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 entia enim licet quodammodo levibusque hominibus facilius atque incuriosius verbis reddere quam entia，verumtamen pio diligentique rerum scriptori plane aliter res se habet：nihil tantum repugnat ne verbis illustretur，at nihil adeo necesse est ante hominum oculos proponere ut certas quasdam res，quas esse neque demonstrari neque probari potest，quae contra eo ipso，quod pii diligentesque viri illas quasi ut entia tractant，enti nascendique facultati paululum appropinquant.
ALBERTUS SECUNDUS
tract. de cristall. spirit.
ed. Clangor et Collof. lib. I. cap. 28
约瑟夫·克乃西特亲笔写下的译文：
……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对不存在的事物也许较之于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付诸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虔诚而严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作为业已存在的事物予以探讨，这恰恰使他们向着存在的和有可能新诞生的事物走近了一步。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1]
我们的愿望是把我们能够收集得到的些微资料，也即关于约瑟夫·克乃西特[2]，或者如玻璃球游戏档案中所称的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生平材料，写入本书之中。我们当然清楚，这种尝试多少违背了玻璃球游戏团体的治理原则与习惯，甚至是背道而驰。因为尽量消灭个人主义，尽可能将个体纳入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团体之中，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由于这一原则在悠长的历史岁月里始终受到极彻底的遵守，以致今天想要寻找到曾在这一团体中起卓越领导作用的若干人物的生平以及其精神思想资料，简直是难于登天，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往往无法判明这些人物的本姓原名。隐姓埋名乃是这一团体遵奉的精神标志之一，并且几近百分之百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如此固执地试图确证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若干事迹，并至少粗浅地勾画出他个人的整体轮廓，实非出于任何类型的个人崇拜或者存心反抗习俗；我们深信，我们完全是为了服务于真理与科学。古人说：人们越是深入而彻底地去探讨一个命题，结果却越是不可抗拒地陷于反命题的误区之中。我们不仅赞同而且尊重隐匿个人姓名的想法，这是我们这个团体以及我们精神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我们略略浏览一下这个精神团体的早期历史，也即玻璃球游戏的发展过程，事实却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表明，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里，每一次扩建中，每一种变化内，每一项进步抑或保守的重要环节上，莫不切切实实地留下了每届主持者的个人痕迹，尽管这件事并非他个人独创，但他无疑引导了这种变化，并起着促使其臻于完善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对个人作用的认识与以往年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认识已大不相同。以往年代的作者们，尤其是偏爱写个人生平的作家，我们不得不说他们总只看见个人的特性并把这种特性视为其本质，如：他的固执，他反常的举止以及他独特的个性，是的，还常常干脆涉及他的病理问题。我们现代人则与此相反，甚至不写这些人的独特的个性，除非我们遇见了特殊人物，他们已抵达超越一切正常性与独特性的彼岸，他们竭力使完美的个性淡化，竭力完成自己超越个人的无瑕使命。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这类理想，例如，古代中国人中的“圣贤”或者“智者”的形象；又如，苏格拉底伦理学说中的理想，就同我们今天的理想几乎没有差别，而许多巨大的精神组织，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其鼎盛时期也曾具有类似基本原则，事实上，许多出自该教派的伟大人物，如圣洁的托马斯·阿奎那[3]，在我们眼中也就像古代的希腊雕塑一样，更多的是典型代表性，而不是个人角色。
尽管如此，早在二十世纪开始的精神生活改革——我们全是它的继承者——之前，这类真正的古老理想显然已消失殆尽了。当我们翻阅以往年代的传记著作时，我们是何等惊讶，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详尽繁琐地叙述了主人公有多少兄弟姐妹，或者在其童年与青春期期间，在争取爱情与地位的奋斗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和疤痕。我们现代人并无兴趣探究一位古代人物的病理现象以及他的家庭历史，也无意了解他的本能冲动、消化与睡眠情况。即便是他的文化背景，曾对他一生起影响的教育学科，他心爱的书籍以及其他情况等，我们都不觉得特别重要。我们只尊重这样一种英雄人物，并对他产生特殊兴趣，这个人的天性与他后来所受的教育让他几乎完全溶于自己的团体职能之中，同时却也没有让自己丧失纯属个人的清新活泼的强大冲力，它使每一个个人散发香气并具有价值。因而每逢个人与团体发生矛盾，我们便正好可以将此作为考察其个性是否杰出的试金石。我们毫不赞同那类受欲望和贪心驱使而破坏秩序的叛徒，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我们发现了英雄，发现了真正堪称人类楷模的人物，并对他的姓名、为人、容貌以及举止体态产生了兴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们也由此认识到这个毫无冲突的完善团体并非一架用许多一文不值的无生命力的零件拼凑成的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虽然由各部分组装而成，却各有特性和行动自由，各自参与了生命的奇迹。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着手收集玻璃球游戏大师约瑟夫·克乃西特的生平材料，尤其是他自己撰写的东西，我们也确实找到了一些值得阅读的手稿。
我们对克乃西特生平与为人所作的报道，肯定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尤其是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早已熟知或大致清楚的事情，出于这一原因，本书对象不局限于团体范围，我们希望能够扩展到具有共鸣感的读者。
对于为数甚少的内部人士而言，既不需要引言，也不需要注释。但是为了让团体之外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主人公生平业绩，我们不得不承担起这项多少有点艰难的工作，在本书前面添写一篇简短易懂的序言，让那些不知就里的读者得以略知玻璃球游戏的历史及其意义。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篇序言的对象是一般读者，因而既无意也无必要对团体内部涉及游戏历史与意义的诸种问题的争论进行任何澄清。若想就此课题作一客观报道，为时尚嫌太早。
