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总是千篇一律，只是每个人的死法都千差万别。对马龙而言，它开始得太不起眼了，以至于让他一度把生命的结束和一个季节的开始混同起来。
在马龙四十岁的那个冬天，美国南部的这个城市异常寒冷——白天冰天雪地，泛着白光，到了晚上那冰反射的光芒更是耀眼。三月中，春天带着狂躁的脾气来了，整天刮着大风，这是1953年。春寒料峭，有些花儿早早地开了，天空被风刮得瓦蓝。马龙在早春的天气里有些懒散，时常感到疲倦。他是个药剂师，自我诊断是患了“春倦症”，于是给自己开了些补肝和补铁的药。虽然他很容易累，但还是照常工作：每天他步行去药店，他的店总是主街上第一家开门的铺子，药店晚上六点关门。中午他在镇上一家餐馆随便吃点什么，晚上则回去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但是他最近胃口很挑剔，而且体重在下降。马龙个头不矮，可是当他把冬天的衣服换成春装时，裤子显得有些肥大，瘦瘦的双腿似乎撑不起裤子。他的太阳穴有些凹陷，在他咀嚼或吞咽时，喉结在细长的脖子上很突出，可以看到他额角的青筋。但这些并没有引起马龙太多注意。也许他的“春倦症”有些厉害，他又给自己加了一些药——一些传统的硫黄和糖浆之类——还是老办法管用。这种想法给了他安慰，他真的觉得自己好些了，于是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自家菜园的修整工作。结果有一天，在他配药的时候，身体晃了晃就晕倒了。他去看医生，在市医院做了化验。马龙仍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严重，不就是个“春倦症”嘛，有些虚弱，然后在一个暖和的天气里晕倒了——仅此而已，很正常。马龙从没想过死，除了在几个黄昏，有些对未来不确定的日子里，或者在考虑买人寿保险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个问题。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过着再简单不过的生活，死亡对他而言是件很稀奇遥远的事。
海登医生是马龙的好客户，也是好朋友。医生的诊所就在马龙药店楼上。化验报告出来那天，两点钟，马龙就上楼去找海登看结果。当他和海登医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一阵难以言状的威胁。海登没有直视马龙，这让海登那张白皙、熟悉的脸庞有些陌生。他跟马龙打招呼的语气有些过分地正式，这让马龙觉得有些奇怪。海登医生默默地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把裁纸刀，他盯着裁纸刀，把刀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这种奇怪的沉默气氛让马龙无法忍受，他脱口而出：“化验报告出来了？我一切没问题吧？”
海登避开马龙的蓝眼睛，他看到那眼睛里焦虑的目光。海登把自己不太自然的眼神转向开着的窗户，盯着那里。“我们仔细化验了，在血液里好像有些不正常的东西。”医生终于轻轻开口说话，虽然有些不情愿。
一只苍蝇在沉闷的屋子里飞来飞去，屋子里弥漫着乙醚的气味。马龙意识到事情严重，他无法忍受海登医生不自然的语气，于是开始唠叨起来，怀疑化验的结果也许有错。“我一直觉得你们会查出我有些贫血。你知道我也曾是医学院的学生，我一直怀疑自己血细胞偏低。”
海登医生看着那把他放在桌子上的裁纸刀，他的右眼皮跳了一下。“既然这样，那我们可以从医学角度来谈了。”他的声音更低了，很快地说出下面的话，“你的红细胞只有二百一十五万，所以我们认为有并发性贫血。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你的白细胞非常不正常，非常多——有二十万八千。”海登停顿了一下，摸了一下眼皮，“你大概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吧？”
马龙不明白。他因吃惊而感到有些迷惑，屋子似乎突然变得很冷。他只感到在这间寒冷的屋子里有些奇怪和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觉得屋子在晃。海登医生还用短粗的手指转着裁纸刀，这也让马龙头晕。一个心底的遥远的记忆被唤醒，这记忆虽然年代久远，情节模糊，但记忆犹新。此时马龙感到双重的压迫——一方面是海登医生的话带来的紧张，另一方面是那个遥远的令他羞辱的回忆。海登医生白皙的双手上长着很多汗毛，不停摆弄裁纸刀的样子让马龙终于忍无可忍，可是他却无法强迫自己不看医生手上的动作。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马龙无助地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并没从医学院毕业。”
海登医生终于放下裁纸刀，递给马龙一个体温表。“请你把它放在舌下——”海登瞟了一眼手表，走到窗口，双手交叉到背后，双脚分开站在那里看着窗外。
“这张片子显示病理学意义上的白细胞剧增，以及并发性贫血症状。不成熟的白细胞占据了主导地位。简单说就是——”医生停顿了一下，重新握着手，踮着脚尖站了一会儿，“总之就是，我们的诊断是白血病。”海登忽然转身，抽出马龙嘴里的体温表，迅速看着上面的温度。
