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云散记》谈
孟超（一九〇二—一九七六），原名宪启，字励吾，又字公弢，笔名有东郭迪吉、林青、林默、迦陵、朱伦等。山东诸城县人。出身于诗书世家，幼承家教，诵书学术，具有传统文化修养。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孟超返原籍发动组织“五卅惨案后援会”，是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赴武汉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后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一九二八年初，他与蒋光慈等在上海组织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同时创办春野书店，写作了大量进步文章。一九二九年秋，他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冬，与夏衍等创建上海艺术剧社。他曾先后在上海、武汉、北平、桂林、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一九三〇年四月起，相继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行动委员会宣传委员、上海市总工联宣传部长。一九三二年三月，组织沪西纱厂工人罢工，被捕。次年七月被保释出狱，他自此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一九三五年夏，在青岛与王统照、老舍、臧克家等创办《避暑录话》文艺副刊，并为之撰文。“七七事变”后，孟超投身抗日。翌年起先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宣传队长、三十一军政治部干事、广西绥靖公署国防艺术社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九年夏，孟超赴桂林文协分会工作，并致力于杂文、历史小说创作。一九四〇年八月与夏衍等创办杂文刊物《野草》。一九四四年秋，日军进犯桂北，他被迫转赴贵阳、昆明。一九四六年夏，孟超到重庆，任《萌芽》月刊编委，先后兼教于中正中学、西南大学；同期，还参加编辑《西南日报》副刊“高原”、《大公报》旬刊“漫画漫话”、《新民报》“艺术周刊”等。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参与学生抗暴斗争遭反动当局通缉，只身去香港，为《大公报》《文汇报》撰稿。一九四八年七月，参加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任编辑，同年十一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初，由香港取道朝鲜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新中国后，孟超曾历任国家出版总署科长、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孟超集作家、出版家、戏曲作家、杂文家、诗人于一体，为推动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文艺创作是从写诗开始的，一九二七年已有诗集《候》问世；一九二八年又有诗集《残梦》出版。之后，他开始写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小说集《冲突》，一九三〇年，又出版小说集《爱的映照》。还有历史小说《骷髅集》（一九八二，桂林文献出版社）和《〈金瓶梅〉人物论》（遗作，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家小书”二〇〇三年出版）。抗战以后，孟超的创作主要是戏剧，写作最多的是杂文。他最早的戏剧作品是独幕剧集《我们的海》（一九四一，桂林白虹书店）。他的戏剧，最为著名是他一九六一年开始创作，于一九六三年完稿并在北京公演的昆曲《李慧娘》。
《李慧娘》是中国文化宝库中凄美动人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孟超的昆曲剧本《李慧娘》，是根据明代周朝俊的传奇作品《红梅阁》改编的，讲的是南宋奸臣贾似道害死美女李慧娘，李化为厉鬼报仇的故事。《李慧娘》不仅演绎了一个弱女子的复仇，更是颂扬了人间的爱情与正义。公演后，当时的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赞扬《李慧娘》是一出好戏。廖沫沙发表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孟超的老乡康生，还将《李慧娘》推荐给周总理看。国庆十二周年，《李慧娘》作为戏曲文化精品，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彩车游行。