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八个星期之后，艾历克西斯认识的那个名叫舒尔曼的人又回到了德国。那时，耶路撒冷各小组的调查和部署工作进展迅猛，而那些还在绞尽脑汁，试图从巴特戈德斯贝格爆炸现场的碎片中找到答案的人是不可能有所突破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惩戒罪犯——如果巴特戈德斯贝格爆炸案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与其他系列案件没有关联——舒尔曼决不会费神亲自前来，因为，惩罚罪犯远不是他的唯一目标，再者，他也想保住自己的职位。数月以来，在他的不断敦促下，他指挥的各个小组全力以赴，积极寻找他口中所说的窗口。这个窗口必须足够大，自己的人可以钻进去，并且把敌人从他的老巢里揪出来，而不是一味地用坦克和大炮进行正面的攻击。可是，很不幸，火力进攻的方法越来越有可能成为耶路撒冷未来的主攻方向。多亏了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他们因此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窗口。在西德，调查人员仍在漫无目标地就地徘徊；在耶路撒冷，舒尔曼手下的文职人员已经悄悄地与遥远的安卡拉和东柏林接上了关系。经验丰富的老杆子们开始谈论一种镜像：用两年前中东人熟知的模式重塑欧洲。
舒尔曼此行的目的地不是波恩，而是慕尼黑，而且，他的身份也变了，不再是舒尔曼。艾历克西斯和他的继任，那个西里西亚人，对舒尔曼的行踪均一无所知。当然，这也是舒尔曼所希望的。他的新名字——如果他有名字的话——叫克兹。这个名字，他很少用，如果有一天连他自己都反应不过来，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克兹的原本含义是短小，有人理解为捷径，而落入他手的人则说，这个名字的寓意是火爆脾气，还有人煞费苦心地把他和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角色加以比对。事实是，这个名字来自摩拉维亚语，正确的拼写是Kurz。不过，后来，托管地的一位英国警官，自作聪明，加了一个字母t，变成了现在的Kurtz。这就是他的名字，那个字母t，仿佛一把锋利的匕首，横插进象征他身份的那个名字，而且，作为对他的一种鞭策和鼓舞，永远留在了那里。
他从特拉维夫出发，转道伊斯坦布尔，然后到达慕尼黑。其间，他更换了两次护照，转了三次飞机。来慕尼黑之前，他在伦敦待了一周，但是，在伦敦，大部分时间，他扮演的是一个即将离任的官员。不管去哪里，他一直忙于检查事务，核查效果，寻求援助，游说众人，给他们讲一些要闻和真假参半的消息，以自己超凡的能量和音量，以及超前的设计，压制不合作的人士。他甚至时常重复自己做过的事情，或者遗忘自己曾经发布过的小命令。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他喜欢眨着眼睛对你说，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死了。这权当是一句道歉的话吧，因为他从不认输。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他的应对方法就是放弃睡觉。在耶路撒冷，人们说，克兹进入梦乡的速度和他进入工作状态的速度一样，快得惊人。人们会向你解释说，克兹是气势汹汹的欧洲策略的大师。克兹开辟了无人能及之道路，克兹让沙漠变成了绿洲。克兹变化莫测，讨价还价，甚至祷告的时候，也会撒谎，然而，因为他的不断努力，犹太人获得了两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好运。
准确地说，他们敬爱他，认为他不是个一般的人，因为，他太矛盾、太复杂，集众多精魄和色彩于一身。的确，在某些方面，他和上级——尤其是他的顶头上司，米沙·加弗隆——不是相互信任的同事，而是水火不容的外人。他没有准确的任期，然而，不知是何原因，他也从来不曾提出相关的请求。他的权力基础不稳固，而且，始终在变化，说这话的人刚刚被他在寻求权宜忠诚的时候给得罪了。他不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犹太人，他缺乏优秀的背景：没有在集体农场生活的经历，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在劲旅服务过；让他沮丧的是，他得替那些心胸狭窄的贵族效力。他们有测谎仪，有电脑，他们对美国式的权力游戏越来越有信心，他们还有心理学，有危机公关，而他跟这一切都不合拍。他喜欢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自己很另类，因为，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以色列人都在自觉、狂热地粉饰他们东方人的身份。然而，困难和障碍是克兹生长的土壤，拒绝是造就他的材料。只要有需要，无论是何战场，他随时准备冲锋。即使是他们不愿意免费给他的，他也会偷偷地用其他方法得到。为了对以色列的爱，为了和平，为了稳定，也为了他自己做出影响和存活的权力！
他究竟是在哪一个阶段想出了自己的计划，也许，连克兹自己也无法说清楚。此类计划在他的内心深处开始萌芽，仿佛一种叛逆的冲动，等待着一个正当的理由。那些计划，在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之前，如泉水，从他心底喷涌而出。当爆炸者的身份被证实的时候，他凭空想出了那个计划？或者，在俯瞰着巴特戈德斯贝格市的切奇利安高地吃通心粉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他可以把艾历克西斯打造成一个他们需要的人，是吗？以前。很久以前。那年春天，在加弗隆指导委员会召开的一次极具威胁的会议之后，他曾经对任何一个愿意听令于他的人说过：一定要完成。如果我们不能深入虎穴，擒住匪首，议会和国防部的小丑们为了找到他，定会把整个文明世界全部摧毁。克兹手下的一些调查人员十分肯定地说，他的计划形成于更早的时候，而且，加弗隆在一年前否决了他提出的一项类似的建议。没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男孩被锁定之前，行动计划已经在进行之中，即使面对米沙·加弗隆的严厉目光，他也能想方设法不让相关的信息泄露出来，并且，为了蒙骗上司，他不惜篡改伪造档案材料。加弗隆是一个冒牌的波兰人，除了以色列的犹太人之外，其他种族不可能拥有像他那样黝黑粗糙的外貌和干巴巴的大嗓门。
