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夏，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宣布实施军制改革，原清军的官制名称统统被更改。按照规定，尹昌衡也对川军进行了统一改编，共编成五个师，其中一到四师为老川军，第五师为蜀军（新川军）。
胡景伊被尹昌衡任命为军团长，名义上可节制所有川军。在整编仪式上，尹昌衡特地向全体军官宣布：“胡先生是我们四川军界的泰斗，在座诸位，哪一个不是胡先生教育过的？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按照军团长的命令行事。”
尹昌衡的这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除熊克武外的另外四个师的师长，都是武备学堂学生，师长以下的旅团营长更是多数出自武备学堂。也就是说，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由此形成了川军中的第一个派系：武备系。
尹昌衡同意取消重庆镇抚府，将胡景伊召回重庆，一方面是要借胡景伊加强他对武备系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胡景伊商量一件大事。
英雄情结
自近代以来，英国多次派兵侵藏。达赖喇嘛起初曾选择进京，欲请中央政府帮助他抵御英军，但在他由印度回藏后，又被英方笼络，转而亲英。在达赖的影响下，川边巴塘、理塘一带的土司发动暴乱，杀害了北京派去的驻藏帮办大臣。
中央政府立即派兵前往镇压暴乱，奉旨出征的就是赵尔丰，他不仅平定了暴乱，而且还在当地成功地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土司制度，重新设立行政机构。
赵尔丰能做到封疆大吏，西征是其最大功绩。接任乃兄的川督一职后，他仍在川边忙碌，直到保路运动爆发，他在成都被赶下台，成了一个平头百姓。
成都兵变后，整个省城损失异常惨重，甫任都督的尹昌衡得给方方面面一个交代，可是因为投鼠忌器，他又不敢追惩乱兵，想来想去便只有杀赵尔丰，同时借此立威这一个办法了。
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对尹昌衡有知遇之恩，然而尹昌衡最终还是将赵尔丰抓了起来，指称他是兵变的幕后元凶，予以斩首示众。
在出征川边的军事行动中，赵尔丰以文官而指挥若定，有擅战之名，乃至“藏人畏恨”，可是当时代的大潮汹涌而至，亦只能遭受灭顶厄运，甚至比普通人更狼狈——尹昌衡杀他时，几乎跟杀一只豚犬没有任何分别。
不过赵尔丰曾经坐过的那个位置也决定了，谁坐上去，都得接受同样的使命，如今尹昌衡遇到的情况更为严重。就在1912年6月，原本逃往印度躲避战乱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又回到了拉萨，“亲英反汉”的势头卷土重来，并且愈演愈烈。
赵尔丰被杀前后，不仅“改土归流”中途夭折，驻藏军队也已大部内调，在防守上极其虚弱。叛乱后的藏军一路东进，不仅将驻藏川军予以分割包围，而且已经打到了巴塘、理塘，川边形势岌岌可危。
尹昌衡决心率大军出关西征。他很信任胡景伊，之所以把胡景伊召至成都，就是要再听听他的意见。
当着胡景伊的面，尹昌衡首先提到了赵尔丰：“此君经营川边六年，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取得那么一点成绩，要是我去的话，收获当不止于此。”
还是那种“尹氏风格”，目中无人，睥睨一切，但大敌当前，却也颇有一番英雄气概。
胡景伊对此极表赞同。他对尹昌衡说：“以你诛杀赵屠户（赵尔丰以出手狠辣著称，川人称其为赵屠户）的声威，叛乱的藏兵听了，定然是丧胆溃窜，荡平不成问题。”
尹昌衡闻言很是高兴，随即便向北京政府正式请缨西征。1912年6月14日，北京政府复电同意，尹昌衡被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
都督离境，本来留守责任要交给副都督张培爵，但尹昌衡对张培爵不放心，怕他乘机夺权。想来想去，还是胡景伊更可靠，于是就在出发之前，任命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即代理都督）。
尹昌衡这边刚刚出兵，那边叛军就得到了消息。正如胡景伊所言，藏兵素来畏惧赵尔丰，而这个“尹长子”竟然能诛“赵屠户”于成都，自然是比赵尔丰又要可怕许多倍，心理上便未战先怯。尹昌衡西征时一共带了八个团的川军，至多万余人，且是分路攻击，叛军却传说他率兵十余万，结果畏之如虎，自个把自个给吓得够呛。
西征川军日行百余里，势如破竹，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到三个月，便收复了巴塘、理塘，原先被围困着的驻藏川军也一一得救。
尹昌衡控制住川边后，本拟一鼓作气，率军直趋拉萨，以彻底驱赶英人势力和影响，但这时北京政府发来电文，下令他停止进军。
西征军攻势之神速凌厉，大大出乎达赖意料，也惊动了对西藏久有觊觎之心的英国。英国政府对袁世凯提出严重抗议，声称如果西征军继续前进，他们将拒绝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还会“助藏独立”。
袁世凯深知尹昌衡个性，接连来电十余道，要求他绝对不得越界半步。尹昌衡出征，怀抱的是一种英雄情结。他曾经说过，如果他生在汉朝，“烈不敢让关壮缪（关羽）”，生在宋朝，“忠不敢让岳武穆（岳飞）”。
可是关羽、岳飞碰到的尴尬，也同样发生在了尹昌衡身上。归根结底，他如今已是国民政府将领，再不是清末民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可以说造反就造反。袁世凯发来的这些电文犹如十二道金牌，足以捆住他的手脚。
另外，兵马出征，离不开充足粮草，当年赵尔丰在前面打仗，朝廷派赵尔巽出任川督，就是为了从后方提供有力支援。袁世凯不光发金牌，还断粮饷，西征军要继续前进，只能落入粮械两绝的困境。
尹昌衡只得停下征尘，着力经略川边。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他再进一步，用整整两年时间，将川边建成了辖三十二县的特区，为后来的西康（即川滇边区）建省打下了基础。
因西征之功，尹昌衡被另授以川边经略使（川边都督）一职，军衔晋为上将。这个年轻的川军将领从未改变自己的个性，照样傲，照样狂，可对于四川百姓来说，他毫无疑问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咬人的狗不露齿
尹昌衡在川边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他忽然得知，成都老家早已起了变化，有人鸠占鹊巢，惦记起了他的交椅。更加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可恶的斑鸠不是他悉心提防过的副都督张培爵，而恰恰就是他格外倚重和信任的胡景伊。
事实证明，胡景伊城府之深，远非性格粗豪的尹昌衡所能及。他平时处处奉迎尹昌衡，出现在尹昌衡眼里的形象，也宛然一个干练持重的“老忠臣”，但其实他内心里一时一刻都没有断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得知尹昌衡有意亲自西征，胡景伊马上秘密约见各报社记者，要他们尽量鼓吹西征，以此通过舆论把尹昌衡架上西征的马车，让其即便后悔也找不到退路。
和尚一离开庙便不灵了，这就叫调虎离山。在送尹昌衡出征时，胡景伊表现得完全和白帝城被托孤的孔明一样，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尹昌衡：“你只管打仗，后方有我护理着，尽管放一百个心。等你功成回师，都督一职还是原物奉还。”
话犹在耳，胡景伊却已经挖起了少主人的墙脚。
尹昌衡有胆量有威望，也有能力，仿佛刘备，而不是刘备的儿子阿斗，要挖他的墙脚，非得找个强有力的后台不可。这个后台，便是北京的袁世凯。胡景伊与袁世凯并没有渊源，要拉关系，就必须重新设法。为此，他专门向北京派去驻京代表，每个月仅活动经费就超过一万元，终于与袁世凯身边的亲信陈宦拉上了线，并通过这条门路，成功地投身于袁氏门下。
有了北京的眼线，胡景伊很快就掌握了袁世凯的好恶。其时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已合并组成国民党，意欲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理想，而袁世凯最不喜欢的就是国民党。
对以前的革命党人，袁世凯还只是鄙视，认为不过是一群披着现代外衣的梁山盗贼，等到国民党成立，这种鄙视又转变成了厌恶和害怕，因为国民党显见得已对他的宝座形成了威胁。
获知袁氏的这个秘密，胡景伊几有豁然开朗之感。尹昌衡走后，成都实行军民分治，胡景伊代理军权，张培爵掌民政权。为了把民政权也抓在自己手里，胡景伊告诉袁世凯，张培爵是国民党员。袁世凯马上来了份电报，将张培爵调到北京，其民政长一职也由胡景伊一手兼理。
在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后，胡景伊又加紧拉拢各师师长，以孤立尹昌衡。尹昌衡不是聋子瞎子，虽然身在川边，但也会有人向他报告成都方面的情况，他一听就急了。
以为胡景伊是老诸葛，原来他却是司马懿，托孤的结果，是连孩子都要让这老小子给拐跑了。尹昌衡赶快从川边赶回成都，要找胡景伊索回都督方印。
听说尹昌衡回来了，胡景伊先是躲进城外的寺庙里拒不露面。在舆论的压力下，实在藏不住，才不得不出来与尹昌衡谈了一下，表示愿意奉还川政，不过他说要电呈袁世凯批准才行。
