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的父母正在花园里，他们在苹果树一根低矮结实的枝杈上固定一个鸟笼。我听到了他们的笑声、尖叫声，以及时不时发出的“高点”“不，低点”这样相互矛盾的指挥。通常我会跟他们一起待在外面，做那样的事足以让我感到开心，况且那天天气很好。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变得更加沉默，陷入了内省当中，并且徜徉在书本里。哥哥打开门，笨拙地倚靠在门框边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看书。他看起来很糟糕。而我向来知道他怎么回事，他的沉默不攻自破，他的渴望在躁动。
“什么事？”我说着，放下了书本。
“没什么。”他说。
我重新拿起书本，这时他又说：“他们要切除我的‘把手’，你知道的。或者切掉一部分。这叫切割包皮，我昨天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进医院的。”
“哪一部分？”我问。
“最上面的一点。”他说。
“会疼吗？”
“很有可能。”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部分的皮肤太紧了。”
“噢。”我说，满脸疑惑。
“听着，是这样的，”他为了让我更好地理解，解释道，“你还记得当时你努力想将头挤出那件蓝色领口的套头衫，却因为领口太小而卡在那儿的事吗？”
“记得。”
“那你应该知道那种想出却出不去的疼痛感。”
“我想是的。”
“你的头就好比是我的‘把手’，他们不得不切除一部分的皮肤——就是衣领部分——好让头能挤出去。”
“然后做成圆领吗？”我恍然大悟。
“差不多。”他说。
那几天，他步履蹒跚，边咒骂着，边不断地挪动裤子裤裆的部分，就像住在公园里的那个疯子——我们总被告诫不要接近他，但从来都不听。哥哥回避我的提问，拒绝了我看他伤口的要求。但在大概十天之后，他原本肿胀的伤口渐渐恢复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卧室里玩耍时，我问他那是怎么样的。
“高兴吗？”我吃完最后一块雅法蛋糕[9]。
“我想是的，”他试着挤出一个微笑，“我现在看起来跟霍华德一样，我有一根犹太人的阴茎。”
“就像戈兰先生的阴茎。”我说着躺回枕头，丝毫没察觉到房间里变得异常安静。
“你怎么知道戈兰先生的阴茎的？”
他脸色霎时惨白。我听见他咽了下口水。我坐起来，沉默不语。只能听见外面微弱的狗吠声。
一片寂静。
“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他又问一遍，“告诉我。”
我感到脑袋受到什么重击，身子有些摇晃。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说。
他磕磕碰碰地走出我的卧室，并承受着重担；事实上，那是他这个年纪远无法承担的。但他一直自己扛着，没有告诉任何人，如他发誓的那样。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离开我的卧室之后发生了什么，即使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从不告诉我。我只是再也没有见过戈兰先生。嗯，不管怎样，他已经不在世了。
哥哥回来之后发现我躲在被子下，因为紧张而厌烦，呼吸出了异味。我陷在床上，头脑混沌，有气无力地说：“他是我的朋友。”但我不确定那还是不是我的声音。
“我会让你认识更合适的朋友。”在那个黑夜里，这是他抱着我所说的唯一一句话，像花岗石一样坚毅而冷酷。我们蜷缩着躺在床上，假装生活仍旧如从前。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那时，信任就像时间一样，亘古不变。当然，也会一直都在。
* * *
父母当时正在厨房里为一只火鸡涂上油汁。烤肉的味道弥漫整个屋子，令我跟哥哥都想作呕，因为那会儿我们正试图吃光最后两块巧克力牛奶夹心太妃糖。我们站在圣诞树前，因为接近星星的某个地方接错了线（母亲已经警告过我不要湿着手去触碰），缠绕在树上的彩灯令人害怕地闪烁不定，还不时发出嗡嗡的声音。我们沮丧地看着散落在圣诞树下那堆未拆封的礼物，在吃完午餐之前我们连摸一摸它们都不行。
“只剩一个小时了。”父亲边说边蹦到客厅，穿得像个精灵。帽檐下，他那年轻的面孔尤为突出，令我惊讶的是，他看起来更像是彼得·潘——永远长不大的男孩——而不是满怀恶意的精灵。
父亲喜欢打扮。他很把那当回事，就像对待他的律师工作一样严谨。每一年，他都喜欢以带有节日特征的新形象给我们惊喜，会这样陪我们度过整个圣诞假期，就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莫名闯入了我们生活。
“你们听到我说的了吗？”父亲说，“再过一个小时就吃午饭了。”
