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钥匙历史的钥匙
朱伦 史零
历史常常是现实的钥匙，任你把真情如何的藏在保险箱里，加上几重金锁，外贴封条，但瞒不过读史的人。过去的事实，稍微一留神，便不禁哑然失笑，从谜里谎里跳脱出来了。
随便举一个例子吧：东汉赤眉军兴，王莽派兵剿除，史称：“（王匡、廉丹东）合将锐士十馀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从这不加粉饰的几句民谣中，不但看到当时人民痛恨官家军队之深；且可对照史家所釆朝报作个反面的考察：因为在正史上，我们惯于看到的是王师浩荡，秋毫无犯，平定贼寇，市民不惊等等如荼如锦的美妙文章。并且说赤眉杀人无厌，献忠李闯杀人如麻；甚之于还伪造出黄巢作反，祥梅寺里开刀，好似天生杀星专来人间过杀人瘾一样的。然而，读此数句，才知道伪造事实的是谁，骗人撒谎的是谁，世间真实的消息，是不容盖抹的。
赤眉，黄巾，黄巢，李闯，献忠之流，在皇家的瞳孔里，以其动摇统治政权，目之为贼，称之为寇，给他们假造出许多罪名罪行，把自己的罪恶加在别人的头上，其实他们为虐政所迫，无以为生，铤而走险，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纪律。皇家欲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故不惜倒行逆施，颠倒黑白，千古一辙，往往如斯，可是谁也想不到在历史缝里，却透出了这点秘密的。
皇家如何，贼寇怎么，固然我们也不必沾滞的去用口舌来争论，但从这里可以打破一个谜，就是：宁信民谣，别听那些官家官报的堂皇公告，庶可免除上当受骗哩。
唐明皇的幸与不幸
朱伦
最近黎东方教授在讲说“三国”之后，又在讲说“唐明皇”，因为看到海报过迟，未及亲聆高论，颇引以为憾；不过，对唐明皇这位圣明之主，也是素所钦佩的，所以忍不住的在黎教授讲说之后，也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中国帝王之中，我觉到最值得尊崇赞仰的，没有过于唐明皇的。他在执政初期，被称为开元之治，有杜如晦等为他支撑着场面，也算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页，及至晚年，拥有“杨梅”二妃，欣赏着她们的舞姿美态，享着人间的艳福；有时自己也打打边鼓，扮扮小丑，更不失为名票友，浪荡君王。后来虽因“安史之乱”，博得一个千乘万骑西南行的结果，然而峨嵋山到底是中国名胜，借此逍遥一番，不但比现在的波兰流亡政府，未出自己的国境，来的漂亮冠冕，而且胡儿禄山的大兵不再前进，也用不到抱头鼠窜，再向昆仑山帕米尔高原逃难，可以安定下来以坐待恢复之机，以便回銮。有人说皇帝总是有福分的，从唐明皇身上看，好像真有天保佑似的。
后来安禄山是怎样失败的，我们倒不必管他，可是安禄山的失败，就是唐明皇的胜利。这种逻辑，据说是天经地义，而唐明皇也未曾红脸。这以逃亡而胜，以等待而胜，你说不又是他的福气吗？在历史上我们这位以逸待劳的福王，真可以说开了古今中外的前辙的。
以后，他便铺张扬厉准备驾返长安，自己胜利了，当然可以无惭的用不到切腹自杀；还算好，也没好意思的抢到即位灵武的肃宗的前边；盖因为他步步设防，最后一着，当太上皇更是君上之君，皇上之皇了，也是说不出的幸事的！
可是，当了太上皇之后，住峨嵋总是鞭长莫及，布置善后大计到底有些麻烦。太上皇虽然是不费吹灰之力博得了胜利，但事实上却成了泄了气的卵泡，空洞洞的了，结果只有追想“梅杨”二妃，抚股而暗中痛楚的，这又不能不说是他幸中的大不幸吧！
然而，我对于唐明皇这位天祐圣主，总是仰望崇敬的，尤其是在这等地方，叩之专家黎东方教授，大约也应无异吧！
太监政治举例
朱伦 史零
明朝宦官魏忠贤专权，朝廷宵小，争趋附之，结成羽翼。当时文臣有崔呈秀等，谓之“五虎”，武臣田尔耕等，谓之“五彪”，又有尚书周应秋等，谓之“十狗”，此外更有群小结成的“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自京中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阉党，宦官爪牙满布天下，而天下人民在这种政治之下，自然就几无噍类了。同时，魏阉的生祠遍于各地，许多狐群狗党，还倡议把他配享孔庙，硬要把生殖器崇拜以下的丑态，传播到全国，那末这种政治还有甚么可说呢？