这次的长途跋涉不知道是否会有结果。动身前，克兹吩咐耶路撒冷小组：找到那个男孩！男孩和他背后的影子。找到那个男孩，影子就会出现，肯定没问题。克兹喋喋不休地对着他们唠叨，直到他们发誓说，他们恨死那个男孩了。克兹能够承受压力，同样，他也可以施加压力。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从不同的地方打电话过来，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找到那个男孩了吗？为什么他还没有浮出水面？跟以往一样，他把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番巧妙的伪装，这样，那个骗子加弗隆，即使听到了什么风声，也不可能明白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克兹决定等待时机，选择一个最为有利的机会，对加弗隆发动进攻。他取消了休假，放弃了安息日，所有的费用，他选择不用公款报销，而是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来支付。他找出那些在清闲岗位上享福的后备役军人，命令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义务帮忙，以加快调查的进展。找到那个男孩！他会告诉我们正确的方向。一天，他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给那个男孩起了个代码：亚奴卡，阿拉姆语里的一个褒义词，意思是“小男孩”——乳臭未干的小崽子。“如果能把亚奴卡找出来，我就可以把那些小丑一锅端掉。”
但是，没有对加弗隆透露半个字。等待。什么也不能让那个骗子知道。
离开耶路撒冷，来到犹太人散居地，他的后援团十分神秘。比如，在伦敦，他脸上始终荡漾着不变的笑容，身边的人各色各样：受人尊敬的艺术品商人，未来的影业巨子，东区的小女房东，服装商，还有身份可疑的汽车经销商，以及市商会的大人物。曾经有好几次，有人在剧院看见他，其中一次是在城外的剧院，但始终看的是同一出戏，而且，还有一名随行，是一名以色列外交官，负责文化事务的，可是，文化并不是他们要讨论的话题。在卡姆登镇，他两次在几个印度果阿人开的一家简陋的汽车餐厅用餐；在向西两三英里的弗罗格纳尔，他视察了地处偏僻的一栋名叫“英亩”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屋，并当场拍板，那个地方完全满足他的要求。但是，注意，他告诉那几位殷勤的房东说，只是有此打算，在业务搬迁过来之前，暂不交易。他们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接受一切条件。能够被召见，他们感到很自豪；能为以色列服务，他们感到很开心，哪怕他们得搬家去伦敦附近的马洛，几个月不能回来。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还有房产吗？每年，他们回到那里，在埃拉特享受两个星期的海水和阳光之后，在逾越节期间，走亲访友。他们没有认真考虑在那里永远住下去吗？必须得等到自己的孩子过了参军的年龄，等到通胀率保持平稳，反之，他们最好还是留在汉普斯特吧。或者马洛。眼下，他们愿意慷慨解囊，愿意做克兹要求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不指望有回报，也不能对任何人吐露半个字。
一路上，无论是在大使馆，在领事馆，还是在公使馆，克兹随时了解国内的纷争和发展，以及他手下那些派往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员的进展。在飞行途中，他不断更新各种关于极端革命组织的情报。他的那位身材消瘦的助手，真实姓名是西蒙·利特瓦克。他手里那个寒酸的公文包里放着文学作品选集，他经常在不恰当的时刻拿出来向老师讨教。有像法农、格瓦拉和马里盖拉这样的极端强硬派作家，也有像戴布雷、萨特和马尔库斯这样的温和派，不用说还有其他几位更加温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主要涉及消费社会里教育的残酷、宗教的恐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儿童精神的极度扭曲。回到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极端派和温和派之间的争执非常普遍。克兹心态平和，跟他的签证官聊天，回避对手，费劲地研究复杂、详细的性格档案。那些材料是他们从旧的卷宗里收集出来的，并且得到了仔细、谨慎的更新和补充。一天，他听说，在迪斯雷利大街11号，有一栋房子价格很低，但一直没有人买。为了保密的需求，他命令所有参与这个案子的人悄悄搬了进去。
第二天，在一次不相关的会议上，他遇见了米沙·加弗隆。加弗隆半信半疑地说：“我听说你要走了。”骗子加弗隆虽然听到了一些风声，但具体情况，他并不知晓。
然而，克兹不会被调走，起码现在不会。他申请行动部门的自治权，并且脸上露出了坚定的笑容。
11号是一栋漂亮的阿拉伯人建造的别墅，面积不算太大，但却很阴凉。前院有一棵柠檬树，还有大约两百只猫。由于女官员们喂食不科学，那些小家伙们个个身型肥胖。因此，很自然，这个地方就被称为猫舍，并且让这个小组有了新的凝聚力。因为文职人员在一起办公，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这样，不仅各小组之间不会出现令人不愉快的隔阂，而且，也不会发生泄密事件。同时，还可以提升行动的地位，这一点，对于克兹而言，是极为关键的。
第二天，他预料已久的事情发生了，可是，他依旧没有能力加以阻止。这是一起可怕的事件，而且，对手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一位年轻的以色列诗人去荷兰的莱顿大学领取大奖，在早饭桌上被炸身亡，这枚包裹炸弹是清晨送到他下榻的酒店的，那天，刚好是他二十五岁的生日。消息传来的时候，克兹正坐在办公桌前。他接受了这一事实，他仿佛一个正在经受对方重击的老牌职业拳手：他退缩，他一时间紧闭双眼，但是，没过几个小时，他已经站在了加弗隆的办公室里，腋下夹着一摞卷宗，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他拟定的两个不同版本的行动计划，一份给加弗隆，另一份，措辞更加隐晦、模糊，是给加弗隆背后的指导委员会准备的，那里面的成员大都是些谨小慎微的政客和好战、嗜杀的将军。
他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起初，无人知晓，因为，克兹和加弗隆都不属于那种喜欢找人倾诉的类型。但是，还没到第二天早上，克兹就已经外出了，显然是得到了某种授权，去招兵买马了。为了完成这个计划，他指定那个干劲十足的利特瓦克作为他的中间人，因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职业政党工作人员，训练有素，和加弗隆手下那些积极性很高的年轻人打成一片，而那些家伙，克兹私底下发现，非常固执，不好管理。在这个匆忙成立的大家庭里，最年轻的是奥德，二十三岁，来自利特瓦克的集体农场，而且，像利特瓦克一样，也是以色列著名军校的毕业生。这个大家庭的祖父级人物是一个七十岁高龄的格鲁吉亚人，名叫布加施维利，大家都称呼他施维利。施维利，光头，脑门锃亮，驼背，穿一条小丑裤子——裆长、裤腿短。最为怪异的要数头上的那顶黑色礼帽，无论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始终不离他的脑袋。施维利早年出道的时候，干的是走私和诈骗的行当，这些在他的家乡很普遍。但是，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改行了，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造假者。他最得意的一次是在卢比扬卡，他把废旧的《真理报》化成纸浆，再重新做成他需要的纸，以此为同牢房的人伪造文件。当他最后被释放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天才应用到世界艺术品的行当，不仅是一个伪造家，而且还是一个被著名画廊签约的行家。他说，有好几次，他鉴赏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作品，真有意思。克兹很喜欢施维利，每逢他能空出十分钟，他都会和他一起去山下的一家冰淇淋小店，给他买一个巧克力脆皮，那可是老人的最爱啊！
