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编者按〕 艾里斯·扬（Iris Young）近年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并积极参与了女权主义运动。目前她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工学院教授人文科学。她在这篇文章中从批评女权主义理论试图将父权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出发，深入探讨了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她认为，将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简单结合在一起是一种不成功的尝试。文中探讨了性别分工问题及性别分工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是导致妇女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反对妇女边缘化的斗争本身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即使仅从标题上看，海迪·哈特曼（Heidi Lo Hartmann）的文章也反映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特别计划：把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理论新潮中的精华“嫁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改造这个理论。哈特曼认为，这种婚姻远不是成功的。她建议，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结合应当通过发挥理论的作用而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我们不是像相信恩格斯、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玛丽亚罗萨·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和埃莉斯·扎莱茨基（Elise Zaretsky）所做的那样，把妇女的特殊状况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我们应当明白，父权制对于了解妇女状况至少与资本主义同样重要。因此，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必须探求父权制的运动规律及其内在动力和矛盾，并且清楚地表明这些规律、动力和矛盾同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是如何作用甚至也许是冲突的。
哈特曼的文章并不是首次向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提出二元制理论。相反，多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支持二元制理论的某些说法。但我认为，二元制理论不能修补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有充分理由相信，妇女的状况并不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具有独特的结构、运动和历史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这两种理论的单纯结合，反映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种制度。相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计划应该出于最好地洞悉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的目的而发展一种单一的、可以把资本主义父权制理解成一种制度的理论。在这种制度下，压迫妇女是一种基本属性。
二元制理论
与二元制理论的多数其他支持者一样，哈特曼不同意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作单独的理解而提出了其二元制理论概念。她说，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基本上是性别盲，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不能把性别区分和等级问题清楚地汇集到一个中心点。
女权主义理论通过发展父权制概念、描绘和分析性别等级纠正了这种缺陷。然而．哈特曼认为，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存在一些问题。它过分集中于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以此决定妇女的状况；它倾向于把父权制看成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或文化现象，而不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具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最后，激进女权主义观点倾向于把父权制看成如果不是在全部历史中，那也是在大部分历史中基本不变的制度。由此，哈特曼提出了既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也克服激进女权主义弱点的二元制理论。我们应当把我们社会中对妇女的压迫理解成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二者的结果。父权制被定义为：
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尽管是等级制的，却在男人们中间确立或者造成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团结，这种依赖和团结能使她们支配妇女。（哈特曼，第14页）
