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德国官方不可能了解这些，但无论怎样，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就是证据。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发生之前，坊间的各种猜疑有增无减。最终，当精准的计划遭遇到劣质的炸弹时，所有的猜疑瞬间变成了肯定。业内人士说，迟早有一天，有人会为此埋单的。在这之前，等待让人备受煎熬。
炸弹没能按时引爆，滞后了约十二小时之久，实际爆响的时间为星期一上午八点二十六分。现场发现的几只受害人的手表，全都定格在这一时刻。跟过去几个月发生的爆炸案一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警告。其实，预先的警告原本就不在计划之列。在杜塞尔多夫，一位来访的以色列武器采购官员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轿车里被炸弹炸死。同样，在安特卫普，有人将一颗伪装成书籍模样的炸弹送至东正教犹太人大会的组织者驻地，结果，大会的名誉秘书长被炸死，她的助手也在大火中丧生。在慕尼黑，有人将炸弹安放在一家以色列银行门外的垃圾桶里，造成两路人受伤。唯一的例外是斯德哥尔摩爆炸案，事先有人给出了警告。然而，调查的结果表明，此案与前面提到的系列案件没有关联，作案者另有他人。
八点二十五分，巴特戈德斯贝格市区的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依旧是一个绿树成荫、安静隐蔽的外交官驻地。如果想尽可能地远离波恩这个政治漩涡，但又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驱车到达，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新落成的街区，但路边的房屋设施却很成熟：草木茂盛的花园，车库上方有女佣的房间，还有安装在瓶料玻璃窗外面的哥特式防盗网。莱茵兰地区常年温湿、多雨，植物和外交社区一样，长势喜人，几乎赶上了德国人修筑公路的速度，追上了他们绘制地图的速度。结果，有些房屋差不多已经被前院茂密的针叶树所遮掩。那些灌木，如果任其生长，迟早有一天会遮天蔽日，整个地区将成为格林童话中的仙境。经证实，这些树木能有效抵御爆炸的冲击波，因此，爆炸发生后没几天，当地一家园林中心已经将此品种列为了珍品。
在这条街上，不难发现，有些房屋颇具民族特色。比如，坐落于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街尾转角处的挪威大使官邸，一栋简朴的红砖农舍，乍一看，还以为到了奥斯陆的远郊呢！埃及领事馆位于街首，给人一种凄美的感觉，仿佛艰难时世中衰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行宫别院。屋内传出忧伤的阿拉伯音乐，百叶窗始终关闭，好似在抵御北非地区的热浪。时值五月中旬，天气已经开始转晴，鲜花和嫩叶在微风中摇摆。玉兰树的花期刚过，可怜的白色花瓣大都已经掉落，飞飞扬扬，满地残片。宽阔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但是，有绿树作屏障，嘈杂声几乎无法进入到室内。爆炸前，最清晰的声音当属小鸟的鸣叫，其中有数只体态丰满的鸽子，它们爱上了澳大利亚使馆武官家房前的紫藤，那也是外交官先生最为自豪的植物。向南一公里处，虽然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但却能听见驳船马达发出的突突声。浑厚、低沉的声音，当地的居民早已对此充耳不闻；倘若这声音突然消失，他们反倒不习惯了。总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早晨，尽管西德的那些重要报纸每天都充斥着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萧条、通胀、破产、失业，等等，很明显，都是些老牌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通病——可你依然相信，巴特戈德斯贝格是一个宁静、高雅的宜居之所，而且，波恩也不像报纸上所描述的那般不堪。
由于种族和级别的不同，有些男人已经离家上班去了，但是，外交官们，可以说，简直就是男人中最慵懒的一类。一个面带忧伤的斯堪的纳维亚领事，因为婚姻的压力，前一晚，借酒浇愁，现在，仍在昏睡。一个南美的代办，头上套着发网，身上穿着一套丝绸睡衣——北京之行的收获——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告诉那个菲律宾籍的司机当天采购的内容。意大利领事一丝不挂地正在修面，他习惯起床之后先锻炼，后洗澡，而后刮胡子；他的夫人已经穿戴齐整，正在楼下批评女儿，因为，小丫头前天晚上没有按时回家，可她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还跟母亲顶嘴。每周，这样的对话是母女俩一大早必做的功课。来自象牙海岸的一个使节正在打国际电话，正式告知他的主子，为了从德国财政部弄到发展援助，他最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这样的事情现在越来越难办了。电话突然断了，电话那头的主子们以为他故意挂断他们的电话，即刻发过来一封电报，问他是不是不想干了。以色列劳动专员一个多小时前就上班去了。在波恩，他还不太习惯，因此，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喜欢遵守耶路撒冷的工作时间。生活就这样继续着，众多低俗的种族笑话，追根溯源，都来自现实和死亡。
在每一次爆炸中，都有奇迹发生，这一次也不例外。奇迹来自于那辆美国校车，它负责接送本社区大部分的少年儿童。孩子们候车的地点距爆炸中心不足五十米，幸运的是，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没有一个孩子需要回家去拿落在家里的作业，没有一个孩子没有按时起床，也没有一个孩子因为不愿意上学而拖延了时间。就这样，校车准时启动了。爆炸中，校车的后窗玻璃被震碎了，汽车冲到了路边，一个法国小女孩眼睛受了伤。谢天谢地，孩子们大都安然无恙。事后，这件事被定性为一种救援举动。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此类爆炸事件，或者至少，此类事件后果的一个特征：与其说沉浸在死亡的苦痛中，人们更愿意赞美生命。当灾难的冲击波渐渐消退的时候，悲伤才真正开始，但这往往发生在数小时之后，当然，也有例外。
爆炸的声响，人们并不记得，特别是住在附近的人们。在柯尼希思温特，老百姓听见河对岸传来一声巨响，以为那里爆发了一场对外战争。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们惊慌失措，东跑西颠；他们咧开嘴巴，笑着，好像他们是一群侥幸逃脱的同案犯。他们纷纷说，那些该死的外交官，你希望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赶快收拾行李，全部滚到柏林去，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花我们纳税人的钱！但是，爆炸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却什么也没有听见。假如他们能够提起此事，假如他们能够开口说话，他们会说，他们看见道路变了形，或者，街对面一栋房屋屋顶上的烟囱腾空飞了起来，或者，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摧毁了他们的房屋，撕扯他们的皮肤，捶打他们的身体，把他们打倒在地，鲜花从花瓶里飞出，花瓶撞上了墙壁。没错，他们记得玻璃破碎的声音，记得嫩叶掠过地面的刷刷声。人们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低低地呻吟。从这个意义上说，很明显，从他们自然意识中爆发出来的声音，他们还是有感觉的。此外，有几个目击证人曾经提到，当时，法国领事家厨房里的收音机正在高声播放当天的食谱。有一个自认为很理性的女人，向警察询问说，爆炸是否有可能扩大收音机的音量。警官们把毯子裹在她身上，将她带离现场，并对她轻声解释说，在爆炸中，一切皆有可能，但在这起事件中，这种解释行不通。法国领事家的窗玻璃全部破碎了，屋内没有人去理会那个收音机，因此，它自顾自地对着大街继续播放。对以上解释，那个女人仍旧抱有怀疑。