克兹还给施维利配了两个助手，他的选择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一个——利特瓦克的发现——是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名叫莱昂，以色列人，但没有选择，他的童年是在英国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集体农场的一个“大人物”，作为一家销售合作社的代表，派往欧洲。“大人物”一词儿在犹太语中的意思是大忙人，或是四处奔波的人。在伦敦，莱昂逐渐爱上了文学，他编辑了一本杂志，还出版了一部小说，但可惜，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他在以色列军队当了三年义务兵，那段时间给他留下了非常痛苦的回忆。离开部队之后，他隐姓埋名，去了特拉维夫。在那里，他加入了一家知识周刊。此类杂志，像漂亮的姑娘，来得快，去得也快。当那家杂志社倒闭的时候，莱昂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搞创作。可是，不知何故，在特拉维夫，虽然周围大都是些痴迷和平、患有幽闭症的年轻人，他的内心却经历着一种作为犹太人的身份的苏醒，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极度的渴望，梦想使以色列能够摆脱它的敌人，过去的，以及将来的。
“从现在起，”克兹告诉他说，“你为我写作。如果想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那是做梦。可是，如果梦想拥有你的粉丝——一定会梦想成真的。”
施维利的第二个助手是一位叫巴赫的小姐，温和、安静的公务女性，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南奔德。克兹被她的才华和非犹太人的外表所吸引，选用了她，并且在许多方面对她进行了训练。最后，他把她派遣到大马士革，专门指导电脑编程。从那以后的几年间，这位文静的巴赫小姐报告了叙利亚防空雷达系统的能量和部署。最后，克兹的新命令到了。在这之前，巴赫小姐一直憧憬着能够过上那种西岸定居者赶着马车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可惜，那种艰苦的日子没有她的份儿了。
就这样，施维利，莱昂，巴赫小姐：克兹把这三个性格迥异的人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用他的话说，智囊团，并且在他日益壮大的秘密团队里，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
在慕尼黑，他扮演的是行政管理的角色，他沉默、优雅地处理事务，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执著精神带进最最平庸的工作作风当中。新招募的人员中，至少有六人新近被安排到这里，他们分为两组，分别住在小镇不同的地方。第一组有两个擅长野外生存的人员，理想的是五人，可是，米沙·加弗隆始终设法控制他，所以，这一组就只有两个成员。他们跟克兹接头的地方不是机场，而是施瓦斌区的一家冷清的咖啡馆。然后，他们把他藏在一辆破旧的建筑小货车里——货车也很经济实用——把他带到奥运村的一个黑黢黢的地下停车场，那是一个劫匪和鸡、鸭出没的地方。当然，奥运村并不是一个小村庄，而是一个孤零零的营地，里面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在巴伐利亚地区，这种地方不难让人联想起以色列的定居点。他们带着他从一个大型的地下停车场出来，然后走上一段肮脏的楼梯，上面涂满了各种语言的壁画，穿过一个小型的屋顶花园，最后来到一个复式公寓。这套公寓是他们短租的，里面的家具还不全。在外面，他们说英语，称呼他“先生”，但是，一旦进入房内，他们称呼他们的头儿“马蒂”，并十分尊敬地用希伯来语交谈。
公寓在大楼一角的顶层，屋内有许多奇特的摄影照明设备和架在三脚架上的高级照相机，以及磁带播放器和投影屏。房内有柚木楼梯，直通楼上；楼梯的尽头有一个简朴的眺望台，如果脚步过重，脚下会发出声响。再向前去，是一间长四米，宽三点五米的备用卧室，坡形的房顶是一扇天窗。他们小心翼翼地对他解释说，他们把天窗封住了，选用的是毯子和硬纸板，中间还填充了数英寸的木棉，并用菱形的黑色胶带加以固定。房间的墙壁、地板以及天花板都作了类似的处理，结果，房间看上去既像是一个现代的祭司的藏身之处，也像是一个疯子的监牢。通往房间的大门，他们已经用刷了漆的钢板进行了加固，并且在一人高的位置安装了一小块防弹玻璃，好几层厚，外面还挂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暗室闲人免进！下面是德语。克兹让其中一人进入房间，关上门，使劲儿喊叫。他在外面只能听见一种沙哑，类似抓挠的声响，他很满意。
公寓里的其他地方都很通风，但是，像奥运村一样，就是一个脏、乱、差。从北面的窗户往外看，通往达浩的公路灰蒙蒙的，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就死在那里的集中营里。然而，如今放眼望去，讽刺无处不在，尤其是巴伐利亚警察，他们竟然麻木到把那里的木板房作为他们飞虎队的营地。近在咫尺，他们指给克兹，就在那个地方，几年前，巴勒斯坦突击队突然闯入以色列运动员的驻地，就地枪杀数人，剩余的，被劫持到军用机场，结果，无人幸免。在他们的隔壁，他们告诉克兹，是一个学生社团，楼下目前无人居住，之前住的一名女房客自杀了。克兹独自踱着步子，在屋内转了一圈，查看了入口和紧急出口之后，立即作出决定，把楼下也租了。同一天，他打电话给纽伦堡的一个律师，吩咐他准备合同。年轻人现在看上去个个懒散、无所事事，其中一个——小俄德——已经留起了胡子。他们的护照显示他们都是阿根廷人，职业摄影师，具体种类，无人知晓，也无人关心。有的时候，他们告诉克兹说，他们把房子布置得自然、超常，并对邻居说，他们准备晚上聚会。对此，唯一的证据会是经久不息的音乐和垃圾桶里的空酒瓶。可是，实际情况是，除了另一个小组来的信使之外，没有他人：没有宾客，什么样的来访者都没有。至于女人，算了吧！在返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已经把女人从他们的脑子里抹掉了。
他们把这些，以及其他情况汇报给克兹，并且讨论了像备用护照、行动经费等事务性的问题，以及是否在暗室墙壁的材料里再添加些铁环——克兹赞同这个主意。随后，他们在他的请求下，带他外出散步，用克兹的话说，呼吸一下美好的新鲜空气。他们走过的地方，虽然房屋看似贫民窟，可住在里面的大都是些有钱的学生。他们走走看看，路过了一所陶艺学校，一所木工学校，一个号称是世界一流的游泳学校，专门训练婴幼儿。他们还在一些平房的油漆过的大门上发现了随意涂写的无政府主义的标语口号。最后，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刚刚提到过的地方：一栋横遭厄运的房屋。就在这里，近十年前，以色列年轻运动员遭遇的袭击震惊了全世界。一块石碑，碑文用希伯来文和德文撰写，用以缅怀遇难的十一名死者。无论是十一，还是一万一千，他们心中燃烧着同样的复仇之火。