父权制关系是与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经济生产关系截然不同的现象。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独特的社会关系形式和一系列独特的利益，这些形式和利益不停留在任何必然关系中，甚至不存在于潜在的冲突中。尽管很难用分解的方法把社会的特殊成分区分开来，分清哪些属于父权制，哪些属于资本主义，但我们还是应该这样做。我们应当使父权制独特的“运转规律”脱离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且了解父权制的特殊矛盾以及这种矛盾与资本主义制度特殊矛盾的关系。
各种形式的二元制理论都是从下列前提出发的：父权制关系指明一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关系截然不同的独立制度。不妨从两个可能的角度来说明父权制怎样区别于生产关系的经济制度。一方面，一个人可以保持作为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的父权制的激进女权主义概念。正在形成的二元制理论试图给这种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与社会物质关系的相互作用提供一种说明。另一方面，一个人也可以把父权制本身的价值发展成一种独立存在的、与社会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物质关系制度。
朱丽叶·米切尔的《心理分析与女权主义》中的方法提供了这两种可能的选择中第一种的例子。她把父权制看做一种普遍有效的意识形态结构。“父权制描述的是一般文化，但每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都通过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来表现这一点。”
男人进入阶级统治的历史结构，而妇女（无论她们在现实生产中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仍然要由统治者的组织形式来限定。阶级差别、历史时代、特殊的社会状况改变了女性的姿态；但在与前辈的法律关系中，妇女的整个地位是可以比较的。
米切尔的思想看来是这样：封建理论清楚地表明，她所说的父权制结构是作为史前的或非历史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变化背景而存在。位于经济关系之外的这种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始终保持同一种形式。当然，我们通过既定生产方式的特殊结构同父权制的一般结构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方式来说明妇女状况的变化。
这种二元制理论不适当地否定妇女受压迫的历史事实，并使这种压迫变得一般化。把父权制说成是整个历史上具有同样基础结构的一般制度可能导致严重的文化、种族和阶级偏见。此外，把不同社会环境下妇女状况的形式和性质的差别说成是同一种普遍父权制的不同“表现”淡化了妇女受压迫的严重程度和复杂性。
然而，这种二元制理论的主要问题还在于，它不能令所说的父权制与生产方式制度占有平等的分量，并使之不依赖生产方式制度。它设想所有具体的社会关系都从属于生产关系的经济制度。这么一来，它没有给它实际上认为不依赖生产关系制度的父权制留下物质影响力。因此，通过把说明妇女状况的基本任务转让给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二元制理论自己也完结了，这种父权制理论提供了妇女受压迫的形式，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变化的内容、特征、区别的动力。因此，二元制理论不能削弱传统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把对历史上物质社会关系的理论统治权统统让给了这种马克思主义。
鉴于二元制理论第一种选择的这些弱点，哈特曼便采取了第二种选择。她强调，父权制在具体关系结构中拥有物质基础，并坚持认为，父权制本身也经历了历史的变化。然而，哈特曼的这些观点恰恰削弱了她关于父权制是与生产关系截然不同的制度的二元制理论的论点。如果像哈特曼所认为的那样，“父权制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主要在于男人对妇女劳动力的控制”，如果“男人坚持这种控制，不让妇女接近某些主要生产资料”（哈特曼，第15页），那么，即使为了分析的目的，把父权制与社会生产关系制度区分开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像哈特曼所说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的父权制社会关系不限于家庭，而且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工场以及家庭以外的其他场所，那就很难看出，我们能以什么样的原则将这种父权制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区分开来。哈特曼承认：“分工之类的特征往往增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整个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孤立父权制结构。”（哈特曼，第29页）她还坚持认为我们应当使父权制分离出来。无论如何，承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明显处于同一社会和经济结构，它们就属于一种，而不是两种制度了。