记者们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在警戒线外张望。据最早的报道说，爆炸造成八人死亡，三十人受伤，矛头直接指向一个叫做“尼伯龙根5号”的德国右翼狂热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两名智力迟缓的男孩和一个疯老头，他们的能力恐怕连一只气球也奈何不了。中午，在压力下，媒体被迫将死亡人数降至五人，其中一人是以色列人，四人重伤，另外有十二人被送进医院，伤情各异。此时，他们改口称，对此次爆炸负责的应该是“意大利红色连队”，但是，同样，没有丝毫证据。次日，他们又有了新的版本，这一次，他们剑指“黑色九月”。又过了一天，一个自称为“巴勒斯坦的痛苦”的组织主动承认与此事有关，他们还给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之前的几起爆炸案也是他们的作品。“巴勒斯坦的痛苦”，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的名称，还不如说它直接对行凶者的动机作出了解释。在一段时间内，这个组织名声大噪，因为，许多冗长乏味的名篇都不约而同地用它作为标题。
在事故中丧生的非犹太人中，一个是意大利人家的厨师，西西里人，另一个是他们的菲律宾籍司机。四个伤者中，一个是以色列劳动专员的夫人，炸弹就是在他们家起爆的。结果，她丢了一条腿。死者是他们的小儿子加布里埃尔。然而，事后被广泛认可的是，真正的刺杀目标不在这些人当中，他们的目标是劳动专员夫人的一个叔父，此人从特拉维夫来此参观访问，是一个研究犹太法典的学者，因为对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问题持有强硬态度而小有名气。总之，按照他的观点，巴勒斯坦人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此外，他还经常当面反驳他的侄女，也就是那个劳动专员的夫人，以色列解放左翼的成员，从小生活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那种生活环境和外交官的极度奢侈有着天壤之别。
假如加布里埃尔上了校车，那他肯定就不会出事了。可是，那天——以前经常这样——他恰巧不舒服。他调皮捣蛋，超级活跃，在大家眼里，他是那条街上的一个不和谐分子，尤其是大家午休的时候。他随他的母亲，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现在，不奇怪，街上的人已经不记得这个让他们爱得要命的小男生了。一个右翼德国小报称他为“天使加布里埃尔”，这个充满着亲犹太情绪的称号，连编辑们都没有想到，在两种不同的宗教中得到了反响。整整一个星期，这家报纸连续刊登出杜撰的故事，赞美这个天使般的男孩。一流的评论对此种伤感的情绪及时作出了回应。一个星级评论员说——他引用的是迪斯雷利[3]的原话，但没有加以说明——基督教是完整的犹太教，否则，它一文不值。所以，加布里埃尔既是一个基督烈士，又是一个犹太烈士。关心此事的德国人为了解到这一内容而感到高兴，读者寄来了成千上万封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起来还真有些费力。有人提议修建加布里埃尔纪念馆，相比较之下，其他几个遇难者，则较少被人提起。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加布里埃尔的灵柩被立刻送回到以色列安葬。他的母亲，由于身体状况太差，不适合长途跋涉，只得留在波恩，等孩子的父亲忙完之后，再陪她回耶路撒冷，为孩子服丧七日。
爆炸发生当天的午后，一个由六名以色列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从特拉维夫乘飞机抵达波恩。德国方面派去接机的是艾历克西斯博士，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来自内政部。虽然没有正式任命，但艾历克西斯是调查工作的德方负责人。此人聪明、老谋深算，终身饱受比大部分同胞身高矮十厘米的耻辱。也许，为了弥补此缺陷，他生性轻率、鲁莽，无论是在自己的私生活上，还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因此，很自然，外界对他褒贬不一。他既是律师，又是特工，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强权的人——对于这些，德国有很好的土壤——他辛辣的自由主义信念始终得不到联合政府的青睐；更糟糕的是，他竟然随意在电视上公开自己的想法。据传，他的父亲曾经是希特勒时期某个抵抗组织的成员，父亲的衣钵，在这些动荡的年月，对于行为怪异的儿子来说，虽然令人不快，但也十分匹配。当然，在波恩的玻璃宫殿里，有许多人认为他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他最近离了婚，又跟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女人出双入对，这一切，更增添了他们对他的不信任感。
假如来的是别人，艾历克西斯绝对不会亲自跑去机场迎接的——没有媒体的专访——但是，以色列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值低点，因此，面对内政部的压力，他屈服了。在最后一刻，他们不顾他的反对，硬塞给他一位来自汉堡的警察，西里西亚人，慢性子，公开说自己是保守分子，是龟派，在七十年代镇压学潮中建立了功勋，被视为是对付捣乱分子和炸弹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个理由是，他和以色列人相交甚好。其实，艾历克西斯跟其他人一样，对此心知肚明，此人的作用就是与自己抗衡。也许，更重要的是，眼下的局势令人担忧，艾历克西斯和那个西里西亚人都是“没有负担的”，意思是，他们两人都太年轻，德国对历史——德国人悲伤地称之为未被征服的过去——应负的责任，他们谁也担负不起。今天，无论用何种态度接待犹太人，都让艾历克西斯和那个令他讨厌的同事备感陌生，而且，假如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可以说，连他的上司都感觉不习惯。媒体得到了艾历克西斯的指示，对此保持沉默。只有一家社论暗示说，只要以色列人坚持对巴勒斯坦营地和村庄肆意进行爆炸性的袭击——死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十二三个孩童——他们必须考虑对这种野蛮行径进行谴责。第二天，以色列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立即对此作出了愤怒的反驳，但显然有些语无伦次。他写道，自1961年起，以色列不断遭到阿拉伯恐怖主义的袭击。以色列人如果能够享受到和平，他们决不会在任何地方伤害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加布里埃尔的死，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他是犹太人。德国人或许能够记得，在这个问题上，加布里埃尔不是第一个死去的人。假如他们已经忘记了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那么，十年前的慕尼黑奥运会，他们应该记忆犹新吧？
编辑关闭了通讯工具，休假一天。
来自特拉维夫的那架神秘空军飞机降落在机场的尽头，放行手续全免，合作立刻开始，不分昼夜。按照上面的指示，艾历克西斯应该对以方有求必应，但是，此类指示纯属多余。他是个哲学家，有自己的思想。他曾被派遣到特拉维夫进行联络访问，并且有记者拍到他在大屠杀纪念馆低头默哀的镜头。至于那位沉默不语的西里西亚佬，咳，只要有人跟他说话，他就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对方说，他们正在找寻共同的敌人，不是吗？很明显，就是那些红军。到第四天，虽然许多疑问尚待解决，但合作小组已经初步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其结果，应该说，令人信服。
首先，大家一致认为，爆炸发生的房屋没有安排特别的警戒，因为大使馆和波恩安保部门之间达成的协议中没有此项内容。以色列大使的住所距离此处相隔三条街，日夜有人把守。一辆绿色的警务面包车驻守在门前，房屋四周有铁栅栏，警卫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对他们今天的职守，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两人一组，手持冲锋枪，尽职地在花园里巡逻。大使本人配有一辆防弹车和一队警察摩托护卫。他不仅仅是大使，他还是一名犹太人，他在这里受到双重托管。可是，一个小小的劳动专员就没有此等待遇了，不能反应过激。他的住所外安排了流动巡逻哨，根据警方的说法，以色列人的住所，无论怎样，肯定是特别警戒的目标。作为进一步的防范措施，以方人员的地址均不得出现在官方的外交官名册上，以免给歹人提供作案的便捷，尤其是当下，从政治的角度说，以色列变得有些让人无法掌控了。