大家不应当期望从我们这里读到有关玻璃球游戏的完整历史和理论，即便是才能与地位均高于我们的作家们，今天也办不到。这项任务只能留待下世纪的后人来解决，倘若一切原始资料以及精神思想方面的前提到时尚未湮没消失的话。大家更不应当把我们这本书视作一本玻璃球游戏教科书，绝对不会有人撰写这种书籍的。人们想要学会这一游戏的游戏规则并无捷径，只能够走通常的学习道路，总得持续几个年头，大概不会有任何行家里手能够把游戏规则简化到通俗程度。
游戏的规则（游戏的符号语言和文法）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秘密语言，由许多种科学和艺术——尤其是数学和音乐（确切地说是音乐科学）——综合而成，因而不仅能够表达一切，还能够在近乎所有学科之间建立起从内容到结果互相联系的关系。总之，玻璃球游戏是一种以我们全部文化的内容与价值为对象的游戏，情况就像一位处于艺术鼎盛时期的画家在他的调色板上摆弄色彩一样。凡是人类在其创造性时期所生产的一切知识、高贵思想与艺术作品，直至继而产生的学术研究以及它们转化成的精神财富，都是游戏的内容，玻璃球游戏者以这种汇集了一切精神价值的巨大物质作游戏，好似一个风琴手演奏管风琴，而这是一架完美到了难以想象程度的管风琴，它的键盘和踏板探索着整个精神宇宙，它的音栓之多已无法计算，从理论上来分析，这架乐器在其演奏过程中可以再现整个宇宙的精神内涵。如今，它的键盘、踏板和音栓均已固定下来，再要改变它的数字与程序，或试图使其臻于绝对完善，恐怕唯有理论上才有可能了。因为玻璃球游戏的最高行政当局极其严格地管制着一切想要更新内容以丰富游戏语言的设想。另一方面，这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内部，或者用我们容易想象的画面来解说，在这架巨大管风琴的复杂机械内部，给每一个游戏者都赋予了组合运用整个宇宙的可能性，于是要在一千次严格完成的游戏中找出哪怕仅仅两次不止表面类似的游戏，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便发生下列情况：两位游戏者凑巧选中同一狭小的主题作为自己游戏的内容，结果也仍然因两人的思想方法、个性、心情以及演奏技艺的区别而使两场游戏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与发展历程。
历史学家想要把玻璃球游戏的起源及其由来追溯到哪个历史时期，纯属他个人的取舍问题。正如任何伟大的思想并无开端可言一样，因为凡是思想均为永恒存在。我们发现，早在若干古老的世纪以前，思想便以期望与预感的形态出现了，例如，在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里，稍后，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后期，又可在希腊的诺斯提派[4]圈子里发现它的踪迹，同样在古代中国文化中也不少见，接着又在阿拉伯摩尔文化[5]的几个高峰里看见了它的痕迹。它的足迹从史前时期不断往前延伸，走过了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数学家学会，直至浪漫主义哲学和诺瓦利斯的梦幻文字。每一项促使心灵趋向宇宙整体目标的运动，每一种柏拉图主义学会，每一个知识精英集会，每一次试图让实用与理想科学互相结合的活动，每一种调和科学与艺术或者宗教与科学的尝试，无不建立于这一永恒的思想基础之上，而我们看到的玻璃球游戏便是上述一切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像阿贝拉德[6]、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曾梦想把精神宇宙集中归纳为思想体系，把文化艺术的生动美丽与严谨精确科学的魔术般力量结合起来。而那个音乐和数学几乎同时达到了古典主义高峰的时代让我们体会到，在两种原则之间经常存在着相互交流和互相补充。我们还可以在两个世纪以前的那位尼古拉斯·冯·寇斯[7]的著作中读到同样的气氛，例如他说：“心灵乃由潜在的可能性汇聚而成，以便凭借潜在性衡量一切事物，它并且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借以在统一和谐与单纯的状态中衡量一切事物，就像是上帝所作的一般，它还是联结的必然性，借以在有关事物的独特个性中衡量一切事物，最后，它还可以限制这种潜在可能性，借以在生存中衡量一切有关事物。更有甚者，心灵还可凭借比较形式进行象征性的衡量，就像可以通过数字和几何图形使它们与其他事物相等一样。”此外，似乎并非只有这番想法几近暗示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或者符合这一思想游戏，或者发源于类似的幻想。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不少，甚至可说是很多这类相似之处。就连他的爱好数学，他喜欢并擅长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图形和原理以比喻方法应用于神学—哲学概念，也似乎与进行玻璃球游戏的心理状态十分接近。有时候他那种独特的拉丁文（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许多新词汇，却不会有任何拉丁语学者误解它们的含义），也使我们联想到玻璃球游戏语言的任意可塑性。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无疑属于玻璃球游戏有影响的始祖之一，这从本文前面的题词便已显示。而且我们揣测，虽然的确无法证实，玻璃球游戏的这种游戏思想也曾控制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那些博学音乐家的心灵，因为他们的音乐创作便建立于数学玄思之上。我们从这儿或那里的古代书籍中不时读到种种传闻轶事，叙述富于魔力的智慧游戏，一些学者、僧侣或者爱好思想的王公贵族发明了它们，并试着玩过，其中有的采取下棋形式，但是棋子和棋盘除了一般功用外，还包含秘密的意义。我们人人都熟知人类各种文明起源时期的许多传说、神话和寓言，那时音乐的力量远远超出其他一切艺术技巧，成为统辖灵魂和国家的力量，音乐是一个秘密的摄政王或者是人们及其国家都必须遵守的法典。从中国最远古的时代直至希腊神话时期，一种让音乐支配人们过幸福天堂生活的观念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玻璃球游戏也与这一音乐崇拜（歌声的神秘力量在永恒的变化中向尘世的我们召唤——诺瓦利斯）具有最内在的联系。
尽管我们也辨认出玻璃球游戏的思想是永恒的，认为它早在实现之前便已存在，然而它发展到我们现今熟知的形式，显然有着它明确的历史轨迹，这里试将其最主要的历史阶段简述如下：
这场以建立游戏团体和发明玻璃球游戏为主要成果的思想运动，开始于文学史家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8]所研究并定名的“副刊文字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这一称谓固然美妙，却有危险性，常常很容易诱导人们对那个过去年代生活状况的观察发生偏差，事实上被形容为“副刊文字”的时代并非毫无思想的时代，甚至从来不曾缺乏思想。然而，在切根豪斯看来，那个时代对精神思想考虑甚少，或者毋宁说它还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在生活与国家结构之间安排精神思想的地位，并使其发挥作用。坦白地说，我们对那个时代所知甚少，尽管它几乎是孕育了以后一切文化的土壤，凡是今天的精神生活无不烙刻着它的标记。