之后胡景伊倒没有食言，三次去电北京，请求让尹昌衡复任都督。
尹昌衡以为这下总可以官复原职了，因为所谓批准，向来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孰料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袁世凯回电，不是批准，而是申斥，对尹昌衡的申斥，说你不好好地在川边待着，跑成都来干什么。
素来咬人的狗不露齿，若比玩阴的，尹昌衡哪里是胡景伊的对手。就在胡景伊答应归还川政的同时，他给他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密电，无中生有地说尹昌衡是国民党员，“如果回任，对大总统是不利的”。
驻京代表通过关系，将这份密电交给陈宦，陈宦再转呈袁世凯，袁世凯一听尹昌衡竟然是国民党员，马上决定弃尹保胡。
袁世凯的电令一到，北京政府的态度昭然若揭，众人马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站队的问题。除了一部分国民党员仍坚持“迎尹倒胡”外，其余大部分人都跑到了胡景伊一边，就连原来拥护尹昌衡的几个师长也见风使舵，转入胡景伊阵营。
尹昌衡眼见大势已去，只好返回川边。袁世凯随后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
醉翁之意不在酒
北京政府几乎等同于降职的任命，对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击。他尚未得志时就有轻狂的一面，常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悲愤交加下，便开始假酒色宴乐以自遣。
民国小报对八卦新闻的态度是一个都不放过。于是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尹昌衡赴藏，“日征蛮女有姿者充下陈”的花边新闻。有些无聊文人更是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考证，说什么西藏“蛮女”久负艳名，所谓“小蛮”就是由此而来，难怪尹都督会乐不思蜀，把川边这个“藤峡棘穴之所”都当成温柔乡了。
还有人则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指责尹昌衡是只听新人笑，哪管旧人哭，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是人吗？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这些八卦小报被放到袁世凯桌上时，他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罢了，然而很明显不是这样。袁世凯本身是个强人，他也知道强人有多么难以驾驭：尹昌衡如此了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太难办了。
袁世凯的隐密心思，就连报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报纸这样报道：“袁大总统每提及尹昌衡，总是紧张，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了。”
为了让自己和胡景伊都从此不紧张，袁世凯把尹昌衡从川边骗到北京，不久就将他逮捕入狱，一度还要问成死罪。幸运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将，按照规定，审判上将必须由上将组成的军法庭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上将们并不都肯听任袁世凯的摆布，因此彼此意见不一，拖了半年多之后，才给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杀赵尔丰即为其中之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这个曾有功于国家社稷的年轻人从此失去了自由。又过了几年，袁世凯病死，尹昌衡被予以特赦，得以提前释放出狱，他那时也才三十出点头的年纪，却选择了归隐闲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风云，后半生留下的几乎全是一篇篇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羁的影子，而多为对战乱年代“极目生愁云”似的嗟叹。只有一篇与军事有关，这就是《西征记略》，终其一生，西征川边，始终是最让尹昌衡自豪的一部分。
胡景伊阴谋得逞后，对跟他唱对台戏的国民党当然不会给以好脸色。尹昌衡一回川边，成都国民党党部即遭到封闭，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也都被迫逃往重庆，依庇蜀军避难。
对四川国民党而言，蜀军就是他们唯一的保护伞，胡景伊则视蜀军为心腹之患，加上要紧跟袁世凯，排斥和打击蜀军更成了他的不贰之选。
名义上，胡景伊是四川都督，熊克武是师长，为其下属，胡景伊也就有足够机会来为难熊克武。五个师里面，别的师的公文可以不看，唯有蜀军的必看，而且得亲阅。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景伊特别看重或关心蜀军，其实他是要从中找碴儿。蜀军上报的文件，不论对错与否，他都要批一个“驳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连都督府的秘书都瞧不下去了，私下里说，在川军的五个师里面，以第五师（蜀军）为最守纪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搞不懂都督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熊克武自己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庆时那样激怒蜀军。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了招，上了当，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顺的态度来沉静应对，尽量不跟胡景伊发生直接冲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息事宁人的做法渐渐也行不通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标志着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已由暗斗走向明争。几个月后，国民党放弃了政治解决途径，转而组织讨袁军，发起“二次革命”。
战场形势很快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仅仅一个月不到，东南数省的讨袁军就相继败北，其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七天，最短的仅仅十四天。
这就意味着蜀军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独立作战，而仅在川省，他们就须以一敌四。审时度势，熊克武感到不能轻动，有人却要他动。胡景伊不断放出风声，称将对蜀军进行编遣或分割。
其实胡景伊要编遣蜀军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容易，他还不早就干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个时候老狐狸要制造此类信息，无非还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计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气，他的部属也沉不住气了。蜀军自师长以下的军官全是清一色的党人，而且多半是保定军校生，血气方刚，他们秘密集会，主张武力反抗，甚至有激进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赞成，就将他关起来，但对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号，以为号召。
确实到了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的时候了，熊克武对众人说：“我隐忍不动，是为了待机而起，以保存蜀军这支力量。现在既然大家宁为玉碎，我也决心一拼。”
这是什么革命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发表通电，以蜀军为主组织讨袁军，混编成四个支队九千人，这就是“癸丑讨袁”。
讨袁是旗号，也是最终目标，当前之敌是胡景伊，所以讨袁必先讨胡。胡景伊的据点在成都，要攻下成都，又必须首先拿下泸州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为他实际上要独自对抗六省军队，光胡景伊能调度的川军就超过讨袁军不止一倍。关键还是这些人马该如何用法，有人向熊克武献计，说兵宜合不宜分，应采取突贯攻击战术，舍外省于不顾，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牵制泸州，一面绕道直袭成都。
献计之人是熊克武在日本东斌军校的同学但懋辛，时任讨袁军副参谋长。