不过，这还只是一面，他们的党羽除了抬高宦官之外，还会陷诬正人：当时崔呈秀所造的“同志录”，鼓上蚤汪文言，地煞星七十二人，符合朱武时迁等地煞之数。到了阮大铖，进一步的又造出了“百官图”，详叙了何人该杀，何人该逐，按名杀害，几无幸免。……这些，又正说明了宦官政治下的另一种的摆布。
宦官为甚么有这样大权柄？为甚么有人供奉，有人依附，造成了阉党势力？实在说还因为统治者需要这批不男不女在人性上割势了的家伙，这不单是为了恐惧秽乱宫闱而畜养着他们，他们既已献身，又会善伺主意，更不惜用出阴贼阴狠的手段，就不怕当皇帝的不亲之近之，视为贴身的政权的忠实的拥护者了。在皇帝的心里，把这些不干不净，又干又净的货色抬高起来，他们那变态性格实在说也配了变态政治的胃口，以之防止天下善类，以之剪除那些为国家为天下着想而不专替皇帝私人利益打算的正人君子，这就叫做巩固皇权；可是这末一来，皇权就阉割成宦权了，皇权政治也就去势成为宦权政治了。诸葛亮在《出师表》上暗指着黄皓向阿斗说的：“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话固然说的不错，但他还是没有彻底的懂得做皇帝的心理哩。
因为皇帝把阉宦引为同调，视为知心；于是天下之崇拜皇权的奴才们，又焉得不自下蚕室，或连下蚕室都不必要的，甘为太监做干儿的义子，借以接近御座。于是阉权逐步扩大，太监势力与皇帝势力合而为一，政治便呜呼哉了！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阉宦政治也只是指的某种政治形态而言，其实没有太监的时代，还不是一样吗！
贪污政策发微
东郭迪吉
造成贪污政治固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最奇怪的，则莫如自污政策，而转向于贪污，这真是“禁止做好，只有做坏”，然后上安下快，天下于是乎太平矣。
《史记·萧相国（何）世家》云：“客有说相国曰：‘……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悦，上罢布军归，民遮道行言，相国强卖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
从这段记载上透露出历史上的两点秘密：第一，有权有势的豪家可以任意强夺民间田宅，执政者便是破坏行政的主犯，这是谁都看的清楚的事。其次，在举世滔滔，尽是贪污之辈，你如果翘然特出，要想做官是站不住脚的；而所谓“上”者对于部下殖产自肥，便以无大志而放心了，也是皇家心理，做官诀窍的。
固然也有不少贪污之徒假装着自怨自艾的号于人曰：“大家这样，那能独清？如果标奇立异，不但站不住脚，难免灾祸临头哩。”这不免是烟幕弹，嘴巴上的撇清，事实上的骗鬼。
但如萧何之事，世上又何曾少。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于是皇帝担心，百官侧目，你和我们背道而驰，便是另有想法，别有所图。“另”“别”之间，就是不利于朕，不利于朕，难免有叛逆之嫌，这可使“上”芒刺在背，昼夜不安了。何若饣甫其糟者歠其酾，掘其泥而扬其波，讨得皇帝叫一声乖乖儿，自己也如坦道驰马，日可利市万倍呢。从这里引伸下去，人民望官清，皇帝望官浊，盖有至理存在的。
其实，再推广开去，历史而下类此者甚多，又岂但贪污一端为然。金殿銮脚好人少，帝王政治之破产，也就在这里注定了的哩。
谈秦桧恶行
朱伦
秦桧之恶，人尽皆知为杀害岳飞，为排除忠义之士，以遂其主和的奸谋；而在当其主政之时，另一些罪恶，却多不为一般人所悉，如不为之介绍出来，则似乎对这样一个人尚未勾勒完全。要知全貌，下文倒是一个很好参考。
史载：“（桧）性阴险深阻。如崖阱不可测。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辩。但以一二语倾挤之。俾帝自怒。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凡无罪可状者。则曰‘立党沽名’。曰‘讪谤’。曰‘指斥’。甚则曰‘有无君心’。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官。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晚年残忍尤甚。屡兴大狱。察事之卒。布满京城。稍议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专务罗织。执政惟取备员。甫入辄出。立久任之说。土淹滞失职。有十年不调者。然附之则立与擢用。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
