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又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台海两岸的良性互动，又不能排除美国的介入和影响。邓小平虽然期望美国能为中国和平统一做点有益的事，但他从多年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中深知，在台湾问题上，要敢于、善于同美国作斗争，不怕倒退与美国关系。
美国是影响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邓小平认为，在中美建交之后，剩下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一点难以做到。正像邓小平说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始终是介入的；台湾问题所以一时难以解决，主要是有个美国。既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绕开美国，促使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做些有益的事就成了邓小平相当长时间里考虑的一个问题。在中美建交之初和８０年代一段时间里，他曾希望美国能促成台湾当局与祖国大陆接触，并认为美国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１９７９年初访美期间，他向美国朝野人士提出，美国在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可以做些工作，指出：“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事情。美国是有力量也有条件促进双方谈判的。美国在促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他还曾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口信给美国总统里根，希望其在连任期间对台湾问题有所作为，但为美国政府所婉拒。
邓小平一方面争取美国在推动台湾当局同中国政府谈判方面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历数中美建交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玩弄的种种花招。卡特政府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里根在竞选纲领中竟然说要“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务需要”；布什政府最终完成了中美建交后最大的一笔售台武器交易；美国驻华大使公开向中国说，美国任何总统都不可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完全不卖武器给台湾。邓小平特别指出，当蒋经国说要对历史作出交代时，“美国对这件事进行了政府性质的干预”，“每当海峡两岸有接触时，它就出来干预”。所以，邓小平认为：“中国统一问题恐怕最大的障碍还是美国的态度。”从８０年代初起，邓小平开始不断批评美国死抱着杜勒斯主义不放的做法，把台湾当做“不沉的航空母舰”，即当做美国的势力范围。他认为，如果这种观点在美国占统治地位，要搞好中美关系就很难。因为这实际上否定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有可能发展成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中国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倒退与美国的关系，不怕破裂才有可能不破裂。里根上台后，加强了对苏强硬政策，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改善，于是美国政府中就有人提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并认为中国无足轻重，中国有求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会被迫接受美国的立场。为此，邓小平多次当面告诉美国人不要打错了算盘。他说，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以为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中国就会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吞下去，这不可能，那是幻想，甚至是“狂妄”。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从尼克松到布什等历届美国总统，都要求中国承诺对台湾不使用武力。邓小平明确回答并一贯坚持，如果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等于和平统一不能实现；中国决不能作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１９８３年３月３０日，他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讲：“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的选择一是不干涉，二是参战，中美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没有回旋余地，实在没有办法时，中美关系只好倒退，无非倒退到１９７９年，也可设想倒退到１９７２年，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
如果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真的出现倒退，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他警告说，美国“如果死抱着杜勒斯主义不放，把台湾当做美国的一条不沉的航空母舰，中美关系迟早要破裂”。
“我们争取关系不破裂、不倒退，但这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他谈到“世界上有种议论，说中国不敢倒退”时指出：“从国际政治角度考虑，如果我们倒退，中国的形象、地位可能会加强……至少可以体现中国敢于同美国关系正常化，也敢于倒退同美国的关系。”
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要善于做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善于把握中美之间妥协的“度”。与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打交道，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中美建交谈判时，在原则问题上，邓小平毫不让步。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必须做到“废约、撤军、断交”。在这样严肃的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同时，在方式上，则表现出相当灵活性，这就是同意用“日本方式”解决，即美国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但可保持民间贸易往来。邓小平说：“我们同意日本方式就是灵活性。”“采取日本方式，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在建交谈判中，还有一个美国继续向台提供武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同意予以逐步解决。他后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某种容忍”，“是为了给美国政府以时间考虑”。承担的方式可以灵活一些，因为有个面子问题。“但一定要有个停止的期限”。邓小平考虑到美国决定按条约规定于１９７９年底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情况，只要求美国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同意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中美两国终于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建立外交关系。１９８２年春，中美两国就美售台武器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声称，美国总统一直认为有必要推进与台湾之间“非官方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且美国政府非常重视执行长期以来向台湾提供为了使它保持足够的“自卫”所必需的那种防御物品的政策，并宣布向台湾出售飞机的决定。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已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做好了降低外交关系的准备。
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倒行逆施，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破裂。同时，邓小平强调美国向台湾出售少量武器并不是不可商量。问题是在美国还有那么一些人认为，只要美对苏态度强硬，中国出于全球战略，美做什么事，中国都会吞下去。这个不行。至于方式，要逐步降低，实际上要这样做，方法可以研究。台湾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不担心美国卖Ｆ１６飞机给台湾就会把中国打垮。但这涉及政治、涉及干涉中国内政、阻碍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这样的大问题，是原则问题，我们不会放弃原则。
