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爱做梦的孩子，一直都是。现实的记忆有时遥远得像宇宙边缘的一粒沙尘，梦境却无比真切地残留在心中。常来入梦的是一条深邃幽长，狭窄逼仄且永远走不到头的迷宫巷子，巷子里总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在我身后发足狂奔，惹我心悸。在无数次逃脱失败之后，我突然来到一片搭有戏台的空地上，数只小老虎身着锦衣，背插旗帜在台上又唱又跳，十分欢乐的样子。我却吓得一身冷汗醒转过来。房间里一片黑暗，只有一架笨重的座式电扇中部闪着幽幽一点蓝光。窗子与门都大大敞开着，阿爸就睡在窗下的竹榻之上，我却仍然十分担心会有小偷经过，从门外进来毫不费力地将我偷走，卖到深山老林给老光棍当媳妇去。这比梦中唱戏的老虎更让我感到恐惧。于是我轻轻地将手一寸一寸地挪向正背对着我睡熟的姆妈身上。调整了数次呼吸之后，我终于鼓足勇气勾住了她长满了老茧的厚实手掌，幸福与安宁的感觉瞬间传遍了全身，我的睡意又如潮水般涌了上来。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迷迷糊糊察觉到姆妈挣脱了我的手，仍旧面朝墙壁十分香甜地睡着。我不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然而“不是亲妈就不能手牵手睡”的念头像根钉子一样钉入了我的脑海中。从此以后，我就在电扇摆头时发出的咿咿呀呀如自行车绞索链咬着钢条的声音与阿爸如雷的鼾声中艰难入睡。在那些睡不着的夜里，我常透过窗子回忆白日的情形。
我们家屋后当真有一条巷子，却并不深，也不窄，我想大大张开手臂做成人字形撑住两边墙壁也不能够。巷子的左边是几间木头房，挨着祠堂的那间原是奶奶的卧室，在新房落成之后也变成了堆放农具与杂物的储物间。祠堂是泥巴地，小鸡小鸭在院子里野够了就到祠堂里来疯，留下一个个湿湿的爪印和白的，黄的屎。可怪的是它们从不在棺材边做这勾当，好像知道那是触碰不得的东西似的。那具黑漆漆的棺材据说已在祠堂角落里竖着放了三十年了，是爷爷将去世时趁着家境尚可事先为奶奶预备下的。果然之后家道中落，贫穷到除了奶奶那一架清末实木雕花大床外别无一件值钱的东西。那床极宽极大，我与三哥还有奶奶三人同睡尚觉得宽敞。四根床柱分立四角螺旋而上，黄铜钩子钩住了床幔子。幔子业已陈旧不堪，有几处还打了补丁，但从那褪了色的图案来看却不难想象出昔日的光彩。整张床离地约有一米高，身量矮小的奶奶必得踩着脚踏方能蹭上床沿。床上不管寒冬或者炎夏，都只铺一层草席；大寒时方在草席下铺一层薄薄的干草以供取暖，并不另设棉褥子。床围四周雕有各式镂空牡丹，精美异常。最有趣的当数左面床板向床中部突出悬空的一排三个箱子，黑漆银拉环，古朴中透着典雅。里面装着奶奶四季衣裳，夏季是天蓝色粗布斜襟七分袖长衫，冬天是天蓝色斜襟棉袄，裤子则清一色为黑色，用绳子当腰带。看她站在灰尘炫舞的窗台下慢悠悠地梳发髻，扣盘花纽扣，真如一位清朝老太太从画片中走了出来。只差一双脚不是小脚。手却小巧玲珑，虽已年过八十，却还自己动手缝缝补补，绝不让人代劳。眼睛不大好使，每每穿针必要唤我。唤了我，却又不着急叫我做事，总拿出珍藏的小点心与我吃。我很愿意为奶奶做事。她总爱笑，一笑露出嘴里仅剩的两颗牙，泪花缀在深深的眼眶里下不来，只好用干枯的手背去擦。她左脚有点跛，常年拄着拐杖在厨房，院子和卧室里来回，姆妈做饭她就坐在炉灶边烧柴，姆妈洗碗她就把剩菜剩饭倒与鸡鸭吃，天一黑，她就要拄着拐杖到院中撅起干巴巴的嘴咕咕咕地将鸡鸭们赶进笼子里，然后门窗紧闭睡觉去了。她说天黑了鬼多，尤其是祠堂，大的小的乌压压的全是鬼。白天她常坐在廊下的青石凳上看阳光在栅栏上移来移去，永远那么一副恬淡释然的模样，我分不清她与岁月哪个更悠长。我喜欢挨着奶奶坐，她瘦瘦的手总是很温柔地摩挲着我的肉掌，冲我笑着，却并不说什么话。什么也不说，我却什么都知道。毕竟我是在摇篮里让她摇大的啊。如果外婆来了，我们家的空气就流动起来了。外婆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笑话，还常常给奶奶捎来她想要的布料、点心与首饰，临走之时，两位亲家自然免不了因为钱的事互相推让一番。
