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的是国学，板书内容自然是国学的内容，而国学博大精深，似乎浩浩汤汤、深不可测，可徐教授的板书让包括杨小扬在内的平日对国学只有零星印象而不具知识体系的听众，在踏进国学之门后，有了路径可循，有了布局可观，亦有了登堂入室的准备，有了内涵与外延的区分。
徐教授国学功底深厚，记忆力超强，手上没有讲义，案头没有电脑，不看也不假思索，却能将孔子、孟子、老子、曾子等诸家经典言辞脱口而出、信笔拈来，听之观之，甘之若饴，内心甚是服帖愉悦。
徐教授的课适合板书，因为多是凝练精髓之说，无论是他人的“三安理论”、“四合论”、“四为说”、“七善论”，还是他自己的“四心说”，这样的凝练，这样的精髓，和板书的陈列是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
言辞中那明快的节奏，书写时那有序的排列，不得不让人心生快意，而徐教授那脱不去的徐州方言就讲授国学而言倒也颇有些意趣。
板书辅助底下的听众把徐教授讲授的丰富知识理顺，过去脑子里储存的只言片语，篇章短句，亦可一一安放在徐教授板书之中的恰当位置上。而徐教授亦陶醉于自己的板书，在他，那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性的呈现，那一气呵成的气韵证明着他的身心投入和毫无保留。而在他看来，若受讲义之限、以PPT相佐，课程则将难有新的突破，课堂也将缺乏变化和生气，自己亦将失去授课时那种由心而发、如痴如醉的自我享受。
杨小扬在听讲座时，见徐教授时不时就抓起桌上一个掌心大的小本本握于手中，讲座结束后才知道那不是他的讲义，也不是他的提纲，而是他上课时即兴所得。讲到忘情处讲到兴奋时，跳跃出的思绪，迸溅出火花，他会随手记下，而这片刻思绪这闪烁的火花，随后将成为他一篇篇论文、一本本专著的智慧的种芽，这样的即兴所得，也不断丰富着他的学术，并带给他人更多的国学智慧。
徐教授用实际行动告诉杨小扬，“没有板书，教学怎能有微醺之感”，也让她明白了不能简单地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叠加，而是将信息技术作为学生的基本认知工具，与其它教学手段有机结合，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教师必须明确学科教学的需求，设法找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以及传统教学手段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力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以各种形式、多种手段帮助学生学习，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方琳诗的这通电话让杨小扬想起前两天校长助理翟祎刚就这个问题开展过一个小范围的讨论，之前在教工餐厅遇到学姐菅乐乐时杨小扬曾把自己的这番困惑和想法和学姐做过交流，深得菅乐乐肯定，所以这次讨论菅乐乐拉着杨小扬去了。
说起这个讨论，其实是翟祎临时起意，但也不算完全“临时”——他的确对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不太认同，认为赋予论文的比重太多，搞得不少教师为了论文疲于奔命，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上周，他去人事处视察工作，恰好碰到了正在审核材料的菅乐乐：去年11月起，菅乐乐不再担任京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科研秘书，调到了人事处，专门负责职称评审材料的收集、审核和整理。翟祎踏进办公室的时候，菅乐乐正在小山高的材料中忙得“不亦乐乎”。两人简单聊了两句，翟祎发现问题比他想象的严重：材料的评审繁琐而又细致，光涉及的表格就有十多张，发表论文的要求各有不同，可想而知，这背后教师付出的时间、精力有多少。
翟祎觉得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个讨论，听听大家的意见。讨论一开始，他就对现在这种“唯论文”的风气表示了不满。他提到，创立SCI体系的Engene Garfield博士在2009年访问中国时就明确表示：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许多西方学者，对我国重奖SCI收录论文的现象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戏称中国的SCI为“Stupid Chinese Idea”（愚蠢的中国概念）。
“唯论文”错在哪儿呢？菅乐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首先错的不是唯“什么”，而是“唯”这一个字就错了；其次，“唯论文”不看论文本身，而是看论文发表了几篇，是行政化的量化管理。杨小扬在一旁作了补充，如果发表论文都都是为了评职称拿福利，那么动机、逻辑都出了问题。
然而，明知不合理，“唯论文”的做法一直以来难以改变。京华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高教授也参与了讨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发展专委会学术委员。高教授认为，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同行评议常常缺乏说服力。
高教授口中的“同行评议”指的是由本领域的其他专家、学者对学术著作进行评估，目的是确保以科研价值对结果进行评判。高教授认为同行评议，是离被评价对象的真实状态距离最近的评价方案，也是全球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不过，他还指出同行评议成本高，利益驱使下同行不讲真话，成为两大掣肘。一直以来国内没有这种同行评价的传统，而中国又是一个注重关系的人情社会，所以如果实施不好的话，不仅不讲真话，甚至拉帮结派互相吹捧，从一个极端变成另一个极端，变成“唯关系论”。尤其在中国社会，关系的力量常常干扰同行评议的结果。
