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加强党内生活制度建设。加强党内生活制度建设是保持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指出，保持一个健全的党内生活制度是我们党的好的光荣传统，对支部生活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必须加以改正：“党委要加强支部和小组的经常工作。现在的支部生活很不健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不多讲，但要引起严重的注意。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认真地注意这个问题。党员一定要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在这里面检查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这是党章所规定的，要认真执行。”《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他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集体领导也要有个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在党委的其他成员中，都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这同改变个人专断制度是两回事，不能混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再次，加强党内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邓小平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主要表现在：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民主决策、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使党内选举纳入制度轨道，保障选举人的意志不受侵犯；保障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严格执行党的各种规章制度；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健全党委的工作规则、议事规则和表决规则。
第四，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就党内监督的内容看，包括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检查督促党内各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揭露、批评和制止各种违反党章和制度的行为；对严重违法乱纪、损害党的利益、侵犯党员权利的人实行纪律制裁等。上述诸况决定，党的监督制度是一个涵盖很广的，由许多具体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建立和健全党的监督制度，就是要制定各方面的具体监督制度，使监督制度成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完善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是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的民主制度，因为邓小平认为，没有监督没有制约必然会导致专制主义，别人会造成对民主的破坏，所以“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瓦·博尔金说过：“长期以来党内不同意见的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党不断地同各种派别、反党集团、机会主义分子、倾向分子、派别分子以及其他现实的和虚构的反对党的路线的各种政治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党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者、自私自利者作过斗争，……这种病削弱和毁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各种肮脏勾当。”[苏联]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页。可见缺乏监督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我们应该以此为鉴。
最后，要加强党员自身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经过若干历史挫折而最终积累起来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她不仅有七千万党员，其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集中了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人才，而且还具有健全的网络化组织以及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无与伦比的号召力。特别是党的政治领导层具备深邃且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具备体悟历史发展进程、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性意识和前瞻意识，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历史地位有着深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及其弊端也有正确的分析，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强烈的紧迫感和自觉意识。但是加强党员自身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必须常抓不懈。首先，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领导干部的使用权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其次，全党必须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和善于重新学习。那么应学习些什么呢？邓小平指出，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各级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又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指出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只有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次，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邓小平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要求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干部特殊化，因为脱离群众是干部特殊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他要求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并坚持下去。同时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要严格执行党规党纪，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因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同时也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
四、邓小平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为解决民族问题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而采取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政治制度文明的表现形式之一。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各少数民族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在其聚居的区域内建立自治地方政权实行自治，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事务。邓小平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创建和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各民族之间不存在压迫和剥削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列宁也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列宁在回击机会主义者对党的民族纲领的进攻时，论证和阐释了关于承认民族自决权的问题。他从资本主义民族运动的趋向是建立最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民族国家方面，说明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但“决不允许把民族有权自由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在某个时候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后一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分别不同的场合完全独立地加以解决”。《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毛泽东没有照搬列宁的做法，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根据中国的实际坚持必须“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的原则，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则在毛泽东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又继续推向前进，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建设新型民族关系
民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之间已经不存在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但在解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经济、政治制度仍处在封建制、奴隶制，甚至是原始公社制的状态下。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开展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旧的经济、政治制度，先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导西南地区民族工作时，邓小平就提出过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系列主张，包括民族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强调少数民族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工作要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商量；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反对历史上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影响等等。这些具有政治文明思想的主张在顺利解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正确处理西南地区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除了历史原因，还有改革开放后各民族经济发展出现了利益重新协调问题以及宗教问题，国际敌对势力利用和支持中国内部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抓紧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因此，邓小平不仅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而且强调民族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是一个如何加速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文明发展问题。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解决民族问题“我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这是综合民族和地区为一体的自治，是在中央政府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民民主政权的一种形式，是解决中我国民族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邓小平说过：“解决民族问题，我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我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事实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完全适合中国国情。邓小平正确对待、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并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要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这是各族人民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坚持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尤其是人口占多数、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要热情帮助少数民族兄弟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承认民族差别、尊重民族意愿的原则，尤其是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点，为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办实事。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应当是实行不同形式的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更民主，民族问题的解决也体现了这一点。列宁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正是保证了每一个在经济和生活上有较大特点并且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享有这样的自治，才可能有现代真正的民主国家。
（四）消除民族隔阂
邓小平不断消除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加强建设新型民族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其中就包括在民族问题上清除错误的或者过时的观点的影响，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邓小平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表达得更为明确而坚定。他指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