“我们要出去。”哥哥闷闷不乐地说。
我们觉得无聊乏味。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拆开了自己的礼物，并在我们羡慕的目光里将那些礼物区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我们垂头丧气，倚靠在潮湿的外墙上。哈里斯先生从我们面前跑过，炫耀着他崭新的运动服，一套不幸地让他身体暴露了太多的运动服。
“这是我妹妹温迪送我的。”他说罢，完全没必要地一路冲刺下去，朝着想象中的终点线大张双臂。
哥哥看着我说：“他讨厌他妹妹温迪。”
我看着身穿紫、橙、绿三色运动服的哈里斯消失在街角，差一点就撞上奥莉芙·班伯里和她的拐杖。心想温迪可能也不太喜欢他吧。
“吃饭了！”一点五十七分，父亲朝我们大喊。
“来吧，”哥哥说，“让我们再赴战场。”[10]
“再回到哪里？”我问。但他没回答，只是领着我到餐厅去。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只盒子，一只老旧轻薄的电视机包装盒。哥哥将它举在身前，因此挡住了自己的视线，双脚像是盲人专用的白色手杖那样寸寸前移。
“我是不是快到了？”他边问边朝着桌子走来。
“差不多。”我说。
他将盒子放到桌面上。我闻到一股稻草的浓郁潮湿的气味。盒子颠簸移动着，但我没害怕。哥哥打开盒盖，从里面抱出一只我至今见过的最大的兔子。
“我说过要给你找一个合适的朋友。”
“是只兔子！”我兴奋地尖叫起来。
“事实上，这是一只比利时野兔。”他以一种兄长的亲切口吻说道。
“比利时野兔。”我轻声重复，好像这几个字与“爱”有着同等的意义。
“你想怎么称呼它？”他问。
“埃莉·波特曼。”我说。
“你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它。”哥哥笑了。
“为什么不可以？”我有点泄气。
“因为它是个男孩。”他说。
“噢。”我看着他那栗色的软毛、洁白的尾巴，还有两粒从他屁股掉下来的小粪便，心想他确实像个男孩。
“那你认为我该怎么称呼他呢？”我问。
“上帝。”哥哥庄重地说。
“笑一个！”父亲正举着他新的宝丽来相机对着我。就在闪光的瞬间，我的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兔子也在我怀里挣扎了一下。
“你还好吗？”父亲很兴奋，他将胶片用手臂夹住。
“也许吧。”我说着，不小心撞到了桌子。
“大家都过来吧！过来看看这个。”他大声说。大家围成一团看着正在显影的照片，在一片“噢”“啊”“她出来了”的惊叹中，我那张模糊不清的脸逐渐成形，变得清晰。
“你看起来非常漂亮。”母亲说。
“是啊。”父亲也说。
但我只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男孩。或许我曾经就是一个男孩。
* * *
1975年的一月没有下雪，气候温和。这是一个单调且毫无生气的月，雪橇没有派上用场，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一提。我做了很多事情来拖延返校时间，但最终还是踏入那扇沉重的灰色大门。圣诞节过去了，我感到胸口发闷、内心惆怅。我预感到这将会是一个乏味的新学期，我断言要尽我所能躲开那些令人麻木的事情。直到那天，我在教室外转角处遇见一个新来的女孩。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的头发，杂乱、浓密，像羊毛一样有些卷；松了的爱丽丝发带下，几绺发丝散落下来，滑到她光洁的额头前。她身穿一件过长的手工制羊毛衫，大概受反复手洗及拧干晾晒的影响，衣服垂落到她的膝盖处，只比我们平日都被要求穿上的灰色校裙短一点点。我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没有注意到我，即使我咳嗽了几声。她当时盯着她的手指。我回头看了看，她在手指顶端的肌肤上画了一只眼睛。后来她告诉我，她在练习催眠术。
我举起最后一张兔子的照片，班里的同学们都流露出困惑的神情。
“……所以，在这个圣诞节里，‘上帝’终于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得意扬扬地结束了课堂展示。
我停下来微笑着，等着同学们给我掌声。但什么也没有，教室里寂静无声，讲台下一片漆黑，头顶上的灯光似乎形同虚设，教室外面乌云密布。突然地，那个新来的女孩，詹妮·潘妮，开始拍掌欢呼。
“闭嘴！”我的老师葛洛格尼小姐喊道，随后她的双唇紧闭成一条线。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是传教士的后代。他们一生都在非洲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进行关于上帝的说教工作，不料发现穆斯林先到了那里。
我准备朝我的课桌走去。
“站在那儿。”葛洛格尼小姐语气坚定地说，我只好停在那儿，感到一股温热的压力涌入自己的膀胱里。
