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全部建立外交关系。１９９１年７月，东盟首次邀请我外长出席东盟第２４届外长会议并与六国外长磋商；１９９４年７月，东盟接纳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１９９６年７月，中国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１９９７年底，与东盟建立了“面向２１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于２０１０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最近中国还就朝鲜核问题，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工作，实现了北京“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推动各方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促进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二是维护同各国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框架。中国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更要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中国已与俄国、印度、日本及东盟分别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中、俄及中亚邻国还在“上海五国”机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应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加强海洋环保、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反映出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开展南海合作的共同意愿。这一宣言是中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对维护我国主权权益，保持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增进中国与东盟互信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还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东盟的信任。中国与东盟还就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发表了联合声明，启动了反恐合作。
三是维护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与亚洲国家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１９９８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防止了危机进一步恶化。２１世纪初世界和亚洲经济增长乏力，中国采取扩大进口的措施，为亚洲国家提供市场，促动了他们的经济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额始终占外贸总额的６０％以上，从周边国家、地区获得的资金多年来占外资总额的７０％以上，共同促进了亚洲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四是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发展。目前，在亚洲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大概有４０多个，中国几乎全部参加，并在各种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不仅是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发挥了引领发展的作用。
在北边的“上海合作组织”、南边的“１０＋３”（东盟与中日韩）和“１０＋１”（东盟与中国）的框架下，中国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国率先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率先提出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
第三，抓住战略机遇，快速稳定地发展了自己。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四次重要战略机遇期，其中前三次我国均失之交臂。
１５世纪末到１６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直接诱发了商业革命和西欧各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欧洲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开始了工业化，然而此时，处于明代的中国却转过身去背对世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自１９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革命运动、改革运动此起彼伏，而清王朝却顽固地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抓住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而我国却从“大跃进”走向了“文化大革命”。前两次痛失良机，使中国沦入挨打的境地。第三次丧失战略机遇，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是一个历史性机遇。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之交，世界风云变幻，中国改革开放也到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是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使中国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的时候，我们没有与西方大国和敌对势力搞对抗，这不仅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国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方向提供了外交政策支持。１５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强大。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１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９.３％，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３倍。２００２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１０万亿元，占世界总额的三十分之一，引进外资５３０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６２０８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占世界总额的二十五分之一，占亚洲的六分之一，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国防建设得到加强，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
第四，在妥善应对国际热点问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１５年来，我国外交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显示了“有所作为”的强大威力。我们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强大冲击波，稳住了阵脚，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陆续改善和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与西方各大国的关系也逐步得到了恢复、改善和加强。巩固和加深了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我们尊重苏联和东欧地区各国人民的独立选择，并同他们建立了新的国家关系。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我们确保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在台湾、人权、最惠国待遇、西藏等问题上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我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当前，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千方百计在岛内外从事“渐进式台独”的分裂活动，成为引发台海局势紧张、影响地区稳定的根源。中国政府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坚决反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为此在国际上与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连续挫败台“重返”联合国和“挤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图谋，有力地遏制了台“过境外交”、“弹性外交”等各种名目的分裂活动，揭露了台湾当局在所谓“公投”问题上假借民主分裂祖国的真面目，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联合国的各项活动。积极参与多边国际合作，致力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全球性的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中国坚决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广泛开展在反恐、军控、维和、发展、人权、司法、环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积极做好经济外交，配合与促进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总之，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外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成功解决了对外关系中遇到的种种棘手难题，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