“永远记住，”克兹命令他们。那是肯定的，他们朝小货车走去。
他们把他从奥运村带到镇中心。在那里，他故意让自己放纵了一下，哪里有好玩的，就去哪里，一直玩到跟在后面的孩子们给他发出了信号，告诉他，现在很安全，可以去下一个接头地点了。第一个地方和即将要去的地方，反差实在太大了。克兹的目的地是位于慕尼黑时尚中心的一栋尖顶的姜饼屋的顶层。街道狭窄，铺着鹅卵石，很昂贵。在这条街上，有一家瑞士餐馆，一家很特别的女子服装店，似乎什么都不卖，但却很红火。克兹沿着黑暗的楼梯，来到顶层。门开了，里面的人通过小型的闭路电视屏幕，一直看着他从楼下上来。他一言未发，径直走进房间。这里的人比刚才那两个年纪大，不像是儿子辈的，更像是父亲辈的。他们面色苍白，仿佛服刑已久。他们动作机械，尤其是当他们抬起穿着长筒袜的双脚，走过他人身边的时候。他们都是职业监控师，甚至在耶路撒冷也一样，他们是一个秘密的小团体。窗户上挂着蕾丝窗帘，外面是黄昏时分，室内也是黄昏时分。这个地方给人一种被人遗忘的凄凉感觉。一系列电子光学仪器堆放在山寨的比德迈尔家具中，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室内天线。但是，在落日的余晖下，它们鬼怪的影子更加增添了恐怖的气氛。
克兹神情严肃，依次跟大家拥抱。接着，他们拿出了饼干、奶酪和茶，边吃边谈。这里，年纪最大的是连尼，他向克兹详细介绍了亚奴卡的生活习惯，全然忽视了以下事实：数星期来，克兹对任何的相关细节都了如指掌，比如：亚奴卡的进出电话记录，他最近的访客，以及他最新结交的女友等。是一个豁达、善良的人，但对自己监视对象以外的人，他反而有些腼腆。他两耳招风，五官突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选择了这一职业，可以避开世人的目光。他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灰色针织马甲，像铠甲。换成其他场合，克兹肯定早就厌倦了那些细节，可是，他尊重连尼，专心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时而点头，时而向他道贺，而且，他对自己的措辞非常用心。
“他是个正常的年轻人，这个亚奴卡，”连尼诚恳地说，“生意人仰慕他。朋友仰慕他。很有可能，他是个受人喜爱的家伙，马蒂。他读书，喜欢玩，健谈，生活态度认真，饮食健康。”他刚好撞见克兹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有些局促。“有时，很难相信他还有另一面，马蒂，相信我。”
克兹安慰连尼说，他完全能理解。说话的当口，街对面一套公寓的折叠式的屋顶窗里亮起了灯。长方形的窗户，黄色的灯光，附近空无他物，好似恋人的信号。大家一言不发，连尼的一名手下轻手轻脚地快步走向一台带支架的望远镜，另一个俯身在一台无线电接收机前，抓起耳机，戴在头上。
“马蒂，想看看吗？”连尼向克兹发出了邀请。“看约书亚脸上的笑容，我就知道，今天晚上，他从亚奴卡那儿收获不小。不快点问他，他会卖关子的。约书亚，你看见什么了？亚奴卡收拾一新，准备外出吗？他跟谁打电话的？肯定是个女生。”
克兹轻轻地推开约书亚，把自己的大脑袋靠近望远镜，许久没有动。他仿佛暴风雨中的一个老水手，驼着背，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监视着那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亚奴卡。
“看见他背后的那些书了吗？”连尼问，“那孩子跟我父亲一样，喜欢读书。”
“那个孩子很优秀，”最后，克兹慢慢地挺直身体，脸上显出刚毅的笑容，赞同地说，“毫无疑问，是个帅小伙子。”他从椅子上拿起自己的灰色雨衣，选了一只衣袖，轻轻地把手臂伸进去。“记住，你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他。”连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见状，克兹连忙安慰他说，“连尼，我们非常感谢你，真的，真心话。”稍后，他又补充说：“继续给他拍照，各个角度的都要拍。连尼，别吝啬，胶片不是那么昂贵。”
克兹跟每个人握手告别，然后又把一顶蓝色的旧贝雷帽扣在头上。这一身行头可以抵御高峰时期的拥挤，他迈着大步走上大街。
他们把克兹再一次带上货车的时候，天正下着雨。距离克兹的航班还有一段时间，因此，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开着车在沉闷的大街上乱转，阴郁的天气似乎感染了他们。俄德负责开车，他长满胡须的脸庞，在过路车辆的灯光下，显示出一种愠怒。
“他现在有什么？”克兹问。他肯定知道答案。
“他最近开的是一辆有钱人喜欢的宝马车，”俄德回答说，“动力转向，燃油喷射，仪表盘上的里程是五千公里。车是他的软肋。”
“汽车、女人，舒适的生活，”另一个男孩在后座插嘴说，“如此说来，我很纳闷，他的强项是什么？”
“又是租的？”克兹再一次问俄德。
“是租的。”
“密切监视那辆车，”克兹吩咐他们说，“一旦他把车还给租赁公司，并且不再租用其他车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马上知道。”这些话，他们已经听的耳朵都磨起老茧了。甚至在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就听过了。尽管如此，克兹依旧重复说：“最重要的是，他什么时候把车还回去。”
突然，俄德感觉厌倦了。也许，从他的年纪和特点看，他比伯乐们所预想的更能适应压力。也许，作为一个年轻人，不适合让他承担这份需要长期等待的工作。他把车停在路边，猛地拉上手刹。他用的力气太大，差点儿把手刹拽脱开。
“为什么我们要等他完成这些？”他问道，“为什么要和他做游戏？万一他回了家，再也不露面了，怎么办？到那时，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逮不住他了。”
“既然这样，我们干脆现在就杀了他！就今晚！您下命令吧，就这么定了。”
克兹让他继续说下去。
“他公寓的对面是我们的据点，不是吗？发射一枚火箭过去。这样的事儿，我们以前干过。发一枚RPG-7——阿拉伯人用苏联人的火箭杀了阿拉伯人——为什么不可以呢？”
克兹仍然没有表态。此时，即使面对的是一个狮身人面兽，俄德也会大发雷霆的。
“那您说说看，为什么不行呢？”俄德重复道。他的声音非常响。
克兹没有原谅他，但也没有失去耐心。“因为他不能提供我们想要的，俄德，原因就在这里。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米沙·加弗隆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对吗？一个谚语，我想再重复一遍。那就是，如果你想抓住一头狮子，你首先得把羊捆牢。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好斗的疯话？我问我自己。你是不是在很认真地跟我说，你想打击亚奴卡，而此时，你再多花十块钱，你就能抓住他们精心培养了多年的最优秀的特工。”