马龙紧张地坐在那里等着，一条腿盘住另外一条，喉结上下颤动。他说：“我感觉有些低烧。但我一直以为是春倦症。”
“我希望给你做进一步检查。你可以把衣服脱掉，躺在床上——”
马龙躺下了，脱掉衣服的他显得苍白憔悴，这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你的脾脏增大了不少。你有没有感觉什么肿块之类？”
“没有，”马龙说，“我在努力想我对白血病的认识。我记得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消息，一个小女孩得了这病，她的父母在九月份给她过圣诞节，因为医生说她很快会死。”马龙绝望地看着天花板上的一个裂缝。隔壁诊所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声，这声音中夹杂着恐惧和自我保护，让马龙听起来就像是从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他问：“我会因为这，呃，白血病，死吗？”
医生没说话，这在马龙看来已经说明了一切。隔壁房间孩子的哭声变得很长，足足持续了一分钟。检查完身体，马龙坐在病床边缘，浑身颤抖，他对自己的懦弱感到厌恶。他细长的双脚侧面长着老茧，这尤其让他讨厌，于是他先把灰袜子穿上了。医生正在角落里的洗涤池中洗手，不知为什么，这也让马龙感到讨厌。他穿好衣服回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重新坐下，梳理自己稀疏枯燥的头发，他长长的上嘴唇微微颤动，眼中充满恐惧，一脸脆弱的表情，看上去俨然是一个不治之症的患者了。
海登医生又开始玩裁纸刀，而马龙越看越迷惑，这让他不舒服。这场景带来的记忆让他有一种模糊的羞耻感。他吞了口唾沫，稳定了一下情绪说：“那么，我还有多长时间呢，医生？”
海登第一次把目光停留在马龙身上，注视了一会儿，然后他把目光移开，停留在桌子上摆着的老婆和两个男孩子的照片上，“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如果我是您，我也想知道真相，好安排一些事情。”
马龙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是他的声音从自己嘴里蹦出来，很大很刺耳：“多长时间？”
那只屋子里的苍蝇又飞回来，和街头的嘈杂声一起让这间屋子里的气氛显得更加安静，也更加紧张。“我想我们可以说是一年或者十五个月——当然不能准确估计出来。”医生白皙的手上长着一缕缕黑色的长毛，不停地摆弄着裁纸刀象牙色的刀柄，这情景让马龙害怕，却无法把目光移开。他开始快速地说起来：
“真不可思议，在今年冬天以前，我一直买的是最普通的固定保险。但这个冬天我却转成另外一种了——一种可以给我退休后回馈的保险。——从杂志上看到的广告。说65岁后就可以每月拿到两百美元，一直拿到死。现在想想真是好笑。”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完了他又说，“保险公司得帮我又转回原来的保险去——最普通的那种。大都会保险公司是个很不错的公司，我在他们那都买了二十年了。大萧条的时候跌了些，但我一有本钱就都赚回来了。广告上总是一对中年夫妇，背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也许是佛罗里达或者加州。但我和我老婆意见不同。我们计划搬到一个小地方去，比如佛蒙特州或者缅因州。住在现在这种偏远的南部小镇，会让我一辈子对阳光厌倦的。”
突然间马龙停止了喋喋不休，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了，想到自己无法预测的未来，马龙开始哭泣。他用一双大手捂着脸，竭力抑制着，那双手因为长期接触酸性物质而显得粗糙。
医生看着桌上他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仿佛要从中得到指点似的，他轻轻地拍拍马龙的膝盖：“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希望。科学每个月都有新发现，发现战胜疾病的新武器。也许很快他们就会发现控制疾病细胞的方法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延长你的生命并让你尽量舒服。这个病还有一个好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说‘好处’的话——那就是不会有太多疼痛。我们会尝试一些可行的办法。我希望你能尽快住进市医院去做全面检查，我们给你输血并照X光片。也许这可以让你感觉好受很多。”
马龙努力控制着自己，用手绢拍拍脸，又往眼镜上哈了口气，擦着镜片，然后重新戴上。“对不起，我想我太脆弱了，心里有点儿乱。你说让我什么时候去医院？我想我随时都可以。”
第二天一早马龙就去了医院，并且在那里住了三天。第一个晚上医生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他梦见海登医生的手，还有桌子上的裁纸刀。醒来时他记起前天在医生诊所里让他产生耻辱感的困扰，那种困扰冬眠在他心头，现在他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了。并且头一次弄明白原来海登医生是名犹太人。他记起一件事，这个记忆如此痛苦，他真该把它忘掉。那是他在医学院的第二年，他考试没通过，不得不退学。那是北方的一所医学院，班上有很多犹太学生。他们都很刻苦，成绩都在平均分以上，没有留给像马龙这样的“平庸”学生一点儿机会。犹太学生把马龙“挤”出了医学院，毁了他当医生的前程，他只好改行学了药理。
