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活动，在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地区稳定、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一个常任理事国的重要作用；在地区事务中，积极探索各种多边合作形式，成为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中流砥柱。参与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发展和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加大了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事关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合作活动的力度。除了在联合国积极发挥作用，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不结盟运动外，中国先后参加了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亚欧会议、东盟１０＋３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等，在海南岛设立永久性的非官方的“亚洲论坛”。这些会议和组织的活动都成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重要场所。利用这些场所，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不仅努力促进这些组织保持生命力，为地区和世界经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在会议期间与周边国家开展双边外交活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成就。
第五，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中国政府强调必须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义务，发展中国家有权平等参与世界经济的决策和有关规则的制定。要反对贸易歧视，反对以富压贫，反对动辄对别国进行经济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实现共同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在环境、人口、贫困和债务等全球性问题上，发达国家应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地区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积极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主动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在同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中，坚持双赢原则，同时对不正当的制裁进行坚决的抵制；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持久不懈的努力。
９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尤其引人注目，但是，发展中国家立足于主权国家平等的基础而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变成一种陈旧的、过时的主张，相反，其紧迫性、现实性还在加强。这初步验证了邓小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必将在未来显露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阻碍来自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它们是国际旧秩序的得益者和维护者，它们所标榜的“世界新秩序”，都是以不同程度地维护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前提，实际上是过去旧秩序的延伸和翻版。
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战后已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仍是笼罩于国际社会中浓重的阴影。“公理就是力量”的原则，还没有完全取代“强权即公理”的信条，实力因素还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因此，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将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斗争过程。中国政府愿同国际社会广泛合作，为早日实现这一历史任务，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六、探索和平解决争端的新方法
１９８４年９月８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科西加时说：“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不仅要努力实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还应该积极探索具体的方法与途径来解决国际争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切实的贡献。邓小平从中国的大国地位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针对我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和世界上一些国际争端的具体情况，积极探索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途径与新办法，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某些争端，而且为世界在防止矛盾激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事实证明，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出解决争端的新途径与新办法，是实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关键环节。
采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台湾问题虽属中国内政，但由于美国的长期介入，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筹码，台湾问题有“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香港和澳门问题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虽然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涉及美国、英国和葡萄牙，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国际争端的一种特殊情况。用什么方式解决，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统一问题，而且对世界局势的稳定也有重大影响。邓小平认为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爆发点，从而稳定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在中国收回主权时，也最大限度地照顾了英国、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在港澳地区的投资利益和经济关系，这就有利于把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因素化为缓和因素。事实上，尽管香港、澳门主权从来是属于中国的，恢复行使主权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自己的内政问题，从道义上讲，中国采取何种方式在何时收回，用不着与他国商量。但中国作为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必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承担起应尽的国际义务。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台湾问题只要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也是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
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有些争端由于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国家的一些重大利益，一时难以解决。如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在南沙群岛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这些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牵涉民族感情，直接影响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和地区的稳定。如何在不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大前提下，把复杂的因素抛开，既考虑到双方的难点，又从现实出发，先解决能解决的问题，这是邓小平考虑问题的出发点。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邓小平认为“主权属我”是不可动摇的根本立场和前提。搁置争议并非放弃主权，而是“先放一放”，把那些有争议的、难以一时解决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先从那些没有争议的事情做起，这样可以避免双方因主权问题的纠缠而激化矛盾，这样做有利于维护与周边有关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的基础上，当事国进行共同开发，合资经营，共同得利，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各方联结起来，为今后合理解决争端营造有利的气氛，为最终消除争端创造条件。
尊重历史，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边界争端涉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因此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这类问题解决不好，往往会导致武装冲突和战争。从维护地区稳定，实现睦邻友好的大局出发，邓小平提出用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问题。邓小平主张采取尊重历史、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合情合理的办法来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思路是：一是要尊重历史与现实，即分清历史是非；二是要平等协商、互相让步，使之能向各自的人民交代；三是在和平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不采取不利于和平解决的行动；四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放一放，不影响两国发展正常的外交、经贸、文化等关系。按照邓小平这一构想，中印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举行了多轮会谈，并于１９９３年９月７日签署了《中印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关系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１９９６年，中印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就建立面向２１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共识，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四项重要协定。这表明中印双方在保持两国边境和平、增加信任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按照这一思路，我国政府也先后与越南、俄罗斯等有关国家就和平解决边界争端达成了原则协议，缓解了边境地区的紧张气氛，使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国家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有着各自的利益及寻求利益的历史，国家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旧账和矛盾。对于在历史上与我国有过矛盾、有过恩怨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不纠缠历史旧账，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过去，不是完全不讲过去，对历史总得有个交代，这样做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开辟未来有好处，可以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结束过去，只是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不要因为历史旧账而影响未来的关系发展。结束过去，并不是完全忘记过去，而是总结历史经验，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结束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与未来相比，未来更重要。邓小平讲，算历史账欺负中国的列强第一名是英国，从中国得利最大的是日本、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还包括苏联。欠中国的账最多的是日本，单是死人，中国人就死了几千万。历史的账讲了，就让它过去，关键是要向前看，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
邓小平这些思想与主张在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形成了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地区稳定与和平。
七、２１世纪仍然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０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时讲：即将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如果我们自己搞霸权，那就是自己反对自己。中国现在没有资格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会称霸，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条约里写上反对霸权的条款，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２１世纪的今天，重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邓小平这些论述，不能不感到历史的沉重和思想的透彻——我们不仅要继承历史遗留的问题，还要继承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中日间的争端不能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其他国际争端也应能用和平方式解决。这是因为：（１）当今世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整个世界越来越表现出“和”的一面：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科技进步和经济区域化、全球化，使不同体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传统的国家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日益融合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将人类命运空前地联系在一起，彼此间不再是“零和”关系，而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衰俱衰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平等、友好、良好互动的关系，才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政治基础；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从而加强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才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经济基础；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对话协调，求同存异，才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任何制造或夸大冲突与分歧，从而走上对抗之路，对谁都没有好处，甚至是以损人始，以害己终。相反，以和平方式缓和冲突，解决分歧，才能创造双赢、多赢的社会环境。（２）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多样性和效果的优越性。各国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各显特点，民族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更是各有特色，这是世界“不同”的一面。
这些“不同”加上各种历史的原因，必然导致和产生国际争端。
国际争端的产生和存在是客观的，但解决争端的方式、方法是可以主观选择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在和而不同的社会里，由于战争手段的单一性（只表现为暴力）和结果的残酷性，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往往陷入死胡同，而和平方式的多样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和效果的优越性，使人们更多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争端。由经济和政治原因所产生的矛盾用经济与政治方式来解决，由文明所产生的冲突用文明的方式来化解，历史上遗留的问题要尽快结束过去，着重开辟未来，现实中新出现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彼此考虑对方的困难和利益。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对争端各方来讲，可以超越差异与扩大共识，消解仇恨与建立友谊，避免对抗与争取双赢；对整个世界讲，才有可能塑造一个稳定、安全、和平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新秩序。（３）以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并不能真正解决国际争端。当前的国际争端，从社会基础上看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从国际政治上看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