“他制造了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维也纳事件，也许莱登事件也是他干的！犹太人在死去，马蒂！现在，耶路撒冷对这些都不管不问了吗？在我们的游戏进行期间，还得死多少人啊？”
克兹的两只大手轻轻地抓着俄德的风衣领子，摇晃了他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俄德的脑袋砰地一声撞上了车窗，有些疼。可是，克兹没有道歉，俄德也没有抱怨。
“他们，俄德，不是他，是他们，”克兹说。此时，他的语气比较狠。“他们制造了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他们制造了莱登事件。我们要抓的是他们，而不是房东家里那六个无辜的德国人和那个傻孩子。”
“好的，”俄德红着脸说，“就当我没说。”
“不好，俄德。亚奴卡有朋友。有亲属。那些都是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的人。你愿意为我把这件事情继续下去吗？”
“我刚才说了——好的。”
克兹松开了手。俄德重新发动了汽车。克兹建议说，他们还得接着在亚奴卡的生活圈子里旅行。就这样，他们驱车沿着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向前走，那条街上有亚奴卡最喜欢去的夜总会，有他买衬衫和领带的店铺，有他理发的发廊，还有他逗留、买书的左翼书店。克兹一直情绪高涨、神采奕奕，对眼前的所见所闻，不住地点头称道，仿佛他在观看一部永远都看不够的老电影——直到他来到一个距离空港不远的广场，在这里，他们准备分手了。克兹站在人行道上，充满感情地拍着俄德的肩膀，然后用手捋了捋他的头发。
“听着，你们俩，别把缰绳拽得太紧。找个地方吃一顿好吃的，把账记在我个人的名下，好吗？”
在战斗前夕，他改变了以往命令式的口吻，语气中流露出更多的关爱。这才是真实的他，但前提是，米沙·加弗隆不跟他作对。
慕尼黑到柏林的午夜航班，对于为数不多的乘客而言，是欧洲最后一批经典怀旧的旅程之一。东方快车、黄金箭，以及蓝色列车，可能已经消亡，正在消亡，或者，人为地得到了复活，但是，对于那些仍然把它们珍藏在记忆中的人来说，乘坐一架嘈杂的泛美航空的飞机，四分之三的座位是空的，在夜空中飞行六十分钟，穿越东德的空中走廊，仿佛一个坐飞机成瘾的人开始了自己的长途旅行。汉莎不允许飞这条线路。这条线路只属于胜利者，属于攻占前德国首府的人，属于历史学家和海岛探险家，属于一个备受战争蹂躏的美国老头，他拥有一个职业人员的文雅和沉静，他几乎每天都在这条线上跋涉，熟悉自己最喜欢的座位，知道空姐的名字，但他的德语带有占领时期的可怕的口音。为了两小罐啤酒，你相信，他会悄悄地塞给她一包好彩香烟，并且在柜台后面和她一起分享。机身轰鸣，爬升，灯光闪烁，你不敢相信，飞机没有螺旋桨。你看着黑黢黢的敌区——轰炸？跳伞？——你想的是你的记忆，战争在你的脑子里混淆：至少，在下面，从某种让人不安的意义上说，世界跟过去没有两样。
克兹也不例外。
他坐在窗前，夜色中，往事在眼前一幕幕闪过。每次，在这样的旅途中，他仿佛一个观察员，审视着自己的人生。在漆黑的夜色中，有一条铁轨，货车沿着铁路线缓慢从东德驶来；在某条铁路的侧线，货车在严冬时节停滞了五天六夜，为的是给运输军需物资的火车让路，那可是重要得多；克兹和母亲，以及被塞进同一节车厢的另外一百一十八名犹太人，只得忍饥挨饿，以雪充饥，多数人已经奄奄一息。“下一个集中营会好一些，”母亲不断地安慰他，想方设法使他振作。黑暗中，他的母亲和其他人一起相继死去；荒野中，来自苏台德山的男孩，就是他自己，因为饥饿，被迫偷窃、宰杀，绝望地等着进入另一个残酷的世界。他看见盟军的接收营，陌生的军装，和他一样大的孩子，和他一样面色苍白、面颊干瘪。一件新外套，一双新靴子，还有新的铁丝网——再次越狱，这一次，他离开了拯救他的人。他看见自己重新回到野地里，一连几个星期，不停地跋涉，从一个农庄到另一个村庄，跟着逃亡的人群一路向南，直到后来，夜晚逐渐温暖，花香迎面扑来，一生中，第一次听见海风中棕榈树叶的婆娑声。“听我们说，你这个冻僵了的孩子，”他们在他耳边低语，“这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的口音。我们的大海是蔚蓝色的，跟这儿一样。”他看见破烂的汽船斜靠在码头上，他从未见过这么大、这么雄伟的船，满是犹太人，黑压压的头顶。当他登上汽船的时候，他偷了一顶绒线帽，戴在自己的头上，直到小船驶离码头，他才把帽子摘下。但是，无论他是否有一头漂亮的黑发，那不重要，他们需要他。在甲板上，他们分成小组，组长负责教他们如何使用偷来的恩费尔德步枪射击。还有两天才能到海法，克兹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飞机在空中盘旋，准备降落。他感觉机身有些倾斜，看着飞机飞过了柏林墙。他没有托运行李，但是安检程序很严格，因为恐怖分子的缘故，因此，耽搁了很久。
西蒙·利特瓦克坐在一辆普通的福特轿车里，在停车场等候。他在荷兰的莱登待了两天，调查一桩爆炸事件，刚刚飞回来。跟克兹一样，他感觉自己没有权利睡觉。
“书籍炸弹是一个女孩送去的，”他说。此时，克兹刚刚钻进车里。“漂亮的黑发女子。牛仔裤。酒店的行李工推测，她是个大学生。他很肯定，那姑娘来去都是骑的自行车。纯属推测，我不完全相信。另外有人说，有人骑摩托车送她来的。包裹外面系着一根绸带，卡片上写着：生日快乐，莫迪凯。计划、交通工具、炸弹、女子，有哪儿不对劲吗？”
“炸药呢？”
“俄国塑胶炸弹，外包装已经被炸成了碎片，查不到任何线索。”
“有商标吗？”
“一根备用的红色电线，缠绕在一起，形状像玩偶。”
克兹严厉地扫了他一眼。
“没有备用电线，”利特瓦克坦白说，“碳化的碎片，没错，但没有发现能够识别的电线。”
“也没有晒衣夹？”克兹问。
“这一次，用的是捕鼠器。一个小巧可爱的家用捕鼠器。”说着，他发动了车辆。
“他过去也用过捕鼠器，”克兹说。
“他用过捕鼠器、晒衣夹、旧的贝多因毛毯、难追踪的炸药、廉价的只有一个指针的手表，还有廉价的女生。毫无例外，甚至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也绝对是一个最蹩脚的炸弹制造者，”利特瓦克说。他痛恨低效率，同样，他也痛恨低效率的对手。“他给你多长时间？”
克兹假装没听明白。“给我？谁给我？”
“你的特许。一个月？两个月？条件是什么？”
可是，克兹的答复一向不那么精准。“条件是，耶路撒冷很多人会赞同进攻黎巴嫩的风车，而不是用脑子和敌人斗。”
“大骗子能阻止他们吗？你能吗？”
很难。克兹陷入了沉思，利特瓦克不想惊动他。在西柏林的中心区，没有黑夜；外围，没有灯光。他们奔灯光的方向而去。
“你给加迪长脸了，”利特瓦克从侧面看了一眼老师，突然说，“就这样到了他的地盘。你亲自来，对他够重视的了。”
“这座城市不是他的，”克兹心平气和地说，“是他借的。他有授权，他要学一门手艺，他要创造第二次生命。这是他待在柏林的唯一理由。”
“他能忍受生活在这样的垃圾堆里？就为了一个新的生涯？耶路撒冷之后，他能到这里来？”
克兹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利特瓦克也没有奢望得到答案。“西蒙，加迪是做过贡献的。按照他的能力，谁也没有他的贡献大。他在艰苦的地方坚持战斗，大部分是在后方。他为什么不应该重新开始呢？他有资格享受平静的生活。”
但是，利特瓦克是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照这样说，为何又要打乱他的生活呢？为什么还要让死去的人复活呢？如果他在开始新的生活，那就随他去吧！”