根据这些，已绝够使人恐怖的了，言路封闭，生路断绝，侦骑四布。暗探盈国，人民在他高压政权之下，想不但噤若寒蝉，且早已堕入人间地狱，无可幸免。至于开门受赂，富敌于国，无人敢问，那不又是当然的吗！
或者曰：桧为民族罪人，似可概括一切。其实，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是分不开的。在民族问题上是卖国贼的人未有不虐待人民的，同时，对人民欺骗高压者，他在民族问题上，亦必然只顾个人利益，不为国家着想。说秦桧是民族罪人，同时也是虐待人民的公敌，大约不是故意加重他的罪名罢。
呜呼，思风波亭之冤狱，读罗织虐杀之史文，即后世今日，有不欲生吞贼肉者，盖无是理罢！
论秦桧禁野史
迪吉 陈之骥
南宋高宗，从秦桧之请，初禁野史；后又从郎林机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窥伺朝廷，作为私史，以售其邪说，请禁绝之。”复下诏申禁之。这是南渡小朝廷禁野史的一回事。
我们知道秦桧自奉金人指使回到中原之后，拼命做他那内溃工作，力主变相投降甘居附庸的和议，杀害流贬自主图存的抗金力量无所不用其极。想那时候，所谓“国史”也者，当然早变成了贼桧的扬声筒、代言机关，极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不会再有而且不允许再有董狐、司马迁等人的直笔史家存在的地位。然而民间总有一付公正的天枰，事实不容歪曲，欺骗盖抹不了每一个人的眼睛。史遗而求诸野，正因为朝廷之外还能找得出真实的史底，和无私的舆论。民间向背从违的记载，是根据了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就凭了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正义所动于心而发的，不是谁两手所能掩饰得了的，更不是谁金钱威力所能收买压抑得下的。这样，就会揭发出魔术毯子里的实象，就会泄露出藏匿不住的奸诡行为，那自然是对宋天子秦相爷不利的。于是你请，我干，再使唤奴厮走狗敲着边鼓，那末，禁，野史非禁不可！
关于这事，周静轩以为：“史者，公天下后世之是非者也。岂以一人之私，而能灭众人之公论哉？贼桧掩藏其恶之不暇，亦愚矣。”吕东莱亦以为：“公是公非，举天下莫之能移焉。”这些卓见都足以击中贼桧的要害；公是公非，到底存在，伪造假装挡不了真实，真实也不能涂色着漆，这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不过要说贼桧“亦愚矣”，我却有点不大敢同意。他既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能移假作真，不惜把国史也都变成了私利的记录，且必能装点的冠冕堂皇。如民间野史尚存，人总要对照一下子，那就不但骗不了当时，怕连后世也都不会有人上当的，所以非消灭野史不可。他明白之至，又何尝愚呢！但正从这一点上，也证明了他对野史的畏惧。野史像镜子，会照的妖魔现形；像禹鼎，会铸出了奸恶的实象；他禁野史，也正是十分的怕野史呢。
至于他禁得了禁不了，那我想除非把普天下主持公道的人的心剖尽，把普天下人的眼睛耳朵全都挖去割掉。野史却是禁不绝的。
要怕，只要自己莫为，除此都是无济于事的。
可是，因为他禁野史，更使人特别感到野史的可贵，从禁里透出一个秘密来，就是：要得到事实真相，还是来读野史吧。
还得谈秦桧
朱伦
从历史上看每一时代的政治舞台，一方面好似在不断的变着，一批角色上来，一批角色下去，连布景、砌末都跟着移上挪下的；可是再仔细的考察一下，上来下去，都还是在一个舞台上，扮花面也好，扮小丑也好，还不离那批演员。所以戏是戏，戏的现实，总带有迷惑性的。