巷子那一溜房子的屋顶全都铺着瓦片，开着天窗，木头已开始朽烂，一副你敢碰我，我就倒給你看的架势。姆妈总不让我去那儿玩，怕房子塌了将我压个粉碎。我却很喜欢这些老式木屋门上爬来爬去的小蜘蛛。指甲盖大小的蜘蛛像极了原木的颜色，如果不仔细观察，是看不见它们如何拼命伸着八条腿从门槛一路爬到门环的姿态，也就无从享受到在它们快要到达终点时用一片树叶轻轻将它们扫落在地，让它们从头来过的乐趣。同样是多足动物，蜈蚣就没这么可爱了。它们总爱在阴凉的砖头下藏着，费劲地掀开一大块砖之后，它们就没命地往前爬，看都不看我一眼，没意思极了。远不如蜘蛛淡定，即使我把胖胖的手指放在它们眼前，它们也绝不惊慌逃跑，而是慢悠悠地绕路前行。它们既明了自己的方向，就绝不因为一个小小的玩笑而改变行程。
巷子的右边是一片断壁残垣。业已坍塌的土墙夹杂着瓦砾堆成了一座小山包，母鸡常躲在那里下蛋，自以为无人知道。山包脚下有一株历史已久的桑树和一枝新移栽的葡萄藤幼苗。我对幼苗毫无兴趣，却欢喜踮起脚尖去够那紫得发黑的桑葚，吃够了桑葚就眯缝着眼睛找天牛。天牛黑中带些小白点，长长的触角像极了美猴王头上的戴的花翎，颤颤巍巍，美轮美奂。天牛常爬得很高，我胆小，不敢上树，便叫与我同龄的青儿和云云一起来捉，其中青儿又比云云身手敏捷，一抓一个准，只可惜她总有做不完的家务，不能常来。捉了天牛就将它关在空火柴盒里。有了天牛我们又想要大金龟子，它们好玩极了。捉了来照例要去向奶奶要一根白线缚在它的一只足上，到了傍晚太阳下山，暑热退尽后，我们就各拿出自己的金龟子，一手拉着针线，一手将金龟子用力往空中一抛，它那两片翅膀就大大地张开了，开始飞翔。为了让它们飞得更高更优雅点，我们扯着线卖力地在院子里绕圈跑着，笑着，仿佛也一道在虚空中划下了什么痕迹。玩累了，就把线收紧，摘一片嫩叶子让它们同天牛一起细细地咀嚼着。经常一片叶子未嚼完，萤火虫已在草丛里四处飞舞。我们便又去赶萤火虫。那星星点点的绿莹莹的光不安分地在各处游走，眼看着要捕到了，却又轻轻飞开，真是爱折磨人的小东西。它们是不怕人的，离了草丛，哪都愿意去，上上下下没个消停时候。它们经常越过围墙来到隔壁金大妈家的场院。我们便绕道跟了过去。只见场院矮墙边三三两两蹲着一群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他们左手手掌大大摊开，稳稳地端着一大海碗稀饭，右手用筷子呼噜噜地拨进喉咙里，掌心里照例还安着一两碟小菜，女人亦然，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练就这副平衡的本领的。女人们大多穿着的确良花衬衫，黑长裤，男人们则汲着一双拖鞋，将打着补丁的裤子挽到膝盖处，裸露着上半身，倒像是争相比较谁比较结实似的。女人们笑着互相交换碟子里的配菜吃，男人们则见缝插针地开上几个黄色笑话，惹得她们吃吃地笑了起来。于是空旷的院子里浮满了活泼轻快的氛围，仿佛今天这一天并不是去后山挖沙太土曝晒了一日，而是从城里赶了集回来一般；又好像吃在口中的并不是清汤寡水的地瓜稀饭，一小撮酱油虾皮，而是泛着油光的红烧肉一般；似乎更忘记了每天挥汗如雨地下地干活，上山挖土，家里依然过得紧巴巴的事实。看到他们那样津津有味地小口小口地咬着稀饭里自家晒干的地瓜干，菜地里拔的几根青菜，我不禁怀疑自己吃的东西是否和他们一样。阿爸的我不知道，他从不参与到这种饭时闲谈中，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厨房吃完，到井边汲一大桶冷水洗澡，然后上天台睡觉。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来出工的。两只肩膀一天不知道要来来回回挑上多少次上百斤的东西，不早点休息可不成。