但懋辛曾与熊克武一道参加广州起义，还不幸被捕，他的名字虽侥幸未列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录，却也是九死一生。其所献计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可出敌不意，就像广州起义中攻击两广督署那样，设若当时能成功捉住张鸣岐，最后的结果或许就大为不同了。
然而讨袁军采取的是民主合议制，平时指挥决策多采用圆桌形式，甭管什么作战方案，都要放到桌面上来商量，商量来商量去，众人都觉得但懋辛的计策过于冒险。
若就稳妥而言，“合”当然不如“分”。最终熊克武采取的战术，是用三个支队防御来自南北两路的外省军队，撑起支架后，由剩下来的第一支队向泸州发起进攻。
战役开始后，北路率先吃紧，熊克武先派王子骞指挥，接着又亲临督师，才使北路的棚架没有垮下来，这时众人都庆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别人追着屁股打了。
还是得看中路，成败皆决定于此。闻知“蛇已出洞”，胡景伊迅速将周骏的第一师调到了泸州。周骏师是十七镇的底子，在老川军中实力最为强悍，熊克武投入泸州战场的讨袁军第一支队，也同样集中了新川军之精华。两强相遇，使得中路战事至为激烈。
武器的优劣与否，是对战场风向进行评估的一个基本标准。熊克武向日商购买的军火，除步枪为俄式步枪，稍显落后外，机关枪和山炮均为日本最新式武器。老川军的武器虽然也全是清一色的日本造，但已显得过于老旧。尹昌衡当初评论新军“械不可用”，乃至于“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固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不过它们相比于蜀军的“最新式日本造”，确实已经相形见绌。
蜀军不仅武器精良齐整，而且军官多为刚走出军校大门的年轻人，没有小圈子，也没有人摆老资格，同事战友之间，相处犹如手足，尽管也时有争吵，但吵过就算，谁也不会心存芥蒂。激战中，第一支队前仆后继，多名营长阵亡，有的军官右手被子弹贯穿，手枪掉落于地，便用左手拾枪，继续大呼前进。
在蜀军的舍命攻击下，周骏师作战失利，被迫退入泸州城中，继而遭到四面包围。
中路战事异常顺利，攻下泸州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袁军开始发力了。在袁世凯的统一调度下，滇黔军自南，陕甘军自北，鄂军自东，五省军队如乌云压顶一般向重庆大营扑来，直接威胁讨袁军后路。
熊克武大惊失色，急召中路部队回师援救，但还没等第一支队赶回，重庆就已经失陷。至此，熊克武的军事布局被完全打乱。各支队被袁军分割包困，处于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窘境，“分”竟然演变成了被对方分而歼之。
蜀军近乎全军覆没，这支国民党在四川的唯一武装悲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懋辛之计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证明，可惜是在失败中得到了证明——行军与理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并不需要过分民主和稳妥，它的取胜之道，有时就潜藏于偏执和冒险之中。
袁世凯和胡景伊挟得胜之势进行大肆报复。袁世凯除将熊克武等人作为“首逆”外，还别出心裁地列出一封全国通缉的名单，其中有四川党人一百零八人，寓意就是梁山的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在此基础上，胡景伊继续扩充迫害者名单，仅在重庆一城，被抄没的人家就多达十八家，遭到杀害的党人难以计数，甚至有的川中富户只因没有主动阿附胡景伊，也被诬陷为党人，弄得家破人亡。
有一位矿工出身的老党人，系由佘英直接向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发起反清起义，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却被胡景伊以“土匪”之名处以死刑。这位老党人在行刑前仰天大笑，说：“我不死于满奴之手，而死于辛亥革命告成之后，这是什么革命？！”
熊克武等人被迫再次亡命海外。辛亥革命所谓的胜利成了一场虚幻和梦境，到头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胜利过，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削藩风暴
三人同台，如果说尹昌衡是枭雄，熊克武是英雄，胡景伊就是奸雄。现在，枭雄被逮，英雄被逐，舞台之上，只有奸雄最吃得开，由不得胡景伊不得意。
以老狐狸看来，全天下人都已在他的算计之下，但是他错了，一直以来，有一个人比他更会算计，这个人叫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当了临时大总统，但他的势力仅止于北方数省，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南方各省仍处于实际的独立地位，大小事务皆由本省的都督们做主。
二次革命来得正好，袁世凯一棍扫过去，不仅把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清理了个干净，而且还震慑住了一些不听话的都督，成功地加强了自己的权威。
袁世凯并没有就此止步，1914年6月30日，已正式成为大总统的他，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从而掀起了一股猛烈的削藩风暴。
胡景伊在官场混了很多年，自然知道来者不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但袁世凯很快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当年7月，胡景伊被任命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胡景伊松了口气。是将军还是都督，其实都无妨，后面的“督理四川军务”最重要，这意味着他还是四川的土皇帝。
站队，就是要站得既早又好，看来袁大总统是完全把我当自己人了，搞政治嘛，就得眼神贼点才行。胡景伊沾沾自喜，他完全想不到会风云突变。
1915年2月，驻京代表处传出消息，袁世凯将派参谋次长陈宦到四川，名目是“会办四川军务”。让胡景伊感到不安的是，陈宦不是一个人来“会办”，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北洋军三个旅。
什么“会办”，分明就打四川的主意来了，一句话，还是要“削藩”！
在此之前，胡景伊都是通过陈宦来与袁世凯拉关系，以至陈宦对胡景伊的情况已摸得很透，而且陈宦虽不是四川人，但他担任过四川武备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无论是在四川的根基，还是在武备系中的影响力，都绝不输于胡景伊。
胡景伊这才着急起来，他让驻京代表“孝敬”陈宦七十万巨款，想请陈宦不要来四川。
他糊涂，驻京代表可不糊涂，袁世凯和陈宦志在图川，别说七十万，七百万也打发不了。驻京代表预感到胡景伊已日暮途穷，便不声不响地卷裹着巨款，脚底抹油溜掉了。陈宦到达成都后，和胡景伊面对面一谈，胡景伊才知道被人做了手脚，但也只好自认晦气。
6月22日，陈宦果然承袭了胡景伊的成武将军，袁世凯另授胡景伊为毅武将军，调其入京觐见。胡景伊的新官衔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虚职，等于被一脚踢开了。
奸雄也要讲级别，袁世凯之奸术远在胡景伊之上，几个虚虚实实、兜兜转转的组合拳下来，便完成了他所谓的“图川大计”。
袁世凯派陈宦督川，最终目的是给他复辟帝制鸣锣开道，但就在这一主一仆把如意算盘拨得哗啦啦乱响的时候，一股他们看不见的洪流正在悄然涌动。
12月25日，蔡锷在昆明起兵，声讨“民国叛徒”袁世凯，从而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和他的老师一样，都是立宪派。不过在护国运动之前，如果去掉政治立场这一元素，他在西南的形象，倒好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尹昌衡。
尹昌衡只是在四川的一亩三分地里蹦跶，蔡锷却是在整个西南称王，并且大搞跨区域兼并，兼并的理由冠冕堂皇，足以让对方感觉是活吞了一把苍蝇——滇军侵黔的旗号是“援黔”，侵川的旗号是“援川”。
川黔民众直呼滇军为“滇寇”，一群不讲理的云南强盗罢了，真正是害死了人还要看出殡。
蔡锷用从川黔夺来的几乎相当于保护费、赎城费一样的巨款，如同滚雪球一样地不断进行扩军，使得滇军数量持续膨胀。云南本是一个偏处一隅，落后贫瘠的省份，然而这时的军事力量已执西南之牛耳，周围省份没有一个不怕它的。
可是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在地方上再厉害，上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袁世凯。蔡锷没能逃过削藩风暴，袁世凯就像对付尹昌衡一样，将其召至北京，并且削掉了他的权力。
同样是处于逆境，尹昌衡的狂傲个性让他吃尽苦头，蔡锷比他机灵多了，进京后该服软就服软，即便袁世凯举行的复辟帝制活动，他也一步不落地跟着参加。
在逐渐消除老袁的戒心后，蔡锷潜回云南，发起了护国运动。
英雄