这里最明显例子，莫如宋代之南渡与秦桧的当权。南渡打着恢复的招牌，其实赵构之与徽钦二宗，其昏乱荒唐，有过之无不及。招牌虽然由汴梁搬到江南，考其所为，实质上并没甚么变更，任用秦桧一事，是最好的反映。
秦桧从金国回来，我们且不说他是放回来的，还是逃回来的，甚至于也不妨做一个梦认定是金朝力蹙势穷，来一个所谓“浪子回头”也好，——但居然有范宗尹、李回之流力保其忠，赵构便亲之信之，付以大权。事先事后，不加考察，这就是耐人寻味的事。
老实讲秦桧之与金，设谋效忠，连他老婆的裤带都献给四太子的；后来回来，虽不必与墨索里尼一般枪毙示众，但起码也应该和贝当、赖伐尔之流一样，来一个切实审讯才对。这些手续似乎在国难期间一概从简了，那末他便由头号汉奸、卖国敌探，一变而为当朝一品的相爷了。这在他好似是变着，而所谓大宋政治也者，还是继续糜烂着，又那里曾变呢？
有人说秦桧在最初也曾主战过的。其实这又何足为怪，眼前的例子如周佛海之流，还不是曾说过不少的漂亮话的吗，又何碍后来当汉奸呢。刘豫不幸，被杨沂中大军消灭，张邦昌后来也取消帝号回来了，不过他因为与四太子之关系，还未至连老婆的裤带都解给他的程度，可也不失为“降敌救国”之苦心，就不能不由“姑念……”而把他曲原了的。从这里想下去，秦桧后来之当权，就不无原因了。
至于赵构对秦桧引为亲信，还有一个道理，用秦桧固然为了同金国保持一个神秘关系；同时，秦桧用，而李纲贬，岳飞死，连曾经附和过秦相爷的张浚也不得免，这就在于恢复力量之茁长总是有妨于南渡小朝廷的淫乱政权的。为了维持赵构的淫乱政权，就不能不以消除他们为第一，而对金为第二了。秦桧能做到这点，那末即使他不翻归来，我想赵构要也和他勾勾搭搭，把他招回来的呀！
“莫须有”考证“
陈之骥
读宋史秦桧矫诏下岳飞于大理寺狱，坐系两月，无可证者。韩世忠心不平，诣桧问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对“莫须有”三字，究有怎么深意，而下何以与“何以服天下”相联系，常以为从这中间必可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以证明秦桧陷岳飞除了表面上人人所能见之理由外，恐怕还有说不出隐情存在的。
秦桧为天下之大奸慝，以金人第五纵队的领班，握持南渡小朝廷的大权，杀一岳飞亦指顾之际。飞虽武功震烁一时，但到底一将而已，要说罪名，阻挠和议，还不是异常明显的事，何须与张俊搜求证据，更不必诱王贵、王俊，从张宪、岳云身上兜一个大圈子，归到岳飞，才能构造罪案呢。而况既称之为“莫须有”，也不必费此工夫费此大力了。“莫须有”既可定罪，“莫须有”即能杀人，其对世忠语，若非失于检点，便是故意以哑谜作答，而不使表露内心者，世忠之以“服天下”对，盖亦仅对此语而发，所以三个字里边就有很多的文章了。
过去论此事者，大都只就表面和议问题而发，自然和议为桧之素志，然而使赵构真有恢复之念，当早从李纲谏言，未必南幸；故土收复，地盘扩大，未尝不是赵构所愿者，只以徽钦回銮，三个皇帝，如何处理。唐玄宗幸蜀，肃宗即位灵武，以号召天下讨贼，天公地道之事，然而以后还有驱玄宗于西内，足征其辗辗不安之态，构明于此，故不惜引桧为心腹，宁愿向大金称侄称儿，却不愿本国人民脱离外族的羁绊，这并非诛心之论，循其事迹确是如此，许多史论家亦多指出这点，但我从秦桧——构的灵魂——的行动上，从“莫须有”三字上，加以推敲，深觉还有深于此的。
因不愿徽钦回銮，才不惜放弃恢复大计，如果果按着家天下的道理来说，还是他们赵家父子的事。读史如果得间，秦桧拍卖国土，赵构热中皇位，一个是当了外族的经纪人，一个是连自己的父兄亲族都不顾，那末对于本国人民，对于外姓力量，当然更排挤之不厌其尽了，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的来源，如果从这里探求线索，大约还有深于和议以外的吧。
据宋史所载岳飞除对金战功之外其最主要之事迹，还在于号召民间恢复力量，他曾遣牛皋、杨再兴、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朱仙镇大捷之后，更使梁兴会太行忠义、两河豪杰，败金人于垣曲。至于两河豪杰李通等众帅归飞中原，尽磁、相、泽、潞、晋、绛、纷、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岳军会。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皆足见当时情形，所谓中原义军，所谓忠义社，太行忠义、两河豪杰，自然不是大宋皇帝赵构所任命的将帅——毫无问题是民间恢复力量了。民间力量一起，就不能不使秦丞相、赵官儿感到头痛，这又不止成了绊脚丝，对和议添加许多麻烦，且这些单纯的只知为国家着想为人民着想的人物，未必会能眼看着他们君臣勾通一气，为所欲为的。