大学时在马龙座位斜对面有一名犹太学生叫列维，他有一把很锋利的小刀，上课时他老是玩这把小刀，影响马龙集中注意力听讲。这个学生成绩都是A+，他在图书馆每晚学到很晚，有时直到关门。马龙觉得列维的眼皮也偶尔会跳一下。当马龙发现海登医生是犹太人后，马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重要，他真纳闷自己怎么会忽视了这么多年。海登是个好客户，也是个好朋友——他们在同一栋楼里工作，这么多年，几乎天天见面。怎么自己会没注意到呢？也许是海登的名字不是很“犹太”——他叫肯尼·黑尔。马龙觉得自己并没有偏见，但是当犹太人用一个好的像盎格鲁-萨克孙这样的名字时，他就感觉有些不妥。马龙记起海登的孩子们有鹰钩鼻，也记起有一次看到他们全家星期六去犹太教堂。
马龙看到海登医生正向他的病房走来，他看着医生感觉有些恐惧——尽管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客户了，他还是不舒服：不仅是因为海登是名犹太人，还因为他活得好好的，他和像他那样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只有马龙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一年或者十五个月就得死。马龙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偷偷地哭。在医院里他整天睡觉，要不就看推理小说，看了许多。当他出院的时候，他的脾的确小下去不少，但白细胞没什么变化，马龙无法设想几个月以后自己会是什么情况，他无法想象死亡的样子。
不久，马龙又被无边的孤独包围，尽管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得病的事，因为他害怕因这个不幸而找回他们以往的亲密关系。那种结婚后对激情的渴望，在为人父母之后就随风而逝了。女儿艾琳上高一那年，儿子汤米八岁。妻子玛莎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她的头发现在已经灰白了，她是一位好母亲，对家庭的经济收入也有贡献。在大萧条时期，玛莎做糕点卖，马龙觉得非常合适。在马龙的药铺摆脱债务困境后，她继续做糕点生意，甚至给附近几家杂货店供货，她的三明治包装精美，包装带上印着她的名字。由此她赚了不少钱，给孩子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她甚至买了可口可乐的一些股票。马龙觉得这有些过分，他害怕人们会说他没有给家庭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这触犯了他的自尊。所以有一件事他是绝不答应的：那就是他不会去给商家送货，也不允许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去送货。他让妻子开车去客户那里，然后让用人从车上搬运糕点和三明治。马龙家的用人都是那些年纪轻轻或者很老的人，他们的工资相对别人就低一些。马龙一直无法理解妻子身上发生的变化。当初和他结婚的女孩子，她是一个穿着薄纱裙子的纤弱女孩，有一次一只老鼠从她鞋子上爬过去，她当场吓昏了。现在，怎么她就变成一个灰白头发的家庭主妇？还有自己的生意，还买了可口可乐的股票？这让马龙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他的家庭生活是被一种奇特的真空环境所包围——一天到晚谈论的都是高中舞会，汤米的小提琴音乐会，还有七层的结婚蛋糕——天天围绕着他的日常活动也像落叶一样在旋涡里转个不停，而他自己好像局外人一样对这些都麻木了。
尽管疾病让他虚弱，马龙还是没有休息。现在他常常毫无目的地走到大街上去，穿过棉纺厂周围那些摇摇欲坠、拥挤不堪的贫民区，或者穿过黑人区，或是中产阶级的街区和住房，那里的草坪都仔细修剪过。这样闲逛时，他一脸茫然，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仿佛在寻找什么，但已经忘记到底丢了什么。常常没有任何原因的，他会突然改变行走的路线去摸摸电线杆，或者把手放在砖墙上，然后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发愣。有时候他会对着一棵挂满绿叶子的榆树盯半天，神情古怪，就像他捡起的一块黑乎乎的树皮。他死了以后，电线杆、墙和树仍然存在，这个想法让马龙很不平衡并且有些生气。还有一个让他困惑的事情——他无法接受自己正在走向死亡的现实，这个困惑让他感到一种虚幻，这种虚幻无所不在。有时候，马龙隐隐感到自己处在一个不协调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把他绊倒，这里没有秩序，也没有可以想象得出来的设计安排。
