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旋风般地刮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入车站，两个身穿军大衣、肩扛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于是几千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涌向广场。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一连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5]和崩得分子[6]把持的市政管理局大楼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这里发生过变动。其他一切照旧。
冬末，一个近卫骑兵团进驻小城。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那些来自西南前线的逃兵。
近卫骑兵个个长得高大健壮，脸上堆满了肥肉。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戴着金色的肩章，马裤上镶着银色的滚边，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
一九一七年匆匆过去了。在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看来，一切都是老样子。老爷依然是原先的老爷。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异常。车站上活跃着一群新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都带有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7]。
这个响亮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们要抓住来自前线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逃回来，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他们竟一列车一列车地涌来。
近卫骑兵守住车站，想拦截列车，却遭到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不怕死的人全都从车厢里往外冲。
那帮身穿灰军装、从前线逃回的士兵把骑兵赶回城里。然后他们又回到车站，于是火车便一列接着一列地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的一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六十六点”，就跑了出来，顺路拐进柯察金家的园子，躺在草地上。真是无聊，平时常玩的游戏都玩腻了。他们开始动脑筋，怎样更好地消磨这大半天。这时，背后响起了嘚嘚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跃过了公路和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挥了挥马鞭，对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说：
“喂，小伙伴们，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上都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请给我打点水喝喝！”骑马的人请求道。当保尔进屋取水的时候，他转身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朋友，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忙把城里的各种消息告诉他：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夜里，老百姓轮流值班护城。您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嘿，知道得事情太多，转眼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手里端着一大杯水，从屋里跑出来。
骑马的人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然后一抖缰绳，朝松林那边疾驰而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疑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道。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怪不得列辛斯基一家昨天都跑了。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坚决果断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结论令人十分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立马表示赞同。
三个朋友还没有好好谈完这个话题，公路上又传来嘚嘚的马蹄声。他们一齐朝栅栏跑去。
三个孩子依稀看见，从树林里、从林务官的房子后面，转出了许多人和车，而紧靠着公路，约有十五六个骑兵，步枪搁在马鞍上。走在最前面的有两人，其中一个已过中年，身穿保护色军服，腰系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孩子们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中年人的军装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保尔的腰。“看见了吧，红蝴蝶结。是游击队。我敢起誓，他们肯定是游击队……”说着，高兴得大喊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跑出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公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跟前。刚才见过的那人朝他们点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问：