“西蒙，因为他处在一个中间立场。”利特瓦克迅速把头转向他，寻求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克兹的脸在黑暗中。“因为他不愿意去搭桥。因为他犹豫。”
车子驶过纪念教堂，沿着两边是冷杉的库达姆大街向前行驶，而后回到郊区阴森森的黑暗中。
“嗯，最近他用的是什么化名？”克兹问道，声音里流露出宽容的意味，“告诉我他是怎么称呼自己的？”
“贝克，”利特瓦克简短地回答。
克兹感到既开心，又失望。“贝克？这究竟是个什么名字？加迪·贝克——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吗？”
“把他自己的名字翻译成德文，然后翻译成希伯来文，然后再翻译成德文，最后就是这个结果，”利特瓦克认真地回答说，“应他的那些雇主的要求，他认祖归宗了。他不再是以色列人了，他是一个犹太人。”
克兹的脸上荡漾着笑容。“西蒙，他身边有女人吗？这些日子，他跟什么样的女人交往呢？”他问。
“在这儿住一夜，在那儿待一晚，没有固定的女人。”
克兹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这样看，也许，他正需要干点儿事情。结束之后，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漂亮的夫人弗兰基身边。我断定，不管怎样，他没有理由抛弃他的夫人。”
汽车进入一条肮脏的小巷，在一栋外墙是花斑石的三层公寓楼前停了下来。一扇带壁柱的大门，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在战争中被摧毁。大门的一侧，与街边齐平的是闪烁着霓虹灯光的一家服装店，陈列着一排普通的女装，上面有一个告示，写着：只办理批发！
“按一下上面那个铃，”利特瓦克告诉他，“两下，停一停，再按一下，他就会出来。他们给他在店铺上面安排了一个房间。”克兹从车里钻出来。“运气不错，哈？真的，运气不错。”
利特瓦克注视着克兹走到街对面，看着他沿着人行道，摇摇摆摆地向前走，走得太快了，突然，在那个破旧的大门前猛地停下了脚步。他看着他抬起粗粗的胳膊，按响了门铃。大门随即打开了，仿佛有人一直等在门后。他暗想，没准儿门后真有人呢。他看见克兹站稳脚跟，身体向前倾斜，拥抱着一个消瘦的男人。他看见他老师用手臂搂着那人——一种干脆利索的军人式的问候。大门关上了，克兹在里面。
利特瓦克驾车慢慢地往回走，一路上，无论他碰见什么，他都回赠一种愤怒的目光，他的嫉妒之心完全暴露出来：柏林是一个令他仇恨的地方；柏林，无论什么时候，天生就是他的敌人；柏林，恐怖活动的滋生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的目的地是一家便宜的膳食公寓，在那里，大家似乎都不睡觉，他也一样。七点差五分，他又回到他跟克兹分手的那条小巷。他按响门铃，等待，随后听见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人。门开了，克兹充满感激地走了出来，呼吸着清晨的空气，舒展着身体。他没有刮脸，领带也摘下来了。
“嗯？”他们上了车之后，利特瓦克问道。
“嗯什么？”
“他怎么说？他同意干吗？或者，他想在柏林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学着为一伙喜欢野营的波兰人做衣服？”
克兹似乎真的很惊讶。他正准备做那个让艾历克西斯着迷的动作：一边把戴着旧手表的手抬到眼前，一边用另一只手去拽左手的衣袖。但是，听到利特瓦克的问题，他放弃了那个动作。“干那事儿？西蒙，他可是一名以色列军官。”接着，他笑了，笑得那么热烈，利特瓦克倍感惊讶，也跟着笑起来。“首先，我承认，开始的时候，加迪说，他愿意继续全方位地学习他的新手艺。然后，我们开始聊他1963年越过苏伊士运河完成的那项使命。后来，他说，我们的计划不会成功。接着，我们详细讨论了在的黎波里秘密生活，并且在那里保持一个完全由外国雇佣人员——利比亚特工——负责的网络机构的不便之处。我似乎记得，那样的事情，加迪曾经干过三年。后来，他说：‘找一个比我年轻的人吧。’对此，我们谁也没当真。我们还回忆了他数次夜袭约旦的经历，还说到了使用军事行动打击游击队目标的局限性。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最后，我们讨论了战术。还有什么？”
“相似度呢？足够吗？他的身高，他的相貌？”
“相似度完全够了，”克兹回答说。他表情严肃，脸上布满了皱纹。“我们想办法，可行。现在，西蒙，别说他了，否则，你会让我爱上他的。”
突然，他一扫脸上的严肃表情，哈哈大笑起来，轻松的眼泪，疲倦的眼泪，一股脑顺着脸颊往下淌。利特瓦克也跟着哈哈大笑，笑声驱散了他的妒忌之心。这种突发的、疯狂的天气变化在利特瓦克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了，许多不可调和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他名字的原本意思是“来自立陶宛的犹太人”，而且，一度是个贬义词。他如何评价自己？第一天，他是个二十四岁的集体农场的孤儿，没有一个活着的亲属；第二天，他是个被美国东正教基金会和以色列特种部队收养的孩子；第三天，他是上帝忠心的警察，肩负着打扫世界的任务。
他钢琴弹得很棒。
关于绑架，无须再说什么。只要手上有几个经验丰富的人，这种事情手到擒来，在眼下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不是什么难事儿。真正让人紧张的是绑架案件的潜在规模。没有激烈的枪战，没有令人不愉快的场面，直截了当地去抢一辆酒红色的梅赛德斯，连带着车上那个开车的人，在希腊境内，距离土耳其—希腊边境大约三十公里处。利特瓦克前往现场坐镇指挥，野外行动是他的拿手。为了解决施维利智囊团内部突发的一次危机，克兹已经回到了伦敦，在以色列大使馆内，坐在电话机旁，挨过那些惊心动魄的分分秒秒。慕尼黑的那两个小伙子，先是作出了及时的报告，说那辆租用的汽车已经回来了，没有看见任何替身，然后跟踪亚奴卡去了机场。当然，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在贝鲁特，一个隐藏在巴勒斯坦境内某处地窖里的监听小组捕捉到了他的声音。他当时正兴高采烈地跟他的姐姐法特梅打电话，他姐姐在一个革命机构任职。他说，他在城里要逗留两三个星期，看望朋友，问他姐姐哪天晚上有空？监听小组报告说，他听上去非常开心：轻率、激动、兴奋。然而，法特梅却十分冷静。他们说，有可能是因为她对他的态度比较冷淡，也有可能是她知道他们的通话被监听了。也许，两个原因都存在。不管怎样，姐弟俩没能见面。
他乘飞机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再次被监听了。当时，他正手持一份塞浦路斯外交官的护照，在希尔顿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尽情享受了城里宗教和世俗的各种快乐。跟踪的人描述说，他这是在返回到欧洲基督教大本营之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伊斯兰教的洗礼。他参观了苏莱曼清真寺，其间，看见他祷告了不下三次；后来，在南墙附近的那条绿草茵茵的步行道上，他让人把脚上穿的古驰牌皮鞋擦了一遍。在同一地点，他还和两个沉默寡言的人一起喝了几杯茶。虽然拍下了那两人的照片，但一直没能核实他们的确切身份。可以肯定，这只是巧合，不是他们要等的人。路边，几个老人围在一起，轮流用气步枪把尾部带羽毛的飞镖射向画在一个纸盒子上的靶子，这让他感到很有意思。他想试一下，但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