马龙去教堂寻找安慰。当他被虚幻的死亡和生命两方面折磨的时候，幸好他感到第一浸信会教堂是很真实的存在。那是城里最大的一所教堂，占了半条街。它靠近主街道，这片建筑房产粗略估计价值也有两百万。像这样大的教堂一定是真实的。这所教堂的援建者是这里的重要市民，他们实力雄厚。比如汉德森先生，是房地产商，也是这里最有眼光的贸易商，他是教堂的执事，一年中从没缺席过一次服侍。汉德森先生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一切不真实的琐碎小事上的，所以他是真实的。其他执事也都和汉德森先生不相上下，比如尼龙纺织厂的总裁，铁道公司的董事，还有百货公司的老板——他们都是有责任心并且很精明的生意人，都有可靠的判断力。他们都相信教会也相信死后的事情。甚至T.C.韦德威尔先生，他是可口可乐创始人之一，千万富翁，他给教会捐了五十万美元，为修建教堂右厢房之用。韦德威尔先生以不寻常的目光相信可口可乐公司的前途，他也相信教会和死后的真实性，因此留下五十万美元遗产给教会。他从没在投资上出过错，他也给永生投资。最后，福克斯·克莱恩先生也是教会成员之一。这位老法官，也是前国会议员——他是南方政府的骄傲——他只要在城里，就一定经常来教会。当他听到喜爱的圣诗时，就会使劲擤鼻子。克莱恩是一位虔诚的教徒，马龙希望可以跟随老法官，在信仰和政治主张上都跟随他。于是马龙也坚定地，诚心诚意地去做礼拜。
四月初的一个礼拜天，沃尔森博士的布道信息给马龙印象很深。沃尔森是位为人谦虚的传教士，他总喜欢把商业和体育界的事情来做比较。他这个星期的讲道是关于针对死亡的救赎。他的声音在圆顶的教堂上空回响，教堂里的彩绘窗户给听众投下充足的光芒。马龙身子坐得笔直，仔细聆听，希望能听到更具体到个人的拯救信息。但是尽管讲道很长，死亡仍然是个谜，在开头的期待过去之后，离开教堂时马龙觉得有些被哄骗的感觉。怎么才能瞄准死亡？这就像瞄准茫茫天空，马龙仰头注视着天空直到他脖子发酸。然后他匆匆朝药铺走去。
那天马龙遇到一个人，让他感到心里乱糟糟的，也很奇怪。虽然表面看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他走过一片空旷的已经废弃的商业街区，但是他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当他在转角拐弯时，脚步声还跟着他。马龙抄近路穿过一条没有铺砌的小路，脚步声不见了。但是他心里感到很别扭——被人跟踪的滋味不舒服。他瞟见墙那边有个人影。马龙突然转弯，和那个跟踪者撞了个满怀。那是一个黑人男孩，马龙平时走路时见过他，他似乎总是跑着穿过他面前。也许是马龙很容易注意这个黑人男孩，因为他长得很特别。男孩子中等个头，体格很健壮，表情总是郁郁寡欢，很沉静。除了他的眼睛，他和其他黑人孩子没什么不同。他长着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在黑黝黝的脸上显得很冷酷，甚至有些凶巴巴的。一看到这双眼睛，他整个人就显得与众不同，身体比例都不对了似的。他手臂很长，胸膛很宽——表情介于情绪化的敏感和脆弱的冷漠之间。马龙对他的印象是，他不只是一个黑人男孩而已，不能说他对人没有危险，尽管马龙并不认识这个男孩子，通常在这种事情上他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此时他的脑子里却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个刺耳的的词：可恶的黑鬼。当马龙转弯两人撞到一起时，黑鬼站稳了没有移动，马龙倒是向后退了一步。在狭窄的巷子里两人就这么盯着彼此，两人的眼睛都是灰蓝色的，好像在比谁能盯着对方更长时间。看着马龙的一双眼睛冷冰冰的，在黑色的脸上发出光亮，马龙觉得这目光扑朔迷离，然后定住了，显得很诡异，似乎很理解马龙现在的处境。马龙觉得这双奇怪的眼睛似乎知道他快要死了。这种情绪来得太快，吓了马龙自己一跳，他不由得一哆嗦，于是转过头去。他们互相盯了不到一分钟，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但是马龙感觉有些什么重大和可怕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摇摇晃晃地继续走在巷子里，看到巷子尽头的其他人——那些普通人的时候，他才感到心里踏实下来。走出巷子后，他松了一口气，回到自己熟悉的药店，他感到安全、踏实。
老法官经常在星期日光顾药店，午饭前在这里喝点儿什么。马龙回到药店的时候，看到法官已经在了，这让他很高兴。老法官正对着一群站在饮料售货机旁的老朋友们慷慨陈词，马龙和顾客们心不在焉地打了个招呼，没有停留，天花板上的电扇嗡嗡叫着，散发出一种混合的味道——饮料机里糖浆的味道，还有后面各种药的苦味，充满了房间。
“马上来找你，马龙。”老法官中断自己的高谈阔论，在马龙走过去的时候和他打了个招呼。法官身材高大，一张红扑扑的脸庞，头顶上一圈黄白相间的头发。他穿着皱巴巴的亚麻白色西服，一件淡紫色的衬衣，领带上佩着一枚嵌珍珠的领带夹，上面有点咖啡留下的痕迹。他的左手因为中风受损，所以他把左手小心地放在柜台边缘上。因为不常用，这只手很干净也有些浮肿。右手很白，说话时经常挥动，指甲有些暗，无名指上戴着一颗蓝宝石星星的钻戒。老法官拄着一根黑檀木制的拐杖，把儿是银色的钩子形状。此时老法官结束了反对联邦政府的长篇大论，和马龙一起来到后面的配药间。
这间屋子很小，用一排药瓶和前面的店铺隔开，只够放一把摇椅和一张桌子开处方用。马龙拿出一瓶波旁威士忌[1]和一个折叠椅子放在前面。法官挤进屋子，小心坐在摇椅上，他的大块头身子散发出汗味，和蓖麻油与消毒剂的味道混在一起。马龙往玻璃杯倒酒，威士忌冲到杯底发出快乐的响声。
“没有什么音乐可以和这种倒波旁酒的声音媲美！尤其是星期天的上午喝到喉咙的第一口。让巴赫和舒伯特，还有什么大师都见鬼去吧！我孙子就弹这些东西……”老法官唱起来：“哦，威士忌是男人的生命……哦，威士忌！哦，强尼！[2]”
