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北京生活了数十年，外乡人视我为“老北京”，以为我必然是个“京通”的专学家。其实这离事实很远——说来也许人家不相信，我并无资格写一部“北京生活五十年”的专著。我对北京这个伟大的民族历史文化殿堂与宝库，所知太有限、太零碎、太琐末了！只因友好的介绍与敦促，出版社方面诸位的不弃，这才使我决意试笔。
我从一九三九年首次眼见到当时北京的风貌气象；从一九四〇年读大学，住西郊为始，中经六年（沦陷）失学与两年执教于成都华大、川大之外，一直是北京的居民，其见闻经历，不应算是十分微少贫乏吧。但我学生时，不知几个月才得进一次城；而后来当编辑时又是坐班制，难得到处去游览娱乐；再后则病弱、目坏……，虽然身为研究员，已难外出活动。如此粗叙，已可见我上文自云并无资格写出一部名实相副的书，绝非谦语虚词。
自我亲见老北京之前，听说那变化已是太大了（庚子、辛亥、沦陷……）；而自我入京居京之后，那变化更是巨大得多。以前的，我连想象也不能得其万一。亲历的，则又笔不足胜任一个叙写梗概的职责。以此之故，我下笔之际，心情总是惭愧、惆怅、矛盾、杂乱……，这就使我这儿的文字更无可观之处了。
然而，巨细重轻，鲲鹏鷃雀，蹄涔海若……，自古也并存不废；人的阅历不同、处境不同，看事的角度重点也不同……，那么我虽是个零碎微末的“载记”者，其间也许又另有一番“境界”，也未可知。大手笔不肯不屑话及的，在这儿或可窥见一斑，从中得其意味——如此亦可自解自慰了。
我写老北京是想记录某些文化的痕迹，已经消失的梦寐难忘的中华艺术之大美至奇的古建筑、市衢坊巷，百姓商贾担贩的人情时序、古道淳风。
新中国的新北京，尤其自从明清的老城墙拆掉以后，其市容变化之巨大，实非拙笔所能形容，而我每一入市，已是难认何街何道，简直像外乡人“进城”那样陌生和“落后”了。几百万辆汽车塞满了整个北京的每一条通道，像水流一般永不停息或“断流”……外地来游者，除了逛故宫、游颐和园之类，已不再知道北京的历史风华何在了。他们却可以推知，老北京的优美的习俗民情，是中华文化的结晶的重要部分，这不会随市容之大变而归于消失。我愿以此小书作为祝愿的一种“心香”之献。
这个小文集是应邀特写的，极少数是旧撰。其文体带有一些回忆性质，但不是什么死板的流水史篇，也不是什么“大事记”，更不是名胜游记；只是以地、以人、以事为“三纲”而记我欲记之若干片段，此中存有“个性”，力避“八股时文”气。如果锡以美名，则无以名之之强名，或许可以“文化随笔”充之——愧甚愧甚。
我自创的一个文例是每篇之末有一首七言小诗。我喜欢这个形式。诗不全是重复“正文”的内容，是呼应、映照，以至是文“外”的补充，不拘一格。我以为可增情趣，也是中华诗文倚辅的传统特色。但此种诗不过是“竹枝词”体，通俗已甚，诗词专家幸勿以“高格”绳之，那就太远了。
诗曰：
紫陌红楼十丈尘，万家烟树瓦销鳞。
春愁依约宫墙柳，锦绣京华事事新。
庚辰上元节
（二）
我是天津人，北京还叫“北平”的时候，我就成了这地方的居民，也就以此为第二故乡了。直到今日，我还是认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文明古城，如今只有北京了，实在太稀罕，太可爱，无与伦比地令人依恋。
但是，老北京的风貌、格局、风习、浓郁的中华文化情味气氛，都变得很厉害了，我每一外出，总觉得自己已是个外乡人来到一个不大像北京的地方。
我非常爱诵诗圣杜少陵“每依北斗望京华”的名句。一九六九年秋至次年七八月间，身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白天劳动后，晚夕有时搭起布幕放电影。记得一次是看苏联创作的列宁、斯大林故事片。我们落北而坐的正是不歪不斜朝正北的方向。天渐黑了，天上星辰越发灿烂了，然而最令我注目的还是那北斗当空！
这时，我心中诵念的是杜老的那七个字——也只有这时，方才加几倍地体会到杜老写下这七个字的心情。
老北京一片一片地消灭了，一面消灭，一面报纸上还不时出现“保护古都风貌”的大标题。人们的心愿挡不过开发商的财力富豪力，而且媒体也有文章指出：每十年出生一“辈”人，他们的差别就不是不显著，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想法就不一样……那么，他们目中的北京，与我就绝不相似了——他们愿看我这本书或者即使看了，看得出“滋味”吗？
我说过的：我所“赶上”的老北京，已然是“尾巴的尾巴”。真正见过老北京的，读我的小书，不免生窃笑之心，书内所叙未免太孤陋寡闻了，竟敢题曰“北斗京华”，何其妄也！
原谅吧，谁使我这么孤陋寡闻的？我岂甘愿如此？历史安排的，我的一点儿知识只能如此。我还是时常想起梅花大鼓泰斗金万昌先生“王二姐思夫”之唱词“七小星拱北斗”，当王二姐刺绣时“七针扎”扎的就是“七个小星”。这星可不“小”，而中华人总认为这七星之下所笼罩的地方就是北京！
多么可爱的“北斗京华”一词，拙著竟得此以为书名，何其幸也。
——是为新序。
古历丙戌年，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日）写记于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