那天早上八点刚过，劳动专员打开车库的大门。像往常一样，他先检查了轮毂和底盘。设备是统一配备的：一根扫帚柄，一面小镜子固定在一端。那天早上，他夫人的叔叔搭乘了他的车，他证实了这一切。点火之前，劳动专员还把座椅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自从爆炸案发生以来，所有驻外的以色列官员都必须履行这些步骤。和其他人一样，专员知道，如果把一枚炸弹装进汽车的轮毂，大概需要四十秒钟；如果把一枚水下爆破弹粘在燃油箱下面的话，需要的时间则更短。和其他人一样，他知道——自从他接到姗姗来迟的外交任命以来，他不断地告诫自己——很多人想要他的命。他看完了报纸，读完了电文。他很满意，他的车没有问题。他跟夫人、儿子说再见，然后开车去上班了。
其次，家里还有一个换工住宿的女孩，名叫艾卡，瑞典人，无不良记录。事发前一天，她刚好和男友去了韦斯特沃尔德，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度假。男青年沃尔夫在德国联邦国防军服役，刚好休假，同样没有不良记录。星期天下午，沃尔夫开着自己的沃尔沃敞篷车来接艾卡，无论是路过此处的人，还是巡逻经过的警卫，他们可能看见她从前门出来，穿着出门的衣服，跟小加布里埃尔吻别。离开的时候，她还兴高采烈地向特地出来给她送行的劳动专员挥手告别。专员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而他的夫人，因为痴迷于绿色蔬菜的培育，正在后院忙碌。艾卡住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用专员的话说，她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
以上两点——招人喜欢的换工住宿女孩外出度假；警方警卫工作的缺失——给爆炸提供了便利条件，而爆炸得以成功的原因却是劳动专员本人那该死的善意之举。
同一天晚上，六点钟——艾卡离开之后两小时——屋内，劳动专员正在跟客人就宗教问题进行辩论；屋后，他的夫人正在德国的土地上辛苦地耕耘。就在这时，前门的门铃响了，只响了一声。跟以往一样，劳动专员在开门前，先通过猫眼向外观察。跟以往一样，向外窥望的时候，他手里握着那把军用左轮手枪。其实，理论上说，地方法规禁止使用任何枪械。透过金鱼眼一般的猫眼，他看见一个年纪约二十一二岁的金发姑娘，憔悴的模样，惹人怜爱。她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旧箱子，箱子的把手上还绑着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行李签。一辆出租车——抑或是一辆私人轿车——停在她身后的马路边上，汽车没有熄火。没错，他听见了发动机的声音。他甚至觉着还听见了磁电机发生故障的喀吧声。不过，这是后话，因为，他想要捞救命的稻草。在他看来，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像仙女，同时又像运动员，鼻子四周有些许晒斑。她身上穿的不是常见的淡褐色修身牛仔裤和衬衫，而是一条式样很传统的蓝色连衣裙，胸前的扣子一直扣到领口，头上还扎着一条丝巾，白色的，抑或是奶白色的，衬托着她的金发，愈发动人。在第一次约谈的时候，他非常伤心，爽快地承认说，正因为对方的相貌和穿着，他简单地将其视为良民。就这样，他把手枪放回到半柜最上面的抽屉里，然后把门打开，满脸堆笑。她很迷人，而他呢，不仅腼腆，而且大腹便便。
第一次面对盘问的时候，这一切，他都和盘说出了。那个钻研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叔叔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作为一名目击者，他一点儿信息也没有提供。当大门关闭，屋内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对犹太教的律法《密西拿》的评论。这符合他接受的使命，他不能浪费时间。
女孩的英语有口音，北欧的，但肯定不是法语，也不是拉丁语。他们给他听了各种方言，最接近的可能要数北部沿海地区。她首先问的是，艾卡是否在家。她没有用艾卡这个称呼，而是好朋友之间常用的昵称“Ucki”。劳动专员解释说，她两小时前离开了，去度假了。她不在没关系，有什么事儿他能帮忙的吗？女孩有些失望，回答说，她改日再来。她说，她刚从瑞典来，她答应艾卡的母亲，帮她把这个箱子送过来，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些衣物和唱片。那些唱片尤其重要，因为艾卡对流行音乐非常痴迷。说到这里，劳动专员坚持请她进屋里来，而且，愚蠢地帮她提起了箱子，跨过门槛，走进屋里。这个行为，他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原谅自己。没错，他当然读过很多相关的规定，知道不能接受第三方送来的任何包裹之类的东西。没错，他知道，箱子属于危险物品。可是，此人是艾卡的漂亮女友卡特林，又是从她家乡瑞典来的，而且，那个箱子是她动身的当天从艾卡母亲手里接过来的！箱子比他预想的要重一些，但他以为是唱片的缘故。他殷勤地对她说，这个箱子肯定占用了她的行李配额，卡特林解释说，艾卡的母亲亲自开车送她去斯德哥尔摩机场，为的就是支付超重的费用。他注意到，那个箱子是硬壳的，不仅重，而且还装得很结实。当他提起箱子的时候，他肯定，里面没有任何响动。爆炸过后，幸存的只有一个褐色的标签，还有一个箱子的碎片。
他请女孩喝咖啡，但被拒绝了。女孩说，她不想让司机在外面久等。她说的不是出租车，是司机。这个问题，着实让调查小组绞尽了脑汁。他问她来德国做什么，她回答说，她希望能进入波恩大学，学神学。他手忙脚乱，先是找电话记录本，然后找铅笔，他请她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留下，可是，她放下本子和铅笔，微微一笑，说：“只需跟她说‘卡特林’，她就知道了。”她还解释说，她住在路德会的女子公寓，等找到房子之后，就会搬走。（波恩的确有这种公寓，真是滴水不漏啊！）她说，等艾卡度假回来的时候，她还会再来的。也许，等她过生日的时候，她俩可以一起庆祝。她希望如此。真心话！劳动专员建议说，他们可以为艾卡和她的朋友们搞一次聚会——比如：奶酪火锅，这可是他的拿手绝活！因为，先生们——事后，他痛苦地对调查人员重复道——我夫人是在集居区长大的，对美食没有感觉。
说到这里，从街上传来了汽车——也许是出租车——的喇叭声。声音接近中央C，短促的喇叭声，不高，差不多响了三声。他们握手告别的时候，她把箱子的钥匙给了他。此时，劳动专员第一次注意到，女孩手上戴着白色的棉布手套。没什么可奇怪的，她是个娇弱的女生，天气闷热，还得亲自拎着那只大箱子。就这样，电话记录本上没有留下笔迹，也没有留下指纹，连箱子上也没有。而且，钥匙上也不会有。整个交接过程，可怜的劳动专员后来估计，大概有五分钟，不会超过五分钟，因为有汽车喇叭的提醒。劳动专员目送她离去——走路姿势优雅、性感，但却没有故意挑逗之意。他关上门，小心地把门锁好，然后，把箱子拿到艾卡的房间——在一楼，将箱子放在床脚处。他之所以决定把箱子平放在床上，主要是考虑到，这样做，箱子里面的东西不会弄乱。离开房间之前，他把钥匙放在了箱子上。花园里，他的夫人仍旧在执著地用锄头跟坚硬的泥土作斗争，屋内的事情她全不知晓。等她进来时，他忘记跟她说了。
说到这里，有人低声打断了他。
忘了说？以色列专家怀疑地问道。你怎么能把艾卡的瑞典朋友到访的事情全部忘记呢？还有那个放在床上的箱子？
劳动专员情绪失控了，他承认，他其实并没有忘。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他们问。
似乎，主要原因是，他坚信——在他孤独的内心——咳，说句实话，社交方面的事情已经无法调动他夫人的兴致了，先生。她一心想回到集体农场，和那里的人自由交谈，无须理会这种外交的嘲讽。再说啦，嗯，那女孩的确很漂亮，先生们，咳，也许，如果保守秘密，不对夫人提起，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至于那个箱子，嗯，你看，我夫人从来不进艾卡的房间——我的意思是，以前从来不进去——艾卡自己打扫自己的房间。
那么，那个犹太教学者，你夫人的叔叔呢？