切根豪斯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市民气”的社会，是一个广泛屈服于个人主义的时代，当我们按照切根豪斯所描绘的若干特征去了解其气氛时，那么我们至少会确信，他笔下的诸多特征不是杜撰，也不是夸张或者歪曲的，因为它们是一位伟大学者研究了大量史料后的结论。我们找上他，因为他是迄至今日唯一认真研究了这种“副刊文字”社会的历史学家。与此同时，我们还得提醒大家切记，不要对已经远去的时代的错误和野蛮嗤之以鼻，那是十分轻率和极其愚蠢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的精神生活似乎是走着两种不同发展倾向的道路。一条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挣脱一切权威的羁束，也就是从自感成熟的理性主义立场反抗罗马教会统治的斗争。另一种倾向则是秘密而热烈地搜寻着如何正当合法地获得这种自由，如何建立一个崭新而又与理性相适应的权威。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断言，总是精神思想赢得了这场常常因目标不同而互相矛盾的斗争。
用无数牺牲去换取这种胜利是否值得？我们今日精神生活情况是否完善，还能够进一步发展么？过去的一切痛苦、痉挛和变态，从审判异教徒到实施火刑，迫使许多“天才”成为无谓的牺牲品，或发疯或自杀，难道不是无庸置疑的问题？历史就是历史，不论它是否正确，不论它也许不应当发生，也不论我们愿否承认它的“意义”，一切全都无可更改。不管怎样，人类为精神“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发生了。一直发展到后来被称为“副刊文字”的年代，人们固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觉得难以忍受。因为每个人虽然完全摆脱了教会的监督，也部分摆脱了国家的管束，但是还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乐意遵守的真正准则——一种真正崭新的权威和合法性。切根豪斯向我们叙述了那个时代里无数精神堕落、腐败与自我侮辱的实例，其中若干例子着实令人咋舌。
我们必须承认，对于那个所谓“副刊文字”时代的精神产品，我们不能作出明确的解释。它们显然是每日报纸版面上最受欢迎的部分，拥有上百万读者，是那些受教育较少读者的主要精神食粮来源。它们所描述的或者毋宁说是“漫谈”的知识项目超过了千种。这类副刊文字作者中较聪明者常常嘲弄自己的作品，切根豪斯在接触了许多这类著作后至少承认，尽管它们确乎难以理解，却显示出作家们的自我揶揄倾向。很可能在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里确实包含有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自我揶揄的内容，因而首先得找到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些琐碎文字的著作者一部分来自编辑部，一部分是“自由”作家，甚至常常被人称为“诗人”，其中也不乏学者，甚至是著名的大学教授。
这类文章最热衷写的题材是：关于著名男人和女人的奇闻逸事或者他们书信所反映的私生活，文章的题目五花八门，如：《尼采和1870年的妇女时尚》，《作曲家罗西尼[9]最爱吃的菜肴》，《小狗在红妓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等等。人们爱写的另一类内容侧重于历史，也正是当今富人们聊天时经常涉及的话题，譬如：《几世纪以来的人造黄金梦》或者《论化学—物理试验对气候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数量超过了百位数。倘若我们读过切根豪斯所开列的这类无聊文章的目录，会对人们竟以它们作为每日精神食粮而惊讶万分，更有甚者，居然有许多颇有声望的作者，也曾为这种无多大价值的庞大消费出力“服务”，说来奇怪，当年这同一名词还常被用于形容人类同机器之间的关系。
某些时期里特别流行访问名人谈论热门话题，切根豪斯还为此辟了一个专栏，记载了诸如此类的访问记，例如请化学家或钢琴家谈政治，请走红演员、舞蹈家、体操明星、飞行员，甚至诗人议论独身主义的利弊、经济危机的可能成因以及其他日常问题。所有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把一个热门话题与一个名人扯在一起，切根豪斯举了上百个例子，其中部分文章读后令人瞠目结舌。如前所述，很可能这些匆忙赶写出来的文章里也存在着讽刺性内容，也许甚至是一种恶魔般的、垂死挣扎似的讽刺，我们唯有在设身处地地着想之后才可能稍有体会。而当年大多数似乎颇爱读报的读者，却显然老老实实囫囵吞枣地全盘吞下了一切荒谬的东西。譬如一幅名画换了主人，一份宝贵的手稿被拍卖，一座古城堡惨遭回禄之灾，或者一位古老贵族家庭的成员卷进了一场丑闻等等事件，读者们不仅在数以万计的报道里读到了具体事实，而且还会在这一天或者下一天出版的其他文字材料里读到了一大堆从传奇、历史、心理和性欲等等角度撰写的时髦东西，任何细枝末节都不会被这股洪水般汹涌而来的急流所遗漏，而所有匆匆忙忙问世的急就章，不论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分类构思上全都烙刻着不负责任地大批量生产的印记。
此外，还有一种游戏也可算是与“副刊文字”同类的文化活动。在这类游戏中，读者成为发起人，充分运用每个人的知识材料，切根豪斯曾针对这一奇异现象写了一篇题为《纵横字谜游戏》的长文，报道十分详尽。当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大都是工作劳累而且生活艰辛的人，在工余空闲时俯身于这些字母拼成的条条块块上，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填充着其中的缝隙。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只见其悖理或者古怪的方面，更不得持讥讽态度。因为每个人玩这类孩子气的猜谜和填字游戏既非出自天真稚气，更非由于游手好闲，而是因为他们处身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的震荡和混乱中感到恐惧，还因为他们参与了很多次可怕的世界大战与民族战争。他们玩耍这类小小的文字游戏自然不只是无意识的玩耍，而完全符合一种深藏的内心需要，闭上眼睛不去正视那些难解的疑问和骇人的没落景象，以便尽力逃入一个清白无辜的假象世界。他们坚毅地学习驾驶汽车，玩耍最难的纸牌游戏以及沉湎于纵横字谜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着死亡、恐怖、痛苦、饥饿，几乎是毫无保护的，他们已不再能够从宗教获得慰藉，从理智求取忠告。他们已读过太多的文章和听过太多的报告，他们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自我强大上，以致无力对抗外界的恐怖和畏死心理，他们只能够胆战心惊地挨日子，不相信有任何明天存在。
另外还有许多演说辞也是这种副刊文字的较为重要的变体，我们也必得在此略加叙述。那时，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从事文化行当的各式人等，都曾向依然强烈留恋业已丧失意义的往昔文化观念的中产阶级市民发表过大量演说辞，不仅有节庆祝贺意义的特殊场合上的讲话，而且还有相互间的热烈交往的讲话，演说数量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理解。当年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者他的妻子每周至少可参加一场报告会，而在大城市里则几乎天天晚上都可聆听到形形色色主题的演讲，对艺术作品，对诗人、学者、研究人员，对环球旅行等等发表种种理论见解，而听众大都持纯粹被动态度，尽管演讲的内容与听众间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却因他们缺乏一定程度的相关知识、心理准备和感受能力而不得不缄默无语。当然也有轻松有趣或者机智诙谐的演说，譬如讲述歌德如何身穿青色燕尾服走下驿站马车，如何勾引斯特拉斯堡或者魏茨拉尔的美貌少女，又或者大谈特谈阿拉伯文化，演说中不断冒出一串串聪明的时髦话，好似往骰子盘里一把把掷骰子，引得一个个听众兴高采烈，每当这个听众大致领会了某句俏皮话的时候。人们还聆听了许多介绍作家的报告，其实他们并未读过或者准备阅读这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只是听着，还看着银幕上放映的作家相片，就像他们阅读报刊上难读的副刊文字一样，吃力地穿越着由一个个他们全不理解其意义的互不相关的知识断片所组成的汪洋大海。总之，人们已面临怀疑文字的这一可怕的阶段，一种崇尚苦行主义的反运动开始酝酿成熟，最初还很秘密，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活动，很快就日益强大而公开活动了，并且成为一种培育新人和人类尊严的运动。