一些采用第二种选择方法的二元制理论家认为，父权制是一套独特的物质关系，断定父权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生产制度或生产方式。例如，安·弗格森（Ann Ferguson）就认为，历史上家庭是与物质商品的生产截然不同的特殊类型生产的地点。她称这种类型的生产为性——情感生产，这种生产有它自己与资本主义关系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在现代核心家庭，男人通过无偿占有性——情感生产来剥削妇女。因此，妇女组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的独特阶级。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作为既部分地相一致，又处于紧张状态的两种生产方式在当代社会中彼此相互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是封建生产关系残余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与那些希望把再生产方式同生产方式分开的人持有类似的立场，即重视当代社会妇女状况（这种状况是两种生产方式相互影响造成的）。哈特曼同样也区分了人的生产与物的生产两种不同“类型”或不同“式样”的生产。但她并不认定“人的生产”是独立的生产方式，也不想把这种类型的生产局限于家庭，尽管还并不清楚在哪里或者怎样进行这种生产以及如何才能使其脱离人们在其中进行物的生产的关系。
为了弄懂认为父权制是具体的关系制度又是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的二元制理论，看来必须认定这种形式的父权制是独特的生产体制。不过，这种方法几乎总是依赖罗萨林德·佩切斯基（Rosalind Petchesky）称之为“独立领域模型”（model of separate spheres）的东西，这种模型经常采用使家庭脱离经济的形式，并且将特殊的父权制关系限制在家庭内部。但是，独立领域模型还存在许多问题。
资本主义定义的属性之一是使生产活动脱离统治关系，从而创造出两个社会生活领域。提出这种论点，表明这种分离如何给妇女造成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境况，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分析的主要成就之一。由许多二元制理论家预先假定的这种独立领域模型倾向于把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家庭和经济的分离融会成一种普遍的形式。然而，即使在资本主义内部，这种分离也可能是虚幻的。芭特雅·维恩鲍姆（Batya Weinbaum）和艾米·布里奇斯（Amy Bridges）在她们共同撰写的《工资的另一面》一文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拥有适合其统治和利润需要的合理化和社会化的生产计划，还拥有合理化和社会化的私人消费行为。
因为独立领域模型设想父权制关系的基本范畴是在家庭内部，它便不可能注意到妇女在家庭以外所受的特殊压迫的性质和程度。例如，很难把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妇女作为性象征的促销活动看成是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截然不同的某个独立领域的职能。更可悲的是，二元制理论看来没有理论工具可以用来验证和分析妇女在当今工作场所受到的性别压迫的特殊形式。当美国超过16岁的妇女一半以上终生都在工作，当她们中间的90％以上在其有生之年参加家庭以外的工作时，这种缺点也许正好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自身的利益。
这通常是对任何二元制理论的最有力的驳斥。尽管如此，有人还是把它化为了公式，二元制理论允许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基本不变的形式中维持其生产关系、历史变革和分析资本主义结构的理论。正如哈特曼所指出的，这种理论是十足的性别盲。因此，二元制理论接受了这种性别盲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只希望用性别等级关系的独立概念来补充它。这么一来，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二元制理论倾向于把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的一种单纯的补充。
只要女权主义者还愿意把劳动活动中产生的物质社会关系理论让位给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婚姻就不可能是幸福的。如果像哈特曼所声称的那样，父权制的基础是对妇女劳动的控制，阻止妇女接近生产资料；那么，父权制关系就同作为整体的生产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继续支配女权主义，直至女权主义能向生产关系本身的传统理论的合理性提出异议的时候。假设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分析性别关系和压迫妇女的理论余地，那么这种理论便是一种不适当的生产关系理论。我们与女权主义直觉结合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妇女的劳动在任何生产体系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性别等级在任何统治制度中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为适应这种直觉，我们需要一种生产关系理论和产生于生产关系并且加强这种关系的社会关系理论，这种理论把性关系和妇女状况看成一种核心因素。女权主义应当接收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改造成这样一种理论，而不是嫁给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发展一种把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物质社会关系看成一种制度的有机的分析构架：在这种制度下，性别差异是一种基本属性。
对劳动分工的分析
