚在“驱滇宣言”中声称，此次出兵，“纯为义动，非为利争”，但从他们自己到下面的官兵，心里其实都明镜似的——哪有这么高尚，讲穿了，保卫桑梓的“义”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利”，不然凭什么出生入死，谁的命不是命？
直至面临山穷水尽，在最危难的时候得到成都庇佑，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一位成都士绅来给川军打气，他先讲了一番川军若守不住成都，四川将有亡省之痛的道理，然后振臂高呼：“我们成都人誓与滇军不共戴天！”
听他讲完，带队司令官当场痛哭：“吾川存亡，在此一举，本司令抱最后决心，非人亡弹尽，决不舍弃成都。”场下官兵尽受感染，无不齐声高呼：“以死报我四川！”
在护省爱乡之情的感召下，川军鼓足勇气，誓死保卫成都，滇军屡攻不克。顾品珍、赵又新对此大感意外，他们的处境也渐渐变得尴尬起来，一方面是攻城战可能旷日持久，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攻下成都，另一方面成都以外的川军已从侧后袭来，此时滇军尽抽主力于龙泉山前线，后路十分空虚，受到的威胁之大不言而喻。
顾赵决定改变作战计划，撤出龙泉山和张飞营，以便收缩战线，整军再战。滇军历经半个月的苦战，一天都没有好好地休整过，早已疲惫不堪，结果一退就无法收拾，部队很快就由有秩序的撤退演变成了毫无秩序的溃退。
发现滇军溃退，川军立即发力猛追。他们在城内以逸待劳，吃饱了饭，养足了精神，在这场追逐赛中占尽优势。滇军实在太困太乏了，沿途落伍官兵络绎不绝，而且通常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过去，川军不用作战，就俘获到了大把大把的滇军。
客走主留
古语“两手劈开生死路”，现在留给川军的是生，留给滇军的是死。顾赵的整兵再战成为最大失策，当川军追到泸州时，滇军已然陈尸遍地，有的甚至是人马俱毙，死人俯卧在死马之上，其状甚惨。赵又新在泸州被击毙，尸体被抬回其军部时，门口一对红纱灯笼还亮着。
川军收复泸州后，标志着西战场已以川胜滇败告终。接下来，川军又继续分道穷追，进入以重庆为中心的东战场。后来的共和国两大元帅当时各为其主，刘伯承在川军任团长，为熊克武的部下，朱德在滇军任旅长，为赵又新的部下，民间盛传两位开国元帅在东战场展开拼杀，川军打败了滇军，朱德随滇军逃回了云南。
实际上，自溃败于泸州起，滇军就已失去了再战的能力和意志。顾品珍在从龙泉山撤出时，下属向他进言，说我们进行的这都是不义之战，也不知道究竟要打到哪一天才能止，不如返回老家，关起门把云南治理好，踏踏实实地过点日子。
顾品珍听后微笑不语，这是因为他仍以为自己握有胜算，根本没有想到会一溃如斯。在这次战役末期，顾品珍虽未像赵又新一样死于阵前，却染上了重病，导致卧床不起，憔悴不堪。
其实，比他们更可怜也更可悲的是战死于荒野的滇军士兵。这些云南子弟曾跟着蔡锷参加过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可是自己宝贵的生命以及热血换来的所有荣誉，就这样因为上层某几个人的私利而扫地以净。
我们进行的确实是不义之战，我们要回家！滇军已全无斗志，唯一肯在东战场与川军继续角力的只剩下黔军。可黔军向来都是跟着滇军混，滇军退缩，黔军一对一根本就打不过川军。很快，滇黔军残部就都退往贵州，而且自此再无力量入川。
四川曾经是一块人人可以食用的大饼，除了滇黔军，入川占领地盘的还有豫鄂两军。随着滇黔军共同“侵川”的历史结束，四川将豫鄂军也一并赶出了省，同时还收回了原先由滇军占有的自流井盐款。
客走主留，不过问题是大厅里的主人已不止一个。刘存厚和熊克武都是督军，区别只在于一个由北方政府任命，一个由南方政府任命。刚刚起兵驱滇时，他们曾相约在胜负未决之前，均不使用督军名义，但是随着胜利渐露曙光，两人就开始争着封官许愿，并都竭力标榜自己才是正宗督军。
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入驻区域，刘存厚驻成都，熊克武驻重庆，各挂各的牌子，刘存厚的官署叫“四川督军公署”，熊克武官署一个字都不差地用上了同一名称，如此一来，两个“正宗”就势必要打起架来。
与刘存厚打架，熊克武明显吃亏。北方政府虽然也内讧不断，却比南方政府还稳定一些，相比之下，南方更乱——广州军政府没撑持多久，就被支持孙中山的粤军给推翻了。孙中山虽然即将上台，但也只是可能，因为下一届军政府组成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熊克武感到非常彷徨。事实上，在告别驱满时代后，像熊克武这样无所适从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初任四川督军时，熊克武在就职通电中称北京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其实也并非无意之失，而是一种暗示和试探，只可惜段祺瑞不领这个情，他只认刘存厚，不认熊克武。
此后，熊克武又悄悄地派代表去北京找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倒有意接纳他，不幸的是徐世昌在北京政府的处境没比前几任好多少，他们都得听段祺瑞支配，自己完全做不了主，熊克武想重投门庭的希望再次落空。
南方军政府的倒台，给熊克武带来的是双重打击，他真正到了无枝可栖的境地。