那时的精神生活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生气勃勃和庄严崇高的，至于同时存在的诸多不稳定与虚假现象，我们现代人将其解释为一种恐惧感的症状，因为人们在一个似乎很成功、很繁荣的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绝望境地：物质极端匮乏，政治和军事危机四伏，日甚一日增长的自我怀疑，怀疑人的力量与尊严，是的，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然而，与那个时代表示衰亡的迹象并存的还有许多高水平的精神成就，其中令我们深深感谢的遗产便是音乐科学的诞生。
但是，人们虽然能够轻松容易地把以往任何历史片断纳入世界历史，编得又巧妙又动人，但要让他们安排自己在当代现实中的地位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当年恰恰就在知识分子中间——目睹精神文化需求和成就迅速下降到了极其微弱的水平——产生了可怕的怀疑与绝望感。也即是他们刚刚发现（自从尼采哲学诞生以来就无处不在的发现），我们文化的青春期和创造性年华业已过去，迟暮已经来临。猛然间，人人都意识到了这点，许多人便以直率的观点分析了那个时代为何出现如此大量令人惊恐的征象：冷漠的机械主义生活，严重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缺乏互相信赖，艺术的虚假不真诚。情况就像那篇惊人的中国童话里所描写的，“下沉的音乐”已经奏过，好似一架管风琴的隆隆低音振荡回响了几十年后终于逐渐停息，然而它早已进入过学校、报刊和各类研究所散发出腐败气息，早已袭击过许多大体上还算严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令他们忧郁或者疯狂，它在一切艺术领域泛滥成灾。对付这个业已入侵而且无法加以驱逐的敌人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有些人采取默认其存在并且恬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这恐怕是最正确的态度。有些人试图否认其存在，却在这些文学理论家提供其文化衰落论点时显示出站不住脚的弱点。此外，凡是反对上述文学理论家观点的人，都会在广大市民中产生影响和获得响应，因为对广大市民而言，把他们昨天还牢固拥有并引以为豪的文化，说成是已经死去的东西，把他们曾如此珍惜的知识和艺术，说成是全然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那就像突然发生了通货膨胀和爆发了威胁其财产的暴力革命一样，简直太狂妄太难以容忍了。
另一种对付这种巨大的衰亡气氛的方法是玩世不恭的讥讽态度。他们以跳舞解愁，声称为未来担忧是老朽们的蠢事。他们撰写音调铿锵的副刊文章，谈论迫在眉睫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语言末日。他们在自己用报刊建立起来的副刊文字世界里，怀着某种类似自杀的狂热谈论人类精神的彻底堕落，观念的完全破产，并且摆出玩世不恭或者冷漠的姿态，似乎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正直等等，就连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已趋于衰亡。因而，凡是健康的人们便多少染上了忧郁症，而原本有病的人则更恶化为悲观主义重症。想要推倒过时老朽，想要凭借政治和战争改建世界及其道德，唯有文化本身先具有真正自我审视能力和纳入新的宇宙次序的能力才行。
这一文化在数十年过渡时期间其实并未处于休眠状态，而恰恰在衰落过程中，在貌似被艺术家、学者和专栏作家带头抛弃的境况下，它却达到了具有敏锐警觉和自我批判能力的阶段，这纯属少数个别人的良知所起的作用。早在副刊文字的繁荣时期便普遍存在着决心继续忠于良知的个人与小团体，并且竭尽全力为未来而拯救优秀的传统、秩序、方法以及智慧的核心内容。当年的发展情况如何，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从人们为防御颓势而作的自我批判、反省和自觉斗争的过程来看，大致可分成两大组。学者们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获得了庇护，因为这一学科当时正处在高峰，即使在副刊文字世界的中心也组成了两个后来非常著名的神学院，以栽培人才的方法细致认真而著称。好似上苍也非常乐意对这一小群勇敢者的奋斗施加恩泽一般，在那无比忧郁时期里竟然出现了一个幸运奇迹，虽然事出偶然，但确实具有神谕效果：巴赫的十一份手稿从他儿子弗利德曼的产业里又再度被人发现了。
为抵御蜕化而斗争的第二部分力量是东方旅行者的联盟，盟员们重视灵魂教育远过于知识教育，他们培植东方式的虔诚和敬畏心理——我们目前的精神教育形式和玻璃球游戏方法，尤其是静观冥想方法全都得自东方。东方旅游者们的另一份贡献便是运用新观点审视我们文化的性质及其延续的可能性，他们不完全运用学者们惯用的科学分析法，而是通过古老的东方密法，也就是让他们的本能与遥远的时代及其文化神秘地联结在一起。例如他们中间有些音乐家和歌手被称为能以纯粹古法表演几世纪以前乐曲的高手，并说他们可以精确地演奏和歌唱一首1600年或者1650年的乐曲，似乎他们全然不知道后来不断添加的种种时髦音乐、改良变化和后辈大师们的精湛技艺。这在那样的时代——人们一味追求能够控制一切音乐演奏的动力学和比较级，一味探究指挥的“构思”和指挥方法而几乎完全忘却了音乐本身——确实是惊人之举。当东方旅行者联盟的一个交响乐团首次公开演出了享德尔诞生之前时期的一组舞曲时，他们以完全另一种时代与世界的单纯朴实精神不加任何增强或减弱的技艺进行演奏，据后来的报道说，一部分观众觉得难以理解，而另一部分观众却听懂了并且认为自己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欣赏音乐。东方旅行者联盟的某位成员还在位于勃兰姆加登和莫尔比奥[10]之间的联盟会议大厅里制造了一架巴赫式的管风琴，管风琴制作得十分完美，简直就像巴赫亲手所制，倘若他当年有机会有材料去做的话。这位管风琴制作者遵守当时流行的联盟原则隐藏了自己的真名实姓，而采用了十八世纪一位先辈的名字：西勃曼[11]。
我们的话题已逐渐接近了现代文化概念诞生的源头。这些文化概念中最重要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学科：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然后就是突飞猛进的数学，东方旅行者们的智慧又替它们增添了若干光彩，而同音乐的新构思与新阐释之诞生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业已老化的文化所持的勇敢态度——既开明又屈从。种种具体事实无需在此多说，因为大家都已十分熟知。人们对文化的这种新态度，可以说是在文化发展历程中调整了从属关系，所产生的最重大后果便是大家逐渐放弃创造艺术著作，精神工作者们逐渐逃离熙熙攘攘的尘世。最后，重要的情况便是玻璃球游戏的兴起与繁荣。