姆妈却常跟左邻右舍一道吃晚饭，说说笑笑，我踮起脚尖看过，一样一样，就是我最讨厌的稀饭！吃完就饿的稀饭！苦到心头的菜杆子！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上一碗干饭。每天玩得浑身脏兮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厨房去问姆妈：“今天吃什么？”如果姆妈回答说“稀饭！”，我的嘴便嘟到鼻子尖，唉声叹气个没完。如果说是干饭，则一跃蹦起三丈高，哼着小曲，踮着脚尖四处走，快乐得好像挖到了宝藏。如果说是面条，照例是要哭的，我讨厌吃碱水面，没来由，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于是阿爸就会偷偷地另拿一个笊篱在面条汤中下半片细粉干，我就不哭了，我知道这是我的独家待遇，三个哥哥都没有的。就像过年时吃猪蹄我只吃其中瘦的部分，吃鸭肉只吃鸭脖子。哥哥们不能挑食，否则会挨揍。阿爸揍人可狠了，不是用扁担就是用门阀，下手且重。有次三哥逃学打弹珠赢纸牌，老师来家告状，阿爸脸上挂不住，将他打了个臭死。又有一次，三哥打了我一巴掌，我也去告状，阿爸又胖揍了他一顿。打那时起，他再不敢打我，骂也不怎么骂了，只是爱使唤我做这做那。放羊无聊就带上我一起，先哄着我将地瓜埋在草木灰里烤着吃了，然后就让我帮他盯着羊。他自脱光了上下衣裳，去小溪边独木桥上纵身一跃，跃进深深的溪潭里玩开了。又或者橘子红时，带上我一道躲在草房子里看守桔园，防止馋嘴娃来摘。其实摘点倒无所谓，最怕半大不小的孩子来捣蛋，吃一瓣丢一个，可惜了。我们守了好几天，始终也没见到小偷。天青青的，月色朦朦，虫鸣微微，我倒睡了几场没有噩梦的觉。终于到了摘桔子的日子，我既不敢上梯子，姆妈也怕我被剪刀割到手，于是我就提了个小篮子在成片的桔林里穿梭，捡那些掉落在地尚未腐烂的，捡着捡着就坐在树下吃了起来。土地软软的，树干温温的，远处群山追赶着白云，近处金黄点缀着深绿，风一阵阵缓缓地拨动着椭圆形的桔叶，奏起了清丽之音。桔皮浓郁的香味弥漫开来，不像是人摘桔，倒像是桔养人了。奶奶腿脚不灵便，只在家里帮忙，一楼最大的一个房间满地都是橘子，她负责将橘子按大小分类，不日就有批发商来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来成车成车地拉走。这是我们七口之家一年最主要的收入，是全家人赖以存活的命脉。那些个大色红品相漂亮的方能卖个好价钱，于是装筐的时候只把小的放底下，大的放上面。但是最大最甜的批发商永远都收不到，因为它们早在第一时间就被奶奶用蓝布衣裳兜着，悄悄地藏到了她房间的储藏柜里。等橘子发落完了，才偷偷将我叫到房中，宝贝似的拿出一个又一个红彤彤的大甜橘来，亲手剥了叫我吃。我分她，她摆摆手不要，抿了嘴坐在床沿边乐。奶奶待我这样好，我就常想着说些甜甜的话来哄她，结果她重听，往往我说“阿妈，我最喜欢你了。”她回我“是啊，快到中午了，该去做饭了。”真叫我无可如何。有时卖鱼丸的挑着担子沿村叫卖，她听得倒且是真，赶忙从里衣口袋里抖抖索索掏出一张钞票来，叫我拿上碗去买一碗来。一碗五个，大如乒乓球，白滋滋，圆滚滚地在撒了葱花，炸蒜末的汤里浮着，咬上一口，肉汁顺着嘴角流出来，牙齿忙着咀嚼弹性十足的鱼丸皮，舌头却伸出嘴外去舔那试图逃跑的汁水，真是有些顾不过来呢。
我说：“阿妈，你也吃！”