那段时间，各种糟糕的事每天都在熊克武周围接连发生，让他不再相信好运能够到来，“川省自治”的提议也由此浮出了水面：南北双方，我谁都不靠了，至于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也毫无关系，反正我又不靠你们活着。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刘存厚看来，熊克武已经成了没人要的弃儿，只不过埋着头不想让外界看见而已。自治？村长还能封自己做国王呢，真会瞎掰！
刘存厚快乐得像一只上蹿下跳的猴子，要说靠山，还是我的靠山硬吧。当然了，得意归得意，他表面上还得装腔作势一番：“唉，我事情多，忙不过来，要不请川边镇守使来帮帮忙？”
川边镇守使指的是熊克武，那是以前北京政府封给熊克武的官职，只不过熊克武嫌小，从来没受领过。刘存厚以正宗自居，他从来不称熊克武为督军，仅呼“使”。
在熊克武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存厚给北京政府发去密电，要将熊克武提升为省长，他认为这样就算招抚了熊克武：你落魄了，我还拉你一把，这是什么魄力，什么情怀？
这时的北京政府总理为靳云鹏，当然拥有实权的还是“太上总理”段祺瑞。靳云鹏心思缜密，他知道熊克武自视甚高，怕反而因此惹怒熊克武，所以一时决断不下。刘存厚倒还挺上心，又让吴莲炬在靳云鹏面前扯了个谎，说这件事已征得熊克武部下的同意，同时熊克武本人也正巴不得呢——已经混得那么惨了，咱们偶尔给他一个笑脸，都可能乐得屁颠屁颠，更别说高升为省长了。
靳云鹏信以为真，于是很正经地发布明令，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省长。
太上老君的金钢琢
刘存厚以为骗住了熊克武，没想到熊克武接到明令后，脸腾地就红了，而且是那种羞愤到极点的红。
什么狗屁省长，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熊克武把不开眼的北京政府称为“非法政府”，相应任命电在他看来，更是“滑稽太甚”：简直太可笑了，你们发布这样的电令前，为什么不仔细瞧瞧我熊某究竟是何等样人？
给熊克武这么一堵，刘存厚颇有一种搬起石头砸了自个脚的感觉：你姓熊的好不解风情啊，换别人能活两辈子的事，到你大概一辈子就完了，我推荐你当省长是提拔你，有人削尖脑袋想当，我还不让呢！
这话说的也是。当初无论罗佩金还是戴戡，若有一个这么关照他刘存厚，最后也就不至于弄到要撕破脸大打出手的地步了。可问题是价码这东西其实每天都在更换牌价，今天跟明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假使刘存厚肯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如果再让他当个省长或者会办什么的，他会愿意吗？放在熊克武身上，是一个道理。
这样的道理还可以继续推导到其他人身上。比如，刘存厚将刘湘提升为重庆护军使，然而刘湘认为，以他在驱滇之役中所取得的军功，完全应该当省长，到头来竟然还只是个“使”，有什么意思？
刘存厚兴冲冲地封官授勋，以为是在种一盆盆养眼的鲜花，没料到点燃的是一盆盆越燃越旺的火苗。熊克武带头发出通电，对刘存厚表示反对。在通电中，他再次祭出了“川省自治”法宝，为了带头实践，同时表明不贪慕官位，熊克武干脆以辞职的方式，把头上的四川督军帽子也给摘掉了（当然是自己辞职，自己批准，因为广州军政府早就不存在了）。
继熊克武后，为响应他的主张，由刘湘领衔，川军将领发出了联名通电，都嚷嚷着要搞“川省自治”。在这封通电中，但懋辛这样的熊氏嫡系自然是一个不少地加以署名，让刘存厚感到特别吃惊的是，里面竟然还有他的部将，等于是在搞窝里反了。
大家限刘存厚于五天内做出答复。可见刘存厚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督军的威风，众人皆可以嗤之以鼻：当个屁大的官，你就当自己是孙悟空了，你就是一弼马温！
刘存厚蔫了，先前的美好感觉顿时荡然无存。熊克武所祭出的“川省自治”四字更是犹如太上老君的金钢琢，足以将他砸到头晕目眩，脑子里就没什么完整的画面，全是零零碎碎的东西。
“川省自治”向来是北方政府所忌讳的话题，如果刘存厚轻易接受“川省自治”，必然会遭到北方政府的反对。刘存厚很清楚，他的靠山就是北方政府，只有依靠北方政府，他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才能控制全川。假如脱离北方，在实力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必将陷于孤亡境地，被立马灭掉都有可能。
可是如果对“川省自治”不予理会，熊克武、刘湘和这些川军将领又绝不会买账，刘存厚被弄得一头汗。他发现，政敌们原来既没当他是孙悟空，也没当他是弼马温，就当他是一白老鼠，正张着个笼子，等着他往里面钻呢！
能钻吗？当然不能，可是不钻的话，打你就没商量了。无奈之下，刘存厚只得施出拖延战术，他一边说“川省自治”没有错，一边又说，川省刚刚“驱滇”，还有一大堆善后工作需处理，必须等处理完后才能实施自治。
熊克武名为下野退居幕后，其实正是这场戏的总导演，他一直握着大棒紧盯着。一看，想耍花招？做梦吧你！
熊克武直截了当地给刘存厚发去电报：“川局安危，在兄一言决之。”不过一句话的事，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干吗？
这是最后的通牒。刘存厚急了，他也顾不得北方政府的感受，慌不迭地就成立了“四川省自治筹备处”，并拉来名流做处长，表示自治已经开始。
管你开始不开始，就跟护法时代一样，熊克武手里的大棒是注定要砸下去的。1921年2月18日，熊克武与但懋辛、刘湘等人联名发出通电，给刘存厚罗列了十宗罪，其中之一赫然就是“阻挠川省自治”，全不顾人家那里的自治已经开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