“谁住在这栋房子里？”
保尔紧紧跟在骑马的人后面，说：
“是律师列辛斯基。他昨天就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中年人微笑着问。
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
“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
居民们纷纷涌上街头，好奇地打量着这支新开到的队伍。那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边，注视着浑身尘土、满脸倦容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沿着石子路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辘辘驶去。三个孩子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镇中心，战士们分散到各户去居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晚上，在改为游击队司令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里，在一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旁坐着四个人：一个是已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的游击队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其他三个是指挥部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用指甲在上面划着线路，一边向坐在对面的长着一口结实的牙齿、颧骨高高的人说：
“叶尔马钦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里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天亮就撤退。最好今夜就撤，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赶在德国人之前撤至卡扎京。凭我们目前的兵力去阻击敌人，那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六十个骑兵，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德国人正如同铁流，滚滚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会合，才能作战。同志们，我们必须注意到，除了德军，沿路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退，同时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毁。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的时间。这样就能暂时延缓他们沿铁路线推进。同志们，你们认为如何？让我们做决定吧。”他转向坐在桌子旁边的两个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咬着嘴唇，看看地图，又瞧瞧布尔加科夫，终于费劲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
“我……赞……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装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
“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只有叶尔马钦科，就是白天跟三个小伙伴谈过话的那个人，摇头反对。
“那我们还建立这支队伍干什么？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照我说，咱们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总是往后跑，叫人憋得慌……要是由我做主，非在这儿打一仗不可。”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身，在屋子里踱起步来。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仗要打得有道理，叶尔马钦科同志。明知要吃败仗，还硬叫战士们往上冲、去送死，这种事咱们不能干。这简直是开玩笑。在咱们后面，有敌人整整一个师，而且配备着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钦科同志，咱们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转而对另外两个同志总结性地说道：“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撤……接下来谈谈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既然咱们是最后撤退的，理应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个小城有两个车站，是重要的铁路枢纽。我们必须委派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车站工作。现在我们决定一下，留谁在这儿开展工作。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留下水兵朱赫来，”叶尔马钦科走近桌子说，“第一，他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容易在车站找到工作；第三，谁也没看到他跟我们的队伍在一起，他要今天深夜才能赶到。这个小伙子聪明能干，一定能胜任这里的工作。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说：