况在赵构心目中，这些势力之抬头，无论在和在战，在今天，在将来，都是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更甚于徽钦之安然回国吧，因为民间力量的长成势逼着就要走上战的一途，那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想法，赵构筭盘是一向如此的，战而获胜，他更会兢兢然，深恐自己的政权发生摇动，皇位坐不稳当，想到将来去扑灭的困难，也就不能不在扰扰攘攘的时候，摧毁着他，不让他成长之为愈了。另外的事实，更可从侧面证明，终赵构之世，去李纲、张俊，秦桧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召张俊、杨沂中班师，罢韩世忠，连朝廷将帅都不能容，更无论民间力量了。所以说桧构杀岳飞，是杀害了恢复力量，同时更是杀害了民间力量的胚育的萌芽的。自然，在桧构之引为自得的，怕还不只在死一岳飞而已，对民间恢复种子，迎头捶击，断草除根，用不到兴师动众，措自己皇位相位如磐石之安，谁说桧构没有他们的心计呢。
根据这些事迹，我们不难找出“莫须有”三字的注脚了。所谓“莫须有”，并不作不必有罪案解，而是心里的话，嘴巴上说不出口。只要有这些事实横竖彼此明白，罪案有没有还不是一样吗？又何必论岳云致书张宪之有无，张宪措置使飞还军之确否呢？故韩世忠以“何以服天下”作愤愤然的答语，“天下”二字怕也是针锋相对，直刺着贼桧贼构的心肝。
有人以为岳飞未尝如我所论者，他们曾剿平过曹成，诛灭过杨么，只看忠义社、太行忠义、两河豪杰怕难免不仅着重于一面。然而曹成部下尽皆归飞，杨么更是显然与刘豫有所勾结，秦桧分明奉金命而来，前此之张邦昌虽曾在金人卵翼之下僭号称帝，只以迎构有功，亦终不失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刘豫如不为金所废，和议局成，又难保不摇身一变即成当朝要角。而杨么更未必不因与豫有关，而为剿灭忠义社、太行忠义、两河豪杰之前部先锋呢。桧，构，邦昌，刘豫，固在一条线上，飞之平么，如从这边着想，盖又未必无因也。
更有人说：如此论“莫须有”，难免舍和议之道，而求揣度之远，颇近于附会歪曲。桧、构、岳飞以及民间恢复力量，事载于史，铁证如山，难道我真的会以桧构伎俩反加其身，也以“莫须有”来硬造他们的罪案吗？
陈东之死
东郭迪吉 陈之骥
南北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的时期。一方面金人侵略无厌，虏去徽钦二宗，掠取北方土地，逼迫了康王构跑江南，建立了偏安的小朝廷。同时，国内苛捐杂税，以及额外的搜刮，使得民不聊生，只就花石纲一端，即可见搜刮民膏的厉害。而为国内外混乱之枢纽的，又有和议之举，更使天下骚然，民情悲愤，难以抑压。那时候，人民关心国是，上书请愿，甚至形成群众运动，时有所闻。这中间，陈东大约成了一个中坚。就史书所载，陈东前后上书，凡七次之多：
一为请诛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六贼。
一为童贯挟徽宗东行，请追贯还，正典刑。
一为金人迫京师，又请诛六贼。
一为请复李纲、斥李邦彦等。
一为又请诛蔡京。
一为乞留李纲而罢黄潜善、汪伯彦。
一为请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振士气，车驾归京师，勿幸金陵。
这中间请诛六贼，请复李纲，皆率太学诸生为之，尤以请复李纲一举，率千馀人上书宣德门，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结果，使朝廷亦不能不服从舆情，复纲右丞，充京城四壁防御使。这种精神，不独看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不屈不挠的态度，而且说明了人民关心国家局势的热烈。