早在1900年初，副刊文字还处在顶峰时期，音乐科学之日臻深化对玻璃球游戏的开创无疑具有巨大影响。我们作为音乐科学的继承人，相信自己对以往伟大创造性世纪的音乐，尤其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音乐，不仅知道得较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识得也较深。当然，我们作为后来人与古典音乐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创造性时代的人。我们对常常令灵魂忧郁的真正古典音乐所怀有的敬意，与我们对当时那些自然纯朴音乐演奏的喜爱欣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常常在羡慕欣赏之际，却忘却了其诞生的处境和命运之艰辛。几乎整个二十世纪都把哲学或者文学视作从中世纪迄今伟大文化纪元留存下来的不朽成就。然而，我们看到，后来的几代人让数学与音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自从我们（大体而言）放弃与后来几代人进行创造性竞争以来，自从我们不再崇拜音乐创作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和谐与纯粹的动力学感觉以来——那却是从贝多芬以及浪漫主义初期开始便支配音乐创作整整两个世纪之久的狂热崇拜，我们相信——当然只是按照我们缺乏创造性、却值得尊敬的方法——，我们这才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所继承的那个文化的大致面貌。如今我们已不再有以往那些时代的旺盛的创造欲望。十五、十六世纪的音乐风格竟能毫无变化地长久保持至今，简直让我们难以置信，为什么那时候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里几乎没有丝毫卑劣气息呢，为什么十八世纪开始蜕化变质，冒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风格、时髦的和流派的，尽管大都昙花一现，却充满了自信。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已领悟了今天称之谓古典音乐的秘密，了解了那几代人的精神、道德和虔诚，并且把这一切都视为自己的典范。譬如我们今天对十八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者对启蒙时代的哲学，都已很少关注，甚至全不重视，但是我们在巴赫创作的合唱曲、基督受难曲和前奏曲里却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令人精神升华的力量。
此外，我们的文化对音乐的态度还有一个古老而值得崇敬的范例，这也是玻璃球游戏为之表示高度尊重的范例。在充满传奇色彩的列国并存时期的中国，音乐在全国上下起着一种具有支配力量的作用。人们甚至认为，音乐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化、道德，乃至国家的状况。音乐大师们被赋予了严格卫护“传统音调”之纯洁性的重任。音乐的衰落便成为一个朝代和一个国家灭亡的确凿象征。作家们写下了许多可怕的故事，描述种种逆天行事的靡靡之音，例如被称之为“亡国之音”的“清商”和“清角”[12]，在皇宫里一旦奏响这类亵渎神圣的音调，顿时天昏地暗，城坍墙倒，王朝与国家也随即消亡。古人们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里只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里论述音乐的章节中摘引数段：
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生两仪，两仪出阴阳。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唯得道之人，斯可与音乐。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沉沦之国，颓废之人，亦不可无乐，但其乐不欢。是以，乐愈杂，则民愈衰，国愈危，君愈消沉。职是之故，音乐亡矣！
凡古之圣王，所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以钜为美，以众为欢，俶诡殊魂，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
这位中国人说的这些话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一切音乐的起源及其几乎已被世人遗忘的真正意义。在史前时代，音乐与舞蹈以及其他任何艺术活动一样均属于巫术的一部分，是施展巫术时的合法手段之一。事实证明这个手段百试百验：它开始于节奏（拍手，踏脚，击木，最原始的击鼓艺术），使许多人互相“合调”，让他们的呼吸、心跳和情绪在同一节律中互相融和，激起人们内心永恒的神力，刺激他们去跳舞、竞赛、打仗或者去从事宗教活动。而音乐保持这种原始的、纯粹的本质特性——魔术特性，其历史较之任何其他艺术品种更为悠久，人们只消略略回溯一下无数历史学家和诗人关于音乐的论述便可了然，从古希腊人到歌德无不如此。实际上，音乐在行军和舞蹈中也从未丧失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们现在对玻璃球游戏的起始作一扼要介绍。游戏似乎是同时兴起于德国和英国，最初是一种技巧练习，是这两个国家里的一小部分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在探讨新乐理的研究班上从事的练习。人们如果将游戏的这种最初状态与后来的发展，直至今天的情形相比较的话，那情况就同人们拿一份1500年以前的乐谱及其原始音符来同今天的相比较一样，看上去十分相似，那时人们甚至还不懂得如何写下乐谱小节线。与十八世纪的总谱相比较也一样，更不用说与十九世纪的乐谱相比较了，由于过分复杂的标志节奏、速度、分句等等缩写符号，常常让这种十九世纪乐谱的印刷成为艰难的技术问题。
游戏最初仅仅是音乐教授与学生们用以训练记忆和逻辑推理的一种诙谐有趣的方法，而且如以上所述，早在这里的科隆音乐学院“发明”这一游戏之前，在英国和在德国都已有人玩过，其名称正好是后来若干代人所用的称呼，尽管多年以来游戏内容已完全不同。
玻璃球游戏的发明者当为卡尔夫城的巴斯梯·皮洛特[13]，一位脾气有点古怪，却聪明练达颇有人缘的音乐理论家，他用玻璃球替代了字母、数字、音符或者其他图解符号。此外，这位皮洛特还是《对位法的兴衰史》一书的作者，他发现科隆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在研讨班上把一种精致游戏玩得非常熟练。他们互相呼应做戏，先由一人高声以他们专业学科的缩写语汇喊出某部古典乐曲的主题或者开头段落，另一人随即应声答复，要么是这一段落的下文，要么以悠扬顿挫的声调喊出更精彩的相对主题。这是一种训练记忆与即兴演奏技艺的练习，和过去在舒茨[14]、帕赫贝尔[15]以及巴赫时代很可能一度流行过的指导学生进行对位法训练的方法极其相似，尽管那时并无任何理论公式，而只有实际训练，用扬琴、琉特、笛子或者歌声。
巴斯梯·皮洛特很可能是东方旅行者团体的成员。他擅长手工艺，曾按照古代形式亲手制作了许多钢琴和扬琴，传说他会演奏一种早自1800年起久已失传的古代小提琴，那种琴有拱得高高的琴弓，还得用手调整琴弦。——皮洛特模仿球串形的儿童计数玩具制作了一只框架，绷上几十根铁丝，以便穿上形形色色大小不等、色彩不同的玻璃小球。铁丝相当于琴谱上的横线，而玻璃球则相当于音符等等，这么一来，他不仅得以用玻璃球营造自己发明的音乐语言或者音乐主题，还能够随意变换，调整，发展，让它们不断迁移，不断互相对照比较。这种东西就技艺角度而言，不过是玩意儿而已，学生们却很喜爱，不仅被仿造，还成了时髦技艺，甚至传到了英国。一段时期里，这种音乐练习游戏便以如此原始而可爱的方式流传着。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一种确有价值而历久不衰的活动在某次临时发生的微不足道小事中突然获得了名称。这个被学生们喜爱的游戏、这个由皮洛特创造的穿小球的铁丝架，历经沧桑之后终于有了公认的名称：玻璃球游戏。
定名后的二三十年间，玻璃球游戏在大学生中间似乎稍稍失去了宠爱，但受到了数学家们的关注。玻璃球游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任何一种科学学科，凡是处于鼎盛或者复兴状况时，无不偏爱玻璃球游戏，运用它并且发展了它。数学家们使玻璃球游戏得到了一种高度应变和升华能力，使其多少达到具有自知意识与认识自我潜能的境地。与之并行发展的是当年整个文化意识的普遍历程，它不仅度过了巨大的危机，而且如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所述：“这一晚期文化——就像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晚期，亚历山大年代的希腊文化——以谦逊而自豪的态度接受了自己面临的命运。”