“对，叶尔马钦科，我赞成你的意见。同志们，你们有不同意见吗？”他转向其余两位，“没有？那就这么定了。我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钱和工作指令……同志们，现在我们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说，“这就是处理本城存放的武器问题。这儿存有两万支步枪，还是沙皇打仗时留下来的。这批枪藏在一个农民的板棚里，日子久了，大家都忘了。板棚的主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希望能处理掉……当然，这批枪不能留给德国人。我认为应该把棚子烧毁。而且得立刻动手，赶在天亮前办妥。只是焚烧会有危险：板棚就在城边上，周围住的都是穷人，要是真烧起来，可能会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身材结实，满脸胡须，很久没有刮过了。他动了动身子说：
“为……为什么要烧掉？我认……认为应该把这些武器分……分发给老百姓。”
布尔加科夫立刻朝他转过脸去：
“你是说分发下去？”
“对。这样才对！”叶尔马钦科兴奋地喊道。“把这些枪发给工人和其他想要的老百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些枪至少可以给德国人制造一些麻烦。要知道，德国人肯定会残酷地欺压老百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侯，人们准会拿起武器来。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对：把枪发下去！最好能运一些到乡下去。农民会把枪藏得更严实，一旦德国人征用老百姓的财物，把他们逼得倾家荡产，这些可爱的枪支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了！”
布尔加科夫笑了：
“是啊，不过要是德国人命令交枪，大家都会把枪交上去的。”
叶尔马钦科反驳道：
“不，不会全都交出去的。有的人会交，而有的人会留下的。”
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扫视了在座的人们。
“分发下去，把枪分发下去。”那年轻的工人也支持叶尔马钦科和斯特鲁日科夫。
“好，那么就把枪分发下去吧。”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
“所有的问题都讨论完了，”他从桌旁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可以休息到天亮。当朱赫来到了，就请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和他谈谈。而你，叶尔马钦科，请去查查岗哨吧。”
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他走进客厅旁的主卧室，把军大衣铺在褥子上，睡下了。
清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当锅炉工下手已整整一年了。
小城里异乎寻常地热闹。保尔立刻发现了这种热闹，沿路越来越经常地碰到扛着一支、两支甚至三支步枪的居民。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回家。在列辛斯基的住宅附近，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几个人正跨上马背。
保尔跑进家，匆忙洗了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回来，立刻冲出去，奔向住在城市另一头的谢廖沙家。
谢廖沙是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有一所自己的小屋和一份微薄的家产。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脸儿白白的胖妇人，不满地看了保尔一眼，说：
“鬼知道他在哪里！天刚亮，他就着了魔似的跑出去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可能就在那里。你们这些流鼻涕的野小子，就该用鞭子抽。实在是太胡闹了，真拿你们没办法。个儿才比瓦罐高两寸，也要去领枪。你去告诉我那个小捣蛋：哪怕带回一粒子弹，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里拿，往后还得受他连累。你干吗，也想到那儿去？”
可是保尔已经不愿听谢廖沙母亲的唠叨，他急忙跑到了街上。
迎面走来一个男人，双肩各背着一支枪。
“叔叔，告诉我，从哪里领的枪？”保尔飞快地跑到他跟前问。
“在维尔霍维纳大街，那里正在分发呢。”
保尔竭尽全力朝指定地点跑去。他跑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甸甸的、带着刺刀的步枪。
“你从哪儿弄来的？”保尔拦住他问。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枪，不过已经一支也不剩了。全都领光了。他们发了一整夜，现在只有些空箱子堆在那里了。而我，拿的已经是第二支了。”男孩骄傲地说。
听到这个消息，保尔非常伤心。
“唉，见鬼，早知这样，我就直接跑到那儿去，不回家了。”他绝望地想，“我怎么把这样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呢？”
突然，他灵机一动，急速转过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了那个已走过去的男孩，用力从他手里夺过了步枪。
“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支给我。”他用一种不许反抗的口吻说。
这样在大白天里抢东西，把那男孩激怒了。他扑向保尔，但保尔后退一步，端起刺刀，大喝一声：
“走开，当心刺刀戳到你！”
男孩伤心地哭了，转身跑开，边跑边骂，可是没有办法。保尔心满意足地飞奔回家。他跳过栅栏，跑进板棚，把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横梁上，然后高兴地吹着口哨，走进屋子。