蔡锷发起护国运动，是捏住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软肋。说到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尽可以做伪君子，把大总统的权限扩到比皇帝都大，但要想当真小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临帝位，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其实袁世凯当皇帝，真不见得比做总统舒服，要知道，他的大总统可是终身总统，就算自己下来，还可以指定儿子接班。更何况，此皇帝并非彼皇帝，袁世凯“登基”之前，连宫女太监甚至跪拜这一套都让他给废除了。冒冒失失“登基”的结果，只会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真不知道这老头儿究竟图什么。袁世凯曾自比曹操，应该说，前半段差不离，可到后半段，他也就只配给人家提鞋了。
尽管如此，在护国运动之初，袁世凯并没有把蔡锷当一回事。道理很简单，过去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尚能够组织起南方数省的民军相抗，论整体实力，要远远高于滇军，可还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被北洋军给干翻啦？滇军不足为虑，姓蔡的小子一定要现眼，就让他现眼去吧。
事实上，蔡锷面临的困难，比袁世凯预计的还要糟。被“削藩”后，他已不是名正言顺的云南都督，云南都督换成了唐继尧。唐继尧曾是蔡锷手下的一名管带，慑于蔡锷的威望，不能不加入反袁行列，但始终对蔡锷盯着防着，怕对方趁机把军权全部揽过去，抢了自己尚未坐热的宝座。滇军有足足两万多人，唐继尧肯交到蔡锷手上的，才不过两千一百多人，而且全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
袁世凯方面，且不论即将开来的北洋军主力，就算是陈宦的部队，数量上也非滇军可比，不客气地说，蔡锷如今的境遇尚不及癸丑讨袁时的熊克武，难怪老袁要对之不屑一顾了。
可是这次的蔡锷超出了枭雄的框范，他将成为英雄，而英雄所要做的事，本非常人所能及，也是袁世凯这样的奸雄所算计不到的。
袁世凯曾经走过许多好棋，其中之一，就是于不动声色中走马换将，让陈宦督川。袁氏身边亲信众多，尤其在他成为当红炸子鸡的时候，更是门庭若市，但你要让他拣一个最信得过的，毫无疑问就是陈宦。蔡锷也被袁世凯赏识过，但是老袁说，蔡锷固然是不错，但是不如陈宦。
并不是陈宦在军政才能上要强过蔡锷，此君的真正厉害之处其实是拍马奉迎和见风使舵的功力，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小袁世凯。很多好事之人爱拿陈宦和蔡锷比较，甚至有人还穿凿附会地评论说，蔡锷之所以要组织救国军，就是要让袁世凯知道他和陈宦之间，谁才是真正的贤者。
蔡锷不是尹昌衡，他绝不会这么意气用事，但是现实赛场偏偏还是把他们两人关到了同一个笼子里——陈宦在四川，实际上等于控制着整个西南，他是蔡锷起事后难以绕开的障碍，如果不清除陈宦这个拦路虎，滇军别说讨袁，很有可能连西南都走不出去。
陈宦入川后，对川军进行了缩编，但川军仍有两师二旅，此外还有他带来的北洋军三个旅，兵力大大超过滇军，双方若是要真刀实枪地开练，陈宦一方无疑更占优势。可要是置换一个战场，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战场在现实中找寻不到，它存在于每个人心里。
对陈宦来说，趋利避害是基本的人生法则，以至每一步都要计算好，自己在这件事上能不能得利，有没有好处。这样的人很少会去冒险，他们的心理也绝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强悍。
蔡锷瞅准了陈宦身上的薄弱之处，他要打的是一场心理战。入滇的第一天，他就给陈宦发去密电，断言袁世凯必然失败，要陈宦站到反袁阵营这边来。
接到电文后，陈宦笑了：蔡锷，你就使着劲吹吧，北洋军有多威猛，你的滇军有多薄弱，简直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啊！
陈宦复电蔡锷，大义凛然，严词责备，俨然是袁世凯身边死不改悔的忠臣一个。在复电的同时，他调兵遣将，将驻泸州的川军刘存厚第四师派去前线堵截滇军。
可就在这时候，陈宦突然发现情况不对劲了，不管他怎么催促，刘存厚就是迟迟不动弹。
脚踏两只船
蔡锷的攻心战可不只针对陈宦一个人，川军将领个个点名，刘存厚当然也在其中。
陈宦督川，倚仗着有三个旅的北洋军撑腰，对川军编制大删大砍，四个师被缩掉近三分之一。对留下来的两师二旅，他也没有一点客气，尽量安插亲信，刘存厚的旅长就是陈宦带来的北洋军官。
完成整编后，陈宦又在四川组织“清乡”。“清乡”时，他让川军在前面卖命，“以川军杀川人”，北洋军则懒洋洋地跟在后面督阵。都是打仗，川军损失了，不补缺额，剩余枪械一律缴库，而北洋军稍受损失就能立即得到补充。
“清乡”尚未结束，第四师就被分割成了两半，并时时面临着被陈宦继续派人予以渗透的危险。刘存厚对此又恨又怕，每天都做着遭陈宦暗算的噩梦。蔡锷的密电一到，他就开始合计起来，因此一直在泸州赖着不走。
作为腹黑高手，陈宦时时都在揣度别人的心思，刘存厚在打什么主算，他早已猜透了几分。为了把刘存厚驱至前线，陈宦再次去电进行催促，同时派周骏的第一师去泸州换防。
刘存厚见拖不下去，这才不情不愿地率部开往前线，但一到前线就投入了反袁阵营。军官们在前线秘密宣誓时，还有人生怕陈宦会对他们尚留在成都的家属不利，旁边马上就有人安慰道：“不用怕，陈宦是个有心计的人，不会鲁莽从事。”
大家都把陈宦看得透透的。你别看他拥护帝制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这家伙其实一直在做着脚踏两只船的准备。陈宦的幕僚分为两派，一派拥护帝制，一派拥护共和，他就像操纵木偶的提线艺人一样，看哪边形势对自己有利，就跟哪一派咬耳朵。
蔡锷的第一份密电到达时，陈宦只给帝制派看，所拟复电用的也是与帝制派商定后的语气。待到刘存厚反袁，他又撇下帝制派，拿着他与蔡锷的往来电报，急急忙忙去找共和派商量。
共和派主张联合蔡锷，并阻止袁世凯随后派来的北洋军入川。按道理，陈宦既然是老袁的“忠臣”，就应该怒目而视，否决共和派的提议，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要已在川的三个北洋旅反袁是不可能的。
既称小袁，陈宦的猜忌心之重几乎与老袁不相上下。眼前的一堆筹码只要少了一个，他就要犯嘀咕，因为一个刘存厚，陈宦给其他所有川军将领都打上了相同的问号。
川军肯定是信不过了，但仗着手里还有三个北洋旅，陈宦依旧抱有侥幸心理。他把三个旅长召来谈话，希望对方能够为自己保驾。最早赶来相见的旅长是云南人，他一来就对着陈宦发牢骚，说他的祖宗坟墓都在云南，实在不想跟滇军作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宦这下连嫡系部队也不放心了。事实似乎也验证了他的这一判断，按照袁世凯的部署，在川的北洋旅被集中至宜宾与滇军作战，结果作战时打得乱七八糟，后方炮兵的炮弹尽往前线自家部队里面扔，弄到最后各部皆不战而退。
陈宦收到战败消息，马上判断是战场指挥问题，而担任宜宾一线总指挥的刘一清恰是共和派的重要成员。对陈宦来说，这意味着整个指挥层都靠不住了。
前线电报发来时已经是凌晨四点，陈宦哪里还睡得着觉，他急唤邓汉祥来见。
邓汉祥也属于共和派，跟刘一清是一条线上的人。刘一清临上前线时，曾偷偷地告诉他，说我到前线后自有办法，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无论什么情况，陈宦是绝不会杀我们两个人的。尽管如此，当得知陈宦这个时候召见他时，邓汉祥仍是有些心惊肉跳，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前来见面。
陈宦正绕室彷徨，见到邓汉祥犹如看到救星，说：“宜宾一线吃了败仗，我看刘总指挥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我们还是下决心干吧，要不然就晚了。”
对陈宦“干”的含义，邓汉祥当然清楚，就是要联蔡反袁。可陈宦是什么人，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袁世凯，常常是上面扔馅饼，下面设陷阱，跟他打交道，非得多长一百个心眼儿才行。
会不会是故意在套我的话，让我把刘一清给供出来，然后将我俩一网打尽？想到这里，邓汉祥赶紧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不能这么干。”
陈宦越说要干，邓汉祥就越说干不得。争来争去，把陈宦给弄急了，知道邓汉祥还是不相信他，于是当下就提起笔，唰唰地写了一份电稿。
这是一份写给刘存厚的电稿，上面写着：“宜宾方面，刘一清已有部署，请你速联系蔡锷，以便共策将来。”
明明是陈宦亲自拟的稿，可是末尾署名却是邓汉祥。这回轮到邓汉祥急了，连说不可。
陈宦信誓旦旦：“我们这种关系，你还不放心吗？”
邓汉祥不放心，一点都不放心。知道你老人家想反水，可把我名字写上去算怎么回事，万一出了差错，那我不就惨啦？
都是精明人，就得用精明人的办法相互沟通。陈宦见邓汉祥神色犹疑，便说：“这份电稿是我亲自拟的，都是我的笔迹。你发出电报后，可以把原稿存起来。”
听完陈宦的这番表白，邓汉祥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也才相信陈宦不是故意在设圈套诓他。
智和勇
陈宦为了自保，开始暗中同蔡锷互通声气。经过双方约定，宜宾一线公开打起了假仗，双方军队都是坐地打冲锋，喊杀声震天响，但就是看不到他们往前冲。
