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构成挑战，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的利益必然会与中国的利益发生对抗，因此要采取制约、遏制中国发展的“遏制政策”。另一方面希望与中国保持正常国家关系，与中国加强接触、交往和合作，通过接触来影响中国。这种“合作加防范，接触加遏制”是美国历届政府长期奉行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使中美关系出现一种奇特的情形：尽管中美之间麻烦不断，但是总不至于破裂；而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时候，又往往冒出新问题。中美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纠纷和争执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处理好这些纠纷和争执，使中美关系不致出现大波折。
美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学技术水平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美国的影响最大，遍布世界各地区，各个方面。美国是与中国利害关系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安全和发展都同美国有重大关系，美国对中国同周边及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重大影响。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与美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大的对抗，一次是朝鲜战争，两国直接进行军事较量，第二次是在越南战争中的间接对抗。第一次中美直接军事对抗，尽管中国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但中国军队凭借顽强勇敢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迫使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第二次军事对抗，虽然是间接的，但中国人民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斗争，迫使美国从越南撤军，美国在越战中遭到了比朝鲜战争更大的损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美国结束了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建立了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进入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美国开始是友好和支持的。后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制裁，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冷战结束后，美国又对中国推行遏制政策，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阻碍中国的统一。美国的这些所作所为，使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感情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形。由此，我们既不能对美国抱仇恨的态度，视美国为敌人，也不能对美国抱幻想。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相互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能合作互利，彼此尊重，采取克制态度解决两国间的纠纷和争执是最佳的战略选择。
《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曾指出：“‘我们无处不在，我们将阻止任何一个国家成为潜在危险的对手’，这样的说法野心勃勃，十分危险，在此我想起了‘傲慢’这个词。沉醉于滥用强权始终是‘第一’面临的挑战，如果美国在‘第一’的头把交椅上坐得很长时间，被傲慢和自负冲昏头脑，并认为世界上每个讨厌的政权都是面对的威胁，那么，我认为，‘帝国的过度扩张’会因为不讨人喜欢而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这个扩张过度的“傲慢帝国”，要求它对潜在的战略对手中国的尊重，或者对于中国这样具有“历史悲情”的大国，对傲慢的美国持尊重态度，需要对双方共同利益有深切的把握，对彼此的国情有真实的认识。
美国是个矛盾的复合体，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对与错交织在一起的。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美国是矛盾复合体这一特点，才能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们尊重美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反对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尊重它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着最大发达国家应负的责任，但反对它蛮横无理地干涉别国内政；我们尊重美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但反对它把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别人；我们尊重美国政治运行的机制和方式，但反对它言而无信、不断食言的外交行为；我们尊重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打击国际犯罪等问题上的主张，但反对它以自己利益划线、搞双重标准的做法。当然，这些尊重和反对之间的区别也是相对的，人们需要在两者之间把握平衡，从美国自身的矛盾性理解美国的一些做法，从而才能够采取克制的态度解决两国间可能出现的纠纷和争执。如对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事件，就要从多方面把握和认识。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２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允许李登辉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对于美国出尔反尔的做法，中国感到震惊和气愤并表示强烈的抗议。这年４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对中国外长钱其琛明确承诺，美国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并说李访美不符合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最多是考虑给李延长过境签证。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出尔反尔”呢？从大的背景看，冷战结束后，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消解，中美关系的战略纽带随之消失。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对手，因此主张尽早、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等问题都不能有效地牵制中国，唯独台湾问题“最能刺痛中国的神经”。从中美台三方看，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９日，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举行了世人瞩目的“汪辜会谈”，海峡两岸交流出现了突破性进展，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对此美国并不欢迎，在台海两岸关系有所发展时，美国总是要出来干扰的。另外，台湾的金钱攻势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台湾为促成李登辉访美，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签订了为期３年合同，费用高达４５０万美元。为了拿到康奈尔大学的邀请，台湾向康大分两次支付了４５０万美元的赞助。正是在这多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屈服”于国会的压力允许李访美。另外，我们不能不看到美国政治运行的机制和特点。