她笑了笑，拖着脚进到自己房间里拿出碗与勺来舀了一个，两颗牙吃得倒是香！一时，我俩都吃完抹嘴了，奶奶伏在我耳边说：“别跟三妹说。”她管我姆妈叫三妹。因为姆妈在娘家排行第三。有时她也跟我告状，说姆妈坏，凶她，骂她。天知道，有时候她的耳朵真是糟糕得很，不大声吼她确实听不见哪。因为她已经八十好几，姆妈便不让她去祠堂赶鸭子进笼，滑溜溜的泥土地分分钟都有摔倒的危险，她却闲不住，总要去，于是确实常被骂。我说了她也不听。阿爸脾气虽坏，对奶奶却总是没一句说辞。母子俩也并不怎么交流，都在安静地尽自己那一份职责。只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阿爸和姆妈大打出手，奶奶颤颤巍巍地去拉架，阿爸错手将她也打了一板子。次日外婆得了风声来，用极平常温柔的口气将阿爸教育了一顿，说：“我家三妹十六岁嫁给你，你家是有什么？现在给你带大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你倒打她！我跟你阿叔结婚二十几年，他没敢对我说一句重话！这事我知道就算了，让你阿叔知道，你看他骂人不骂！他最疼的就是三妹。你真敢下得了手！你要就好好过，不要我就把她带回家！再说了，亲家母这么大年龄，你也动手？阿成啊阿成，你这样这可不是我认识的阿成。”外婆说的叔指的是外公。因为外婆带着与前两任过世丈夫所生的三个女儿嫁给外公，所以家中不管儿辈孙辈都只唤他做阿叔。阿叔性烈，好骂人，是匹没笼嘴的马。只有外婆降服得了他。阿爸听了外婆这一番话，又羞又愧，低了头，唉声叹气，频频认错。打那以后，只有他被姆妈骂得狗血淋头的份儿，再没他打人的事。
我从来没挨过揍，甚至没挨过骂。这让我感觉有些不安。仿佛不被骂上几句，挨上几棍子就不是真正的一家人。因为青儿和云云也都是抱来的，她们却同别的亲生孩子一样经常挨骂。尤其是青儿，独女，她妈妈不但骂她，还打她。她妈生得极美，一头瀑布似的长发垂至腰间，好像一匹上好的黑色绸缎，性子却急，常挂在嘴边的是，“青儿，你死到哪去了？”一听到这声音，青儿不管是在跟我们下河摸虾，还是在池塘里捡田螺，都丢下家伙事飞快地往家跑。青儿只比我大半岁，已经能打满满一桶的水，洗全家人的衣服，而我还不敢往井里多看一分钟。奶奶瘦得像风中的落叶，尚能打半桶水，我的手拽着绳子却只觉得生疼，水桶本身的重量都像是要把我一起拽下那二十米深渊似的，更别提桶里还有水了！可是水桶咻咻咻地迅速往下落，砰一声撞击水面，溅起一片雪白的声音是多么清脆，令人陶醉。为了听一听这个声音，我常偷偷一个人站在井边，把空桶垂至井底，然后把桶稍稍往下放一些些，汲一桶底的水，咬着牙关，两手轮换着拉扯绳子将水打上来。因为中途好几次碰到井壁，不多的水又洒出来一些，待它落地时只剩下盈盈一掬了。一掬就一掬吧，我美美地喝上一口，只觉得清凉舒适，回味甘甜。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烧饭，洗菜，洗衣服，喂猪，浇花全靠它。
我最爱看阿爸挑水。扁担的两头用粗尼龙绳拴着的水桶里满满的全是水，将扁担压得弯弯的，我真担心它会啪一声断了，便不断地问：“阿爸，这么重你挑得动吗？太多了吧？”阿爸咧开嘴笑了，骄傲地说：“轻得很！”于是踩着坚定的步子从井边慢慢走向厨房，两只沉甸甸的水桶颇有韵律地上下摆动，有些些水花洒了出来，我赶紧跟在身后伸长了脚接着，多好，一边走路一边洗脚真是太好玩了！到了厨房，阿爸弯下腰，似乎不怎么费力就将水桶拦腰抱起，哗一声巨浪从天而下，落进了新砌好的水缸里。水缸内侧是水泥，外侧铺着瓷砖，上面是红绿相间的鱼戏莲叶间图案。水缸又大又深，阿爸得来回四次方能将水缸装满，而我就得洗上四次脚，夸上四遍阿爸你好有力气！阿爸的眼睛里闪亮亮的，就像他两颗金色门牙。我对他的两颗门牙也感到好奇，有一次还伸手摸了摸，是硬的，不是裹着金色糖果纸的软糖。我似懂非懂地听阿爸说他换牙的事，一边听，一边帮他把背上晒脱了的死皮揪下来。我慢慢地，慢慢地一点点揪，胆战心惊地问疼不疼，疼不疼，阿爸又笑了，说这有什么疼的，你使劲揪！这点痛算什么！我一次能挑两百斤的东西呢！虽然他这么说，我还是觉得害怕，仍然揪得十分缓慢。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只傻兮兮地笑着。这样的笑容在我们家新米打下来，送去碾坊的路上我也曾见到过很多次。他光溜溜的扁担挑着两麻袋新米，其中一袋上还挂着一个我。我们父女俩就以如此招摇的方式从家里沿着村子唯一一条大路，经过千年古榕树，一步一步来到碾坊。沿途上不管谁见了都要停下来说一句：“哎呀，重不重呀！你阿爸太宠你了！真是三哥一妹，金珠宝贝！”我一概不理，专心致志地坐在麻袋上，双手紧紧抱着粗绳，生怕晃悠之间摔了下来。碾坊老板是开杂货铺的驼背佬，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个大金戒指，他轻度智障老婆已接连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他又得意又失落。见了我，他眼睛笑得没条缝儿，饶有兴致地问道：“阿菊，你是哪里人？”
