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里包含着政治妥协，不是一种政治权变，反映了他的创造性思维方法。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在当今的世界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仍在进行，特别是西方的政治大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和非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它充分体现了宽容的原则和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邓小平认为，由于社会性质不同，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港澳台地区肯定会有人骂社会主义骂共产党，同样内地也会有人骂资本主义骂资本家。我们允许有人骂社会主义，同样地也希望信奉资本主义的人士尊重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民主政治需要宽容，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给别人而应该求同存异。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政治气概，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宽容，根据中国统一的实际需要果断地提出“一国两制”，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港澳台地区继续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同处一国，其对立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也需要宽容的精神和态度。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央不要求港澳台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不破坏大陆的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不同地区施行，在一国之内和平相处，这种政治宽容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某些“民主”大国自封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它们却容忍不了别国实行与之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中国却能在一国之内容忍另一种制度的存在，这中间政治宽容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容忍不同制度在一国的存在，容忍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意愿的共存，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宽容，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另外，由于大陆与港、澳的联系正日益密切，在交流、交往的过程中，信奉资本主义的港、澳居民将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的民主政治，将参与中国的民主政治活动，这样他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士将会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式的民主，更充分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性和先进性，有利于消除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偏见。中国大陆也可以从港、澳地区及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有鉴别地、适时适度地用之于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之中，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两种制度的直接相处相容，有利于中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比较与吸收，也有利于中国人看清西方观念中那些落后的、片面的东西；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走向健康发展之路，也有利于进一步培育求同存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政治宽容精神，形成政治制度文明的新风尚。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体现了高度自治。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贯彻“高度自治”的原则。高度自治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必然要求和表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贯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台人治台”的高度自治原则。根据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港澳台的居民仍可按其原来的方式活动，其自治权、各种政治权利、自身意愿将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邓小平曾谈到，港人治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和澳门的“高度自治”，主要是就其对特别行政区的管理而言的。实行“一国两制”，允许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权，它主要表现在拥有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财政独立，拥有自己的货币，设有单独关税区等权力。香港和澳门的“高度自治”，还表现在由中央赋予的有限的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他说：“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邓小平还指出：“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1983年6月邓小平在进一步阐述祖国内地与台湾和平统一设想，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具体内容时，再次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三）现实实践的文明影响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不仅是从中国现实的实践需要和可能出发的，而且是从世界现实的实践出发的。因此，“一国两制”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文明的影响，而且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文明影响。
邓小平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纳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的大目标之中，纳入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战略轨道之中，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放在一盘棋上来考虑，力图找出一个民主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和新路子。邓小平认为，这种新办法新路子必须是既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又能避免冲突有利于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并且还能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现实的可行的途径。正如邓小平指出：“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研究表明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一国两制”理论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盛事，是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典范，而且是世界民主、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为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树立了样板。“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成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先例。”所以邓小平找到了“一国两制”这种“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使我们从有可能爆发武力冲突的“死胡同”里找到了一条民主与文明的“出路”。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他重要国际文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国家的义务，也是国家的权力。国家不仅有权要求与其他存在分歧或争端的国家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而且还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和平解决争端的具体方法。邓小平曾经谈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0页。
在中国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有普遍意义具有政治文明思想的价值取向：第一，要求大同存小异。争端的产生来源于利益、观点等等的差异。如何解决这些争端呢？应该站得高看得远，把问题放到整个时代背景中去思考，要找出争端双方共同的利益来，从双方共同的利益出发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如“一国两制”即国家统一是一国实行两制的各方的共同利益。只有从这个大“同”出发去思考问题，才能找到“两制并存”这个好办法。第二，要采取和平协商的办法。维持和平的局面是协商取得一致的重要前提条件，什么事情，再大的分歧，争端双方都应坐到谈判桌上来谈，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协商解决的办法，而不应轻易地诉诸武力。第三，谈判条件要合情合理，要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也应遵照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和平的原则，谈判也绝不是“和稀泥”。如果离开了正义公平的准则，争端是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的。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谈判开始时英方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中方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双方差距很大。邓小平说得好：在主权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不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那么香港问题能圆满解决吗？肯定不行。只有在坚持正义的基础上争端才有可能得到圆满解决。当然完满解决争端还要有另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和平谈判中充分考虑各方立场。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基本法全体起草委员时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为世界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来访时曾经谈到：“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研究表明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香港问题是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的。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世界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1984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时就说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7页。
用“一国两制”理论圆满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是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和创新，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好评。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认为，“它是处理外交关系一项极为突出的范例”；撒切尔夫人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的创造，是“没有先例的”，“从历史的眼光看，‘一国两制’是最高天才的创造。这种构想看起来是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转引自《人民论坛》，1994年第3期。
西班牙原外文部长表示，香港以“一国两制”回归中国，为解决直布罗陀争端立下了典范；阿根廷前总统曾经指出要用香港方式与英国解决马岛争端；欧美许多着名学者称赞，它是“为解决当今世界各项历史争端树立了良好榜样，具有十分深远的世界意义”。“一国两制”这个伟大的构想，不仅在世界已经传遍，在香港和澳门已经成为现实，在我国台湾省，在东西德国、南北朝鲜、甚至联合国的论坛上也都谈论着、研究着，都认为这是邓小平智慧的结果，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所在。在未来，也将成为世界政治史上一个解决各种矛盾的具体方案，促进世界和平的论据。我们相信，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将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会给世人更多更好的启示，也会为中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乃至世界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