在苏丹艾哈迈德广场的花园里，他坐在长凳上，身边是片片橙色和紫色的鲜花。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周边一整圈的圆顶和尖塔，看着一群群说笑的美国游客，尤其是一批身穿短裙的十几岁小姑娘。依照他的惯常把戏，他本来准备凑上前去，和她们套近乎，说笑，直到对方接纳他，可这一次，不知何故，他没有挪动步子。他从一个兜售物品的小孩手上买下了幻灯片和明信片，没有因为价格离谱儿而讨价还价。他漫步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外，查士丁尼大帝时期拜占庭的辉煌，融合了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的奥斯曼建筑风格，令他叹为观止。当他看见那些从巴贝克远道运来的高大立柱的时候，他们听见他发出一声来自心底的赞叹。巴贝克是黎巴嫩东部的一个城镇，是他不久前离开的地方。
然而，最让他上心的还是奥古斯丁和康斯坦丁的镶嵌画，他们把他们的教堂和城市奉献给了处女玛丽。就在那个地方，他完成了他重要的接头：对方也是一个男的，高个子，走路不紧不慢，穿一件风衣。他见到亚奴卡之后，立刻成了他的向导。在那之前，亚奴卡面对此类服务，一概坚决予以回绝，直到这个人跟他说了句什么——毫无疑问，还补充说出了他要去的地方和时间——立刻把他说服了。他们肩并肩，在教堂里面又兜了一圈，虔诚地参观了早期没有支撑的圆顶，然后，坐上一辆旧的美国产普利茅斯车，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路行驶，来到安卡拉高速公路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普利茅斯开走了，亚奴卡再一次独自一人留了下来，不过，这一次，他成了一辆漂亮的红色奔驰车的主人。他镇定地将车开回到希尔顿酒店，对门房说，那辆车是他的。
亚奴卡当晚没有进城——甚至没有去观看前一晚让他着迷的肚皮舞——下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他出门向西，沿着笔直的小路，越过平原，前往埃迪尔内和伊普萨拉。开始，薄雾弥漫，空气凉爽，地平线就在眼前。他中途在一个小镇停下，喝了一杯咖啡，还给栖息在一个清真寺圆顶上的一只仙鹤拍了张照片。他翻过一个山丘，停下脚步，歇息片刻，眺望着大海。气温升高，寂静的山脉一片红色、黄色，大海从山间流淌，奔向他的左侧。在这样的路上，跟踪者没有其他选择，用行话说，只能夹击他，一辆车跑在前面，另一辆远远地跟在后面，向上帝祈祷，他不会突然拐弯进入哪条地图上没有标绘出的岔道——这样的事情，他很在行。但是，此地的荒凉让他们别无选择，因为，绵延数英里，唯一的生命迹象是住在帐篷里的吉卜赛人和年轻的牧羊人，偶尔还能见到一袭黑衣、面色忧郁的人，他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运动的现象。到达伊普萨拉，他选择右边的岔路进城，而不是继续赶往边境，他的这一做法蒙骗了所有的人。他准备把车交还回去吗？上帝不准！那么，他究竟要在那个土耳其边境的肮脏小镇上干什么呢？
答案是：真主。中心广场有一座名气不大的清真寺，刚好位于基督教世界的外围。在这里，亚奴卡再一次把自己托付给真主阿拉。利特瓦克事后说，这实属明智之举。从教堂出来，他被一条小黄狗咬了，还没等他采取行动，小狗已经溜了。这也算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吧！
最后，看见他重新返回到大路上，大家伙儿都松了一口气。出入境口岸是一个弹丸之地，氛围不甚友好，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较少在那里碰面。那个地区的两侧无一例外地埋着地雷，恐怖分子和各路走私犯有他们非法的路线和目的，枪击事件也时有发生，但较少在媒体曝光。保加利亚边界就在向北几英里处。土耳其那边的告示牌上用英语写着：旅途愉快！但是，对于离境的希腊人，则没有任何善意的言辞。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竖在一个军事委员会楼顶上的土耳其国徽，前面有一座小桥，下面是一潭绿色的死水；再往前，一小队人正在紧张不安地等着接受土方移民局的检查。亚奴卡试图利用自己的外交护照，免予安检，结果，他成功了，但这也加速了他的毁灭。过了口岸，在土耳其警察局和希腊哨兵之间，有一个大约二十码的无人管辖地带，亚奴卡在那里给自己买了一瓶免税的伏特加，并且在一家咖啡馆里吃了一个冰淇淋。监视他的是一个睡眼惺忪的长头发男孩，名叫鲁文，他在那家店里已经吃了三个小时的面包了。土耳其最后的繁华是一尊国父阿塔图克的青铜半身像，一位颓废的空想家，怒视着敌对的希腊平原。亚奴卡刚一经过此地，鲁文一下子跳上他的摩托车，向利特瓦克发出了一个五点信号。此时，利特瓦克正在希腊境内三十公里处——军事区之外——守候，那个地方正在修路，途经的车辆，无一例外，必须减至步行的速度。信号发出之后，鲁文驾车匆匆离开，他也想赶去凑个热闹。
考虑到亚奴卡已知的嗜好，从常识角度出发，他们利用一个女子作诱饵。他们给她一把吉他——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这些日子，即使不会弹，年轻的姑娘背一把吉他在身上也很有范。吉他标志着心灵的平静，这是他们在其他地区观察的结果。之前，他们曾反复讨论，在金发女子和黑发女子之间摇摆，尽管他们知道亚奴卡偏爱金发女子，但也不排除他的口味会随时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最后，他们一致同意选择那位黑发姑娘，理由是，她的臀部曲线更美，而且，走起路来更加妖娆、性感。他们安排她守候在路政工程结束的地方。他们相信，修路那个事儿，是老天刻意安排的。他们有人甚至认为，掌控整件事情的是上帝——犹太人的上帝——而不是克兹或者利特瓦克。
开始，沥青碎石路面；接着，没有任何警示，路面上到处是粗大的蓝色碎石，有高尔夫球那么大，但形状却不规整；再往前，木头铺设的坡道，两侧有黄色的反光灯，速度限制为每小时十公里，即使没有提示，大家也不会冒险开快车的。坡道的尽头，姑娘迈着沉重的步子，沿着路边向前走。他们告诉她说，只管走你的路，不要东张西望，但别忘了把左手放在身后，并且伸出大拇指。他们唯一担心的是，那姑娘太漂亮了，亚奴卡还没到，别的男人就率先上钩了。那个地方最大的优势是，原本稀疏的车流被临时分隔开了，东西向的车道中间，有一片大约五十码的荒地，有供修路工人住宿的窝棚，还有拖拉机，各种工程垃圾随处可见。那个地方，哪怕埋伏一个军团，也不会引起任何的注意，何况他们总共才七个人，包括西蒙·利特瓦克和那个性感的姑娘。大骗子加弗隆根本不会多给他们增加人手。另外五个是清一色的小伙子，身着夏装，脚蹬运动鞋，那种打扮的人，即使一味地低头盯着自己的手指甲，在那儿站一天，也不会有人上前询问他们为什么不说话。然而，他们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此时，正午时分；太阳高挂，扬尘四起。