老法官慢慢地喝着酒，每咽一口就停顿一下，舌头在嘴里咂摸着余香。马龙喝得很快，酒精进到他肚子里，好像马上能开出一朵玫瑰花似的。
“马龙，你有没有好好想过，咱们南方已经卷入一场革命的旋涡，马上就要像内战一样可怕了？”马龙没想过，但是他把头转过来，严肃地点点头，法官继续说，“革命的风已经越来越大，要把南方的根基摧毁。人头税很快要废除，每个愚昧的黑人都会有选举权。下一步就是教育平等。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为了让黑人学习读书写字，一个娇小的白人小女孩必须和一个像木炭一样黑的黑鬼同桌。法律会把工资提高很多，这简直就是给我们南部乡村敲响丧钟。想想要给那些在稻田里什么也不会干的帮工按小时配工资！还有联邦住房计划已经让房地产投资商走向毁灭。他们管这个叫清理贫民窟——可是是谁制造了贫民窟，我问你？住在里面的人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目光短浅。记住我的话，那些联邦政府建的公寓建筑——很现代很北方化的风格——不超过十年，也会变成贫民窟。”
马龙很认真地聆听法官的话，带着虔诚的信任，就像他在教堂里听教义一样。他和法官之间的友谊是很令他自豪的。自从他搬到米兰这个城市，就认识法官了，在狩猎季节，他们经常一起去打猎，就在法官拥有的猎场。以前周六周日，马龙经常去那个猎场，后来法官的儿子死了，他就不再去。但是这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即使在法官得病以后。老法官克莱恩先生也是参议员，在他生病后似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马龙就在星期日带一些新鲜的大头菜——那是他从自己的菜园里采摘的，或者带法官喜欢的水磨玉米粉。有时候两人一起玩牌——但是通常法官会滔滔不绝，而马龙总是倾听者。这时候马龙觉得自己和权力很近——几乎感觉自己也是个参议员。当法官起来能活动了，他经常在星期天来马龙的药店，两人就一起在配药间小酌一番。如果说有时马龙对法官的言谈稍微有一丝疑惑，他也会立刻挥散。他算什么？怎么会对一个议员吹毛求疵呢！再说如果克莱恩都不对，那还有谁对？现在老法官又在说起竞选议会的事情，准备东山再起，马龙觉得克莱恩的想法实在是理所当然，他感到很满意。
喝到第二杯的时候，老法官拿出雪茄盒子，马龙为自己和法官点上，因为克莱恩的左手不灵便。香烟升起笔直的线，冉冉升到靠近天花板的时候散开了。通向街道的大门开着，一道阳光射进来，让香烟发出乳白色的光芒。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马龙说，“就是要立一份遗嘱。”
“随时恭候。马龙，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哦，没什么，就是按部就班那种——但是我想尽快做好。”他尽量用平淡的语气说，“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了。”
老法官停止摇动摇椅，放下酒杯，“为什么？老天，怎么回事马龙？”
马龙第一次和别人谈自己的病，说出来后他似乎觉得好受多了，“好像是一种血液病。”
“血液病！不可能？这简直荒唐——你在咱们这个州，身体里流动的是最棒的血液。我还清楚地记得你父亲，他在马肯街第十二大道拐角处自己开着药铺，他是做批发的。你母亲我也记得，她是来自威尔莱特家族。你血管里有这个地区最好的血液，马龙，千万不要忘记！”
马龙感到有一阵快乐和自豪穿过全身，“可是医生说——”
“哦，医生们——虽然我对医学职业充满敬意，但很少相信他们的话。千万别让他们吓住你。几年前当我犯了那个小病的时候，我的医生——弗劳尔分院的塔顿医生——就开始和我说这些警告的话。不许喝酒不许抽烟，什么烟都不能抽。好像我只有去学个弹琴或者铲煤的活儿了。”法官的右手模仿弹竖琴的样子又做了个铲煤的动作，“但是我跟医生说，我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直觉，那是一个人唯一该服从的。你看我现在这样多健壮，像我这把年纪这样该是不错吧！可是我那可怜的医生，真是讽刺——我是他葬礼上的护柩人。最讽刺的是塔顿医生是禁酒主义者，也从不吸烟——偶尔才嚼嚼烟草的。卓有成就，是医学界的骄傲，和他的同行一样，身体有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别让他们把你吓住，马龙。”
马龙听了法官的一番话感到舒服多了，又喝了一杯，甚至开始怀疑海登医生和其他医生的会诊或许有误。“片子说是白血病。血细胞数量显示白细胞增多很厉害。”
“白细胞？”法官问，“那是什么？”
“就是白细胞。”
“从没听说过。”
“但是它们的确存在啊。”
法官用手抚摸着拐杖把手。“如果是你的心脏或者肝脏或是肾脏出了毛病，我倒是可以理解你的担心。但是这种没有意义的紊乱，什么白细胞超标增多，对我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我活了八十多岁，从没有人告诉我要小心注意我有没有白细胞这东西？”法官的手指做着敲击的反射动作，当他再次伸直手指头时，他抬头用蓝眼睛看着马龙。“你这些天看上去有些疲惫，仅此而已。肝脏是供血的器官，你应该吃点脆炸小牛肝和牛肉肝蘸洋葱酱。都是好吃的东西，纯天然而且治病。阳光也是血液的调节者。我敢打赌你什么毛病都没有，注意饮食起居，晒晒米兰的夏日阳光，你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法官又举起酒杯，“而这个是最好的良药——刺激食欲放松神经。马龙，你就是太紧张太胆小了。”