我们考察这种正义培植起来的原因，不能不归功于王荆公变法时，思以学校养士，竭力扩充学额的远见。太学生人数增多了，于是政治运动的风气也自然而然的提高。可是朝廷对此无一贯的政策，在敌人来时，一筹莫展，便开放言论，或者俯从舆论；而一朝敌退，即使不便直说禁闭言路，但无形的却又加了束缚限制。故当时曾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语。于是为陈东者，虽能在危急中，掀起了震动一时的壮举，但宋朝总有门开的时候，那些权奸们就不会轻轻的让他如此嚣张而妨碍他们害民误国的举动的。所以，结果陈东还是遭忌被杀的。
陈东的最后一次上书，是请高宗亲征，以还二圣。人家正在偏安自得，他偏以不入耳之言进，就无怪乎黄潜善以语激帝，并恫吓之曰：“若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如是为了镇压民间舆论，为了消灭群众的行动，而陈东就不能不作为牺牲了。这也就证明了朝廷之一时服从舆情，不过迫于势耳，他会给你记上账簿，必有决心杀害之一日。这样，陈东焉得不死！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陈东死时，毫无畏惧。食已，如厕。吏有难色，东笑曰：“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正义所在，能使超脱于生死观念之外。敢言就不怕死，权奸之刀虽利，难道真能以杀来消灭人间正义吗？所以说，陈东虽死，而正义又何尝泯灭呢？
谈明初文字狱
东郭迪吉
“文字狱”最利害的，谁都知道是清朝，从顺治康熙以至雍正绵亘数朝，屡出不穷，自然这是为了压制汉族而设的罗网，中间是含着民族问题的。可是明朝朱元璋洪武皇帝扫除蒙古侵略力量，登基以来，这类文字狱也不在少数，且有据可考之事实发生，倒是出于汉族人本身，无关民族问题了。从这里看起来，文字狱只要你是统治者，就会有一套利害，那里还在乎同族异类呢。
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云：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误吗？）杀人。亦已不少。
并且他引用《朝野异闻录》：当时三司卫所进各地贺表，表中凡有作“则”，睿性“生知”，遥瞻“帝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天下“有道”等字样，被诛戮者十馀处二三十人；而且我们这位赋有天纵，能通文义的汉族皇帝还加了不少解释，把他们罗织成罪名，就原书所载，洪武皇帝的圣意：
……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髠”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除此，又引《闲中今古录》载：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者则薙发也；则字则近贼也。”遂斩之。
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根据这些事实，固然我们可以看出那些上表的上谢恩诗的人们，是求荣反辱，拍马屁拍在马蹄子上；然我们这位能通文义的皇帝，实在太高深了，反而表现的他胸无点墨，还硬要冒充懂文义，那真使这些因文字狱而被害的，死后还是啼笑皆非哩。
我们再深一步追求一下，他为甚那末怕影射到“贼”“僧”等字样，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似的神经那末过敏呢。大约不管你是甚么出身，一爬金銮殿就会作福作威，虽不尊严，也要板起面孔来装一装蒜哩，如是俗语所谓“当着和尚别说驴”。他就学会了搜根揭底，牵强附会，总怕别人揭出他的实底子，挖了他祖宗的墓茔，使天命（天命非民命）之所归的皇帝老子，露出猢狲尾巴，伤损他的威势。这样便就宁可赚一个对事理不通、对文字外行的声名，摆在千古的史简上，绝不肯稍存遗漏被谁揭了疮疤。
话还得说回来，贼又算得甚么丑恶？（其实所谓贼者，倒是人民反抗的标志。）和尚又何尝不能做皇帝。（和尚也是人民。）如果真能为国着想，为民打算，贼与和尚也自有人拥护，问题就在于皇帝之与贼，之与和尚，是站在两个不同世界，所以今天当了皇帝，明天就会杀贼杀和尚的！
