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空余身后恨
果然，商鞅的刻薄少恩所带来的问题在其变法的过程中暴露无遗。法不容情在法制社会的今天看来很合理，但在以权治国的古代社会无疑走进了历史的快车道，远远地超越了所处的时代。不论因何触法，只要触犯了他订下的法规，你就得受各种重罚。一时间多少人因此饱受皮肉之苦，多少人因此满怀怨恨而终，多少人因此亡命天涯。商鞅一味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大秦，却不知严酷的刑法在伤害了无数权贵和百姓的同时，最终也伤及了自己。
还是一个“利”字在作怪：要变法，肯定要损害当权者的眼前利益，而大多数人更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他们能看到的就是商鞅的不识时务：太子犯法，商鞅也敢处罚，这也太离谱了。固然这样的举动在天下人面前立威，但同时又何尝不是在作茧自缚。
同时，商鞅自身也作了一些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其中最让人诟病的就是用故交欺诈。那时候秦魏两国正在交战，商鞅托人带信给魏公子昂，就说好久不见，想饮酒叙旧加斡旋双方。魏公子信以为真来赴会，可是商鞅却趁机将魏公子谋杀。虽说战场上无交情，但是这种利用他人的感情欺诈，实在是不那么道德。这就给天下的百姓造成这样一种错觉：这个主政的商鞅大人让天下人都诚实守法，自己却不讲道德，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商鞅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过于张扬。在秦的变法初具成效后，商鞅开始有些飘飘然。他到处与别人大谈自己对秦国的贡献是多么大，言外之意秦国没了他就马上崩溃。大话说到这个份上，一个叫赵良的隐者规劝商鞅不要这么嚣张。谁知商鞅已经被自己的功劳迷惑了双眼，他甚至拿自己和辅助秦穆公称霸诸侯的五羖大夫并论，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五羖大夫。赵良实在受不了他的自吹自擂，就举了一堆例子说明商鞅比五羖大夫差得太远，并且警告商鞅变法过于急功近利，如果再贪恋名位荣华，必将身败名裂。最后，他劝商鞅要想活命，只能急流勇退，见好就收，赶快离开秦国。但是商鞅最终没有听从赵良的劝说。
悲剧的大幕已经拉开。
秦孝公还在世的时候，就曾经一度有人对他说，秦国人不知有秦国之法，只知有商君之法，提醒秦孝公提防商鞅功高盖主。但是，秦孝公对商鞅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想给商鞅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等到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一切都变了。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要造反，派官吏逮捕商鞅。商鞅逃到秦国边境的关口时，想要住旅舍。但他没有携带证明文书，旅舍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鞅，说：“商君之法，留宿没有证明的客人要犯罪。”商鞅不禁感慨作茧自缚，长叹道：“想不到新法令的弊端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连夜溜出秦国去。
到了魏国，魏国的人都怨恨他欺骗公子、打败了魏国的军队，不肯收留他。商鞅想转道去其他国家，魏国的人说：“商鞅现在是秦国的叛贼，秦国强大，它的叛贼跑到魏国来，如果不让他回去的话，恐有不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商鞅返回了秦国。回到秦国后，他潜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与部属及家臣发动当地的兵士向北进攻京兆郑县。秦廷发兵征讨，在郑县的黾池商鞅被杀。秦惠王用车裂之刑把他的尸体撕裂示众，说：“从来没有像商鞅这样造反的。”他的家人也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
英雄气质和莽汉味道
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综观他一生的悲喜剧之后，不难看出他是一个英雄与莽汉的合体。
说他是英雄，首先是因为他的英雄事迹：他推翻了秦国落后的奴隶制度，使秦国走进了封建社会这个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把商鞅变法放在商鞅本人所处的时代来看，从中可以看到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绵延了近两千年的奴隶制度到了春秋晚期，已经完全暴露了腐朽的迹象。通过变法完成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变已经势在必行，只是商鞅顺应了时代潮流，在他手中完成了变法而已。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之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这一点，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说他是英雄，是因为他的英雄气概。他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那乱世争雄的时代，各种学说漫天飞舞，秦国也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国家的命运，是做羔羊还是做屠夫，选择在此人的出现之后有了答案。商鞅果断地废弃了斯文的儒家学说，选择了铁血法家的道路。正是有了英雄人物的存在，秦国才得以大步的迈进，在乱世中闯出一条血路来。如果商鞅畏惧封建贵族的威胁，变法就是天衣无缝也难以实行。商鞅身上所具有的过人果敢和坚强的意志，置生死于度外，实为英雄气质。
接下来，说说他身上的莽汉味。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商鞅习惯用比较严厉的手段来完成变法，后人对此一般是褒少贬多。可以说，这一点是商鞅性格的硬伤。商鞅本人极其固执，“不撞南墙誓不回”，在他制定的法律中，动不动就要处人以极刑。史料记载，商鞅曾经在一天在渭河边就宣判并处决了六七百名犯人，鲜血把渭河水都染红了。
商鞅身上的莽汉气质还表现在他不会掩饰和处理官场之事。他不懂迎来送往之术，他不懂如何才能逢迎上级，他不懂为自己的将来铺路，他甚至在惩罚过太子之后都没有登门解释。在他的眼中，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就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天下。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要想作出成绩，必须先保存生命。所以，一些必要的圆滑周转时不能省略的，在这一点上，商鞅是欠缺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使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走进了一个新时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商鞅变法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不能不引发后人的思考。
人们常把成功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同样，不想让改革半路夭折，也要等到时机成熟。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后再适时而动，就离成功不远了。商鞅在舌战群儒的辩论会中，充分利用孝公急于让秦国富强起来的心理，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可以使秦国强大起来，这就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改革向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策划人和老百姓都是如此。在一些新措施付诸行动时，在大多数人眼里，它并没有附带信用的标签。谁都想作壁上观，等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去试验改革者的可信度。因此，变法或改革都要取信于民，在这一点上，商鞅一诺百金的故事可以做个很好的注解。
这个故事说的是，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于是商鞅就派手下人在都城咸阳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且贴出告示说：“谁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可以得到十两金子。”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围观的老百姓纷纷议论，有的说：“搬根木头就能得十两黄金，这是耍我们吧？”有的说：“没准儿左庶长真的说话算话呢！”反正是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不相信他，就让人把告示上的赏金提高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都知道商鞅的法令是有信用的，所以对以后的改革产生了很大的便利。
由于变法或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保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的成果，还要有个框架来规范行动，这个框架就是法制。
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秦孝公“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把变法中那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用法律这种硬性制度规定下来并强制贯彻，巩固它取得的成果。改革能否“传宗接代”也是要依赖法制的力量，法在则一切都在。可以想象，如果商鞅不是依靠法制，而以人治，那么当他死后，随着统治者的变化，变法就有可能终止或废弃。然而事实却是商鞅虽然被车裂，但是他的那些政策并未被废除，改革仍在延续，并最终使秦国国势一日强于一日，完成了统一大业。历史上，人亡政息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个生命的结束也宣告着他的政治主张随之埋入黄土，张居正就是个例子。他未能以法的力量来延续政治见解的生命，最终前功尽弃。
商鞅之身因变法而无以完整入土，他死后，人们对其评价不一，或肢解改革，或截取一个面来审视他，但谁也没有否定他震烁千古的勇气。他留下了一个走向强大的国家，秦一统中华，他的变法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