劳动专员也没有跟他提起这件事情。在这一点上，两人口径一致。
调查人员没有作出任何判断，只是写下了一行字：保守秘密。
至此，时间的进程突然中断了，仿佛一辆在轨道上行驶的列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女孩艾卡，在护花使者沃尔夫的陪同下，匆匆返回波恩，但她说自己不认识什么叫卡特林的人。启动对艾卡社交圈的调查，但是，需要时间。此外，她母亲也说没有给女儿带过箱子，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她对瑞典警方说，她女儿在音乐方面的品味很低，她一向对她不满意，因此，根本不可能对她加以鼓励。沃尔夫心情郁闷地回到自己的连队，即将接受安保部门长时间漫无目标的盘问。虽然警方和媒体在全国范围内找寻那个司机，许诺出大价钱换取他所知道的信息，但是，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私家车驾驶员，始终无人出现。他们查看了德国所有机场的旅客名单、电脑记录，以及记忆储存系统，但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来自瑞典或是其他地方的旅客与描述相匹配，科隆也一样。所有的女性恐怖分子，无论是知道姓名的，还是不知道姓名的，甚至还包括那些有嫌疑的，她们的照片，统统拿去给那个劳动专员看。虽然他痛苦万分，虽然他愿意尽全力帮忙，希望自己能派上用场，可是，面对着那些照片，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记不清那个女孩脚上穿的是什么样的鞋子，也说不出她究竟有没有抹口红，有没有涂睫毛膏，有没有使用香水，或者，她的头发是否漂染过，是否有可能戴着假发。他暗示说，自己是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除此之外，他只不过是一个邋遢的、已婚的、心地善良的男人，除了以色列和家庭之外，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勃拉姆斯。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记住这么多细节呢？
是的，他记得，她的腿很美，脖子白皙。长袖衣服，没错，否则，他应该会注意到她的手臂。是的，裙子里面有衬裙之类的，否则，在户外日光的作用下，他应该能看清她身体的曲线。文胸？——可能没有，她胸部有些扁平，可能没有穿文胸。找来了模特，现场给他进行了演示。从德国各个库房里搜罗来不下一百件款式各异的蓝色连衣裙，可是，恐怕他这一辈子都想不起来，那姑娘裙子的领子和袖口是否颜色不一样。无论何种精神折磨，都无法改善他的记忆。他们问得越多，他忘得越多。碰巧见过女孩的目击证人证实了他的部分描述，但无法补充任何有价值的内容。整个过程，巡警都没有看见；也许，递送炸弹的时间早就谋划好了。按照箱子的模样，符合的大概有二十个品牌。轿车，或是出租车，是一辆欧宝，也可能是福特，灰色的，不是太干净，五成新。波恩的牌照；不，是从西格堡来的。没错，车顶上有出租车的标示。不对，是一辆带天窗车顶的轿车，有人听见车内传出的音乐声，只是，具体什么节目，没有确定。没错，有天线。不，没有。司机是男性，高加索人，也可能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干的。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嘴唇上面有一撮小胡子，黑头发。不对，是金发。身材消瘦，有可能是女扮男装。有人肯定，在汽车的后窗户上，挂着一个小人，扫烟筒的人，摇来晃去的。也许，那只是一个贴纸。有人说，司机身上穿着斗篷。也许，只是一件套头衫。
侦破工作进入了僵局，以色列调查小组似乎集体步入了晕厥的状态。他们精神萎靡，晚来，早走，大部分时间待在他们的大使馆里，好像在接受新的指令。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艾历克西斯判断，他们肯定是在等待着什么。他们原地踏步走，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很激动。紧张，但很镇定。这种状态，艾历克西斯太熟悉不过了。相比较他的同事们，他嗅觉敏锐，有超常的洞察力。当涉及到跟以色列之间的情感时，他相信，他处于一种绝佳的真空地带。第三天，一个称自己为舒尔曼的宽脸庞长者加入了他们小组，陪同他一起来的是他的助手，一个年纪只有他一半的瘦小伙子。艾历克西斯把他俩比作犹太人版本的恺撒和卡西乌斯。
这个艾历克西斯先生因为自己的调查而憋的一肚子火，很奇怪，随着舒尔曼和助手的到来，竟然得到了某种释放；同样，他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因为之前，那个西里西亚警察，不管他去哪里，寸步不离地跟着他，那样子，与其说是他的助手，还不如说是一个随时准备顶替他的人，他烦透了。舒尔曼到来之后的第一个改变，他注意到，就是调动了以色列小组的斗志。在舒尔曼来之前，那个六人小组总给人一种不完整的感觉。没错，他们一直很客气，他们不喝烈性酒，他们耐心地把网撒开，等鱼上钩，他们在自己战斗小组内部保持着那种东方黑眼睛民族特有的粘合力。他们的自控能力让外人自愧不如。有一次，中午，在食堂吃快餐的时候，那个西里西亚笨蛋拿犹太食品开玩笑，假惺惺地赞美他们美丽的家园，并有意无意地无礼诋毁以色列葡萄酒的质量，他们微笑着接受了他的美意，但艾历克西斯明白，他们其实恨不得杀了他。甚至当他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犹太文化在德国的复兴，以及新一代犹太人用精明的手段让法兰克福和柏林的房产市场陷入窘境的时候，他们依旧一言不发；其实，那些没有相应召唤，返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依旧生活在德国的小镇上，虽说很有钱，但他们还是悄悄地把自己伪装成寄人篱下、笨手笨脚的屁民。突然，舒尔曼来了，局面变得明朗，变得不同，因为，他是他们一直期盼的头儿。来自耶路撒冷的舒尔曼，在他到达前几个小时，科隆总部来了个电话，只言片语，含糊其辞，艾历克西斯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他们派了一个特别专家，他会跟你联系的。”
“什么方面的专家？”艾历克西斯问道。他憎恶有资历的人，这有点不像德国人的作为了。
没有提供具体信息。但是，突然，他来了——在艾历克西斯看来，此人不是专家，而是一个老兵，经历了自塞姆皮雷战役以来所有的战争，大脑袋，年纪在四十到九十之间，个头不高，但很敦实，斯拉夫人，比犹太人更具欧洲人的气质，宽胸脯，走起路来迈着大步，像摔跤手，而且，他能有办法让身边的人情绪放松。除他之外，还有那个有脾气的助手，电话里根本没有提到他。也许，他并不是卡西乌斯，他更有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个学生：穷困潦倒，不与恶魔为伍。当舒尔曼微笑的时候，出现在他脸上的皱褶仿佛水流，几百年来，在同样的岩石缝中奔腾，他的眼睛像单眼皮的中国人一样，眯成一条缝。过了许久，他的助手也笑了，笑声传递着某种扭曲的含义。当舒尔曼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如果你不及时躲闪，他的整个右臂像螃蟹腿一样，突然抬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你的肩膀死死搂住。他的助手则不然，双臂垂在身体两侧，仿佛他不放心让它们单独外出。当舒尔曼开口说话的时候，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一个接着一个，像机关枪里的子弹，突突突地向外射，然后，他在一边静观等待，看看哪些观点被接受了，哪些观点被拒绝了。随后到来的是助手的声音，他的话好比担架手，轻柔地抬起死难的战友。
“我是舒尔曼，见到你很高兴，艾历克西斯博士，”舒尔曼开心地说。他的英语有口音。
只有舒尔曼这三个字。
没有姓氏，没有级别，没有专业头衔，没有部门名称，也没有职业。还有他那个助手，连名字都没有——或者说，没有必要让德国人知道。艾历克西斯猜测的没错，舒尔曼是一个民族的将军，是一个带来希望的人，一个电钻，一个厉害的监工，一个所谓的专家。他一来就要住单间，而且，他的要求当天就得到了满足——都是助手一手操办的。没过多久，从那扇关闭的门里面，传来了舒尔曼说话的声音，滔滔不绝，带着一副外地律师的腔调，对他们至今所完成的任务进行分析和评价。即使你不是犹太学者，那些个为什么、怎么、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不呢之类的，你也能听个大概。艾历克西斯心想，他真是个即兴发挥的好演员，一个天生的城市游侠。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那些个问号，艾历克西斯似乎也能听见。他很纳闷，究竟他在读些什么，那么有趣，能使他突然闭上嘴，不说话了。或者，他们在集体祷告？他们以前祷告过吗？当然，除非是轮到助手说话，艾历克西斯什么也听不见，因为，那个年轻人面对德国人的时候，声音非常小，就像他的身材一样。