“你觉得对吗，称呼一只兔子为——”葛洛格尼小姐说。
“事实上，那是一只野兔，”詹妮·潘妮打断她，“它被称为比利时——”
“你觉得称呼一只兔子为‘上帝’对吗？”葛洛格尼小姐继续问，语气加重。
我感到这是一个刁钻的问题。
“我带着‘上帝’出门到商店去，你觉得这样说对吗？”
“可我这么做过。”我说。
“你知道‘亵渎神明’是什么意思吗？”她问。
我茫然不解。这个词又出现了一次。这时詹妮·潘妮举起了手。
“请说。”葛洛格尼小姐说。
“‘亵渎神明’意味着愚蠢。”詹妮·潘妮说。
“‘亵渎神明’不是愚蠢。”
“那，粗鲁呢？”她问。
“意思是，”葛洛格尼小姐大声说，“侮辱上帝或者其他神圣的事物。你听到了吗，埃莉·波特曼？神圣的事物。如果你在别的国家这么说，是会被扔石头的。”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谁会第一个朝我扔石头。
詹妮·潘妮等在学校大门口，单脚轮流跳跃着，在她的自我世界里玩得不亦乐乎。那是一个奇怪的世界，早课刚结束，就引起了一阵残酷的耳语，然而那个世界让我好奇，并以一记重击般的果断击垮了我对常态的理解。我看着她将卷曲的头发裹进一顶透明的塑料雨帽中，只露出脸颊。我原以为她只是在等雨停，但事实上她在等我。
“我一直在等你。”她说。
我的脸红了。
“谢谢你为我鼓掌。”我说。
“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她说，或许是雨帽的蝴蝶结系得太紧，她几乎不能张开嘴巴，“比其他人好多了。”
我撑开粉色的雨伞。
“很漂亮，”她说，“如果我表现好的话，我妈妈的男朋友会给我买一把这样的伞，或者是瓢虫伞。”
但我没有听进去她对雨伞的赞美，而是注意到她提到的一个词。
“为什么你妈妈会有男朋友？”
“因为我没有爸爸，我出生前他就离开了。”
“天哪！”我惊叹。
“但是我叫他‘叔叔’，我妈妈所有的男朋友我都叫‘叔叔’。”
“为什么？”
“妈妈说更方便些。否则人们会对此说三道四，给她一些外号。”
“比如？”
“荡妇。”
“荡妇是什么？”
“一个拥有过许多男朋友的女人。”她解释，并解下那顶雨帽，一点点靠近我的伞下。我挪挪位置，给她留出一些空间。她身上发出一股炸薯条的味道。
“要‘火箭炮’[11]吗？”我拿出口香糖。
“不，”她说，“我最后一次吃的时候几乎窒息了，妈妈说我差一点就死去。”
“噢。”我只好把口香糖放回口袋，期盼我买了别的没那么危险的东西。
“不过我想看看你的兔子，”詹妮·潘妮喜形于色地说，“带着它出去散步，或者跟它一起蹦蹦跳跳。”
“可以。”我看着她，“你住在哪里？”
“就住在你的街区。我们两天前刚搬进去。”
我立刻想起大家都在谈论的那辆半夜出现的黄色汽车，后面还拖着一辆凹损的拖车。
“我哥哥一会儿就到这里，”我说，“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们一同回家。”
“行。”她说，嘴唇弯弯上扬，“总好过我一个人走回去。你哥哥是个怎样的人？”
“与众不同。”我说。我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来形容他了。
“很好。”说完，她又开始单脚跳跃起来。
“你在干什么？”我问。
“假装自己正走在玻璃上。”
“好玩吗？”
“你可以试试的。”
“好。”我说着，也跳了下。奇怪的是，竟真有趣。
* * *
门铃响的时候，我们正在看《两代同乐》[12]，大喊着“公仔，公仔”。母亲起身出去，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错过了传送带那部分，最精彩的那部分。她回来后越过我们，径直走到父亲身旁低声耳语。他迅速地站起来说：“乔，看好你的妹妹，我们要到隔壁去，一会儿就回来。”
“好的。”哥哥说。等到门关上之后，哥哥看着我说：“行动吧。”
那天晚上很冷，似乎要结霜。我们穿着拖鞋，举步维艰地沿着树篱的阴影走到戈兰先生家的前门。值得庆幸的是，门没有上闩。我在门口停下来——距离上一次经过这里已经三个月了，这期间我常常避开父母的追问以及戈兰先生的恳求和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哥哥向我伸出手，我们一起穿过充满旧外套与陈腐食物味道的走廊，朝厨房走去，那里他们低沉的话语如同闪耀的诱饵般吸引着我们。
哥哥用力捏了捏我的手，低声问道：“还好吗？”
门是半掩着的。埃丝特静坐在椅子上，母亲正在打电话，而父亲背对着我们。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我们认为他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听见母亲说，“是的，到处都是药丸。我是他的邻居。不，刚才跟你说话的是他妹妹。好的，当然，我们会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