可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李慧娘》被说成是“黑戏”，是以此为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之后，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借写历史剧为名，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因此，孟超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北京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农村，在一个叫做向阳湖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繁重的劳作和无休止的批斗，使他身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他干的是最脏的活，清扫厕所，把粪便背到菜地。向阳湖的夏季，气温高达四十度，厕所里蚊蝇飞舞，令人欲呕；而雨季，草中毒蛇出没，水中蚂蝗横行，他却要天天劳作，风雨无阻。一次下雨天，他挑着粪担摔断了腿，简单治疗后，又不许他休养，他只得担着担子，拄着拐杖，往田间送粪。夜晚，还要写检查。他在向阳湖积劳成疾，一九七六年刚回到北京就去世了。
孟超擅长杂文，成就最高的也是杂文。由于他的文学根底扎实，信笔写来，旁征博引，借古讽今，挥洒自如，杂文风格酷似鲁迅，为文坛所称道。新中国后，《人民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了一个以“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为方针的“长短录”杂文专栏，专栏作者由文学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五人组成。自一九六二年五月至十二月，他们分别撰写了“时而有如投枪和匕首，时而又好像灯火和闪光的锋锐犀利”的三十七篇文章，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孟超写的杂文数量很多，生前曾结集出版《长夜集》《未偃草》和《水泊梁山英雄谱》。《流云散记》，是孟超生前已经编目、写序、剪报，准备出版的杂文集。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出版，“文革”开始了。这部杂文集稿本连同他的所有藏书都被“抄”走了。
二十年前，我在琉璃厂一个熟悉的店铺里翻阅杂书，发现了这部《流云散记》稿本。稿本后面，附有三页草就抄录的目录，其上写有：“解放前孟超毒草二”。这是当年“造反派”留下的笔迹。
从中学时代，我就喜欢阅读杂文。翻阅《流云散记》稿本目录时，即被吸引。于是在店铺里粗读了稿本中的《贪污政策发微》《秦桧恶性种种》《论秦桧禁野史》《还得谈秦桧》《“莫须有”考证》等几篇。这是第一次读孟超早期的杂文，对其文笔极为仰视，当即决定买下来。因稿本是剪报贴本，只有序言为孟超亲笔，又没有落款，店主索价不高。
孟超的这册剪报本杂文集，报纸很差，有的字迹模糊，有的字体很小，辨识很是费力，但我还是一篇不落的读完了，有的文章读了不止一遍。正是从这册《流云散记》中，我领略到孟超先生广博的学识和犀利的文笔。
《流云散记》的序言，是孟超用毛笔写下的，字体率意洒脱，一气呵成。写字的纸很薄，背后用旧刊物纸裱糊，第一页用的是司马文森的《一个人的回忆》；第二页是《沈同衡的《关于漫画创作问题》；第三页是华嘉的《灯下杂谈》。序言八百多字，记述了作者在“国家多难之秋”的日子里所经历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情景：
桂林疏散之后，仓皇的走出了这一居留五载的西南文化都市，带着说不出依恋辛酸悲愤地各种情绪，自己背着行李、包裹，辗转在广西贵州边壤，一直到了阴历年的前一晚，才奔到贵阳。当时去渝去昆，正在徘徊难定，忽然一阵“回归热”的大病，一直卧倒了五个多月，等到略见痊可，朋友告诉我说：“昆明气候好，适宜修养”，于是瞿然而起，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到昆明来。
昆明的确气候好，乍一到感到天都好似升高了好几丈，而不寒不热，更是宜人。比起贵阳那雾一天到晚，上空里沉沉往下压，一个渺小的人，那里能够支撑的消，感到闷气，又无怪乎病的缠扰了。不过，到了昆明，生活还不是那末容易有着落的，被窝四周吐出棉絮，破大衣何止褞袍，吃住仰人鼻息，早晚无定，这样又过十个月了。
本来，在国家多难之秋，个人安否，应在不论不议之列，可是战时注定必须受苦，系属当然。而胜利声中，却更人降下无端灾害，这就怕不止一人一身的事了。况且，十个月虽不过短短几天，但五华山的“误会”炮火，也曾受过惊悸；“放枪”也有“自由”的恩宠，多少也遭到波及，这些不大不小的事，更有感于怀，有触于心。写，起初拿起久已不动的笔来，真系扛铁梁一般，慢慢又集成八九万字，名之“流云”，非敢有“行云流水”的闲情雅致，亦不过说明是“流”荡在“云”南所写的吧了。——其实只是昆明一区而已。
说到昆明，谁也不会忘记这里有金马、碧鸡两山；更有金马、碧鸡的牌坊来表彰它的胜迹。此时此地，一边受着“马”蹄的践踏，一边听着“鸡”声的唱鸣，忧伤悲愤地心情，固然不少，而乌黑的暗夜，也总有被鸡叫曙了的时候。这大约就是自己未敢妄自菲薄轻于搁笔的意思；至于鸡声究竟响亮与否，却也非敢所计了。
昨天，妻从重庆来信，说九岁的小孩又害肺炎，急待款就医。急忙的把这些零乱的破纸，集合起来，“辛苦都为稻粱谋”，谁晓得稻粱以外，还有疾病，而且不只是害在自己身上的病，也这样累人。长叹了一声，跑到街头书肆里，又要打听行市，请求顾主“流云”。流出去吧。管他流到那里哩！
三月十四日深夜。
孟超《自序》中所说，《流云散记》“名之‘流云’，……“亦不过说明是‘流’荡在‘云’南所写的……”。而“把这些零乱的破纸，集合起来”，大概是他即将离昆赴渝明之前的事了。