切根豪斯的话就引到这里。下面我们试着把玻璃球游戏后来的历史作一简要介绍：游戏从音乐研究转向数学研究之后，发展极其迅速（在英国和法国较之德国本土发展变化尤为迅速），已经允许运用特殊符号和略语来表现数学上的演算程序了。参加游戏的人互相推敲同一程序，互相探讨这些抽象的公式，互相向对方显示这门学科的发展轨迹及其潜能。这种数学—天文学游戏要求游戏者具有极大的观察力、悟性和集中力，早在当年，玻璃球游戏能手这一声誉对于数学家而言是十分希罕的，因为它已成为数学能手的同义词。
这一游戏还几乎受到不同时期所有科学学科的欢迎和模仿，也就是说已被应用于各项专门学科，有据可查的是它们在古典语言学与逻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而在应用于对音乐价值的分析研究过程中，人们开始把音乐的流转过程用物理的和数学的公式加以捕捉。稍后不久，语言学开始凭借这种游戏方法去测度语言结构的形成，就如同物理学测度自然的变化程序一样。紧接着就是造型艺术的参与，而建筑学则早就在造型艺术与数学之间架起了桥梁。自此以后，人们不断发现从这条道路求得的抽象公式，通过新的关系、新的类比以及新的相通点。任何学科，凡是染上了游戏精神，无不都在自己的种种公式、缩写符号和一切组合可能性里用上了游戏语言。世界各地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全都喜爱这些游戏和它们的系列公式，以及种种公式间的相互对话。这一游戏并非只是练习或者休闲，它还是培养精神工作者专注于自我感觉的运动，尤其是数学家们，无不以苦行僧兼运动员式的严格精神和精湛技艺来进行这种游戏，从中获得的乐趣足以补偿他们那时坚决舍弃世俗享受与名誉地位的损失。玻璃球游戏对于副刊文化的彻底失败，对于新近兴起的从事极严格精神训练的偏爱，显然起了巨大作用。
世界已经改变了。人们可以把副刊文字年代的文化生活比作一种因过度生长而耗尽元气的退化植物，只得以衰败的枝叶来培植根株继续生长了。今天的年轻人，凡是打算献身于精神工作的，全都不愿再到高等院校去听什么零七八碎的课了，那些有名无实的教授毫无独立见解，只会提供一些昔日较高级文化的残渣碎屑。如今他们必须像过去年代各种科技行业的工程师们那样严之又严地学会正确研究。他们都必须走一条陡直的艰难道路，必须从事数学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训练以净化和强化他们的感受能力，尤其是必须学会放弃前辈一代代学者们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一切利益：轻而易举地迅速获得金钱、荣誉、公众的尊敬，受到报刊的赞美，与银行家和工业家的女儿联姻，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作家们想的是著作畅销，得诺贝尔奖和美丽的乡村别墅；名医学家想要佩戴勋章和拥有穿号衣的仆人；教授们则想有出自豪门的太太和富丽堂皇的客厅；化学家们追逐工业企业董事会里的要职；哲学家们向往占领副刊阵地，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发表迷人的演讲，不仅获得雷鸣般的掌声，而且还有美女献花。如今这类人物已统统消失不见，也不会再重新出现。事实虽然如此，但今天仍有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人把这些人物视为值得羡慕的榜样，然而通往荣誉、财富、地位和奢华之路的，再也不会是经由讲台、研究院和博士论文之途了，诸如此类业已深深沉沦的精神工作行业在世人眼中早已破产。他们中的有些人出于笃信和忏悔仍然为之献身，也重新赢得了精神阵地。而那些追求荣华富贵的青年才子不得不背弃已经变得无利可图的精神文化，转而寻找其他挣钱多可让自己过舒适生活的职业了。
倘若我们对一个精神净化后的知识分子可能在国家中获得的位置进行深入探讨，似乎是离题太远了。但是历史经验立即向我们显示，只消有几代人松弛精神训练，也会立即十分严重地损害实际生活。因为一切较高等的职业，即或技术性职业，有能力承担者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必须把护理国家和人民的精神工作，具体地说就是整个教育事业，渐渐让权于知识分子。而今天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院校，凡是不属罗马教会统辖的，全都在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那类匿名团体的领导之下。这些团体中的人士为人也许比较严厉和傲慢，这样便不时遭受舆论的指责，还常常有个别人公然叛变，然而这类团体的领导地位依旧牢不可撼。它的正直，它的舍弃一切利益和好处（除了精神利益），不仅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且也保护了人们很久以来便意识到或者预感到的严格训练下的文明的延续。人们懂得或者只是隐约感到：倘若思想不纯净与清醒，倘若精神良知不再受到尊重，那么船舶和车辆很快就会偏离航线和常轨，工程师的滑尺连同银行与交易所的计算数字也就会失去其权威与合法性，随即降临的是一片混乱。人们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才醒悟过来，原来文明的一切表面，一切技术、工业、商业等等，也必须有精神上的道德和正直才行。
言归正传，那时玻璃球游戏还缺乏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能力，还没有在各个分散的学科中流行。不论是天文学家、希腊文学者、拉丁文学者、经院哲学家，还是音乐学院学生都依照各自游戏的规律从事活动，但是无论哪种学科、哪种规律及其分支，又都归属于同一独特的语言和规律。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醒悟过来而迈出了超越局限的第一步。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主要问题无疑是精神道德因素，形式与技术问题比较次要。超越的办法也许当年也已想到，但是与这类全新的严格道德精神一并存在的还有怕人家骂“无聊”的极端拘谨的畏缩思想，还生怕搅混了各类不同的学科和原则，当然还有一种深切而合理的畏惧，唯恐重犯副刊文字年代浅薄浮华的罪孽。
终于使人们几乎一下子明白了玻璃球游戏的潜在可能性，因而把游戏带向几近包容万有边缘的，是某一个个人的业绩，这一成就又与音乐密不可分，是音乐促进了游戏的进步。这个人是一位热爱数学的瑞士音乐家，他赋予游戏一种全新的转机，最终得以向最高的可能性发展。这位伟大人物的世俗本名现已无从查考，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已不大流行个人崇拜，他以罗苏尔（或者约科拉多）·巴昔连西士[16]的名字记载在史籍中。他的发明也如同任何别人的发明一样，纯因他本人的兴趣与能力，却并非完全由于个人的需要和追求，而是受到一种更为强大的动力的驱使。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热烈渴望，切盼为自己的新思想寻找到相应的表达方法，他们沉潜于哲学，沉潜于综合，认为过去那种纯粹以退入自己学科为乐事的方式颇多欠缺之处。这里那里不断出现奋力突破自己学科局限的学者，探索着进入普遍万有之道。人们渴望有一套新的字母表、一种全新的符号语言，让他们得以记述和相互交流各自全新的精神体验。