乌克兰夏天的夜晚是可爱的。像谢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它的中心是市区，但四周全是乡村，一到夏天宁静的夜晚，年轻人全都跑到外面来。姑娘和小伙子们一对对、一群群，有的坐在自家的台阶旁，有的坐在花园和庭院里，有的索性来到大街上，坐在盖房子用的木堆上。欢声笑语，歌声阵阵。
空气中流动着浓郁的花香。星星像萤火虫一样，在深邃的天空闪着微光，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非常喜欢他的手风琴。他爱怜地把他那只音色悦耳动听的维也纳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刚触着键盘，便自上而下地迅速飞舞起来。低音一声鸣响，随即奏出欢快的旋律。
手风琴拉了起来。此时此刻，你能不闻声起舞吗？你会忍不住的，双脚会不由自主地跳起来。手风琴的琴声充满着激情——生活在人世间是多么美好啊！
今天晚上特别快活。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保尔家旁边的木料堆上，说笑弹唱，而笑得最响的是保尔的邻居嘉莉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唱歌跳舞。她唱的是女中音，声音嘹亮而圆润。
保尔向来有点怕她。她的口齿非常伶俐。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紧紧搂住他，大声笑着说：
“哟，你这个手风琴手，真不错！可惜，你还没长大，要不，你将是我多么喜爱的小丈夫啊！我就喜欢拉手风琴的人，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臊得满脸通红，幸亏是在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推开这个调皮的姑娘，可是她紧抱着他不放。
“呵，亲爱的，你往哪逃？哎哟，多好的小丈夫啊！”她打趣道。
保尔感到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紧贴着他的肩膀，不由得局促不安起来，周围笑声一片，惊醒了往常宁静的街道。
保尔用手推开嘉莉娜的肩膀，说：
“你妨碍我拉琴了，离远点吧。”
于是又引起一阵戏谑和哄笑。
这时玛鲁霞插嘴了：
“保尔，拉一首忧郁一点的、扣人心弦的曲子吧。”
于是手风琴的风箱缓缓拉开，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轻柔地移动。响起一首大家都熟悉的本地民歌。嘉莉娜头一个随着琴声唱了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马上附和她：
所有的纤夫
一齐回到了故乡，
这里多么亲切，
这里多么美好，
我们深情地歌唱。
青年们嘹亮的歌声传向遥远的森林。
“保尔！”
那是阿尔焦姆的声音。保尔盖上手风琴的风箱，扣好皮带。
“在叫我呢，我得走了。”
玛鲁霞央求他：
“再坐一会儿，再拉几曲吧。回家还早呢。”
但是，保尔急着要走。
“不，明天再玩吧，现在该回家了，阿尔焦姆叫我呢。”于是他跑过大街，走进小屋。
他一推开门，就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旁，另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朝保尔点点头，然后转身对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弟弟。”
那人向保尔伸出一只长满老茧的手。
“保尔，是这么回事，”阿尔焦姆对他说，“你说过你们发电厂有个电工病了。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来替他。要是要的话，就来告诉我。”
陌生人接过话茬：
“不，我跟他一道去吧。我自己同老板谈。”
“当然要雇人的。因为斯坦科维奇生了病，今天发电机都停了。老板跑来两趟，急着要找人替他，可就是找不到。他又不敢叫锅炉工一个人来发电。那电工害的是伤寒病。”
“这样的话，那就成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我们一道去。”他转身对保尔说。
“好的。”
保尔看到陌生人那双安详的灰色眼睛正在审视他。那坚定的、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有点局促不安。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地裹住他那宽大而结实的身子，显然太小了。他的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壮，整个身躯宛如一棵矮壮的老橡树，充满着力量。
分手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
“再见，朱赫来，祝你好运。明天跟我弟弟一道去把事情办妥吧。”
游击队撤走以后三天，德国兵进了城。几天来一直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这是他们到来的信号。消息马上传遍了全城：
“德国人来了。”
全城立刻像捅开的蚂蚁窝一样骚动起来。虽然大家早知道德国兵一定会来，但总有点将信将疑。可是现在这些可怕的德国人已经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开到城里来了。
所有的居民都贴着栅栏和篱笆门朝外张望。他们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不走路中间，而是排成两个单行，沿马路两侧前进。他们身穿墨绿色军服，平端着枪。枪上上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身上背着硕大的行军袋。从车站到市区，他们的队伍连绵不断，宛如一条长带；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准备应付抵抗，虽然并没有人想抵抗他们。
两个军官手拿毛瑟枪，走在队伍前头。一名盖特曼[8]小头目兼翻译走在马路当中，他身穿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戴着一顶羊皮高帽。