《流云散记》中的文章多发表在《观察报》副刊《昆明湖》上。这是抗战后期出现在昆明的报纸。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观察报》办报人陈仲山、张萍庐离滇迁回南京而停刊。另一位从南京来昆办报的老报人王公弢自愿留昆，该报继续在昆明发行。原本为《观察报》副刊写杂文、评论的孟超，继续为王公弢接办副刊《昆明湖》写稿。当时昆明的报纸，有的是日出对开一张四版或二张八版，也有出六版的，有的是日出四开一张不等。在各报办的副刊中，《观察报》的副刊办得尤为生动活泼，较受读者喜爱，刊登的文艺作品和影剧评论也很有质量。
孟超在昆明滞留的时期，抗战刚刚胜利，内战阴云密布全国。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蒋介石统治集团表面做出期望和平的姿态，暗中却进行“动员戡乱”，在之后的日子里，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和暗杀。《流云散记》中的杂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九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孟超在《昆明湖》和其他报刊上刊发的短评杂文就有数十篇之多。这一时期，其杂文特点是：内容广泛，或以史为鉴，或谈戏喻今，莫不短小精悍，锋锐有力。如果说，读孟超《长夜集》（一九四一，桂林文献出版社）和《未偃草》（一九四三，桂林集美书店）还不能完全领略到孟超的擅长从历史中找出讽刺现实的材料的话，那么读《流云散记》，将会有深切地感受。
《流云散记》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旧史新话》《旧剧新谈》《妙文共赏》。《旧史新话》十余则杂文，上起东汉赤眉军兴，下讫吴三桂反清，从《唐明皇的幸与不幸》，到《谈秦桧恶行》《论秦桧禁野史》，至《谈明初文字狱》，在对历史人物事件扼要介绍与评述中，述感抒怀，启人思考。《旧剧新谈》七篇文章，谈了七出戏，从《珠帘寨》“看唐代军事外交”；《法门寺》“表现的阉宦政治”；由《祥梅寺》“谈到黄巢杀人”……戏剧故事与现实结合，时有散文笔调，见人之所未见，确可品味。
《妙文共赏》与《旧史新话》《旧剧新谈》更有不同，批评时事，揭发时弊，泼辣有力，有如投枪和匕首，剑指国民党统治集团。如《贪污政策发微》《官箴与民心》，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军政党员贪污腐败、生活穷奢、招摇勒索的丑恶行经。《谈开放言论》呼吁当局“言路开放”，要有采纳谏议的勇气，不要像周厉王和秦始皇那样，拿着直言当诋毁，限制舆论自由。《旧话新提谈周作人》《不准汉奸自杀》，对周作人为自己当汉奸的“强辩”和陈公博的以“自杀”逃避罪名，给予深刻地批判，指出：周作人的罪恶虽未必超过陈公博、周佛海，但为虎作伥，已然抛弃名节、叛离民族，走向了违背时代的反动道路；而对于陈公博这样的汉奸，在抗战胜利之后，应加以极刑，处以国法，不能让他们随便地自杀，以逃避罪名。
《流云散记》还有几篇是写女性的，名曰：“女性群像”和“妇女群众”，总共四篇。其中《谈杨贵妃——从杨贵妃看所谓“裙带社会”》一篇，征引颇丰，纵深开掘，多方论证，暗讽了“蒋家王朝”的四大家族，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在国家的战乱中暴富，假公济私，穷奢极欲的行经，而最终的结果是“永远的被侮辱与咒骂着”。
《秋雨秋风忆秋瑾》是孟超在鉴湖女侠秋瑾女士殉国的祭日所写的纪念文章。文中，他抨击了专制暴力，发出了“血是没有白流的”呼喊！文末，他呼吁：“有暴力存在的一天，总难免于流血，妇女的健者们，踏着秋瑾女士和她以后的一切的血迹，前进呵，别怕！”抗战胜利不久昆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军队特务向游行队伍投掷手榴弹，炸死四人，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一二·一惨案”。作者“有感于怀，有触于心”，发出了反对“专制暴力”的呼声”。他“此时此地，一边受着“马”蹄的践踏，一边听着“鸡”声的唱鸣，忧伤悲愤地心情，固然不少”，他渴望并等待着“乌黑的暗夜，也总有被鸡叫曙了的时候。”
一九四六年夏，孟超离开了昆明，到重庆工作。行前，他想在昆明找一家书店出版这个集子，未果。于是孟超带着这部稿子先后到重庆、香港，然后由香港取道朝鲜赴东北、华北解放区。“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人间。”“乌黑的暗夜”终于过去。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孟超到北京参加文化出版工作。
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六年，二十年间，孟超一直在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岗位工作。令人不解的是，这部浸染着孟超的汗水和睿智的《流云散记》却始终没有出版，直至抄家后遗失。或许是孟超先生过于自律，没有提出过出版的要求；或许是他认为书稿的内容不合时宜了。这其中的原委，我们已无法猜测。
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再到二〇一六年，北京出版社慧眼识珠，决定出版《流云散记》，这部书稿已经在世间漂泊了整整七十个年头。我相信会有很多读者们喜欢这本流荡了七十年的书稿；孟超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因此会得到慰藉。
方继孝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十一时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