蔡锷原本在四川战场上要两线作战，兵力捉襟见肘，根本就不够用。宜宾方面的战局松弛下来后，他立即将滇军主力抽出，全部使用于泸州。泸州之敌才是蔡锷所必须面对的真正强敌，这里已聚集了袁世凯从北方派来的北洋军三个师，领衔者为曹锟。
此时贵州已宣布独立，继刘存厚的川军之后，黔军也加入了护国军作战序列。只是黔军力量微弱，刘存厚师由于在“清乡”时已被陈宦分割，仅有一个旅能参加起义，川滇黔军全部加起来，不过才五六千人，仅为北洋军的一个零头。
最令蔡锷头疼的尚不是人少，而是缺乏后援。滇军从云南出发时，只领了两个多月的军饷，就这还是蔡锷的参谋长罗佩金把祖产拿出来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来的。为了解决军饷不足的困难，蔡锷拉下脸，求爹爹告奶奶，滇黔两省才又合凑了十七万元送来，可是对于消耗巨大的战场而言，同样是杯水车薪，顷刻便会告罄。
云南本属落后贫瘠省份，全省收入每年不过两三百万，辛亥革命之前经济上都得靠四川接济，不过自云南独立以后，仅截留中央税款就不是一个小数字，加上其他筹款，已足够前线军饷需求。问题是它们都被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给扣住了，用作扩充自己的实力，多一个子儿都不愿拨出来。
唐继尧口惠而实不至，不肯向前线提供军费，蔡锷必须自己想办法，但他生平不好货财，虽统军多年，却没有什么积蓄，想做到毁家纾难都不可能。无奈之下，他只好以个人名义向四川当地绅商筹借，用以继续维持军队开支，结果到护国运动结束时，已经负债两百万元。即便这样，蔡锷在四川鏖战一年，也只能给官兵发放伙食津贴，根本不敢提及任何战功奖励。
比军饷短缺更要命的，是弹药的匮乏。云南方面的子弹老是运不上来，没有子弹，枪支不过就是根中看不中用的烧火棍，为此，护国军甚至不得不将鞭炮放进铁桶里燃放，用冒充枪声的方式来迷惑北洋军。
由于受到唐继尧的掣肘，护国军很快就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乃至“全军惶惑”，士气受到不小打击。蔡锷在泸州战场上诚然指挥出色，多次以弱胜强，但再巧的巧妇也难煮出无米的好粥，1916年3月7日，他被迫下达退却命令，指挥护国军转攻为守，缩短战线。
这是蔡锷非常苦恼的一段时间。全军撤退后，他“形容清瘦，颇有劳悴之色”，日子难过啊！
可是护国运动终究将成为蔡锷一生事业的顶点。在这场别人看来难以打赢的战争中，他把自己的智和勇都发挥到了极致。
军饷困难，蔡锷就通过刘存厚与陈宦联系，商请陈宦暗中接济。陈宦虽说一直在与蔡锷暗通款曲，但实际仍在骑墙，他每时每刻都紧盯着战场的变化，以决定下一步要把赌注投在哪一方。
护国军虽然暂时撤退，但在撤退前，北洋军的伤亡要比他们大得多，而且直到护国军撤退两天后，曹锟仍不敢发起追击。也就是说，蔡锷的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性的主动撤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溃败，他们随时可以再次发起新的攻势。陈宦是个中行家，当然看得出来，所以他不仅不能得罪蔡锷，还得讨好对方，不然人家若是真成了赢家，凭什么要给你好脸色看？
若是蔡锷这时候就提出来让陈宦宣布独立，风险太大，依陈宦的性格，是绝不肯如此做的。蔡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只向陈宦要钱。对陈宦来说，给钱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是一种最为保险的讨好方式，没有理由拒绝。
护国军从陈宦手里拿到了军饷，未几，云南方面也运来了子弹。虽然对战场而言，它们仍只是杯水车薪，但已足够维持一段时间。
战争赢家
1916年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西独立当然与四川战场的相持不下有关，蔡锷从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
战争归根结底打的是后勤。护国军的后勤补给糟糕透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算能击败曹锟，也无法席卷中国，直捣北京。蔡锷唯一的胜算，就是像武昌起义时那样，争取与北洋军继续相持下去，这样一来，那些犹豫观望的省份将会被迫做出决择，加入反袁护国阵营。
有鉴于此，蔡锷决定利用刚刚到手的这点军饷和弹药，最后再发起一次总攻，为的不是彻底击败对手，而是要击垮他们的信心。总攻发动之前，蔡锷宣布“能战者奖，怯战者惩”，并当场将两名失职军官予以正法，使得三军大为震撼。
3月17日，蔡锷下令全线反攻。此次总攻的声势远大过实际战果，最后既未能重创北洋军，也没能攻入泸州城，但蔡锷的目的达到了。第二天，以江苏将军冯国璋为首的“长江五督”（即长江流域的五个北洋都督）便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要求取消帝制。长江五督拥兵十多万人，北洋军近一半兵力都在其中，他们态度的变化，完全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
实际上，北洋内部的矛盾，早在袁世凯发动削藩风暴时就已埋藏下来，但最终爆发，却要归功于四川战场上护国军的不俗表现。
如今的局面，几乎就是武昌起义时的翻版，当时袁世凯如何要挟清廷，现在他的部下也如何要挟他。3月22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并要求与护国军进行停战谈判。
老袁不是一般的强人，轻易从不会服软，他能服软，说明他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之大，已超出常人想象。
其实就算袁世凯不主动停战，蔡锷也得收兵，因为他的弹药粮草已经再次耗尽。区别在于，袁世凯先叫停，成了输家，而蔡锷则成了赢家。
老袁精明一世，但输也就输在他的过于精明上。他只知道陈宦不像过去那么卖力了，不知道这个“忠臣”已同蔡锷搭上了钩。由于一直被蒙在鼓里，到了双方谈判的重要阶段，他居然仍授命陈宦为己方谈判代表。
作为战争赢家，在停战谈判过程中，蔡锷继续保持着咄咄逼人的气势，他除继续要求袁世凯退位、撤销帝制以及交出总统职位外，还倒逼陈宦，让他早点站出来宣布四川独立。
陈宦仍在犹豫，但这种犹豫，已不是不知道赌注应该加在哪一边，而是他觉得安全没有保障，生怕一旦公开背叛袁世凯，会遭到报复。
这种危险时期，如果没有得力部队护驾，人头随时可能落地。曾归陈宦辖制的川军，除已投奔蔡锷者外，其余只要陈宦宣布独立，一准会举戈相向。在陈宦看来，只有带到四川的三个北洋旅可以指望了。
这三个旅，一个远在川东，剩下的两个如今都服从于一位旅长的指挥。陈宦之所以犹豫不决，也就是要看他的态度，此人名叫冯玉祥。
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早在陈宦任统制时，冯玉祥还是他手下的一个队官。陈宦入川前，打听到冯玉祥已在陕军中升任团长，便特地向袁世凯保荐其为旅长，并带到了四川。打那以后，陈宦便将冯玉祥视为自己绝对的嫡系，所辖部队里面，都优先补充他的枪械，冯玉祥旅也由此被扩充成了混成旅。
陈宦和袁世凯一样，都好猜忌，但并不是说他们谁都不信，只是能让他们信的人比较少而已。至少，陈宦是信得过冯玉祥的。如今冯玉祥几乎就是陈宦在苦海中的指路明灯，宣布独立与否，冯玉祥说可以就可以，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在军事会议上，冯玉祥主张独立最为坚决。这让陈宦放下了心，认为自己宣布独立后，就算袁世凯要报复，只要有冯玉祥护卫左右，也没什么可怕的。
1916年5月22日，陈宦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这一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击穿了袁世凯那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
袁世凯忧愤成疾，随即发布命令，将陈宦撤职查办，其遗缺由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继任。
尽管早已是穷途末路，但老袁的出手仍保持着他一贯的狠辣。他没有动用曹锟的北洋军主力，是因为他知道，仅凭四川将军这根肉骨头，就足以驱使周骏拼着命去争抢了。
你这是什么用意
接到袁世凯甩过来的乌纱帽，周骏果然呼地就跳了出去，用不着任何人去催他逼他。一路上，他连口号都想好了，叫作“川人治川”——我周骏是四川本地人，你陈宦是外地人，我当然比你更有资格做四川的一把手。
周骏打蔡锷没有积极性，打成都，积极性比谁都高。第一师自东而西，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蛇，把大路都给塞满了，在其身后，是曹锟奉袁世凯之命，专门拨出的军备车辆，同样是源源不断，络绎不绝。
这阵势吓坏了陈宦，急忙让冯玉祥组织防御。他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给予他的答复：“我要走了。”
熊克武的蜀军在时，蜀军是川军中的王牌，蜀军被灭，周骏师就成了第一，其实力胜过刘存厚师。与周骏对决，冯玉祥并无胜算，更何况，就算打败了川军，后面还有曹锟的北洋军主力在虎视眈眈，所以他只能率部撤回陕西。
假如冯玉祥一走，陈宦能用于防守成都的部队，就只剩下了一个卫队团，无论如何挡不住周骏。共和派的刘一清、邓汉祥是“联蔡反袁”的倡导者，商量之后，二人便代表陈宦，一起去求见冯玉祥，恳求他能再作考虑。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声泪俱下，冯玉祥都不为所动，只是强调：“四川人排外难斗，我若与周骏作战，遍地皆是敌人，将防不胜防。”
