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７月２日，邓小平在会见秘密访华的美国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时说，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为，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要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作出决定。邓小平还明确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在扞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斯考克罗夫特讲，我这次来，不是谈判解决目前美中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美中关系的立场。目前，美国国会要求布什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布什总统反对这种议案，今后还将继续反对，但在国会一致通过制裁中国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如使用否决权，将遇到极大的困难。总统在控制事态发展方面，并不是万能的。对此，邓小平强调，任何国家同中国打交道，都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后来，经过多次书信来往和会谈，特别是布什总统在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约见中国驻美大使时表示，尽早恢复美中关系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这既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希望贝克国务卿访华将成为美中关系的转折点。同年１１月，美国国务卿贝克抵达北京。这是美国自１９８９年中止与中国高层接触和互访以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以这次访华为标志，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中国持续了两年多的制裁开始被打破。
中美关系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能够通过私下互传口信、秘密信函来往、特使秘密会谈、公开谈判等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事实证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仍在发展。冷战的结束，是集团政治的结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次失败，也是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的一次检验。只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努力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有生命力的。邓小平从求同存异、“一国两制”、搁置争议、互谅互让、共同开发等具体途径来解决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争端，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解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标志着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的发展，并最终走向整个世界，从而具有国际意义。
三、转变观念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前提
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邓小平一再强调：“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战争频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相互残杀达到极限，各种争端与武装冲突根源未除，阻挡了和平与发展潮流的早日到来，这是人类社会从低级走向高级不断成熟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那么，在已经发生改变的新世界里，如何消除争端与冲突的根源，通过什么方式与途径解决争端，防止其恶化以至于酿成战争，则是时代向人类提出的新课题。既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既然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那么人们在当下思考彼此间争端的观念与思维也要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唯有如此，才能找到解决国际争端的新途径与新办法。可以说，转变观念、转换思维是确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的前提。
在当今国际社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内政，蓄意制造地区性的事端和纠纷，致使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纷争此起彼伏，长期得不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思路、基本做法，就是邓小平曾经指出的“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就是军事对峙、武力相向，置对方于死地，这种办法的实质是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体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运用的是两极对立思维。其结果或者两败俱伤，或者弱肉强食，或者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或者争端各方始终顶着，走进死胡同。
强权观念与霸权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而形成的。从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帷幕以来，在利益的驱动下，它开始奔走于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在血与火的野蛮掠夺中完成了原始积累；在完全利己的无情竞争中，它从自由竞争步入了垄断阶段；从个人或者小群体、小范围、小规模的对外扩张与掠夺，发展到借助国家力量进行大规模瓜分世界的对外侵略与掠夺，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成长历程，便是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形成的过程。从这种观念出发，在解决国际争端时武力相逼、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在思考彼此争端时，往往只看到彼此利益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一面，看不到矛盾双方相互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的一面，认为己方利益的丧失就是他方利益的获得，反之亦然。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里，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往往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靠战争和使用武力来进行殖民统治、攫取利益；被压迫阶级、民族与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以战争来赢得阶级翻身、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也是唯一的道路。然而，时代不断向前发展，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使得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各国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各国间的利益也彼此相关。因此，运用武力方式不再是各国解决彼此争端时唯一有效的手段。显然，在已经变化了的世界里，运用旧观念与旧思维来思考国际争端的解决，效果越来越差，只会得逞于一时，不会得意于一世。因为从根本上讲，选择武力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从当今世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出发，从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出发，从为中国创造和平建设环境出发，邓小平认为解决国际争端不能再沿用过去的老路或老办法了，而要改变观念、转换思维，只有如此，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因为“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去解决。所谓新办法，就是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解决争端的新途径、新方法，实质上就是和平的合情合理的方法。从“老办法”到“新办法”的转变，要改变强权观念和转换两极对立思维，确立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邓小平采取“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设想解决领土与海洋权益之争，用尊重历史、和平协商、互谅互让来解决边界争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来解决国家间的历史恩怨，都体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