路上，卡车居多，装载的是石灰，或者石料。那辆闪闪发亮的酒红色奔驰轿车——虽然不是崭新的，但的确很漂亮——仿佛婚车，夹在那些灰色的重型车辆中，异常显眼。它以三十公里的时速，在蓝色的碎石路面上奔驰。速度有点儿太快了，因此，每逢有石头蹦起，撞击着底盘，亚奴卡就被迫刹车。车子到达坡道的时候，速度先是二十公里，后来降到了十五，然后是十。当它从姑娘身边经过时，大家都发现，亚奴卡转过头，他想证实，那姑娘的长相是否和背影一样销魂。是的。他又往前开了五十码，来到了柏油路，一时间，利特瓦克很懊丧，他确信，他必须得启用备用方案了。那个计划更为复杂，涉及第二队人马，在前方一百公里处人为地制造一起交通事故。然而，出于好色，或是男人的本性，或是我们猜不透的其他什么因素，亚奴卡把车停在路边，降下自动车窗，伸出自己那颗年轻、帅气的脑袋，洋洋得意地注视着那位姑娘扭着屁股，顶着日头，朝他走过来。当她走到车边的时候，他问她是否打算一路步行到加利福尼亚。她回答他，用的也是英语，她要去的是一个大概叫做塞萨洛尼基的地方——他呢？根据女孩后来的回忆，他当时的回答非常模棱两可，可是，没有第三个人在场，他的话成了日后大家争论的内容——每次行动结束之后，都有此类事情发生。亚奴卡自己一口咬定，说他当时没有回答，因此，有可能是那个姑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随口胡诌了几句。她的眼睛，以及她的五官，非常迷人。她不紧不慢，活力四射，举手投足，让他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她。一个在黎巴嫩南部山区接受了为期两个星期的艰苦的政治回炉训练的阿拉伯帅小伙儿，面对这个身穿紧身牛仔裤的性感女子，他还能怎样呢？
必须补充的是，亚奴卡身材消瘦，相貌英俊，典型闪族人的长相和她很般配，而且，他浑身散发着快乐和喜庆，极具感染力。结果，他们一拍即合。任何一对有眼缘的年轻男女，都免不了春心荡漾，脑海里似乎已经浮现出他们水乳交合的浪漫场面。女孩放下吉他，按照事先的指令，扭动腰肢，卸下背囊，并如释重负地将其扔在地上。利特瓦克坚持说，这种动作的效果不亚于褪去身上的衣服，会迫使亚奴卡进行选择：一是从车内打开后排车门，二是亲自下车，从车外把后备厢打开。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他必定将自己置于枪口之下。当然，有些型号的奔驰车，后备厢的开启可以在车内操作。但这辆车不属于这个范围。利特瓦克非常了解。同时，他也十分的肯定，后备厢当时是锁着的；而且，在土耳其境内安排这一幕毫无意义，因为——无论他的证件伪造得多么完美，按照阿拉伯人的标准，确实很完美——亚奴卡不至于愚蠢到为了捎带一个未经证实的包袱，而增加自己出境的风险。
在那种情形下，他选择了事先他们大部分人倾向的选择。他没有回过头，伸出手臂，从车内人工打开后排的车门——他可以做到，而是，可能为了给对方留下更深的印象，解开了中控锁，这样一来，四个车门都可以打开。女孩走上前，打开后车门，把吉他和背包放到后排座位上。然后，她关上了车门，懒洋洋地朝前走，似乎是想坐在他身边的副驾驶座上。就在这时，有人用枪抵住了亚奴卡的太阳穴，看似弱不禁风的利特瓦克跪在后排座位上，熟练地、牢牢地捧住他的头，并且完成了注射。根据亚奴卡的健康记录——他少年时期患过哮喘——他肯定，这种药物万无一失。
后来，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行动期间的那种安静。甚至在等待药物发挥作用的时候，利特瓦克清楚地听见，除了过路车辆的嘈杂声之外，最响的是一副墨镜的断裂声。一时间，他非常害怕，担心断裂的是亚奴卡的脖颈。如果是那样，一切都前功尽弃了。起初，他们以为，过境之后，他肯定设法忘记，或是丢弃了车辆的假牌照和假证件，但让他们高兴的是，那些东西完好无损地放在他的黑色手提箱里，上面是几件手工缝制的丝织衬衫和华丽的领带，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都非常有用，还有他手上那块劳力士切利尼系列的金表和金手链，以及亚奴卡喜欢佩戴在胸前的一个镀金的护身符，应该是他姐姐法特梅送给他的。行动成功的另一个因素——这份功劳应该归于亚奴卡——是，那辆车的窗户贴着深颜色的膜，一般人很难看清里面的状态。如果说，亚奴卡因为自己形形色色的奢侈生活方式而断送了自己，那这个车窗玻璃首当其冲。驱车向西，而后向南，没什么问题；他们可以正常行驶，不被注意。可是，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雇用了一辆卡车，声称是运送蜜蜂到新家去。利特瓦克信心满满地说，在那个地区，蜜蜂养殖业很普遍，即使是最负责任的警察，碰到这种情况，也不会轻易上车检查的。
这个过程，唯一没有预见到的是那条狗：万一那家伙有狂犬病怎么办？他们在路上买了血清，以防万一。
亚奴卡暂时告别了江湖，最关键的是必须确保在贝鲁特，或是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人觉察到他的失踪。他们知道，亚奴卡天性乐观，喜欢独来独往。他们知道，他习惯不按常规出牌，他喜欢瞬间改变计划，有时是因为心血来潮，有时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说这是迷惑敌人的最佳方法。他们知道，他最近迷上了希腊的物件，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习惯沿途收集古董。上一次出门的时候，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一个人跑到了遥远的埃皮达鲁斯[5]：一个大圆弧，莫名其妙地偏离了他的路线。过去，这些突发奇想的行为让他的行踪飘忽不定。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不可挽救地变成了利特瓦克冷静考虑的对象，敌人找不到他，他的人也找不到他。以色列行动小队抓住了他，让他从世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小队在等待。在所有可以监听的地方，没有响起警报，甚至没有任何不安的低语。西蒙·利特瓦克做出了结论：如果亚奴卡的老板对他有任何寄托的话，那么，他们会以为，这个聪明、好动的小伙子，出门去享受生活，去——天晓得——为了他们的事业招兵买马！
就这样，用克兹和他小队同志的话说，好戏可以开场了。它是否有结局——是否来得及，依据克兹的旧手表，按照他的愿望展开——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克兹肩上有双重压力：很残酷地说，第一是要有进展，否则，米沙·加弗隆就会解散他的人马；第二是加弗隆的威胁——如果没有预计的进展，面对日益高涨的用武力解决纷争的呼声，他也无能为力。克兹更担心后者。
“你别用英国人那一套来游说我！”加弗隆沙哑的声音冲他喊道。这已经不是他俩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争执了。“看看他们的罪恶行径！”
“也许，我们也该把英国人炸死。”克兹面带笑容，心底藏恨。
然而，那个时候，有关英国人的话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极具讽刺的是，克兹现在正试图从英国人那儿找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