听冯玉祥的意思，似乎是担心四川民众不支持他，刘、邓急忙说：“四川人反对袁世凯，可以说完全一致。周骏奉袁之命来犯成都，乃是全川公敌，川人绝不会帮助他们。”
冯玉祥缓和了口气，问：“你们说这话有什么根据？”
为了能够让冯玉祥坚定信心，刘、邓建议召集一个扩大会议，请冯玉祥倾听一下民众呼声。冯玉祥听后，点头表示同意。
刘、邓从成都各界民众中召集三百名代表，聚会于成都皇城（皇城实为清代科举贡院，此时为军政府驻地），冯玉祥果然也应诺出席了会议。
开会发言时，一众代表都表示，周骏助袁西犯，乃是川人的奇耻大辱，请冯旅长一定要积极布防，“灭此朝食”。
冯玉祥显然是被打动了。他厉声说：“我起初不知道你们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要回北方，现在清楚了。我冯玉祥虽粗知大义，也明白保卫地方乃军人的责任，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众人闻言大受鼓舞，正要鼓掌，冯玉祥却又来了一句：“不过……一般士兵知识有限，如何才能激励他们，尚望各位先生多多指示。”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代表们马上领会了冯玉祥的意思。有人马上问道：“请教冯旅长，究竟需要多少数目？”
冯玉祥笑道：“各位先生都很高明，这个不用我说了吧。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怎么好说数目呢。”
会场上沉默了一会儿，随即有人慨然允诺：“只要冯旅长去打周骏，你们的粮饷，陈宦将军负担不起，我们四川人负担，马上就去发动凑集。”
冯玉祥见状，神情十分激动，他高声说道：“周骏要是打得过来，把我冯玉祥的鼻子割了！”
此言一出，会场上掌声雷动，莫不称快。当晚，成都各界便购买了猪牛羊肉、面粉、大米等物资，全部送交冯部，此外，又赠现款二十多万元。
众人以为，这下事情应该妥妥的了，但是其实冯玉祥并没有真正改变撤出四川的念头。部队行军和迁移他地，需要粮草军饷补给，这批物资现款正好填补了空缺，所以冯玉祥照旧传令部队向城门开去，准备离开成都。
陈宦怒不可遏，决定最后再找冯玉祥谈一次。负责从中牵线的刘一清、邓汉祥认为自己被冯玉祥耍了，更是对冯恨之入骨，他们瞒着陈宦，特地在其卧室周围安排了伏兵。
冯玉祥应召而来，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边还跟着一个营的卫兵以及几十人的手枪队，显然已有所戒备。刘一清、邓汉祥互使一个眼色，提出陈宦要在卧室召见，而卫兵和手枪队不便紧紧跟随。
冯玉祥想想也对，就在刘、邓的陪同下，走进了陈宦的卧室。见冯玉祥进门，陈宦一拍桌子：“冯玉祥，我从前清到现在，始终是扶持你的。开军事会议，你主张独立，可独立后你又要带兵走，你这是什么用意？”
对于匆匆宣布独立，陈宦如今可谓追悔莫及，他恨恨地对冯玉祥说：“我告诉你，我七十四岁的老母，现在就住在皇城，我一家人情愿死在这里，我是不走的……”
未等陈宦说完，冯玉祥便伏地痛哭：“我冯玉祥并无别意，是恐怕打不过那个周骏，请陈将军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做渔翁不好吗
就在陈宦、冯玉祥谈话之际，刘一清、邓汉祥借故把陈宦喊出来，把预设伏兵的事告诉了他。刘、邓的想法是在卧室门口将冯玉祥杀掉，再由陈宦自兼该旅的旅长。
不料陈宦听后大发脾气，说你们如此搞法，会将冯旅逼上梁山，导致叛变，“如果你们要杀冯玉祥，我就先杀你们”。刘、邓面面相觑，只得作罢。
在陈宦的卧室里，冯玉祥虽没见到刀光剑影，但陈、刘、邓三个人进进出出的神情，已被他猜到了大半。回去后，他就向陈宦发出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成都，否则就开炮轰击皇城。
一场失败了的鸿门宴，使项羽成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典型，可是古往今来，究竟又有多少人比他更聪明呢？1916年6月25日，陈宦被迫逃出成都，从此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冯玉祥紧接着也率部撤离了四川。离川时，冯旅搂草打兔子，把成都军火库给清了个空。为了便于行军，官兵们把大部分行李都扔掉了，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弹五百发或炮弹两颗，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后来觉得负担实在太重，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才把枪弹运到汉中。
6月27日，周骏进入成都，随即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的冕。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二十多天前，袁世凯已经病死，袁世凯一死，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依靠冯玉祥，二就是向蔡锷求援。蔡锷同意援川，但直到陈宦离开，滇军也未开入成都。
在出兵进川方面，滇军内部本有分歧。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提出在护国战争胜利之后，四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而不能撤回云南。如此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军费开支庞大。唐继尧既不肯削减滇军的一兵一卒，便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甚至于在停战谈判期间，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只是在蔡锷的劝阻下才暂缓行动。
唐继尧属于鼠肚鸡肠，做不了大事的人，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出，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全然不管这样做是否师出有名，以及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在于他大局观较强，而且知道如何把握事件处理的时机与火候。以陈宦向他求援为例，如果不答应，陈宦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但要是在第一时间就派兵前去，帮助陈宦把周骏赶走，那么陈宦就有希望在四川站稳脚跟，而滇军很可能依旧被排斥在外。
蔡锷的参谋长罗佩金说了句实话：“我们做渔翁不好吗？”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滇军的算盘，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宦，等陈宦走后，滇军再来打周骏。
周骏一入成都，滇军马上就打了过来，周骏岂是蔡锷的对手，所部节节败退。袁世凯倒台之后，周骏的“四川将军”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见势不妙，他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称自己是接受了袁世凯的“乱命”，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
从成都败退撤出时，周骏手下仅剩得几千人马，用“仓皇”两个字都不能形容他的凄惨之状。更可怜的是，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犹如看到过街老鼠。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但起码没人敢予以收留，都唯恐引火烧身。
想想周骏也真够倒霉。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样，开始赢了一大堆筹码，可还没来得及开心一下，转眼之间就又输到了血本无归。后来有人对周骏说，你带着这几千残兵，能往哪里去？哪一个省又会容得下你？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不如把部队留下来，独自进京去找个活路吧。
周骏想想有理，就把残兵交予地方，自己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出川进京。进京后，他果然混到了一个跟胡景伊一样的闲职将军头衔，虽然是聊以度日，但也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
1916年7月29日，蔡锷进入成都，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对四川人来说，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委实是件好事。所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蔡锷督滇，要全力维护云南及滇军，如今督川，自然只会向着四川，而以蔡锷护国英雄的威望和军政才能，又有谁敢来四川捋老虎须？