在这里，我提议性别分工应当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范畴，我将简要说明这一范畴能在女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许多具体分析，包括提出二元制理论的那些人的分析，都没有把父权制，而是把性别分工当做他们的主要范畴。因此，在替作为女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范畴的性别分工辩护时，我相信，我是在详细说明现已存在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特性。
传统马克思主义把阶级作为分析的主要范畴。女权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这一范畴无助于分析妇女受到的特殊压迫，或者哪怕是验证。阶级概念的确是性别盲。恰恰是阶级范畴的这种概念缺陷帮助造就了二元制理论。因为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起作用，因为它没有为分析性别和性别等级提供机会，看来除非寻找性别关系能在其中显现的另一种范畴和另一种制度，没有别的选择。不过，我认为，存在另一种选择。倘若承认阶级范畴是性别盲，不能用以揭示妇女的状况，我们就可以通过把分工范畴提高到与阶级范畴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的地位而仍然留在唯物主义构架内。这一范畴能够在性别范围内为我们提供分析劳动活动的社会关系的手段。
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分工范畴的出现几乎同阶级范畴一样经常，他以同样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方式使用这两个范畴。于是，有人会问，为什么阶级范畴被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接受、提炼和发展，而分工范畴却仍然没有得到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是作为比阶级更广泛、更重要的范畴起作用的。而且，分工考虑了阶级内部的特殊分裂与矛盾。分工范畴可以涉及一系列比阶级范畴更广泛、更具体的现象。它特别谈到了劳动本身的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特殊社会和公共机构关系，而不是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关系，像阶级范畴所做的那样。个人在分工中的特殊地位说明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也说明不同的人在其中合作和斗争的特殊关系。
分工作为在分析水平上比阶级范畴更具体、范围更大的范畴，成了分析参与劳动活动并从这种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每一种范畴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抽象。阶级分析旨在获得对作为整体的生产体制的认识，从而要求对所有制作最广泛的社会分配，对剩余产品进行控制和占有。然而，在这样的抽象水平上，对生产关系和统治的物质基础的从属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起来了。对分工的分析是针对社会中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特殊关系在更为具体的级别上进行的，这使之变成了一个综合的网状系统。它描绘社会成员之间根据他们在劳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所进行的结构分配，并且评估这些分配在经济和统治关系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起作用的情况下的结果。
我相信，将分工提升到像阶级那样重要、那样确切的核心地位，分析除性别差异以外的现象才会有意义。例如，围绕专业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提出的问题，通过对分工的分析能比阶级分析更好地加以解决。另举一例，分析当代工人阶级内以及整个社会内的种族紧张关系可以从了解种族与现代分工方面的相互关系中获益。最后，用分工能比用阶级更好地分析统治关系在现存社会中的明显存在。
不过我在这里涉及了分析分工对女权主义理论的意义。我强烈认为，对社会形态物质关系的全面分析要求对分工作特殊分析，这种分析既不是从阶级分析中引申出来的，也不会变成阶级分析。迄今为止每种现存社会分工的决定性方面都是影响整个社会的精心的性别分工。因此，对社会形态的经济生产关系的全面分析要求特别重视性别分工。
性别分工
关于“性别分工”这个术语，我想谈谈社会劳动的各种结构中的性别差异。像生育、抚养孩子、照料病人、打扫卫生、做饭这类传统的妇女工作，几乎跟工厂制作产品一样被列入劳动范畴。生产或劳动范畴只用来指现代工厂中具体物质产品的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避免的悲剧之一。“生产关系”或“劳动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应当是指包含在任何工作任务或活动（社会规定这种任务和活动是必要的）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例如妓女、拉皮条者以及他们为之工作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也是一种生产关系。性别分工范畴的使用为分析整个社会劳动活动中沿性别轴线产生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方法。
在我看来，对性别分工的分析起码应回答下列问题：特定社会形态中性别分工的主要方式是什么？所指定的性别的工作任务的自然和社会意义是什么？性别分工是如何支撑经济组织的其他方面的？它又是如何支撑社会的权力和统治，包括性别等级关系的？性别分工同两性关系与亲属关系组织是怎样联系起来的？特定结构的性别分工产生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性别分工的变化如何导致男女关系、其他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