四、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论争
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争论一直在进行，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思想，综合各种观点，对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作一概述。
一种观点认为，今天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若再教条主义地固守韬光养晦，不免有点儿“刻舟求剑”了，甚至发问“韬光养晦”的底线在哪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认为应该调整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其理由大致是：
（１）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目前中国外交“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缺少大国风范。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大国能量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回避。在大国争斗的棋局中，中国作为一枚有分量的棋子，将不断被其他大国——首先是美国——所算计与试探。李寒秋说，这种棋局永远也不会结束，也不要指望可以全身而退，置身局外，有意或无意忽略权力结构的存在，试图调和与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是不现实的。
（２）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将越来越难回避应否在国际上扮演更积极领导角色的问题。中国外交战略环境已经“极大地恶化”，战略选择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美国如果像今天对伊拉克这样把所谓“先发制人”的危险游戏玩下去，那么不难预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能玩到中国或中国的战略利益头上。应该及时调整“韬光养晦”国际战略，主动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以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国际威望和维护中国的国际利益。若中国外交战略不做调整，免不了被动挨打，而一旦中国安全环境受到威胁，国内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
（３）美国的特质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韬光养晦的战略。从美国外交的特质中可以看出，它一直致力于约束和引导世界各国，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独特文明和辉煌历史的政治实体，更是拒绝抄袭美国模式。撇开现有意识形态差别不论，未来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中国有可能闯出一条极富个性的发展道路来。中国想继续同美国搞求同存异、抛开价值观差别与美国交朋友，实际上是一厢情愿。中国国内要求坚持本土化原则，超越传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模式而探索崭新道路的力量日益强大，使得过度亲美态度在政治上变得危险；美国外交的特质不会轻易改变，知道中国最终可能会选择相异于美式自由主义的模式。价值观差异的长久化，加上当前国家利益的冲突，决定了中美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中国在自身经济尚在起飞、国力不强的情况下，无力也无必要过早与美国撕破脸皮，继续奉行韬光养晦策略仍有必要和可能。但今天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实施韬光养晦策略的客观条件已不具备。“９·１１”事件导致美国政府提前进入针对敌对国（主要是中国）的战略围堵的战术布阵阶段，反恐战争已经超出“反恐”目的。美国在关岛部署战略轰炸机、巡航导弹和战略潜艇，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军事力量并重返东南亚，继续驻军中亚，这些都表明美国围堵中国的决心和企图。美国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阻止中国在各方面取得成功。即使中国强大的趋势无法阻挡，也要尽力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从目前的形势看，企图在中东建立美国绝对控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保证中东产油区的“后方”安全，以便美国在其战略重点地区展开攻势。
（４）中国目前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非常类似于俾斯麦领导下的统一后的德国。两国都曾在较长的时期内分别握有东亚和欧洲的霸权，都曾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由其他大国刻意安排的分裂与衰弱局面，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才重获统一。统一后前程远大，雄心再现，经济与军事实力高速发展，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再度增强。这引起了其他国家的疑虑与猜测，尤其是老霸权国家——当年的英国与现在的美国的极度不满与不安。此处作历史的比较，其意是说德国是靠“铁血政策”实现统一崛起，韬光养晦不符合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５）美式韬光养晦不适于中国。１９世纪的美国的确可以说是奉行了一种做而不宣的韬光养晦战略。美国的地缘条件和周边环境得天独厚，具有几乎所有用于发展的条件和资源，周边没有强国相争，远离世界是非中心。因此，美国可以实行孤立主义政策，不管欧洲和亚洲的事情，关起门来发展，时机成熟了再争取世界大国的地位。中国的周边环境比美国要复杂得多，既有边界领海纠纷，又有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不管别人的事，别人的事却要找上门来。中国是个大国，即使主观上没有干涉别国的意思，其政治经济影响对外部会产生强大的外溢作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尤其如此。比如，中国吸引外资增多，流向周边国家的自然就会减少，就会迫使周边国家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
同样，中国的邻国太多，不管是恐怖主义在中亚的活动、南亚的印巴冲突，还是朝鲜半岛危机，都使中国无法置身事外。中国也没有美国那样的独自发展的优厚条件，现时经济只能在与世界经济市场的联系中取得更好的发展。中国要像一个大国那样行事，承担一个大国的义务，当然也要争取一个大国的地位。
另外一种观点则发出这样的疑问：韬光养晦具有“忍受屈辱、掩饰实力、等待时机、打败敌人”的战略内涵。本来是只做不说，现在已经人人皆知，还叫什么韬光养晦呢？其意思是说，韬光养晦本来是一个不能让对手知道的“计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没意义了。韬光养晦一语的本意是“隐藏才能，不使外露”，将它作为一时的策略之计是可取的。尤其是在１９９０年前后，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西方制裁中国这一特定国际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沉着冷静、从容应付各种危机的处事能力。但是如果脱离开特定环境，以此作为长期指导中国外交的战略方针，是不恰当的。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持续发展、政局大体稳定的国家，虽然冷静观察必不可少，但是没有必要总把稳住阵脚挂在嘴边；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固然重要，但也不必总给人一种隐藏不露的印象。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融入世界的决心，中国应当自觉加大透明度，以一个充满自信的姿态，真诚、坦然、从容、开放、不卑不亢地和各国交往，这才是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应有的外交心态。
西方和亚洲邻国对中国的强大有四点担心：恢复在东亚的霸权；对外侵略扩张，用军事手段解决与邻国的争端；威胁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引发东亚紧张局势。
其实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要向世人隐瞒：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取得与自己的历史、人口、领土和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必须而且一定会成为世界大国。但是中国没有称霸的野心，过去强大时没有，今后强大了也不会争夺世界霸权。
中国现在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国内问题将是长期的任务。中国寻求以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军事扩张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成果，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将是长期共处共荣的关系。中国承认未来世界是多元化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没有理由对外输出自己的东西，更不会凭借武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立场和原则是坚定的，只有在“台独”和外国势力逼迫时，中国才会使用武力。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也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中国根本没有挑战美国霸权、与美国争夺霸主国的战略意图。愈是韬光养晦，反倒愈让人生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