“克莱恩法官。”
一个大男孩走进来站在一旁等待。他是法官家黑人女佣维利丽的外甥。这个孩子又高又胖，十六岁，没有健全的智力。他穿着一件淡蓝色衣服，衣服太小了把他身子箍得紧紧的，脚上是双尖头鞋，由于太小让他走路有点瘸。他患着感冒，虽然兜里有条手绢，他还是用手背把鼻涕擦掉。
“今天是星期天。”他说。
老法官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一枚硬币给他。
大男孩一瘸一拐地急切地向冷饮机走去，回头用甜甜的声音对法官说：“多谢您，克莱恩法官。”
法官用悲哀的神情很快扫了马龙一眼，但是当马龙转过身对着他时，克莱恩却避开了马龙的目光，又开始“克莱恩”式说教。
“每个小时——每个活着的灵魂都离死亡更近——但是我们不会常常想起死这个东西。比如我们坐在这儿喝威士忌，抽着雪茄，我们其实每一分钟也在走向生命终点。这个大男孩吃着他的冰激凌根本不会思考什么问题。我坐在这儿，死亡已经来挑战过我了，结果是各不相让。死亡是片战场，而我是迎上前战斗。十七年前，自从我儿子死了，我就等着。哦，死神，你的胜利在哪里？你就是在那个圣诞节的下午让我儿子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我常常想起他，”马龙说，“为你难过。”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个这么优秀又有前途的儿子——还不到二十五岁，刚刚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他已经拿到律师学位，一个很好的职业已经为他敞开了大门。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他有钱——甚至可以说是富有——那时我是在时运的最高峰。为了他的毕业，我给他的礼物是塞莱诺农场，我花了四万美元在头一年买下来的。差不多有一千英亩，最好的桃园地。他是一个富人的儿子，命运的宠儿，各方面都为他准备好了，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伟大事业大门。他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总统——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得到所有他想要的东西。为什么他要死？”
马龙小心翼翼地说：“也许是抑郁症。”
“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一颗奇异的星星划下天空。那是一个星光明亮的夜晚，那颗星星划着一道弧线从一月的天空落下来。我太太蜜西为了生他已经挣扎了八个小时，我就趴在她床头，为她祷告，泪流满面。然后塔顿医生揪着我的领子把我拖出门去，说：‘你这个吵吵闹闹的讨厌鬼，滚出去！——去厨房里把自己灌醉或者滚到院子里。’当我到院子里去的时候，我抬头看天空，就看到一道弧线，那颗星星就落下来，这时候强尼——我儿子就出生了。”
“难怪！这是有预言的。”马龙说。
“后来我冲进厨房——那时候是凌晨四点——我就去给医生做饭，炸了一对鹌鹑，还熬了玉米粥。我很会炸鹌鹑的。”老法官停了下来，然后有些胆怯地说，“马龙，你知道什么是离奇古怪的事情吗？”
马龙看着老法官脸上哀伤的表情，没有回答。
“那个出事的圣诞节我们晚餐也吃的鹌鹑，没吃传统的火鸡。我儿子强尼上一个周日去打猎了。唉，生命的模式——不管大的还是小的。”
为了安慰老法官，马龙说：“也许是一场事故。也许强尼擦枪走火了。”
“不是他的枪，是我的手枪。”
“我也在圣诞节前一个周日去塞莱若打猎了。也许是一种短暂的抑郁情绪让强尼一时想不通。”
“有时候我觉得——”老法官停了一下，因为也许他要是再多说一个字，眼泪就会留下来。马龙拍拍克莱恩的胳膊。老法官平静了一下，才又接着说下去，“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故意令我伤心。”
“噢不！当然不会，先生。就是一种抑郁造成的，没有人可以预见，也没有人可以控制。”
“也许吧，”老法官说，“但是当天我们吵了一架。”
“这有什么？每个家庭都吵架。”
“我儿子想打破一个规律。”
“规律？什么规律？”
“其实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是一宗黑人的案件，我是判刑法官。”
“你责备自己真是毫无必要。”马龙说。
“我们坐在桌旁，抽着雪茄，喝着法国干邑白兰地，桌上还放着咖啡。女人们都在客厅里。强尼越来越兴奋，最后他突然对我大嚷，然后冲上楼去。几分钟后我们就听到枪响。”
“他一向很容易冲动。”
“现在的年轻人再也不来询问长者的意见了。我儿子就是在一次舞会后就结婚了。那天早上他叫醒我和他妈妈，然后对我们说，‘我和米拉贝尔结婚了。’他们悄悄跑到治安法官那里登记的。对他母亲来说这打击很大——尽管后来我们强打精神为他们祝福。”
“你的孙子长得很像他父亲。”马龙说。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见过两个男孩都这么神采飞扬吗？”
“这肯定给你不少安慰。”
老法官用嘴叼住雪茄，然后才回答：“安慰——焦虑——这就是他给我的一切。”
“他也会去学法律然后从政吗？”