四、解决台湾问题要有耐心，但不能无限期拖下去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从时间上说，是既要有耐心，又不能无限期拖下去；要想得宽，不着急，但对台工作不能放松。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民是有耐心的，但不能无限度地拖下去。邓小平讲，到７０年代末，中国人民已为解决台湾问题奋斗了３０年，但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人民还可以有耐心等下去。当一位外宾问，中国是否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这样的事不能急，中国的统一需要时间。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４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讲：“毛主席跟基辛格博士说过，我们解放台湾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不一定。”“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耐心的。我们讲这个话是为了改善我们两国关系时处理问题更从容、更恰当一些，有利于我们在全球战略方面取得更多的共同点。”提出有耐心是与和平统一的方针联系在一起的。
邓小平说：“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不短时期内，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希望只用一只手，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只用一只手。”１９８４年６月，邓小平讲：台湾问题“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在邓小平看来，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愿望，是根本问题，统一的时间要根据客观情况确定。“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
解决台湾问题不能太急，但也不能无限期拖下去。因为台湾问题不早日解决，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人拿去。邓小平较早提到这个问题是在１９７７年８月与美国国务卿万斯的谈话。他指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耐心，“但我们希望不要误解为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并说：“像我这样的年龄，如果在我这一辈子不能解放台湾，那是我没有本事。”
但“总还有下一代可以看到”。他告诉外国朋友：有人以为我说台湾回归祖国也可以等一百年、一千年，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极而言之，这个问题不解决，它总是存在的。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２日，邓小平会见来访人士时曾指出，“台独”问题，经国先生在世时，这个可能问题不大。如果他不能办事了，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蒋经国去世了，台湾出现混乱，台湾出现“独立”，迫使我们不能放弃使用武力，否则不好向子孙后代交代。还要注意时间问题。时间不能拖了，有国际问题，有本身的问题。拖有什么好处！我们并不急，但我想到有迫切感。后来邓小平反复强调，台湾问题的解决有某种迫切性，台湾政权的存在现在靠蒋经国，他的身体坏极了，不知哪一天会突然见“上帝”。
邓小平预见：“蒋经国一死，不排除国民党内出现一股力量把台湾搞独立。”“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加大和平统一的难度。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１９８８年初，李登辉刚上台，邓小平更加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他说：从现在起，对解决中国统一问题，一刻也不能放松。
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时间表应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邓小平坦诚地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但在具体处理台湾问题时，他总是依据实际情况的发展提出解决统一的时间设想。
１９７８年６月，他曾提出２０年内，我们能不能用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基于这个设想（当然还有别的因素），１９８０年１月，他提出了８０年代三大任务，其中之一是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
并明确指出：“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１９８０年５月他说：国共双方可以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实现统一，例如，３年、５年都可以嘛。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这一时间表提出的背景就在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中日签订友好条约，中美、中日关系改善，从而增加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台湾方面蒋经国主政，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虽然政治含义不同），几十年来我党在蒋经国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做了不少工作；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对台方针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表现出宽松和灵活。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台湾问题有可能在８０年代得到解决。１９８２年里根上台后，中美关系的曲折变化和蒋经国在统一问题上缺乏勇气及后来突然去世，作为８０年代三大任务之一的祖国统一没有实现。实际上１９８３年邓小平即意识到８０年代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他说：“我们已经宣布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而且不只限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这三大任务……这是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
台湾问题不同于香港。邓小平讲：“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香港是按照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的条约按时收回主权的问题，既有时间的限制，又是中英两国关系的事。香港问题的解决时间是第一位的，能否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服从于１９９７年要如期收回香港。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的主权是不容讨论的。
在收回香港主权过程中，即使出现大的波动，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决不能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主权这个问题上发生动摇。如果在１９９７年前香港出现严重的波动，可以提前收回香港的主权。台湾不同于香港，没有时间上的硬性期限。邓小平虽然在１９８０年设想在８０年代内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认为解决台湾问题不只限于８０年代，而是９０年代，甚至９０年代以后都还是必须每天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之一。邓小平这种战略考虑，是从台湾繁荣稳定和统一条件出发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什么时候统一，用什么方式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在时间上没有特别的限制。
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毛泽东也有独特的论述。他讲我们解决台湾问题，“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不一定”的说法，就是说要按照客观形势的变化确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条件许可，能早解决就早解决，条件还不成熟，就晚解决。
１９５８年９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了着名的“绞索政策”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他讲：“至少美国是被动的。它仓促调兵，有一个航空母舰，是从菲律宾调来的，还没有到，有些是从夏威夷调来的，有些是从日本调来的。它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去登金门，它是被那个索子把它套住了，使它难办。台湾是一根大索子把它套住，金门、马祖也算一个索子。”
“金门距我们只有三公里。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港，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塞住了。这个东西得整它一下。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我还是暂时不去，你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个东西总不可以吧？！在座诸公，可不可以？原则上总不行吧。至于解放，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一定要在哪一年哪一月解放。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从毛泽东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台湾问题没有时间表；台湾问题原则上总是要解决的，但什么时候解决要看具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