德国兵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他们擂起战鼓，集合了一小群胆大的居民。身穿乌克兰短上衣的盖特曼军官，走上一家药房的台阶，高声宣读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 本城所有居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违者枪决。
第二条 本城宣布戒严，每晚八时以后禁止通行。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那幢从前是市政管理局所在地、革命后又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使用的大楼，现在成了德军的城防司令部。楼房的台阶旁，站着一个卫兵。他头上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缀着一个很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大檐帽了。院子里划出一块地方，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整天都有怕被枪毙的居民来交武器。大人们不敢露面，前来交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德军没有扣留一个人。
有些不愿当面交枪的人，干脆在夜里把枪扔到街上。第二天早上德国巡逻兵把这些枪捡起来，装到军用马车上，运回司令部。
中午十二点以后，规定的期限已过，德国兵清点战利品。总共是一万四千支步枪。也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交上来。德国人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但是搜到的非常少。
第二天拂晓，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因为搜出了他们藏匿的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那命令，就匆忙回家。在院子里他碰到保尔，立刻抓住他的肩膀，小声地、但坚决地问：
“你有没有从外面拿什么东西回家？”
保尔本想闭口不提步枪的事，可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结果全说了。
他们一道走进板棚。阿尔焦姆取下藏在横梁上的步枪，卸下刺刀，抽出枪栓，抓住枪筒，竭尽全力朝栅栏的柱子砸去，把枪柄砸了个四分五裂。砸下的碎块被远远地扔到花园外的荒地里。接着阿尔焦姆又把刺刀和枪栓扔进粪坑。
做完这一切，阿尔焦姆对弟弟说：
“保尔，你已经不小了，该懂得私藏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认真地告诉你：以后什么也不许拿回家。要知道，现在为了这个会送命的。记住，以后不许瞒着我。不然的话，你带回家来，给他们查到了，头一个抓去枪毙的肯定是我。你这个小孩他们倒不会碰的。现在正是狗崽子们当道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以后不把任何东西带回家了。
当他们穿过院子、正要进屋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停在了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律师和他的妻子以及女儿涅莉、儿子维克托从车里走出来。
“候鸟飞回来了，”阿尔焦姆愤愤地说，“瞧，好戏又要开场了，他妈的！”说完，他走进屋子。
保尔为他的枪难过了一整天。就在同一天，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在一个废弃的破板棚的墙角边，挥动着铁锹，拼命挖土。他终于挖了一个大坑。谢廖沙把领来的三支步枪用破布包好，埋了进去。他不愿意把这些枪交给德国人。昨天晚上他冥思苦想了一夜，实在舍不得这些心爱的宝贝。
他用土把坑填满，使劲把它踩实，又弄来一堆垃圾破烂盖住新土。他挑剔地审视了一番自己的劳动成果，觉得很满意。这才摘下帽子，擦擦头上的汗珠。
“好，这下就让他们搜吧。就是搜到了，也查不清这是谁家的板棚。”
朱赫来在发电厂干活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好朋友。
朱赫来把发电机的构造教给这个锅炉工助手，并且教他如何干活。
水兵朱赫来挺喜欢这个机灵的小孩。他经常在休息天去找阿尔焦姆。这个深明事理、神情严肃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讲述日常生活琐事，特别是在保尔母亲抱怨保尔如何淘气的时候。他总有办法劝慰她，让她忘却不幸，变得快活一点。
有一天，在发电厂那堆满木料的院子里，朱赫来拦住保尔，微笑着说：
“你母亲说你爱打架。她说：‘我那孩子就像小公鸡一样好斗。’”朱赫来纵声大笑，似乎挺赞赏。“打架根本不是坏事，只是要弄清楚该打谁和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在嘲笑他还是跟他说正经的，便回答说：
“我从不平白无故打架，总是在有理的时候才打。”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提议道：
“想要我教你打架的真功夫吗？”
保尔惊诧地望着他：
“什么是真功夫？”
“好，你就瞧着吧。”
保尔头一次见识了英国拳击，朱赫来简明扼要地给他讲解了一番。
保尔不是很容易就学会这门本领的，但是掌握得挺不错。朱赫来的拳头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打飞，让他摔了一个又一个倒栽葱，但是他依旧勤奋耐心地学下去。
有一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利姆卡家回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没找到活干，就决定到屋后园子角落里的小棚顶上去，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穿过院子，走进小园子，来到板棚跟前，登着墙壁上凸出处爬上棚顶。他拨开板棚上面茂盛的樱桃树枝，爬到顶棚正中，躺在可爱的阳光下面。