这种特殊动力之强大，从当时一位巴黎学者发表的题为《中国式警告》[17]一文中可资证明。这位被许多同时代人讽刺为堂吉诃德的学者还是一个杰出的汉学家，他对汉语颇有研究，他说，尽管文化与科学情况还算像样，但仍然面临危机；倘若放弃发展一套国际性的符号语言，后果令人担忧。这种国际语言当类似中国古代语言，能以象形方式表达最复杂的事物，而不致伤及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却可让全世界的一切学者都能够读懂。如今约科拉多·巴昔连西士为完成大家的要求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他为玻璃球游戏发明了一种新语言的原理，也就是说用符号与公式来组成语言，使数学和音乐得以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天文学和音乐的公式也可能与游戏得到结合，数学和音乐几乎成了一种公分母。即使这项工作还待进一步完善，当年这位巴塞尔的无名氏确实为我们珍贵游戏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种玻璃球游戏兴起之初，只是数学家，或者语言学家和音乐家的专享游戏，时至今日，它那不可抗拒的魅力已遍及一切真诚的知识分子。不少古老大学和研究院，尤其是历史悠久的东方旅行者联盟都把目光转向了它。就连若干天主教会团体也因嗅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气息而被它所吸引，具体地说就是好几所本笃会派的修道院里，竟有那么多修士热衷于这项游戏。因而当年，后来也同样，有一个问题不断引起争论：教会与教廷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玻璃球游戏，是容忍，支持呢，还是加以禁止。
自从那位巴塞尔人[18]对玻璃球游戏作了重大革新之后，游戏迅速发展成了自己一直维持至今的完整面貌。它综合了一切思想与艺术，它崇尚崇拜，它是包容万有宇宙间一切分散学科的神秘联合。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它时而起艺术作用，时而又承担起思辨哲学的职务。譬如说，在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生活的年代就并不罕见，沿用早在副刊文字年代的著作中便已采用的同一名称，那个名称是许多富于预感精神的知识分子为其充满渴望时代所创造的，那名字就是：魔术剧院[19]。
玻璃球游戏自从创始以来，不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材料范围方面，均处于无限的发展状态，因为它对游戏者提出了无限的精神要求，使游戏本身也成了一种崇高的艺术和科学，这一点在巴塞尔人巴昔连西士时代还欠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迄至那时为止，每一场游戏无不是将采撷自不同领域的思想精华予以集中归纳后，再进行互相重新排列、整理、组合与互相对比的，无不是对一切永恒价值和形式的迅速回溯，无不是一次穿越精神王国的技艺精湛的短促飞行。过了相当长时间之后，才逐渐有人把静观默想这一概念从教育团体的精神财富中，尤其是从东方旅游者们的日常习俗中提炼出来，并且纳入了游戏活动中。
显然是游戏的一个弊端促成了静观默想地进入游戏。一些记忆艺术家，也即除博闻强记外并无道德修养的人，他们把游戏玩得令人眼花缭乱，他们能够飞快地依次推出无数形形色色观念，使其他游戏参与者目瞪口呆，以致心情沮丧。因而，这类技艺表演在游戏演进过程中越来越受到严格的禁止，而静观默想则逐渐成为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的，后来在每个参观游戏的观众眼里，内向静观竟成为游戏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趋向宗教性精神的转变。以往所关注的是：以迅速的观察和熟练的记忆去聪明地追求形形色色的理念与每一场游戏的完整镶嵌，如今这些已不再重要，而是出现了一种要求更深刻、更具心灵气息的倾向。每一场游戏的导师挑选出一个符号后，每一个参加游戏者便必得严格进行默想，探索这个符号的内容、起源和意义，务必紧张而有条理地彻底弄懂符号的整体内容。这种静观默想的技巧和训练方法是由教育团体与游戏联盟的会员们从培育精英人才的学校里学会并传授给大家的，这种静观和冥想的艺术原是精英学校里最重视的课程。玻璃球游戏的象形文字便因而得到保护而存留下来，没有退化成无用的空洞字母。
顺便说一下，直到那时为止，玻璃球游戏尽管颇受学者们喜爱，却始终仅为私人性质的训练。这种游戏可以单独一人玩，也可以两个人或者许多人同玩，毫无疑问，每场组合出色而且富于精神成果的游戏，往往会被记录成文，从一个城市传至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传至另一个国家，时而备受赞赏，时而又被人批评。但是如今游戏已因其新功能而获得很大充实，已经常应用于公众的节庆场合。如今，人人都可以随意参与这一游戏，年轻一代尤其热衷于此项活动。一提到“玻璃球游戏”这个词，几乎人人都会直接联想到任何公众的节日竞技。玻璃球游戏在少数优秀大师指导下进行，他们都是自己国家里的玻璃球游戏大师，应邀参加的客人们固然虔诚倾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也无不专心关注着游戏的进展。这类游戏有时候会持续进行几天甚至几星期，在游戏进行之际，全部参加游戏的人，包括听众，都必须遵守精确得把睡眠时间也计算在内的规章，过一种绝对专心的清心寡欲的生活，类似过去人们参加圣依纳爵[20]所举办的一种规定严格的忏悔活动。
写到这里可补充的内容已经不多了。这一游戏中的游戏，由各类学科轮流担任盟主，时而在这门科学，时而又在那门艺术的主导之下，最终形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不仅藉此表达内容深邃的价值观念，而且能够不断调整相互关系。不论在哪个时期，游戏总与音乐关系密切，因而一般情况下游戏常按音乐或者数学的规则进行。一个主题、两个主题、三个主题，其提出、陈述、改变以及开展，与巴赫的赋格曲或者协奏曲中主题的运动几乎一模一样。举例说吧，一场游戏可以从天文学上的某一位形开始，也可从巴赫一首赋格曲的主题开始，也可以从莱布尼兹的一个原理或者印度奥义书里的一个警句发端；游戏还可以根据游戏参与者的目标和才能对业已提出的主题或作进一步研究探讨，或通过它与同类概念的相似之处而使其更加丰富。初学者们一般学习如何在一首古典乐曲与某一自然法则的公式之间通过游戏符号予以平行比较，而游戏能手和大师们则有能力自由运转，对原始主题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变化。有一派的游戏能手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喜欢运用对位方式将两个对立的主题或者概念作并存研究，譬如法律与自由，个人与团体等，最后让它们得到和谐结合。人们认为这类游戏的巨大价值在于可以把两种主题或者命题完全平等地并行展开，而使两个正反对立的命题尽可能融合为纯粹的综合。总的说来，除非若干富于独创性的游戏例子，凡是含有否定、怀疑、对抗偏向的游戏大都不受欢迎，有时甚至受到禁止，这与玻璃球游戏高峰时期的游戏大师们当年对游戏意义所持的态度有深刻联系。游戏意味着一种追求和谐完美的最上乘的象征形式，一种最精细微妙的炼丹术，一种让个人超越一切图像和多重性达到单一自我灵魂，也即达到神性的途径。如同较早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曾把芸芸众生的生活表现为通向神性的中途，认为多种多样的现象世界唯有在神圣的统一和谐中才得以抵达完善与终极目标，同样的，玻璃球游戏的符号和公式也建基于一种共通的世界语言之上，进行着建筑、音乐和哲学活动，这种语言从所有的科学学科和艺术门类中获取滋养后才得以在游戏中运转，才得以达到完美以及充分实现了的纯粹存在。因而“实现”一词成为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最喜欢采用的表达语言，他们感觉游戏是使他们的行动成为实现从变化到存在、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一条通道。这里我们想再度援引本文开头时那句尼古拉斯·寇斯的名言。
此外，基督教神学中的用语，一般而言都措词讲究，似乎都已成为公众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当然也都被吸收入游戏语言之中。因而，基督教教义上的一条主要原则，《圣经》里的一节经文，某位教父的一段布道辞或者拉丁弥撒典礼上的一行祭文，也都像几何学中的一条原理或者莫扎特乐曲的一个旋律一样，可以轻易而精确地予以表达并吸收进玻璃球游戏之内。倘若我们胆敢声称：对于极少数真正玻璃球游戏能手来说，进行游戏几乎相等于做礼拜，这样的话绝不是过火，尽管玻璃球游戏禁止任何属于游戏本身的神学。