然而，让艾历克西斯印象最深的还是舒尔曼的紧迫感，这一点比任何其他都重要。他就是最后通牒的化身，把他自己肩上的压力传给他的小组成员，把难以承受的拼命精神强加到他们的任务之上。我们可以成功，但我们也会失败，他慷慨激昂——博士先生的生动想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落后。舒尔曼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的经理，他们的将军——他们的一切——然而，他本人也是一个受人差遣的人。至少，艾历克西斯在他身上捕捉到了这一点，艾历克西斯的判断一般不太会出错。他发现，那几个组员看舒尔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迫切的疑问，他们想从他们头儿那儿得到的不是工作的具体细节，而是工作的进展：这样有用吗？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吗？舒尔曼喜欢用右手抓住自己粗壮的左臂，把衣袖使劲儿往上撸，然后，扭动自己的手腕，直到那块旧钢表的表盘正对着自己的眼睛，那架势，好像那是别人的手似的。从舒尔曼的这个习惯性动作中，他也觉察到了那种疑问。因此说，舒尔曼心里也有一个时间表，艾历克西斯心想，那是一个定时炸弹，在他心底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至于那个助手，他的定时炸弹不在心里，在手上那个公文包里。
那两人之间的互动着实打动了艾历克西斯——在巨大的压力下，能让自己的注意力稍稍转移一下，呵呵，不错啊！当舒尔曼在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转悠时，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那堆爆炸的废墟，伸出自己的手臂，指指划划，查看自己的手表，一副愤怒的模样，仿佛被炸毁的就是他自己家的屋子。他的助手像他的影子，在他身边转来转去，骨瘦如柴的双手使劲拍打着自己的屁股，急促地低语着什么，仿佛想用自己的信念劝服他的头儿。当舒尔曼最后一次私下召见劳动专员的时候，因为隔着一堵墙，他们之间的对话，听得不是十分清楚。他只听见有人尖叫，有人低声忏悔；最后，助手把那个几近崩溃的家伙带出房间，并亲自送他回使馆。这证实了艾历克西斯一开始就抱定的假设，只是科隆有命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深究。
一切都指向这种假设。首先，专员的夫人，执着、内向，做梦都念着她那神圣的土地，而专员本人，则背负着那份令人震惊的负罪感；其次，让人感觉荒唐的是，他竟然过分好心地把那个名叫卡特林的女孩让进了屋。显然，在艾卡缺席的状态下，他扮演了一个兄长的角色。连他自己都承认，说不清为什么，他曾经进出过艾卡的房间，而他的夫人却从未这样做过。艾历克西斯年轻的时候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形，而且，他现在刚好就处在这样的情形之中——被负罪感折磨的神经，易于受到哪怕微小的性的诱惑——因此，在他看来，此类暗示，遍布整个卷宗；而且，让他私底下感到得意的是，他发现，舒尔曼也察觉到了这一切。然而，如果科隆方面在这一点上态度坚定的话，波恩就差不多无计可施了。劳动专员是公众心目中的英雄：爆炸中，他痛失爱子，夫人又受了重伤，他是德国土地上针对犹太人而发生的恐怖活动的牺牲品。他是指派到波恩的以色列外交官，按道理说，跟全世界任何一个犹太人一样，他应该受到尊敬。如果他们把这样的人作为通奸犯给揭露出来，那他们还算是德国人吗？他们拜托他认真考虑一下。同天晚上，那个痛苦万分的劳动专员送自己孩子的遗体回以色列去了，通过电视台新闻节目的画面，全国人民都看见了他结实的后背，费力地走上舷梯，那个无处不在的艾历克西斯，帽子抓在手里，满脸严肃，充满敬意地目送他离去。
直到以色列调查小组飞回去之后，艾历克西斯才掌握了舒尔曼的活动轨迹。比如，他发现，貌似是巧合，舒尔曼和他的助手背着德方调查人员，单独找到艾卡，在夜深人静之时，说服她推迟返回瑞典，这样，他们三人可以有机会进行一次完全自愿，而且是酬劳颇丰的私人谈话。接着，一天下午，他俩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跟她见了面，并且，跟他们在其他事情上的节俭做法完全相悖的是，事后还特地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起开心地送她去了机场。这样做——艾历克西斯猜想——是为了找出她“真正”的朋友，了解她男友被安全护送回部队之后她去了哪里，在哪里买的大麻和苯丙胺。这些东西是爆炸后在她房间的废墟里发现的。或者，他们更想知道，这些东西是谁给她的。当她满足了毒瘾，身心放松的时候，她喜欢躺在什么人的怀里，谈论她自己和她的雇主们？艾历克西斯之所以做出了此种推断，部分原因是，到现在为止，他自己的人已经把关于艾卡的机密报告交给他了，舒尔曼问艾卡的那些问题，假如波恩没有强加给他任何限制，没有对他大喊“放手！”的话，也正是他想问的。
不要理会泥土，他们一直这样说，首先要让青草破土而出。艾历克西斯，此时正拼命为自己的生存而战，领会了这个隐喻，并且闭上了自己的嘴巴，因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西里西亚人的储备不断上升，已经对他构成了威胁。
不管怎样，他还是准备把赌注押在艾卡的口供上。舒尔曼使用疯狂、冷酷的诱供手段，眼睛一会儿看着手上那块旧手表，一会儿看着放在面前的材料——比如，一个健壮的阿拉伯学生，抑或是一个在外围工作的年轻外交官的人物描述？是古巴人吗？此外，他还作出了金钱和礼品的许诺，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特别愿意听她说话。面对这一切，她会招供出什么样的内容呢？事情过去很久以后，当一切都淡出了人们的目光时，艾历克西斯又得知——通过瑞典的安保人员，那人刚好也对艾卡的私生活有兴趣——舒尔曼和他的助手在其他人入睡的短短几个小时里，制作出一组可疑人的照片。从这组照片里，她指认一个人，一个据称是塞浦路斯的男人，她不知道他姓什么，只知道他叫马里尤斯，他要求她用法语的习惯来说的名字。此外，她还给他们签了一份非正式的声明，内容是：是的，这就是马里尤斯，我跟他有染。他们告诉她说，这份声明只是用来给耶路撒冷一个交代。艾历克西斯很纳闷，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应付调查的期限？还是将它作为某种保证，回去以后可以挽回面子？这些事情，艾历克西斯太明白了。他考虑得越多，越觉着自己和舒尔曼很亲近，对他有一种同志般的惺惺相惜。你和我一样，他听见自己在心里不停地重复，我们奋斗，我们感知，我们理解。
艾历克西斯对这些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很肯定。
总结会是必不可少的。地点选在了讲演厅，主持人是那个故作深沉的西里西亚人。总共有三百多个座位，大部分是空的。与会者分为两组，德国人和以色列人，他们仿佛婚礼仪式上男、女双方的嘉宾，分坐在教堂主通道的两侧。德国人的阵容相对庞大，有来自内务部的官员，还有几位来自德国联邦议院，纯属捧场的。虽然以色列大使馆的武官也到场了，但以色列小组的几个成员，包括舒尔曼手下那位消瘦的助手，已经先行返回特拉维夫了，起码他的同志们是这样解释的。剩余的人上午十一点集中，面对着他们的是一张自助餐桌，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爆炸事件中可疑的碎片仿佛经过长年的考古挖掘所获得的珍品，一一陈列在那里，每一个物件上都绑着类似博物馆里使用的那种小标牌。在桌子边的图板墙上，他们可以仔细研究那些可怕的图片——彩色的，更加生动。门口，一个年轻的姑娘，满脸堆笑，发给大家每人一个带塑料封面的文件夹，里面有详细的背景资料。假如她递给大家的是糖果，或者冰淇淋，艾历克西斯也决不会感到意外的。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们一边交谈，一边伸长脖子，打量着一切，包括在场的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个个神情凝重、默不作声，对于他们而言，逝去的每一分钟都是一种殉难。只有艾历克西斯——他确信——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能够分担他们无论是何原因造成的内心的苦痛。