这棚顶的一面正对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如果爬到棚顶的边缘，就能看到整个花园和房子的一面。保尔探头朝屋后张望，看到了院子的一角和停在那里的一辆四轮马车。还看到那个住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正手拿刷子在刷他长官的衣物。保尔不止一次地在列辛斯基家大门口看到过这个中尉。
中尉身材粗短，脸色红润，留着一撮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胡须，戴着夹鼻眼镜和漆皮帽舌的军帽。保尔知道他住在厢房里，窗子朝着花园，从棚顶上看得一清二楚。
这时，中尉正坐在桌旁写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拿起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交给勤务兵，随即沿着花园的小径朝临街的栅栏门走去。走到凉亭旁边，他站住了，显然在跟谁说话。涅莉从凉亭里走了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人一同跨出栅栏门，上街去了。
这一切保尔全看在眼里。他正打算睡一会儿，又看见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把中尉的军装挂到衣架上，打开朝花园的窗子，收拾完房间，就走出去，随手带上了门。过了一小会，保尔看见他已经到了拴着马匹的马厩旁。
保尔朝敞开的窗户望去，清楚地看见整个房间里的东西。桌子上放着皮带和一件闪闪发亮的东西。
他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悄悄地从棚顶攀到樱桃树上，哧溜一声溜到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几个箭步就跑到敞开的窗户跟前，然后朝屋子里看了一眼。桌子上放着一条武装带，枪套里插着一支非常漂亮的十二响的“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紧张地屏住气。有几秒钟，他心里发生了剧烈斗争，但是他素来胆大，终于不顾一切地探进身子，握住枪套，抽出那支乌黑闪亮的新手枪，匆忙退回到花园里。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手枪插进裤袋，飞快地穿过花园，跑到樱桃树前。他像猴子一般，迅速地爬上屋顶，接着又回头看了一下，那勤务兵正安闲地跟马夫聊天。花园里一片寂静……他马上溜下板棚跑回家。
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尔捡起箱子后面的一块脏布，塞进口袋里，一声不响地溜出房子。他跑过花园，越过栅栏，跑上通向森林的大路。他一面握住那支猛烈撞击他大腿的手枪，一面朝那座倒塌了的旧砖厂飞一般地奔去。
他的两只脚快得简直不沾地，风在耳边呜呜作响。
老砖厂那里很安静。木板房顶有几处已经塌下来，碎砖堆积如山，砖窑也已遭到毁坏，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这里遍地杂草丛生。只有他们三个好朋友有时候一起到这里玩。保尔知道很多可靠的隐蔽处，可以藏他偷来的宝贝。
他从一个破洞钻进灶里去，又小心地回头望了一下，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松林发出飒飒的响声，微风扬起了路旁的灰尘。四周充溢着浓烈的松脂的气味。
保尔把那支用破布包好的手枪放到灶底的一个角落里，然后盖上一堆旧砖头。他钻出灶子，用砖块堵住灶门，做了一个记号，这才走上大路，慢慢走回家去。
一路上他的双腿不住地打战。
“这事会怎么结束呢？”他暗想，不安使得他的心都揪紧了。
为着不待在家里，他提早去了发电厂。他从看门人那里拿过钥匙，打开大门，走进安装着发动机的机房。他一边揩风箱、往锅炉里放水和生火，一边不停地想：
“列辛斯基家里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已经很晚了，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朱赫来走到保尔身边，把他叫到院子里，低声问他：
“今天为什么有人到你们家里搜查？”
保尔吓得打了个冷战：
“什么？搜查？”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
“是啊，情况不妙。你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吗？”
保尔当然知道他们搜查什么，但是他不敢把偷枪的事情告诉朱赫来。他吓得浑身哆嗦，不安地问道：
“阿尔焦姆被抓走了吗？”
“谁也没有被抓走，可是你们家已经给翻了个底儿朝天了。”
听到这句话，他稍微放宽了心，但是依旧忐忑不安。有几分钟，他们俩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以后的结果；另一个不知道搜查的原因，因此警觉起来。
“真见鬼，难道我已经露了马脚？阿尔焦姆一点也不知道我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到他家去搜查呢？往后应该格外小心。”朱赫来心里想。
他们默默地分开，各自干活去了。
这时在列辛斯基家里却闹翻了天。
那个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就把勤务兵喊来问话。得知手枪确实丢了，这个平常看起来很有修养、沉稳持重的中尉扬起手臂，狠狠打了勤务兵一记耳光；勤务兵身子晃了晃，马上又笔直地站在那儿，认罪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发落。
律师列辛斯基被叫来查问，他狼狈地在中尉面前直道歉，因为在他家里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事情。
这时候恰好维克托也在场，他对父亲说，手枪很可能是邻居偷去的，尤其是小流氓保尔嫌疑最大。他父亲连忙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了中尉，于是中尉立刻下令搜查。
搜查毫无结果。这次窃枪事件使保尔相信，即使这样冒险的举动，有时也可以平安无事地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