姑且认为贼与和尚是贱民吧；但尽管由你怎样怕人谈说你的实底，而冲天冠滚龙袍无论如何遮盖不住你的贼相，而秃驴到底是秃驴！（而且我还疑惑他不配是贼，只是瘪三；不能算和尚，只是驴崽子而已！）
谈吴三桂的反清
孟超
吴三桂献上了山海关，勾引了清兵杀进中国，姑且无论他的动机是真正为了替崇祯复仇，还是不共戴天的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精神，为芟除李自成而发。更或者“冲冠一怒为红颜”只是舍不得爱妾陈圆圆。因而出此，这些都不必管他，总之，一有了这一位冒牌申包胥，而汉族河山，就沦陷了三百多年，汉族人民就受了异族蹂躏，子子孙孙不能翻身，倒是一个铁打的事实，所以他的功罪，也就用不到审讯便昭然若揭了。
不过，当清廷大势已定，局面已成，海内兴复势力，已被剪灭殆尽，而他却忽又高张“义帜”，以兴明讨虏大将军名义，发檄天下，叛离清廷。在满洲人眼光里，只拿“反复无常”四个字，用不到深究，剿灭之而已矣。可是在我们看前后异途，几若两人，这就有总括起来追究一下的必要的。
自然在为敌作伥之时，受足了主人的无上的恩宠与优异，建立藩镇，封之为王，虽不必割天下之半以予之，然而西南一隅，亦比一个山海关总兵，来的荣耀。及后，天下已定，匡复力量已平，他自己的欲望日见提高固然是一个事实，而清廷撤藩之举，更使其反侧难安，由是降清反清，不能不出在一个人力上，变成自己打嘴巴，前后矛盾起来。
姑且把他前一段引清入关事实掩起，只就以后反清而谈。除此理由之外，要说他以前真正忠于清廷，则以后撤藩，当俯首听命，用不到叛乱。要说他前后都是为了明室，那末绞杀永明王的是他，剿除恢复力量的是他，以民族为号召也不过是个幌子而已。至于再说到陈圆圆，美人老去，当年宠爱，未必三四十年的为新意，相传圆圆出家为尼，盖未必无因者。那末以后证前，以前较后，不如除个人欲念与撤藩一事之外，则吴三桂留何说之辞。
我根据日本延室中自福州船传出三桂起事檄文，载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三十章（三藩之平定中）所载，一开首就是：
……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勤王讨贼。……李贼逃遁痛心若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
底下才叙到满人入关后之情形，才来了一个自怨自艾，勉强的为似反省了一下：
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
于是，便盖尽自己的欲念，抹去撤藩的事实。
“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宝。”他又成了大明忠臣，汉族义士。是的，变的真快，文章是多末冠冕堂皇，自己就这样推翻过去了。
从这篇檄文里边，我更恍然地悟出一个问题来，他首先说：亡明者，乃李闯也，非清朝也，然后才述叙自己降清的理由，提出清廷的背盟，而揭示了兴兵的用意。念兹在兹，还是李闯王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说他勾引清兵是为了扫除国内农民反抗的力量，后来叛清，进根揭底仍是这个原因，家奴是比友邦可恨万分，而吴三桂的眼里心里就不能不以清廷为狼，而以李闯王就视为虎，始终摇晃着他的影子了。
本来站在吴三桂的立场上，李闯与清廷较是有高低的不同。异族兵到，尚可封官晋爵，而闯王一到，那……下文就不好说了，因为李闯王的要求，和他的要求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的。
所以说吴三桂对清廷的忽降忽叛，近因固然是为了欲念提高，是为了清廷撤藩，而统观前后，仇内而不仇外的心迹，是活画出将军的威势；这里边又何须再夹杂上崇祯之死，陈圆圆之虏，其实还不是一样吗？
人们忍不住生活迫害而起哄引起异族内侵的事实，常常是会做了汉奸们反覆无常的口实。吴三桂借李闯王作自己丑恶的掩护，其实这不但是掩护不了自己，且更足显出他鸩毒的心，血腥的手，向着国内，向着人民哩。
如此说来，三桂之降清，固是汉族人民的仇敌，叛清也成不了义士，仍然是汉族人民的对手，他降与反，又何尝能骗住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