来自商学院的李教授赞成高教授的分析，她认为，清理“唯论文”行动要落实到位，还需敦促科技部门、教育部门等尽快出台评价标准和实施细则。她还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原来的评价标准是数论文，不数论文之后呢？换句话说，大学不“唯论文”，唯什么？她言辞犀利地指出，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具体的执行方案，“唯论文”最终也会变成“唯关系”。而合理的评价标准，至少应该满足三个维度：第一是国家层面，看是否适用于国家立法；第二是社会层面，看能否转化为企业生产；第三是教育层面，看是否可以进入教材。李教授总结道：“按照这个标准，优秀的人才迟早会被挑选出来，而不是像现在泥沙俱下。学术不是学者们自己玩得嗨，而是要对老百姓有交代。”
李教授的话虽然乍听刺耳，却直指问题的核心。她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唯论文”的背景下，怠慢的何止是科研，甚至如今有部分大学老师，教书匠不像是教书的，完全一心扎在了科研写论文上，给学生上课只是敷衍了事。所以也导致，现在的高校内出现了很多因为老师的原因导致的水课。参与讨论的一位老师就提到了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名牌大学社会学教授向某的学术不端问题。早在2007年，该校社工系2004级全体学生，就曾联名举报向某的教学态度极不端正。向某开设过社工系大三年级的专业课《社会工作行政》，18周的课时，向某有五六次没有到堂，前三次安排了研究生讲课，后面只是安排助教盯着学生，让学生自习。
只要老师发表了论文就是优秀，教育却不在乎学生的感受。打破“唯论文”，最期待的是本科生。据统计，全国1200多所本科院校在校生中，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是8:1，毕业生中本科生占比达87%。“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这话一点不假！其实，高校应该分两类，一类研究型，一类教学型，混在一起只能两头尴尬。以美国为例，美国一共有3000多所大学，其中研究型大学只占20%，教学型大学则占70%。美国顶尖大学的教学，是典型的哑铃型结构，高度重视两头的本科和博士，在本科和博士之间，天平又向本科倾斜。当科研与本科生教学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科研要为本科生教学让位。
反观我国国情，似乎也不能太苛责教师。重视本科教育的口号一直在喊，关键是看对老师教学、论文、科研、评职称考核的标准是否会有改观。眼下，专注教学的大学老师确实不多见。说得糙一点，发论文可以量化考核，本科生教学怎么具体量化呢？难道靠学生捧成网红数点赞不成？
这个问题，似乎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师龚育才最有发言权。翟祎特地把他拉来树个典型。
龚育才今年50岁，是整个京华的网红。自1987年被评为讲师，他已经在讲师这个岗位上干了31年，但始终没有参评职称，而他所在院系的很多教授，都曾是他的学生。他理解自己的学生，毕竟“现状就是如此，随大流走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可他有自己的坚守，就是平生就做一件事，踏踏实实把每堂课讲好，把每个知识点讲透，让学生学有收获，有所思、有所悟。
龚育才今天也参加了讨论，他指出：目前，高校老师评职称靠的一般不是教学，而是科研，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看你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这就是所谓“唯论文”做法。“唯论文论”带来了很多的弊端，比如：论文抄袭造假、学术行为不端等。之所以会带来这么多弊端，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评价指标单一，只用论文这样一个维度来考核老师，这必然是不合理的。这就等于给老师一个信号，你只要多发表论文就行了，教学啥的都不重要，反正也不计入考核；第二，“唯论文论”这一评价考核体系，看的更多是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论文的质量。所以，中国每年的论文发表数量几乎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真正有含金量的其实非常少，更别提这其中还充斥着各种抄袭作假的文章了；第三，用论文来作为考核标准，为的就是个职称和福利，这样的功利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呢？搞学术研究的人应该得到体面的收入，但是如果当所有搞学术研究的人眼里只有金钱的话，这绝对是不正常的。龚育才觉得应该“分流”：让教书的归教书，科研的归科研。
翟祎觉得，一场讨论就拿出一个方案出来不现实，但这次讨论依旧很有意义：清理“唯论文”迫在眉睫，但也要小心变成“唯关系论”。也许目前的现状就是如此，大流就是这样，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随大流。只是，这样的“大流”真的要改改潮水的方向了。他寄希望于学校乃至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相应文件，从根源上清理“唯论文”，改革现有职称评审制度，翻开高校科研与教学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