“不！”克莱恩说得斩钉截铁，“我不想让这孩子再学法律或者政治啦！”
“杰斯特是个好孩子，他做什么都会很优秀。”马龙说。
“死亡，”老法官转移话题，“是最大的叛徒。马龙，你相信医生告诉你得了不治之症。我可不这么想。虽然我很尊重医学教授们，但医生们也不知道死亡是什么——谁知道？连我的医生塔顿也不知道。我，一个老头子，已经等死十五年了。但是死亡太狡猾，当你看着它，最终面对它时，它却不来找你。他和你擦肩而过。他会去找那些没有等它的人，也会去找等它的人，一视同仁。唉，马龙，你说我那聪明的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克莱恩，”马龙回答，“你相信永生吗？”
“我尽量相信，用我所能所知去相信它。我知道我儿子会永远住在我心里，我的孙子也住在他心里。但是，什么又是永生呢？”
“在教会里，”马龙说，“沃尔森博士今天的布道信息说到对准死亡的救赎。”
“句法很漂亮——我希望是我自己说的。但是毫无意义。”他最后又补充道，“不，就宗教上的意义而言，我不相信永生。我更相信我知道的东西还有我的后代。我也相信我的前辈们。你管这个叫永生吗？”
“你见过一个蓝眼睛的黑鬼吗？”马龙突然冒出一句。
“你是说有一双蓝眼睛的？”
马龙说：“对，我的意思不是那种老黑人因为弱视呈现的蓝色，我的意思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我在城里看见一个，就是今天，把我吓了一跳。”
老法官的眼睛像蓝色的泡泡闪了闪，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才说：“我认识你说的这个黑孩子。”
“他是谁啊？”
“就是城里一个黑鬼罢了。我对他没有一点儿兴趣。他给人做按摩——什么事都做。他还是个训练有素的歌者。”
马龙说：“今天我和他在一条巷子里撞见，就是我店铺后面那个巷子。我真的吓了一跳。”
老法官加重语气，似乎特意对马龙说的：“他叫舍尔曼·普。那是一个黑鬼的名字。我对他没兴趣。但是我倒是想让他给我当个门童，因为我缺帮手。”
“我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眼睛。”马龙说。
“野生小马，”老法官说，“床上出了事。他是被遗弃在圣子升天教堂的弃婴。”
马龙感到老法官有些话外之音，但是他知道对这么个大人物，他是不会向他刨根问底地打听这些八卦话题的。
“杰斯特——刚刚我们正说你，你就来了——”
约翰·杰斯特·克莱恩站在门口，街上的阳光照着他的后背，他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看上去有些柔弱，褐色头发，肤色白皙，让他鼻子上的雀斑像肉桂撒在奶油上似的。阳光让他头发显得红亮亮的，但脸上被照出阴影，他避开阳光，让他红褐色的眼睛躲开太阳直射。杰斯特穿一条蓝色牛仔裤和条纹上衣，袖子被他挽到纤细的胳膊上去。
“趴下，泰吉，”杰斯特说道，他身边的那只狗是一条有斑点的拳师狗，是这城里唯一的一条。它长得非常好斗也很冷酷，马龙每次在街上看到它都有些害怕。
“今天我独奏了，爷爷。”杰斯特的语气里明显因兴奋而提高了调门。然后他看到马龙，于是礼貌地加了一句：“你好，马龙先生！”
回忆和骄傲的泪水，加上酒精的作用一起涌上老法官的双眼，“你独奏啦，宝贝？感觉怎么样？”
杰斯特想了一下：“和我期望的不太一样。我本期望有种孤独和骄傲的感觉，但我想我就是看着我的乐器。我想我只是感到——一种责任。”
“想象一下，马龙，”老法官说，“几个月前这个臭小子刚刚告诉我说他在机场上飞行课。他自己存了钱而且已经安排好了课程。根本没和我商量，就通知我说‘爷爷，我开始上飞行课了。’”法官杵杵杰斯特的大腿，“是不是这样，小宝贝儿？”
杰斯特提起一条长腿靠着另一条腿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该学飞行。”
“现在这些年轻人真是啊！谁给你的权力做出这么闻所未闻的决定？我年轻的时候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你的时代也不会，对吧马龙？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害怕了吧？”
老法官语气里有些悲哀，杰斯特敏捷地把爷爷眼前的酒杯移开藏到角落的架子上。这一举动让马龙看到了，他为老法官感到不平。
“该吃饭啦爷爷，车停在街边。”
老法官拄着拐杖缓缓站起身，那条狗也站起和他一起朝门口走去。“好吧，准备走了，小宝贝儿。”到了门口法官转过身对着马龙说，“别让医生把你吓着，马龙。死亡是个很会耍把戏的家伙，他满袖子筒里都是花招，是个大赌徒。你和我也许一起死呢，也许还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子。”他把自己的脸颊贴在马龙的脸上亲了一下作为告别，然后跨出门去来到街口。
马龙走到店铺前面看着大门，他听到法官和孙子的谈话。“爷爷，以后在外人面前别叫我宝贝儿或者小宝贝之类的，我不喜欢。”
听了这话，马龙开始讨厌杰斯特。他被“外人”这个词刺伤，法官刚刚给他燃起的光芒曾让他温暖，现在却又黯淡下去。以前好客是一种对人真实的，让每个人都觉得是家里人的感觉，即使他只是在烧烤活动中一个普通的成员，也让他感觉是其中一分子。但是现在这种真诚的好客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种隔阂。其实杰斯特才是“外人”——他从来不像一个真正的米兰镇孩子。他高傲，同时过分礼貌。在他的柔弱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他的聪明似乎暗示着一种危险——似乎他让人联想起一把丝绸包裹的刀。
