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视察南方，吹响了扩大开放的号角。在这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决策，开发开放边境城市。中国人开始第二次改革创业，大胆改革，大胆开放，沿边发展战略引起世界瞩目。
当我国的对外开放地带从沿海城市进入到整个沿海地区，进而又通过浦东开发延伸到长江沿岸的时候，邓小平视察南方，吹响扩大开放的号角。在这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决策，开发开放边境城市。于是，在中国边境地区，又上演了一幕幕开放的活剧，沿边地区一下子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从而使整个中国都成了对外开放的大舞台。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新格局。
一个震响南方的声音
1992年春天，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南方震响：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一石激起干层浪，在中国大地涌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
得风气之先的深圳人率先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出反映，从而在中华大地掀起了第一股舆论冲击波。《深圳特区报》从1992年2月20日到3月6日，连续发表八篇猴年新春评论：《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多干实事》《两只手都要硬》《共产党能消灭腐败》《稳定是个大前提》《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深圳特区报》的舆论炸弹刚刚落下，《深圳商报》又发起冲击，从3月12日到4月3日，连续发表了“八论敢闯”的时评：《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快马再加鞭》《防右、更防“左”》《实事求是贵在“敢”》《敢用他山之石》《险处敢登攀》《胸怀大局才敢闯》《借鉴香港互利共荣》。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开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情。
经过深圳报纸的舆论冲击，这股南国春潮迅速北上。
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确认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并把它变成了全党的意志。会议就五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致意见，其中就对外开放问题达成了如下共识：
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接着，在3月18日至28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和3月20日至4月3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把邓小平谈话精神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精神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也指出：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排除一切干扰，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与各国的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积极反响。3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说：
“邓小平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今年一月份，他与杨尚昆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南巡上海、广东、深圳等省市，为中国的沿海经济及经济特区打了一支强心针。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重要会议，会后宣布中国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百年不变。”
美籍华人宗鹰在5月10日的菲律宾《世界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掀起“邓旋风”》的文章说：
“‘邓旋风’讯息迅速传来大洋此岸，为各种华文传媒所报道和渲染。尽管也受到种种不同色彩的‘过滤’，但中国大陆掀起改革开放新高潮这个角色、主调依然凸现其中。因而引起人们普遍深切的关注，激起人们广泛而强烈的反映。”
南方谈话也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公开支持。199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上海听取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时，通过上海市长黄菊向外界表明支持扩大开放的态度。他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4月3日在家中听取山西代表团负责同志汇报后说：
“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我们的经济是搞得不错的，但还不够，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同时坚持两手抓，这样实事求是地干下去，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3月31日在参加山西代表团讨论时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思想再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子再迈大一点，抓住机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南方谈话得到地方官员的积极赞成和拥护，他们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在人代会期间对着南方谈话精神找差距，他在接受一家刊物记者采访时说：广西面临的问题就像两堵墙，一堵墙是与近邻广东越拉越大的差距，一堵墙是广西人民自己思想不解放，不敢为天下先的心态。他深有感触地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对广西震动很大。小平同志讲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军号……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关键是要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广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抓住机遇同心协力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振兴广西的根本所在。”
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一个坚持实事求是，进一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如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第一轮改革开放浪潮一样，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高潮。整个中华大地，正如一街通讯所描写的那样，是“东方风来满眼春”。
正是在这满眼春风中，祖国的边疆“一枝红杏出墙来”。
中国边疆待开发
我国的沿边地区是指我国大陆同周边国家接壤的省和自治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9个省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边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除个别省区外，沿边地区同沿海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正在逐步拉大。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大多分布在沿边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基本上可以反映沿边地区的情况。下面就80年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来说明沿边地区同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1978至198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从5634亿元增加到28552亿元，增长幅度为2.12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为1.5l倍，全国平均增幅超过少数民族自治地方40.76%；同期，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9%，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只有8.7%，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
从发展格局来看，197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6.53%，1989年下降为4.22%，下降幅度达35%。
从发展水平来看，197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350.1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40.92元，差率为40.76%，1989年提高到612.59元，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低986.06元，差率提高到61.68%。197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商品社会零售总额为143.6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3元，低11.3%，1989年增长为499.99元，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扩大到228.61元，差率上升为31.32%。
从职工工资收入来看，1981年，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与三个多民族省的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在全国都是比较高的，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依次为1132元、1091元、935元、910元、851元，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12元）39.41%、34.36%、15.15%、12.07%、4.8%，贵州、云南依次为804元和800元，分别低于国家平均水平0.99%和1.48%。到1989年，除西藏、青海仍较大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新疆、宁夏仅高出6.2%和5.48%，云南、贵州、内蒙古则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9%、12.48%和12.92%，这还不包括发达地区的巨额工资外收入。
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来看，1980年，新疆、内蒙古、宁夏、贵州、云南分别为198.01元、181.32元、178.06元、16146元、150.12元，除新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1.33元）外，其余各省区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2%、6.94%、5.61%、21.54%，到1989年，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新疆、宁夏、内蒙古、青海、贵州、西藏依次为545.61元、521.9元、477.5元、457.52元、430.34元、397.25元，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1.51元）9.29%、13.24%、20.61%、23.94%、28.46%、33.96%。
从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来看，1988年，除新疆、青海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43元）外，内蒙古、宁夏、西藏、云南、贵州依次为602元、545元、543元、417元、400元，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38%、15.24%、15.55%、35.15%和37.79%。
以上对比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享受优惠政策不够，开放力度不够，与全国特别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已经大大地落后了。
那么，沿边地区是否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呢？有的。
首先，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我国有2万多公里的边境线，与14个国家接壤。东北铁路网，西北的京兰、兰新线，西南铁路网加上新疆、西藏、云南的公路，正好与国外边境铁路网遥相呼应，滨绥线、滨州线、集二线和乌独段铁路就像四条大纽带连接了独联体的西北利亚远东大回环铁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边境通向越南又连接了印巴和东南亚的铁路，初步形成了北方以铁路为主、公路水路为辅，南方以公路为主、铁路水路为辅的边境运输网络。
其次，有丰富的资源和一定的工业基础。在我国边境地区，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土特产资源。工业发展也有一定基础。东北地区的工业已基本形成体系，除钢铁、石油、煤炭工业外，黑吉两省的森林工业和造纸工业、吉林的化学工业、哈尔滨的发电设备制造工业、长春的汽车工业等，在全国都有地位。其他各地除西藏外，都发展了一批具有现代规模的支柱工业。如内蒙古的钢铁、毛纺、制糖，甘肃、新疆的石油、化工、轻纺，广西、云南的冶金、机械、轻纺、建材等，都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强大的沿海与内地经济作为后盾。
再次，有一定的经济合作基础。在边境地区，双边贸易源远流长，形成了几百个边民互市点，开放了几十个边境贸易口岸，贸易额逐年上升。1991年，黑龙江边贸进出口额突破10亿瑞士法郎，广西达到22亿元。同时，由于我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经济技术合作出现了良好的势头。比如地处中、俄、韩交界处的珲春市，已成为东北亚联合开发的一个热点地区。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于1991年10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新闻界宣布：“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赞助下，地处东北亚的中国、蒙古以及朝鲜北、南双方将在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图们江三角洲地区，用20年时间，投资300亿美元，在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兴建一个多国经济技术合作开发区。”
末次，有良好的周边环境。进入80年代90年代初，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加上我国同周边国家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具有实行对外开放的政治环境。同时，周边国家都在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并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有较强实力的经济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