冲突与争端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导致紧张形势的产生。如果争执各方各持己见，扩大甚至激化对立的一面，往往会发生武力冲突或战争。争端各方既强调己方利益的至上性，同时也注意到对方利益的合理性，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求同存异，就有可能和平解决争端。人类越是走向文明，社会越是进步，就越是希望以和平的理性方式来解决冲突，也越有可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对求同存异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千差万别，国家间对于国际事务的认识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的，这种分歧背后的利益之争恰恰是双方有必要进行交流与对话的内在动因；双方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有助于相互了解对方的立场、观点，从而找出共同利益与分歧所在，交流与对话是消除分歧，维护共同利益的基本前提；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对于一些暂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在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后，适时地将其搁置起来，不做过多的辩论，使这种分歧不至于影响双方维护核心利益的进程。这种求大同存小异甚至于存大异，是处理国家间矛盾与分歧的根本方针和有效方法，它为和平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艰难历程证明，求同存异是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的考虑，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和遏制的政策。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为抵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态势，中美两个长期为敌的大国走上接近交往之路。抵制苏联的霸权主义是中美改善关系的内在动力，也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所在。由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也因此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争端。如果台湾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势必影响到双方的战略合作，从而影响各自利益的实现。维护共同利益，就要求双方在解决彼此争端时，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远利益出发，运用求同存异的方法来解决。
围绕台湾问题，中美之间不乏激烈的外交斗争，也有双方求同存异的妥协与让步。从《中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到《八·一七公报》，既有双方相互承认对方利益的共识，同时也包括有双方各自立场的声明。这正如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１日会见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指出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正是通过求同存异，中美两国关系结束了长达２２年的严重敌对状态，美国最终接受中方“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实现了中美建交。也正是运用求同存异，表明了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上的坚定性与解决方式上的灵活性。
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最基本的准则，也必然成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准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就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达到己方目的；对于别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如发展模式、社会制度等，不能妄加指责，更不能随意进行干涉；在具体谈判解决过程中要互谅互让，平等互利。如果奉行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主义行径，那就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各种矛盾和争端。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充满了矛盾和纷争，是长期存在的事实。如果这些矛盾与争端双方始终顶着与僵持着，有可能使矛盾激化酿成战端，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热点”。如果用霸权主义、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这些矛盾和争端，也要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邓小平讲，在当今世界上，谁要搞霸权谁就会加剧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危害世界和平。谁真正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会赢得广大国家的尊重、支持和信任，也有利于国家间矛盾与争端的解决。“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可以用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和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解决各种国际争端。１９８４年９月８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和平共处。”同年１０月３１日，他又一次郑重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
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认为，“一国两制”的和平共处，是一种具有单一主权、求同存异的和平共处。在“一国两制”下，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共同开发”的和平共处，就是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先把主权争议搁置起来，进行共同开发、共同得利。这样就为处于分裂状态国家的和平统一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最具世界性的新途径、新经验。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来解决国际争端。它体现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争端是国与国之间在某个方面存在的利益对立与矛盾，解决争端的实质就是双方在某种利益上的再分配、再调整。这种再分配和再调整的手段从根本上讲，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无论用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暴力手段，都只是为了达到利益再分配与再调整这个根本目的。目的决定了手段的选择，反过来，手段选择是否恰当，又直接影响着目标的达成。在当今世界，借重战争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到头来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两败俱伤。更甚者，严重恶化国际局势，造成世界的动荡不安。对此，邓小平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１日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谈到世界热点问题时，深有感触地总结道：“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则是任何人不能用武力去侵略别国。”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彼此的争端。从大处着眼，就是看是否对世界和平有利，一切都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从小处入手，就是在实践中寻找能被争端各方同时接受的合情合理的办法。如果国际争端的各方面都能从维护世界和平，保证局势稳定这一符合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处着眼，就能在对立中寻找到共同点，哪怕是很小的方面，也能寻找到合情合理的、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