老法官似乎没有听到杰斯特的话。“可怜的马龙，”车门打开时他自言自语，“这消息一定让他受了不小的惊吓。”
马龙赶忙关上前门，回到后面的配药间去了。
现在就他一个人，他坐在摇椅里，手里拿着捣药的碾槌。那个碾槌是灰色的，因为用了很久表面很光滑。这个碾槌是他二十年前自己的药店刚开张时，和其他制药工具一起买回来的。以前这碾槌是属于一个叫格林拉夫先生的——上一次想起他是什么时候了？——是他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被拍卖。这个碾槌也不知道格林拉夫先生用了多长时间？谁又是在他之前拥有这个东西的……碾槌已经很旧了，虽旧但却很结实，马龙甚至想也许这是个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古董。这东西肯定是古老的东西，它还能用多久？马龙觉得这石头碾槌在嘲笑自己。
马龙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好像一阵风吹过来让他浑身发冷，其实没风，他的雪茄冒出的烟都没有动一下。老法官刚才的话，犹如一曲挽歌，让他的害怕得到了缓解。他想起在塞莱若和法官儿子强尼在一起的日子，他不是外人——很多时候他是那里的客人，尤其是打猎季节——有一个晚上他甚至在那里过夜。他和强尼一起睡在一张很大的床上，有四根柱子，早上五点他们两人来到厨房，他还记得打猎前他们吃的早餐的味道：新鲜鱼子酱，热乎乎的烤饼，还有湿漉漉的狗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啊，他和强尼一起打猎好多次，也被邀请到塞莱若好多次，甚至在强尼死的那个圣诞节前一个周日，他也是在那里度过的。老法官的太太蜜西有时候也去那儿，虽然那里多数时候是为了打猎的男人和男孩子们准备的。老法官自己呢，他枪法很糟，几乎每次都一无所获，但是他都把这归咎于天空太大鸟太少。即使是那个时候，塞莱若就有一种神秘的氛围——也许是一个出身贫贱的男孩到了奢华的地方的一种感觉吧！马龙回忆着昔日时光，又想想现在的老法官——他一直是智慧的，有名望的，还有无法治愈的悲伤——他的心和爱一起沉到坟墓里去了，他的忧郁就像教堂里的管风琴奏出来的歌曲。
马龙盯着手中的碾锤，他的眼睛发着光，里面有狂热和恐惧，好像定住了一动不动，没有听见从地下室传来的敲门的声音。在今年春天之前，马龙对于生和死之间的关系节奏是很平淡正常的——就像《圣经》里说的，他经历三十再加十的四十年岁月。但是现在他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死亡状态。他想到小孩子，那么脆弱娇嫩就像珠宝一样，却也会被钉到盖着白绸子的小棺材里去。他想起一位美丽的教唱歌的音乐老师，因为吃炸鱼的时候被一根鱼刺卡住，结果不到一小时就死了。还有强尼，还有米兰城里在“一战”和“二战”中死去的男孩子们。还有谁？他们怎么死的？马龙终于听到了来自地下室的敲门声，原来是只老鼠，上个星期，一只老鼠翻倒了一瓶阿魏镇静剂，结果味道太冲了，清洁工拒绝到地下室去清扫。死亡没有什么节奏可言——只有老鼠啃蚀有节奏，还有腐烂的臭味。而那位美丽的歌唱老师，还有棕色头发年轻的强尼，还有珠宝一样金贵的孩子们，都躺在棺材里变成腐烂的尸体——马龙又看了一眼碾槌，感到一阵恶心和惊讶——因为只有这块石头可以留下来到永远。
门口传来脚步声，把马龙的思绪打断，他突然惊慌失措，连手里的碾槌都掉地上了。那个蓝眼睛的男孩子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在太阳下闪光。马龙又一次注视这双令人眩晕的眼睛，他觉得那眼神似乎非常理解他，感觉到他已经处在死亡边缘。
“我在门口捡到的。”黑孩子说。
马龙的目光由于吃惊又有些模糊，他以为男孩手里拿着海登医生的裁纸刀——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那是一串钥匙，套在银钥匙环上。
“这不是我的。”马龙说。
“我看到老法官和他孙子刚才在这里。也许是他们的。”男孩把钥匙放在桌子上，顺便也把马龙掉在地上的碾槌捡起来递给他。
“谢谢！”马龙说，“我会问问他们是不是丢了钥匙。”
男孩走了，马龙看着他大摇大摆地穿过马路，心里因为厌恶而浑身发冷。
他又坐下来，手里拿着碾槌，他不由得纳闷自己刚才怎么如此激动，他本来是很温和的性格。他心里的爱和恨交织在一起——但是他到底爱什么又恨什么，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他第一次感到死亡离自己很近。但是那种从心底出来的恐惧又不完全是由自己快死了的消息带来的。这种恐惧和现在正在进行的一种什么的事件有关——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这种恐惧会影响他这几个月里将会发生的事情——会持续多久？——还有那个他要盯住的，自己所剩无几的日子。他现在是看着一只钟表，而这只钟表却没有指针。
只有老鼠有节奏。“爸爸，爸爸，救救我！”马龙大声叫起来。但是他的父亲死了好多年了。电话响了，是妻子打过来的。马龙第一次告诉老婆他病了，让她开车过来接他回家。然后他坐在那里等着，抚摸着碾槌，他好像得到一种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