从蔡锷生前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他确实也有以四川为中心，再联络滇黔，形成西南三省通力合作局面的构想。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终于有望得到稳定与安宁了。可是天不遂人愿，因为劳累过度，蔡锷喉疾加剧，病情越来越重。8月8日，他在去电北京请假后，离成都东下，远赴日本就医。
临行前，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蔡锷亦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我查阅了四川的档案，年赋税达数千万元，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庶，此地确实是西南重心，实大有可为。”
蔡锷还说，他原来想到中央去，现在也不想去了，自己虽然多年奔波，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假如能早来四川，一定可以多做出点事情，可惜现在又病疾严重，不得不走了。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说等他治愈后，将早日回川理政，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
蹭四川的油
蔡锷出国之前，推荐了两个人分别代理四川军政，其中一人是他的参谋长罗佩金。
罗佩金毕业于士官学校第六期。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当年蔡锷在广西屡不得志，就是罗佩金慧眼识英才，想方设法将蔡锷调到了云南，并甘居其下，从而促成了一位栋梁之材的脱颖而出。在罗佩金识拔过的人才中，甚至还包括当时尚为小字辈的朱德。
除了眼力好之外，罗佩金也很有谋略。他在滇军中向有“智囊”之称，云南起义时，真正能控制滇军和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蔡锷，而是罗佩金。
在护国运动的策划阶段，蔡锷曾让罗佩金帮他制订作战方案。罗佩金拟订的方案是“先实后虚”，即让护国军以剿匪为名，向四川发起进攻，在拿下重点城市后，再宣布云南独立。
蔡锷出于种种考虑，最后将方案改成了“先虚后实”，既先宣布云南独立，再起兵相向。应该说，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蔡锷讲的是政治，罗佩金着眼的是军事，若仅从军事角度而言，罗佩金之计实有奇兵效果。
滇军准备誓师出征，却苦于军费无着，又是罗佩金一咬牙，将祖上几代人积攒的家产都拿出来抵押，才贷来了首批军饷。护国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蔡锷排第一，罗佩金仅位居其下，他也因此被誉为“护国中坚”。
因为蔡锷的推荐和本身在护国运动中的功绩，罗佩金继蔡锷之位，担任了四川督军。可是履任新职之后，他的立场却还站在云南那一边，不仅思维模式和唐继尧如出一辙，而且就好像是唐继尧的参谋长，唐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唐继尧需要罗佩金做的，无非还是蹭四川的油，来养云南的兵。在护国运动前期，唐继尧不肯多投入兵卒，后期已经进入停战谈判，他却大举增兵，导致护国之役结束时，滇军已先后入川达十二个营，除损失掉两个营外，仍剩下十个营。
不打仗了，滇军理应大部撤回云南，可是实际上一个都没走。之后罗佩金又从云南大批招兵，加上原先的十个营，编足了两个师的驻川滇军。这些从云南招来的新兵都是徒手兵，是空着两手跑到四川来的。罗佩金一声令下，把四川兵工厂半年所生产的枪支全部取出来，用以武装新兵。滇军的装备原本很差，多为杂色枪，罗佩金便干脆把驻川滇军老兵的武器也全部换成了川造的新式步枪。
四川兵工厂是当时西南唯一的兵工厂，据说其规模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生产设备均系进口，能仿造德式步枪，而且拥有日产五十支步枪的生产能力。自罗佩金督川后，这家兵工厂便俨然成了滇军的定点军火库。
罗佩金就职后，在成都设立了卫戍司令部，每天派滇军巡查队在成都的各条街上巡查。巡查队架子十足，知道的是巡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清末官员出巡：排在第一列的只有一个士兵，该士兵双手捧令箭，令箭一尺多长，箭头用油布包着，呈箭头形，油布上写着朱红大字“令”；在持令箭的士兵身后，跟着两个手持短军棍的士兵；再往后面，才是一队排成两行的士兵，这些士兵人人荷枪实弹，杀气腾腾。
事实上，滇军巡查队可比清末官员出巡凶多了。从成都警察到川军，见到令箭一律都要行最高军礼。巡查队员瞅站岗的警察不顺眼，便以敬礼不标准为由，拖下来给以一军棍，有时还要报以老拳，弄得值班警察都不敢上街执行任务，见到巡查队就远远跑掉。川军官兵也不敢惹巡查队，他们上街时一般多换便衣，如果是穿着军装，便坚决不去滇军控制范围，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警察和军人都是如此，川民境遇可想而知。当巡查队耀武扬威开过时，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及行人个个避之唯恐不及，碰上动作稍慢，让道让得迟的，都得结结实实挨上一顿打骂。
我看会起变化的
现实生活永远不会如人们设想的那么富有逻辑，它就像俄罗斯方块，稍不留神，就会把许多人的人生放错位置。罗佩金天生是做军师、摇鹅毛扇的料，而并不是一个统帅之才，当这样的人被放错位置时，也就意味着悲剧离他不远了。
在罗佩金的影响下，驻川滇军官兵变得越来越狂妄骄横，甚至一般的滇军士兵也在街上仗势欺人，吃饭买东西不给钱乃是家常便饭，有时警察看不惯，要上去制止，也会遭到暴打。
滇黔两军的服饰跟川军不同。滇黔军的军帽边沿一圈都是红色，而川军一律灰色，四川人因此形象地称滇黔军为“红边边”，称川军为“灰边边”。想当初，蔡锷率滇军入城时，成都曾经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赶来领略其风采。那时的滇军因护国运动之功，也一改从前的“滇寇”形象，成为一支被川人感谢和崇敬的英雄部队。可是没想到时间不长，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红边边”再也不受欢迎了。
罗佩金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边所潜伏的危机，在“护国中坚”的荣誉已渐渐褪色的情况下，他仍以为自己拥有对各军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1917年3月，罗佩金召集各军将领在成都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落实北京政府的编遣决议，对在川军队进行缩编。此时的驻川军队，川军是五个师，滇军是两个师。按照北京政府给出的办法，川军要缩为三师一旅，滇军要缩为一师一旅。
虽然都是缩编，但滇军加上附属的特种兵，仍合两师之数，实际没多大损失，川军挨刀却是一点价都没得还，而且川军番号还是“暂编”，一个“暂”字，就意味着前途未卜，编制可以随时被撤。在待遇方面，两军也相差很大，滇军被列为“国军”，享有和中央政府直辖军队一样的待遇，川军被列为地方军，仅就军饷一项，就要比滇军少三分之一。
这个办法显然对川军十分不公，毕竟在四川的地盘上，川军是主军，滇军是客军，但罗佩金原本就存有私心，老是想着要“强滇弱川”，这样的裁军办法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
成都会议之前，为了敷衍川军，罗佩金曾假意向北京政府报告，请求保留川军五个师的编制，北京自然是不同意。得到北京的支持，罗佩金便有恃无恐地在会上对编遣决议进行强制推行。
见川军各师师长都叫苦连天，罗佩金脸色一沉：“总之，川军加起来不能超过三师一旅。实在不行，就砍掉特种兵，只保留纯步兵。”
当罗佩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没留意到，墙角处有一个人正在嘿嘿冷笑。
护国战争结束时，最为失望和气愤的，莫过于刘存厚。刘存厚曾在云南新军中任管带，为蔡锷和罗佩金的部下，也参加了云南起义。不过当时蔡、罗对他并不重用，导致刘存厚混得很不得意，没多久就回了四川。
在护国战争中，尽管刘存厚很卖力气，但蔡锷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一度还以作战不力为名，要密谋兼并他的部队，后来虽未实行，却被刘存厚发现了，从此便开始有意识地保持与滇军的距离。
刘存厚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督川，他最早发动阵前起义，之后负责联络陈宦，并参与了对曹锟的作战。及至周骏逃离成都，又是他第一个率部入城，在蔡锷到来之前，负责代理军政事务和维持地方秩序。
古史中有“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说法，刘存厚隐隐然已有了这种期盼，当然他也知道论威望、资历和能力，自己绝不可能与蔡锷比较，所以如果蔡锷有意，他愿意让贤。当蔡锷抵达成都时，刘存厚曾带着众人到市口迎接，那时他对此确实并无多少抵触情绪。
刘存厚可以在蔡锷面前低头，但罗佩金就另当别论了。蔡锷赴日就医前，保荐罗佩金为四川督军、戴戡为四川省长，里面竟然没他刘存厚什么事。刘存厚仅仅得到了一个川军第一军军长的虚衔，所能统领的也仍然只是原先自己的那个师。