我们德国人简直有点儿太过分了，他心想，不管怎样，我们是活着的一方。一个小时前，他还盼着上台发表冗长的演讲。他打算——甚至私底下已经准备妥当——沿用自己一贯优雅严谨的风格，用一句简洁、轻快的英语“感谢你们，先生们”开始自己的讲话。算了，没有这个必要了。头头们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们要请西里西亚人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他们不需要艾历克西斯，他们甚至都没打算留他喝一杯咖啡。因此，他抱着双臂，不紧不慢地跟在他们身后，装出一副蛮不在意，但又倍感兴趣的样子，和犹太人一起愤慨，一起诅咒。当除他之外的所有人都一一落座的时候，西里西亚人到了。他走路的姿势很特别，连胯部都跟着动，以艾历克西斯的经验判断，他只要登上讲坛，就一定会征服台下的某些德国人。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年轻人，神色紧张，手上提着一个箱子，和那个大名鼎鼎、有些磨损的灰色箱子一模一样，上面还带有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各种标牌。年轻人把箱子放在讲台上，仿佛那是一件祭品。艾历克西斯四处张望，找寻他心目中的主角舒尔曼，发现他独自一人坐在后排靠过道的座位上。脱掉了外套，摘下了领带，只穿着一条宽松的休闲裤，因为他的腰围实在太大，裤子显得有些短，露出了脚上那双过时的鞋子。他黝黑的手腕上戴着那块钢表，闪闪发亮，白衬衫在饱经风霜的皮肤的衬托下，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此人即将外出休假。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这是艾历克西斯的心声，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和上司之间的不愉快。
西里西亚人说的是英语，“出于对我们以色列朋友的尊敬”。不单单如此吧，艾历克西斯猜测，还出于对他的那些支持者们的尊敬，那些人来此的目的是观看这位赢家的得意表演。西里西亚人曾经在华盛顿学习过反颠覆课程，必修课，因此，他说的英语，有点儿像航天员嘴里冒出来的洋泾浜。他向大家介绍说，此次爆炸行动是“极端左翼分子”的作品。当他说到“社会主义对当代青年过分纵容”的时候，台下几位议员发出了赞许的声音。我们亲爱的元首也不见得能赶上他的口才好，艾历克西斯虽然心里这样想，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因为建筑结构的原理，爆炸一般是向上冲击，西里西亚人说着，用手指着助手早已在身后为他打开的图示，包括顶层在内的中央结构全部被摧毁了，而孩子的卧室恰好就在那里。总之，爆炸的威力很大，艾历克西斯在心里发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实情说出来，然后闭嘴呢？然而，西里西亚人根本没有打算就此结束。据估算，炸药很可能有五公斤重。母亲之所以活了下来，原因是，她当时刚好在厨房里。厨房是后来“加盖的”。突然，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用了一个德语的词汇，这让，至少，台下的德国人感觉特别别扭。
“加盖的房子怎么说？”西里西亚人冲着助手抱怨道。此刻，台下的听众都伸长了脖子，努力寻找英语中的对应词儿。
“附属建筑！”艾历克西斯抢先给出了答案。这时，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而西里西亚人的支持者们则公开表现出了不满。
“附属建筑，”西里西亚人努力模仿着这个英文词儿，漠视台下不和谐的声音，执着地继续往下讲。
艾历克西斯暗下决心：如果有来生，我将会是一个犹太人，或是一个西班牙人，或是一个爱斯基摩人，或者，干脆像其他人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怎样，再也不想成为一个德国人——这辈子是德国人，全当是赎罪，够了。只有德国人才能想到利用一个犹太孩童的死作为自己的就职演说。
西里西亚人开始谈论那只箱子了。廉价、难看，只有外来务工者和土耳其人才有可能会买。他恨不能再补充一句：青睐此类物品的还有社会主义者。感兴趣的人员可以看手中的文件夹，或是餐桌上排列的箱子五金件的残骸。也许，他们可以确定——其实，艾历克西斯早就已经断定——继续纠缠炸弹和箱子，等于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听那个西里西亚人胡扯，因为，这一天属于他，这个演讲象征着他的胜利，他战胜了他的敌人，那个被罢免的自由意志论者——艾历克西斯。
讲完了箱子，他开始讲里面的内容。他说，先生们，炸弹被固定在箱子里，外面包裹着两层东西。第一种包装材料是旧报纸，根据检测，报纸为过去六月间施普林格报社发行的波恩版——不错的选择，艾历克西斯心想。第二种是裁成小块的军用毛毯，类似我同事手里拿的这种，他来自国家分析实验室。那个神情紧张的助手举起一大块灰色的毛毯，供大家鉴别，与此同时，西里西亚人继续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掌握的其他精彩的线索。看得出来，他十分得意。艾历克西斯不耐烦地听着那种熟悉的类似背课文一般的报告：雷管弯曲的一端……未爆炸的炸药的微小颗粒，经证实为标准的俄国塑胶炸药，美国人称它为C?，英国人叫它PE，以色列人……等等……一只廉价手表的发条……虽然焦糊，但依旧可以辨认，使用在家用晒衣架上的夹子里的弹簧，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艾历克西斯心想，这是一个典型的装置，炸弹作坊刚出炉的。没有污点材料，没有浮夸的成分，没有虚饰，把一个羊皮箱做成了一个陷阱，炸弹就安装在箱盖的内角里。艾历克西斯心想，此类装置不禁会让你想起七十年代恐怖分子惯用的老式炸弹。
西里西亚人似乎也这样想，但是他却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我们称它为比基尼炸弹！”他得意地大声喊道，“最小的！没有附加设备！”
“还有，嫌犯一个也没逮住！”艾历克西斯鲁莽地叫了出来。很奇怪，舒尔曼会心地微微一笑，表示出对他的赞赏。
西里西亚人突然走到助手身边，将一只手伸进箱子，从里面抽出一片软木，上面安放着一个模型，像玩具赛车的车道，由细细的涂覆线材构成，末端是一个由十根炸弹棒组成的灰色塑胶炸弹。当那些外行们围拢过去，想看个究竟的时候，艾历克西斯惊讶地发现，舒尔曼双手插在裤兜里，离开了座位，缓缓地跟在众人后面，也准备前去凑个热闹。可是，为什么呢？艾历克西斯盯着他，在心里问自己。昨天你甚至没有时间看一眼你手上的那块破表，现在，你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悠闲呢？艾历克西斯一改往日的冷漠态度，迅速起身，悄悄走到他的身边。西里西亚人正在讲解：如果你沿用传统的方式，想炸死犹太人，你就用这个办法制造炸弹。你首先买一块这样的廉价手表——千万别想着去偷，选择商场人流量大的时段，在大百货公司的手表柜台，除了购买手表之外，再选择一两样其他物品，以扰乱店员的记忆。然后，去除手表的时针，在玻璃表盘上钻一个眼儿，放进一个图钉，用强力胶把电路固定在图钉的顶端。接下来是电池。把指针尽可能靠近图钉，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将它远离图钉。但是，总的原则是，尽可能减少爆炸前的时间，这样，炸弹就不会被发现，也不会被拆除。给手表上弦，确保分针正在正常工作。没错。最后，向你的造物主祈祷，然后把雷管插进塑胶炸弹。当分针触及图钉的底端时，电流就产生了。如果上帝怜爱你，炸弹立刻就会爆响。
为了演示这个神奇的装置，西里西亚人把断开的雷管和十根炸弹棒拿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灯泡，就是那种常用在手电筒上的玩艺儿。
“现在，让我来告诉大家，电路是怎么工作的！”他高喊。
大家都相信它能行，大部分人对此心里有数，可是，一时间，艾历克西斯似乎发现，当灯泡兴奋地眨眼、闪亮的时候，围观的人们不自觉地身体发抖。只有舒尔曼面不改色、心不跳。也许，他看得太多了，对他而言，同情心已然不复存在。舒尔曼完全无视那个发光的灯泡，他俯身看着那个模拟装置，咧嘴笑着，仿佛鉴赏家，正在用挑刺儿的眼光仔细鉴别着那个设备。