１９９４年１月，美国康奈尔大学向李发出访问康大的邀请，美国政府没有同意康大的报告，认为邀请台湾“总统”访美“风险太大”。对于政府的不批准，美国国会议员和政界其他亲台势力施加很大压力。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４日，美国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公开了致克林顿的一封信，对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赫尔姆斯称李登辉“访美”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任何问题，问题在行政部门如何执法。如果说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会因李的一次“周末访问”美国之行而陷于停顿，这将是他难以想象的。赫尔姆斯质问政府：美国的对外政策怎么会沦落到不让台湾“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最高人士访问的这种地步。有的国会议员宣称，“如果政府继续漠视国会的声音”，国会“则可能必须采取修改美国移民法的进一步行动，或重新讨论１９７９年的《与台湾关系法》”。１９９５年５月２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以３９６票对０票通过对李登辉的“邀请访美”的决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立即发表谈话，认为此举不妥，鉴于李登辉的身份，即使只是私下访问，也难以符合美国同台湾关系的非官方性质。５月９日参议院又以９７票对１票通过同样的决议。在国会两院的巨大压力下，克林顿总统的立场有所动摇。
尽管国务院克里斯托弗和洛德等人坚持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李登辉访美。但是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国内政策助手认为，国会意见如此集中，即使总统不同意，国会还有可能通过立法途径通过“有约束性”的议案，那时就会使克林顿政府更加被动，并影响总统连任。最后，克林顿总统决定同意邀请李登辉以“纯私人身份”访问康奈尔大学，以免与国会“摊牌”和影响总统连任。
“从李登辉在美国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确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将李的访问维持在‘非官方’的基调上，缩小其影响。李登辉经停之处，除了当地官员和个别几名议员出面欢迎外，美联邦政府官员都未与他接触，州长也没有会见。此外，没有允许李经停纽约；在机场和康奈尔大学不许挂伪‘国旗’、不放伪‘国歌’；取消了李原定在康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同意李的夫人访问白宫，等等。”这里还有个插曲。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得到台湾“驻美代表”鲁肇忠的保证，李在康大的演讲只是回顾康大的岁月。可是，李登辉的“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味，全场使用了１７次“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宣扬所谓“台湾经验”，叫嚷要“突破外交孤立”。整个事态令美国国务院有被愚弄的感觉。
洛德也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从此再也不见鲁肇忠了。
了解了美国决策同意李登辉访问康大的过程和李在美国的活动情况，我们的认识就不会只停留在“美国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的状况，震惊和气愤的程度可能会有所缓解，对克林顿总统也会有所理解，对邓小平关于“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会有更深切的体会，也可能会以更加克制的态度处理中美两国之间出现的各种纠葛和争执。
要以彼此尊重和克制的态度解决中美间的纠纷和争执，必须建立健全一套对突发事件能及时作出灵活反应的“危机管理”
机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摩擦、争执、麻烦甚至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准备，不能总是停留在被动应付的状态，而应从多方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考量和评估，并事先作出相应的安排，力争在事件发生前，在思想上预有心理准备，应对策略上预有方案。事件发生后，能够快速做出评估，制定符合实际的对策，有效地把握主动权，使事件得以妥善解决。必须把对美工作做细做全做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广渠道的接触，以加深了解，增加信任，减少麻烦，趋利避害，发展合作，使美国国内一些消极层面的东西也能成为促进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积极因素。美国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种种政治分野和矛盾，并且都是可以变化的，不存在绝对反华的力量。
对中国讲，一定要坚持原则，独立自强。邓小平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但这决不意味着由此可以放弃原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行径，邓小平坚决予以回应：“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他认为，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而且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外长夏希时说，里根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是缺乏战略观点没有远见的表现”。我们的观点是：一、如果国际上的政治家、活动家把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估计过低，就不会对世界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也不会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是穷，装备也很落后，但我们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传统，有长期作战的传统。抛开国际因素，中国自己也能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到底。二、在国际战略形势中究竟是中国有求于美国，还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再讲，中国政府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全球战略考虑的。中国有求于美国什么？我们打交道，两国贸易有所发展，但真正好的东西他们不给我们，我们也不抱幻想。中国同美、日、欧的关系完全是出于全球战略和反霸考虑。三、认为里根对苏强硬，做什么事，中国就会吞下去，这是危险的，因为这首先破坏了全球战略。邓小平认为，尽管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可以引进资金和技术，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很有用。但是，我们不能采取乞求的态度，去哀求人家。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也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
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邓小平始终认为，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１９８９年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以及中美关系的倒退，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要在严峻的挑战面前站得住，最根本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由此，他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三句话。这既是邓小平为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局势所提出的整体战略，也是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具体战略，其核心是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发展壮大自己来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发展。邓小平把经济建设看成是中国的大局和解决一切国内国际问题的基础，也是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他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他把发展看成是中国的主要目标和当今时代昭示中华民族的一条硬道理。他认为：“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也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没有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也就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牢牢地把握中国发展的目标，一切围绕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实现，是邓小平对美战略思想的坚实基础和内在动力。
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这是在科学分析当今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断。２１世纪，我们要通过对话、合作和接触，妥善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