敢情工蚁一样折腾半天，都是为你们这些外地人忙活的？刘存厚甚为气愤，他断定，这是滇军方面对他一贯轻视和疏慢的结果，自己要想出人头地，滇军就是拦路虎、绊脚石。
蔡锷在，肯定是斗不过蔡锷，可是对罗佩金，我难道就没有斗过他的希望和可能？看出了刘存厚的心思，一个部下趁机进言：“军长，你以为四川这个僵局就无法打开吗？我看会起变化的。”
刘存厚见他话中有话，忙追问有何破局之法。此人道：“依在下看来，你军事上没有问题，现在身边缺的就是一位才智卓越、长袖善舞的谋略之士，所以政治上常处劣势。若能有高士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刘存厚一拍大腿：“你说的是啊，可我究竟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高士呢？”
“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正有一人要推荐给你。”对方答道。
茅塞顿开
刘存厚的部下要向刘存厚推荐的高士，名叫吴莲炬，任职于贵州，他与刘存厚还有过一面之缘。刘存厚喜出望外，当即让这位部下帮助联系，并预先汇去旅费，请吴莲炬务必入川相助。
吴莲炬应邀秘密到达成都，见面后，两人连谈了三天。当刘存厚问吴莲炬，有什么办法可以制约罗佩金时，吴莲炬笑道：“罗佩金早已身处险境，只不过他自己还糊里糊涂罢了。”
吴莲炬的这番话甚合刘存厚的胃口，可是话不能光拣痛快的说，除了“是什么”，刘存厚还非常想知道“为什么”。
治蜀不力，民心向背，诸如此类，都可算成是罗佩金的“险境”，但说句老实话，在现实生活中，它们都只是附加条件，或者说是事后给失败者定罪时的点缀，刘存厚要听的可不是这些，吴莲炬并非纸上谈兵的书生，所以他要说的也不是这些。
吴莲炬要说的，首先是京城的政治内幕。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两个人执掌政权，也就是总理段祺瑞和继任总统黎元洪。段祺瑞个性倔强，一贯主张以武力平定南方。黎元洪成名于武昌起义，是由革命党人扶持起来的，所以他对南方革命党多有掩护。两个人名为搭档，实为对手。
力量对比上，段祺瑞人称“段合肥”，乃北洋元老，掌握实权。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没有力量，不过是泥菩萨一个。吴莲炬对刘存厚说：“这就是大势所向，你今后一定要看准大势，跟着段祺瑞，以北洋军人为友，才能稳操胜券。”
讲了远的，再讲近的，吴莲炬提到了尹昌衡这个过往的川中著名人物。尹昌衡有平定西藏叛军、经略川边之功，可他后来为什么还会遭人暗算，以致滚鞍落马？吴莲炬分析说：“无他，全在拥兵取忌故也。罗佩金督川后，将驻川滇军一下子扩充到两个师，这是在重蹈尹昌衡的复辙！”
听到此处，刘存厚几乎有茅塞顿开之感。高人啊，你怎么会把世事看得如此透彻呢？
“罗佩金是国民党员，论派系阵营，属南方革命党人。”吴莲炬继续往下说，“据我推断，罗佩金督川，黎元洪或许会偏袒此君，却绝非段祺瑞所喜。你只需以政略指导战略，如此如此，伺机行动，将来发展当不可限量。”
吴莲炬的“如此如此”，包括了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等多条谋略，几乎就相当于三国时诸葛亮提供给刘备的“隆中对”。
刘存厚不是刘玄德，可他也有像皇叔那样称雄巴蜀的念头，当下听得兴奋不已，用手抚着吴莲炬的肩膀连声说：“老兄高论，实获我心。”
在吴莲炬的“隆中对”中，“外拥中央”最重要也最关键。刘存厚的前上司胡景伊如今正居于京城，刘存厚始终和他保持着联系。胡景伊身挂闲职，仍能蒙过去的老部下这么看得起，自然对刘存厚抱有好感，他也一直在尽力替刘存厚说话，可惜人微言轻，始终起不到什么明显效果。
不过刘存厚在北京并非只有胡景伊这一个人脉，他还有重要棋子没有使用。刘存厚计划派一个人，以驻京代表的名义前去北京，从而把这枚棋子运作起来。
吴莲炬闻言，立即毛遂自荐，请缨前往。刘存厚大喜，特聘吴莲炬为军部高等顾问，每月赠舆马费千元，并拨付活动费两万元。
吴莲炬在成都停留了五天，五天后即行北上。刘存厚也真跟刘备待诸葛亮那样，恭恭敬敬地送到郊外，然后才握手告别（如果说古今有什么区别，大概也就只有将鞠躬改成握手了）。
吴莲炬到京城后，首先拿着刘存厚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靳云鹏。这个靳云鹏就是刘存厚所说的重要棋子，时为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
多面外交
刘存厚与靳云鹏颇有渊源。清末时，靳云鹏在云贵总督衙门任军事幕僚长。蔡锷、罗佩金等人为了谋划起义，便派刘存厚打入靳府进行刺探。
靳云鹏并不嫌刘存厚身份低微，常常主动与之商讨时局。在靳云鹏看来，朝廷重用皇室亲贵，而这些亲贵又都昏庸无知，因此清政权迟早是保不住的。靳云鹏不反对革命，但他对孙中山怀有成见，认为孙中山空喊革命，不过是一场空，以后的政权不管是搞君主制还是民主制，终究得由掌握军权的人说了算。
刘存厚并非熊克武那样的革命党人，他参加起义，说穿了无非是不甘寂寞，想趁机干出一番事业而已。靳云鹏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你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听我的话，抓住军队，将来自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其时靳云鹏的地位之高，连云贵总督都要谦让三分，他的推心置腹和赏识器重，差点把刘存厚感动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伯乐啊！刘存厚一直认为蔡锷和罗佩金瞧不起自己，现在感到靳云鹏识才用人的眼光远在蔡锷之上，就觉得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负有特殊使命的刘存厚反而被靳云鹏说动，成了靳云鹏的人。只是造化弄人，时隔不久，靳云鹏自己先被“枪杆子理论”给推翻了——蔡锷、罗佩金发动云南起义，占领了总督署，靳云鹏化装逃往北方，刘存厚依靠靳云鹏在云南谋求发展的希望也随之泡汤。
在此之后，虽然天隔一方，但刘存厚并未与靳云鹏中断联系，眼瞅着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
从靳云鹏到段祺瑞，就其内心来说，对蔡锷、罗佩金等人都没有好感，理由也跟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看法类似，认为此辈皆靠造反起家，不过是水泊梁山里强盗一般的人物，难登大雅之堂。靳云鹏当年就是被蔡、罗从云南赶出来的，自然更是怀恨在心，看完刘存厚的信后，马上决定拉他一把。
在靳云鹏的引见下，吴莲炬拜谒了段祺瑞。得知来意，段祺瑞很干脆地对吴莲炬说：“翼青（靳云鹏字翼青）负西南事务专责，又是你们刘军长（刘存厚）的老上司，你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必要时再直接找我。”
除了拜谒段祺瑞外，吴莲炬又马不停蹄，在京城中不停奔走，大到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中到胡景伊等在京官员，小到一般的川籍共和党议员，他无不接洽。
与此同时，刘存厚则在四川对“内固实力”进行逐一落实。按照吴莲炬所嘱，他创办了一份名为四川新闻的报纸，作为自己的喉舌，还拨出一笔专用经费，让人给京津沪渝的大报按月送去津贴，一般情况下，报馆要么拒收津贴，收了对刘存厚就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
多方宣传很重要，延揽“贤豪”更不可少。刘存厚从四川朝野招揽了一大批人，分别聘为顾问或参议，且每月给以高薪。这些人或者给刘存厚出谋划策，或者帮他在四川议会中进行鼓吹。
无论是在演义还是史实之中，刘备都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在这方面，刘存厚颇有相似之处，他的处世哲学是多面外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作“一个龙门子养不活一个讨口子”。这是四川话，“讨口子”是指叫花子，意思大致是说，即便是叫花子，也不能只朝着一家富户要饭，得逛千家门，吃千家饭。
与此相应，他另有一句妙语，谓之“下棋要多走闲着”，也就是必须广结人脉。当时四川的党派中，除了国民党外，还有共和党和进步党。刘存厚本身属于共和党，所招揽的政客也以共和党这个圈子为主，但他并不拒绝进步党的加入。
在四川进步党人中，以张澜的风头为最劲。因为盛传罗佩金与刘存厚有隙，张澜特地从川北赶到成都，表面上是调停罗刘矛盾，实际也是为了预测一下风向，看看罗佩金对他的态度。
张澜在川中是一个忽视不得的人物，可是他偏偏就被罗佩金给忽视了，而且是严重忽视。罗佩金的言谈举止都骄横不可一世，他以为张澜不过一普通政客，对其不屑一顾，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礼贤下士的意思。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澜在罗佩金处碰了壁，便转身去找刘存厚。刘存厚与罗佩金全然不同，他不仅将张澜奉为上宾，还当面许诺，在驱逐滇黔客军后，除他自掌军政外，会将民政一职委于张澜。
自古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张澜于是决定帮助刘存厚击败罗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