一个议员，为了展示他的才华，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炸弹没有按时爆炸？“这枚炸弹在室内放置了十四个小时，”他用英语温和地反驳说，“一个分针最多转动一个小时，一个时针转十二小时。请问，一个最多只能等待十二小时的炸弹，结果，十四个小时，这该如何解释呢？”
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西里西亚人都要给与长篇大论的回答。此时，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舒尔曼，脸上依旧挂着十分专注的神情，伸出手，用他粗短的手指，轻轻地捅了捅那个模拟装置的四周，仿佛有什么东西掉落在包装材料下面了。一种可能是，西里西亚人说，那只手表坏了。也有可能，在前往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的路上，由于车辆的颠簸，机械装置出了故障。还有可能，劳动专员把箱子往艾卡床上放的时候，电路受到了晃动。再有可能就是，那只手表，因为很便宜，停止了走动，然后，不知怎的，又启动了。艾历克西斯无法抑制他的愤恨，心里想，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舒尔曼的看法截然不同，他的观点极具独创性。“或者，也有可能，制造炸弹的人没有把指针上的涂料刮干净。”说着，他把注意力转到那个模拟箱子的铰链上，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小刀，从附属的配件中，选了一根粗大的铁针，在铰链的下面拨弄着，以证明自己的判断：表面的喷漆是可以刮掉的。“你们实验室的那些人，他们把漆都刮干净了。可是，也许，制造这颗炸弹的人没有你们实验室的那些人专业，”他说着，啪地一声，把折叠刀给合上了。“没那么能干，没那么干净利索。”
可是，那是个女孩，艾历克西斯在心里反驳道，为什么舒尔曼突然说他呢？我们都认为应该是那个穿蓝色连衣裙的漂亮姑娘。很明显，舒尔曼没有意识到——至少，在眼下——当那个西里西亚人得意洋洋地演示他的发现的时候，他抢了他的风头。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箱盖内侧那个业余的装置上，轻手轻脚地拽了拽缝在衬布里面的电线，那根电线的另一头连在衣服夹子夹住的一个木钉上。
“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吗？舒尔曼先生，”西里西亚人仿佛英国绅士，克制有加地问道，“您找到玄机了？拜托，跟我们说说吧，我们定会大开眼界的。”
面对这个大方的邀请，舒尔曼沉思了片刻。
他回到餐桌旁，在桌上陈列的那些丑陋的物件中找寻着什么，“一小截电线，”他说，“你们看，剩下的这一截电线长七十七厘米。”他手里拿着一根变了形的焦糊电线，已经缠绕成一团，仿佛一个浮肿的玩偶，腰间环绕着一截松垮垮的电线。“在你的模拟装置中，你用的电线最多不过二十五厘米长，为什么短了近半米呢？”
西里西亚人先是一脸的茫然，沉默不语，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舒尔曼先生——这是备用的电线，”他解释说，仿佛在跟一个小孩争执，“主要的是电路。这只不过是一段普通的电线。当那个家伙造这颗炸弹时，很明显，手边刚巧有电线，所以，他——或是她——就顺手把电线扔进了箱子。这段电线为的是整齐，这很正常，是备用的，”他一着急，母语又出来了：“剩余的，没有任何技术意义。多余剩下的。”
“剩下的，”有人帮忙翻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舒尔曼先生，没什么意义，剩下的。”
这一刻过去了，分歧解决了。接下来，艾历克西斯看见舒尔曼谨慎地站在门口，他准备走了。他的大脑袋转过来，冲着艾历克西斯的方向，抬起那只戴手表的手臂，可是，他那模样，与其说是为了看表，还不如说是为了看自己的肚子。他们的目光虽然没有完全碰撞在一起，但艾历克西斯肯定，舒尔曼在等他，让他过去，和他一起吃中饭。西里西亚人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解，听众仿佛一批搁浅的飞机乘客，漫无目的地围在他的身边。艾历克西斯悄悄地从外围退出，迅速跟着舒尔曼走出了大门。在走廊里，舒尔曼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一种真情的自然流露。在人行道上——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两人不约而同地脱掉了外套。事后，艾历克西斯仍旧十分清楚地记得，在他招手叫出租车的时候，舒尔曼把自己的外套叠起来，像个沙发靠垫。他们坐上车，艾历克西斯吩咐司机去一家意大利餐厅，位于巴特戈德斯贝格市的市郊，在一个小山顶上。他以前带女人去过那里，可从来没有和男人去过。艾历克西斯是个酒色之徒，对任何的第一次都记得很清楚。
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说话。舒尔曼欣赏着窗外的风景，脸上现出一种宁静的神情，仿佛刚刚度过了他的安息日，但实际上，这个星期才过了一半。艾历克西斯回想起，按照行程的安排，舒尔曼乘坐的航班傍晚时分离开科隆。艾历克西斯就像是一个从学校被接出来的孩子，屈指计算着他们所剩下的时间。他猜测，舒尔曼不会有其他的安排：一个可笑，但又十分精彩的假设。在切奇利安高地的一家餐馆里，能够想象得出，那个意大利老板看见艾历克西斯进来，手忙脚乱，激动无比。然而，真正吸引他的却是舒尔曼。他称呼他为“教授先生”，并坚持让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一张大桌子，可以坐六个人。坐在那里，可以俯瞰下面的小城；再往远看，莱茵河蜿蜒千里，两岸耸立着褐色的山脉和形状各异的城堡。这番景致，艾历克西斯再熟悉不过了，可今天，通过他朋友舒尔曼的眼睛，他第一次对这些有了新的认识。艾历克西斯要了两杯威士忌，舒尔曼没有反对。
等着上酒的工夫，舒尔曼满心赞赏地望着窗外的风景。许久，他说：“也许，假设瓦格纳没有创造那个叫齐格弗里德的家伙，那么，我们可能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一时间，艾历克西斯懵了。来这之前，他一直忙碌；他肚子空空，头脑恍惚。我的天啊！舒尔曼说的是德语！像是从一台废旧机器里爆发出的声音，浑厚、沙哑，还带点苏台德山区的口音。此外，他一边说，一边懊悔地咧了咧嘴，既表示承认，又暗示对方要保密。扑哧一声，艾历克西斯忍不住地笑了，舒尔曼接着也笑了。威士忌到了，他们互相敬酒，但没有按照德国人的繁琐礼仪，看一看，喝一口，再看一看，再……艾历克西斯一向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尤其是和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们向来惧怕德国人的礼仪和习俗。
当礼节性的客套告一段落的时候，舒尔曼说：“他们告诉我说，你马上就要去接受一项新的任务了，在南方的威斯巴登。”仍然是德语。“听说是办公室工作，职务高了，但权力小了。他们说，你在这里，大材小用了。现在，我认识你了，也见过这里的人了——咳，我不感到惊讶。”
艾历克西斯也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有关新的任命，具体情况尚不知晓，只知道过不了多久调令就会下来。那个西里西亚人将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这也没有公开。艾历克西斯还没有腾出时间把这些事情告诉给任何人，就连他的女朋友都不知道，他们每天通几次电话，聊的都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情。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嗯？”舒尔曼眺望着远处的河流，意味深长地对艾历克西斯说。“在耶路撒冷，相信我，人的一生同样没有定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他尽管嘴上这样说，但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望。“我听说，她也是个很不错的女人。”他又一次猜透了同伴的心思。接着，他补充说：“迷人、开朗、忠诚。也许，对他们而言，她是女人中的女人。”
艾历克西斯努力克制自己，不想把今天的这个场合变成对自己工作生活的研讨会。因此，他把话题引向上午的会议，可没想到，舒尔曼漫不经心地说，技术人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炸弹的事情让他烦透了。他点了通心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使用刀叉的技术，非常娴熟，根本不需要低头。艾历克西斯怕影响他享受美食，只好静静地待在一边。