“瑶村人。”
“胡说！你哪里是瑶村人，你是白马村的，快回白马村去！”
他一本正经的模样让我很惶恐，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都是白马村的。我妈妈是姆妈的妹妹。但是我不是满月就来到这里了吗？我不是一直吃着这里的井水，踩着这里的土路，吹着这里的风长大的吗？我怎么就不是瑶村人了呢？他说我是白马村的，可是白马村的父母不要我了不是吗？我去白马村也只是去外婆家。我喜欢外公外婆，但那里不是我的家啊。我急得要哭出来。抿紧了嘴唇，小脸憋得通红，不安地搓着我稀稀黄黄的辫子梢。
阿爸就对驼背佬说：“别说了，要哭了！”
驼背佬开心地笑了，捏了下我的鼻子，说：“看你阿爸多疼你！”
我转过头不去理他，沉浸在自己的忧伤之中，都忘了看稻粒是怎样在机器突突突声中脱去金黄色硬壳变成一片晶莹雪白的。只记得谷粒脱尽盔甲之后，我又在晃晃悠悠的步调中到了家。我的心在这摇摆起伏中获得了安宁。这一年我七岁。
七岁这年我学会了自己扎辫子，姆妈逢人就说。我得意极了。我想要一朵红花的心情远远超过了对干饭和锅边糊的渴望。但是我们家因为盖新房欠了好大一笔钱，为了还债，大哥二哥都离开家乡打工去了，所以穷得连一朵花都买不起。我很难过，却不敢说出口。我知道自己没有姆妈就会死在偏僻小渔村那张腥腥的床上，即使不死，只怕嘴巴也早已哭烂了。外婆每次来都要同邻居们说起当时她是如何不放心到那儿看看，结果发现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得嘴唇发紫，外公气得直骂娘，勒令马上把我抱回家。她用草药洗了又洗，擦了又擦，奶粉都是用小勺一口一口喂，这才慢慢好了。好了以后自然不能再把我送到那对因生不出孩子收养我这个超生儿，又因生计不得不把我一个人丢家里而自己外出捕鱼的渔民夫妇那儿。却也不能在家养着，计划生育办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有个限度，如果遭人举报，妈妈就得去结扎。结扎了就再也不能要儿子了。兜来转去还是来问我姆妈，姆妈当时家里土房三间，儿子三个，最小的一个只比我大六岁，真正家徒四壁，举步维艰，却又不忍心见我再度被送养，咬牙承应下来。这一养就是七年，七年来靠着阿爸那双粗糙大手种下的粮食，脱了皮的肩膀抬土扬沙挣的钱养大了我，家里有什么都尽可着我，我又爱生病，小时三天两头跑医院，一病只是哭，姆妈下了工回来来不及洗澡吃饭就得抱我，哄我，说是历尽千辛万苦也并不夸张，我哪敢再说什么要花要草的话！阿爸仿佛知道我的心思。有一天，天已黑尽，阿爸下工回来，挥着大手将我悄悄地叫到了厨房里，神秘兮兮地说有个东西要给我。
“什么东西？”我脑补了十几样我最渴望的宝贝。
“是项链。”阿爸张大嘴憨憨地笑了起来，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色尼龙细绳做成的一个圈。真有些像项链，还是金项链！
我高兴极了，立马要他为我戴上。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捡来的！去城里做小工，看见一个人买了东西以后把包装扔地上，他看到金亮亮的光就跑过去，一看，这不就是我最喜欢的项链吗？赶紧捡了回来。
我戴着我的金项链不停地照镜子，左转右转，欢喜了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