不论是玻璃球游戏者团体，还是罗马教会，为了在这个无情的强权世界生存下去，都强烈感到必须互相依存，以致简直不允许两者之间有巨大对抗，虽然这样的危险经常不断出现，因为知识分子处在两大强权之间，他们的诚实正直以及寻求正确单义结论的真诚冲动，往往导致对抗局面。然而这类冲突总算从未发生。罗马教会当局满足于自己的举棋不定态度，时而对游戏赞许支持，时而又拒绝否定，原因很简单，参与游戏的人中，不仅有来自普通人群的才识卓越之士，还有若干极著名的圣职人员。自从公开举办游戏竞赛并且设立由一位游戏大师担任领导的制度后，就得到了教会和教育部门两方面的庇护，而此两者对罗马教廷当局一贯慷慨有礼。第十五世罗马教皇[21]在其还只任红衣主教期间，曾是一位热心于玻璃球游戏的游戏能手。但在他成为教皇后竟不仅效法他的前任们，从此洗手不玩，而且还试图将游戏交付法庭审判。当年玻璃球游戏确实差一点被天主教会所禁止。但是这位教皇尚未办成此事便死了，而一篇广为流传的这位要人传记中则宣称玻璃球游戏是他深爱的事，只因担任了教皇要职，便不得不持敌对立场。
玻璃球游戏最初仅为个人或者一些朋友间私下里玩玩的活动，但在受到教育部门长期大力促进之后，最终成了公开的组织，英国和法国最早建立了各自的团体，其他许多国家几乎立即效法。就这样，每个国家都成立了一个游戏委员会，推举出一位最高领袖，头衔是“游戏大师”，在这位大师亲自领导下举办公开的游戏活动都成了文化大庆典。当然，这位游戏大师也和团体里其他所有高级官员一样，全都是无名氏。除了少数至亲好友，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唯有由每位游戏大师亲自主持的巨型公开活动，才可以动用公共的与国际性的大众传播媒介。游戏大师的责任很重，除了主持公开游戏活动，还得负责培养游戏选手和领导游戏学校，而高于一切之上的事则是以最严格的标准提高游戏的水平。唯有由世界各国游戏大师组成的世界委员会才有权（这在如今已是难以想象的事了）决定新符号和新公式的吸收，游戏规则的调整修改，增删新科目等。人们倘若把玻璃球游戏视作卓越文化人士创造与使用的一种世界语言，那么在各国游戏大师领导下的玻璃球游戏委员会便是保护这种语言的积存、发展以及维持其纯洁性的科学院了。每个国家的全国委员会都设有自己的游戏档案馆，凡是经过检验而许可收入的符号与秘诀都得到了妥善保管，其数量之多，早已大大超过了中国古代汉字[22]。
一般说来，倘若能通过高等学校的毕业考试，获得这种精英学校的及格证书，那么也就算够资格的玻璃球游戏者了，但是若想超出一般水平，那么必得在某项主要学术或音乐方面有超常表现自是不言而喻，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有朝一日终于跻身玻璃球游戏委员会或者甚至成为游戏大师，这几乎是精英学校里每一个十五岁少年的梦想，但是一待有可能获得博士头衔、仍然痴心不改、决意献身玻璃球游戏并为促进其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人，其比例则是极小的。凡是真正的游戏爱好者全都勤于研究玻璃球游戏学问，潜心练习静修功夫，每逢举行“盛大”游戏竞赛时，他们总是在所有虔诚参与者群里成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使这种巨型公开活动具有庄严性质，而不致蜕化变质为徒有外表的典礼。在这类真正游戏者和热心支持者眼中，一位玻璃球游戏大师就是一位君王，或者是一位高级僧侣，简直就像是一位神明。
而一切真正独立的游戏者，尤其是游戏大师，玻璃球游戏往往首先是一种音乐创作方式，恰如约瑟夫·克乃西特有一次谈论古典音乐的特性时曾就其真正意义所作的阐释：
“我们认为古典音乐是我们文化的提炼与总括，因为它是这一文化最清晰、最典型的姿态和表现。我们在这种音乐氛围里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继承了一种开朗、勇敢的虔诚精神，一种高尚的骑士道德。归根结蒂，任何一种经典性的文化遗产，莫不是一种人类道德的代表，一种集中了人类楷模行为的姿态。我们知道，在一五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期间，人们创作了多种多样的音乐作品，风格和表达方法差别悬殊，但是它们的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其中的道德内容都完全相同。以古典音乐作为表达方式的人们，他们的人生态度永远相同，他们永远建立于同一种生活认识之上，总是努力以同样的精神优势去克服一切偶然性。古典音乐的姿态具有什么意义呢，它意味着对人类之悲剧的认知，对人类智慧、勇敢、乐观的赞同肯定！不论是亨德尔或者库普兰[23]一首小步舞曲的优美典雅，还是许多意大利作曲家或者莫扎特作品中化为微妙姿态的感情升华，还是巴赫音乐里视死如归的静谧沉着——全都鸣响着一种倔强精神，一种无视死亡的刚毅，一种骑士气概，一种超越常人的笑声，它们产生自不朽者的愉悦开朗。让我们的玻璃球游戏里也鸣响出这种声音吧，也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工作与苦难之中鸣响吧。”
克乃西特的一个学生记录下了这番言论。这里就用这席话结束我们对玻璃球游戏的介绍吧。
注释：
[1]塞孔多斯纯系杜撰人物。这段格言自是黑塞自己的创作，由他的两位朋友译成拉丁文。《玻璃球游戏》第一次出版时，黑塞曾就此事向两位译者表示谢意。
[2]约瑟夫·克乃西特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分析，名约瑟夫当取自《圣经》中约瑟夫故事，姓克乃西特则受歌德《维廉·麦斯特》启发，却反其意而用之。麦斯特意为“名师能手”，克乃西特则是“奴仆下人”。
[3]阿奎那（1225—1274），多米尼加经院哲学家，其学说试图融合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教义。
[4]诺斯提派，希腊语，一种宗教学派，创立于基督教建立之初期。这个教派企图将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思想）、东方哲学结合起来。
[5]指十一、十二世纪时多次出现在阿拉伯文化中的介绍与融合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高潮。
[6]阿贝拉德（1072—1142），法国思想家，僧侣，经院哲学创始人。
[7]寇斯（1401—1464），德国思想家，曾任主教。
[8]切根豪斯是黑塞虚构的人物，据德国研究黑塞的学者推断，当隐喻罗马作家加乌斯·普里尼乌斯·西孔多斯及其批评罗马文化的思想。
[9]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10]均为瑞士地名，是黑塞另一部作品《东方之旅》中东方旅行者们举行过重大活动的地点。
[11]西勃曼（1683—1753），德国管风琴制作家。
[12]作者在这里用了两个汉语拼音词组，未写出处，据德国学者分析，当出自《东周列国志》的第六十八回。
[13]巴斯梯·皮洛特是虚构人物。德国黑塞研究学者认为，可能隐喻巴赫（巴赫名塞巴斯梯）和黑塞家乡卡尔夫的一位工厂主亨利希·皮洛特两人。
[14]舒茨（1585—1672），德国作曲家。
[15]帕赫贝尔（1653—1706），德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
[16]罗苏尔（或者约科拉多）·巴昔连西士是黑塞虚构的人物，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分析，原型可能是黑塞的两位朋友，均对音乐或数学不同学科有同样兴趣。
[17]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调查后核实，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篇文章。
[18]即前面提到的虚构的瑞士音乐家巴昔连西士。
[19]指一种调和对立矛盾的幻想现实，曾在黑塞的另一部作品《荒原狼》中作过具体描述。
[20]圣依纳爵（1491—1556），基督教神学家。
[21]纯系黑塞虚构的人物。黑塞写作《玻璃球游戏》时在位的是第十一世（1922—1939）和第十二世（1939—1958）两位教皇。
[22]黑塞并非汉学家，也完全不识中文，这里所写当理解为一种譬喻。
[23]库普兰（1668—1733），法国音乐家，1693年时曾任宫廷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