首先，作为一个年长的人，说起话来自然没有任何拘束。舒尔曼语气沉重地谈论起在反恐斗争中以色列的那些所谓的同盟国的种种表现：“早在一月份，我们进行了一次完全不同的调查，我们召集了意大利的朋友。”他陷入了回忆之中。“给他们看了一些我们掌握的证据，以及我们掌握的具体地址。接下来，我们得知，他们只逮捕了几个意大利人，而耶路撒冷方面正在追捕的人却逍遥自在地回到了利比亚，身体健康、轻松自在，等待着接受下一个任务。这违背了我们的初衷。”他吃了一大口意大利面，然后用餐巾擦了擦嘴巴。艾历克西斯心想，食物就是他的能量，他能吃，所以，他能战。“三月份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件事情，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地点不同。那一次，在巴黎。抓了一些法国人，但都不是我们要的。某些官员因此得到了很高的嘉奖，甚至有的还得到了晋升。但是，阿拉伯人——”他使劲儿地耸了耸肩膀，“或许是权宜之计吧！美好的石油政策，美好的经济，美好的一切。但不是正义。正义是我们所追求的。”他咧开嘴巴笑了，但笑的幅度跟笑话不成正比。“因此，我想说，我们已经学会了选择。我们已经决定，不公开信息，少说为妙。但凡有人愿意和我们合作，有令人羡慕的记录——家长级的人物，和你的背景相似——那这个买卖，我们也乐意做。安全的，非正式的，朋友间的合作。如果他能够让我们的信息合理地为他所用，能让他的职务有所提升——那再好不过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能够成为他们领域里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我们必须得到交易中我们应得的那一半。我们希望大家信守诺言，朋友尤其如此。”
无论是那一次，还是以后，舒尔曼的这番话，应该说，完全精准地描述了有关合作的条件。至于艾历克西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沉默表明了他的默许。舒尔曼对他非常了解，自然，对他肚里的小九九也猜得八九不离十。他继续说着，仿佛他们之间的交易已经达成，他们俨然已经成了生意伙伴。
“几年前的这个时候，一伙巴勒斯坦人在我们国家制造了不少骚乱，”他若有所思地说着，“通常，都是些下层的人，农村的孩子，梦想成为大英雄。他们偷偷越过边境，潜伏在村子里，扔出随身携带的炸弹，然后就自顾逃命去了。如果我们第一次不抓他们，就等下一次他们再来的时候再抓。我说的这些人比较特别。他们有组织。他们知道如何行动。他们知道怎样避开告密者，怎样隐匿自己的行踪，还知道如何做出安排，如何发布命令。他们第一次进来，袭击了位于贝特谢安德的一家超级市场。第二次，袭击了一所学校，接着，某个定居点，或者，一家商店。一次接着一次，直至他们失去了兴趣。后来，他们把目标转向了那些搭顺风车回家休假的士兵。这引起了许多母亲的愤慨和多家报纸的声讨。大家强烈呼吁：‘抓住这些人！’我们四处打探他们的行踪，奔赴各地张贴悬赏。我们发现，他们藏匿于约旦峡谷中的山洞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我们找不到他们。他们的宣传喉舌称他们为第八突击队的英雄。但是，我们对第八突击队了如指掌，只要他们有行动，我们不可能事先不知情。有消息说，他们是兄弟帮，是家族组织。一个线人报告说，他们共三人；另一个说是四人。无论怎样，他们是兄弟，没错，而且，他们在约旦境外实施行动，这些，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我们组织了一队人，追击他们——我们叫‘侦搜队’，规模不大，都是些骁勇善战的人。我们听说，巴勒斯坦方的指挥官是一个喜欢独来独往的人，除了自己家族内部的人，其他人，他很少能够信任。他对阿拉伯人的背叛，有一种无法放弃的偏执。我们一直没能找到他。他的两个兄弟没有他那么机灵。其中一个对阿曼的一个年轻女孩情有独钟。一天早上，当他离开她的住所的时候，被一阵机关枪炮击毙。另一个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打电话给西顿的一个朋友，邀请他共度周末。当他的车沿海边道路疾驰的时候，空军的飞机将汽车炸成了碎片。”
艾历克西斯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微笑着低声说：“酒不够了。”可是，舒尔曼没有理会他。
“到那时，我们才弄清他们的身份。他们都是西岸人，来自希伯伦附近的一个葡萄种植园，1967年战争后逃亡。他们还有一个老四，即使是按照巴勒斯坦的标准，他也还太小，不能参加战斗。他们有两个姐妹，其中一个死于我们在利塔尼河南岸被迫实施的几次报复性的轰炸中。他们的人剩下的不多了，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要找的人。我们希望他能够招募到更多的人，希望他反扑回来。没有。他停止了活动。六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我们说：忘了他吧。没准儿他已经被他自己的人干掉了，那样的事情很正常。我们听说，叙利亚人没有让他过好日子，因此说，他可能已经死了。几个月前，我们听到一则传言，说他回到了欧洲。回到了这里。组织了一个小队，其中不少是女的，大部分是德国人，年轻人。”他又喝了一大口，在嗓子里咕噜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咽了下去。“他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他嘴里空了，继续往下说，“他在一群无情的孩子们面前，扮演着阿拉伯靡菲斯特[4]的形象。”
在接下来长时间的沉默中，起初，艾历克西斯无法看清楚舒尔曼。太阳爬上了褐色的山岗，阳光一股脑地泻进店堂。在耀眼的光芒下，艾历克西斯很难捕捉到对方脸上的表情。他把头偏向一侧，重新打量着对面的人。为什么那对黑眼睛一下子蒙上了一层奶白色的迷雾？他没有答案。难道是因为阳光，他黝黑的皮肤被漂白了，支离破碎，一副病态，仿佛死人一般？接着，在一个充满了阳光和些许痛苦认识的日子里，艾历克西斯发现了那种在那之前一直深藏不露的激情：这里，在这家餐馆里；那边，在那个昏昏欲睡、军营遍布的温泉小镇。正如你会发现，有的人处在恋爱之中，而舒尔曼的内心却充满着深仇大恨。
那天晚上，舒尔曼离开了，小组的其他成员又多待了两天。那个西里西亚人想要改善两个组织之间传统的友好关系，因此，举办了一次送别活动——一次晚间聚会，有白啤酒和香肠。这个活动遭到了艾历克西斯无声的抵制，他指出，既然波恩政府决定选择在那一天发出暗示，说有可能即将和沙特阿拉伯进行武器交易，那么，他们的客人不可能有心情参加这个派对活动。或许，他的抗议是他在位期间最后的一次有效行为。一个月后，正如舒尔曼所预见的，他被打发到了威斯巴登。一份保密的工作，名义上，他升级了，但实际上，他反复无常的个性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施展空间。有一份卑劣的报纸，曾经被视为博士的支持者，如今，刻薄地写道，波恩的损失将会带来电视收视率的提高。当大部分德国朋友迫不及待地离开他的时候，说实话，他唯一的安慰是一张小卡片，是他第一天上班，在新办公室的新写字台上发现的。明信片上，有几句手写的温馨祝福，还有一枚耶路撒冷的邮戳，签名是：永远的舒尔曼。他祝福他好运，并企盼着他俩下一次的见面，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交。下面的附言满含着自嘲的意味，向他传递着某种信息：舒尔曼眼下的日子也不好过。“除非我尽快发起进攻，否则，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也会步你的后尘的。”艾历克西斯微微一笑，随手把卡片放进一个没有锁的抽屉，大伙儿都可以看，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看的。他完全明白舒尔曼在干些什么，对此，他对他充满了敬仰之情：他在为他俩日后的关系作铺垫。又过了两三个星期，当艾历克西斯博士和他年轻的女友举办了一场虎头蛇尾的结婚典礼时，在所有的礼物中，舒尔曼的玫瑰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喜悦和惊喜。我从来就没有告诉他，我快要结婚了！
那些玫瑰仿佛预示着一场新的恋情的开始，这正是他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