对性别分工的分析同二元制理论比较可以有许多优势。它使性别关系和妇女的地位处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中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产关系的考虑应当通过对性别分工的分析使妇女的特殊状况进入焦点。不这样做，结果不仅会缩小或忽视男性居支配地位的意义，而且还看不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决定因素。例如，性别分工肯定对希腊和罗马社会的经济组织以及那里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产生了影响，使妇女操持家务。因此，妇女回家庭奴隶有最直接的关系，而男人则有经商和作战的机动权，也有制作文化产品和参与政治的空闲时间。关于中世纪欧洲统治阶级的妇女也可以这么说。
对性别分工的分析可以提供一种不仅把性关系看做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而且也是这种关系结构的重要方面的方法。既然性别分工是首次分工，在所谓原始社会，这种分工便是唯一制度化的分工。因此，另一种形式的分工，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的发展，只有在性别分工出现了变化的要求且这种变化对每一种性别成员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使潜在可能性变成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才可以解释清楚。
更重要的是，认真的调查研究可以揭示，激进女权主义者关于阶级是基于性别之上的看法——这种看法被二元制理论抛弃了——其结果对历史唯物论可能是适宜的。这样做，谁也不会像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性别辩证法》中那样认为，阶级统治是从性别压迫中引申出来的。当然，有人会提出看法，认为阶级社会是由于性别分工出现变化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在这些方面作了某种暗示，尽管他不能承认这种暗示的含义，这是使整个考虑带有偏见的弱点。近来，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在《在历史背后》一书中提出，阶级社会的出现与男人在早期社会某一时刻开始成为某种行业的专家，而妇女却没有这个事实之间存在联系。
对性别分工的分析也可以说明妇女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从属地位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譬如，能表明男人在特定社会怎样占据了社会优先地位的既不是生物学上，也不是心理学上的原因。只有当产生于劳动活动中的社会关系组织给男人规定了控制和接触妇女不能接近的生产资料的准则时，他们才能占据优先地位。性别分工有助于说明男女对劳动资料的这种不同的接近和控制，因而也有助于说明男性统治制度是怎样产生、维持和变化的。
当然，生物学和心理因素对于说明妇女状况和她们所受的压迫也有其作用。例如，决定绝大多数社会性别分工的多种因素之一是妇女在生物学上的再生产职能。此外，对性别分工的任何考虑都是以存在两种性别，即根据人们的生物学性别对他（她）们进行社会文化区分与分类为先决条件的。既然任何特定性别分工都是以性别鉴定和象征性说明为先决条件的，我们便需要对性别作某种说明。我想，这种说明应当是心理上的。迄今为止，我们就性别起源、其象征性和意识形态意义、性别差异的含义所作的最有力的说明是为女权主义所采用、包含在多萝希·达纳斯泰因（Dorothy Dinnerstein）的《美人鱼和半人半牛怪物》及南希·乔多萝（Nancy Chodorow）的《养育再生产》中的弗洛伊德式观点。这两部著作很有说服力地证明，妇女对年幼的孩子的态度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决定了性别差异的发展，并且说明，为什么在多数文化思想中的妇女都意味着“另外的”。但是，谁也不应把对性别同一及其象征性结构形成的生物学上的考虑同男人对妇女拥有的社会权力及其相对特权地位的考虑相混淆。尽管这些不同的考虑可以彼此加强，它们还是属于不同的分析标准。
哈特曼自己似乎把性别分工看做男性居支配地位的基础，也许甚至是性别本身的基础。
严格按性别分工是我们所了解的一切社会的共同发明，它造成两种十分独立的性别和男人与女人为了经济的原因走到一起的必要……性别分工也是性别亚文化群的基础。在这种亚文化群中，男人和妇女对生活的感受不同；这是我们社会中不仅已经运用到不干家务、谋取有利可图的上等职业以及心理方面的男人权力的基础。（哈特曼，第16页）
对性别分工的分析允许我们特别对性别方面的社会劳动关系进行有形的分析，而不再设想普遍意义上所有妇女或特定社会中所有妇女都处境相同。我认为，这应当是这种分析的主要优点之一。因为二元制理论断定有一种独特的制度构成了压迫妇女的基础，这就倾向于宣布，作为妇女，我们都是处在同样一种境地，无论我们的历史定位或境遇如何。然而，对性别分工的分析可以避免这种虚假鉴定，而仍然关注妇女特殊的性别状况和她们所受的压迫。对性别分工的分析注意到劳动与分配关系性别结构化的轴心，并且指出，特定社会的某些工作任务和职能总是或经常是由一种性别的成员履行的。但也不一定能满足这个性别的所有成员关于共同处境的任何要求。在某些社会，每个妇女都应完成若干工作任务，但在多数社会里，妇女的任务和地位是变化不定的，尽管她们性别特殊。
对性别分工的分析不仅能够考虑妇女状况的特殊变化，而且还能比二元制理论更好地说明这种变化。特别是在说明妇女的从属性社会地位的性质和程度的变化时，要求提及妇女在社会中具体做什么事。例如，当妇女开始接触武器和战争，而男人却拥有对它们的垄断权的时候，妇女们要求与男人处于更为平等的地位是毫不奇怪的。此外，对性别分工的分析在叙述为什么有些社会（如北美易洛魁人的社会）的妇女看来并不处于从属地位时也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在给予性别分工现象以中心地位时，我并不要求性别分工能说明特定社会妇女状况的一切方面。我只是要求叙述或说明妇女状况的某些特殊现象时，谁都要明确指出它同性别分工的关系。我认为，性别分工应该始终是说明妇女状况某些问题的一个方面，但绝不是唯一的方面。
除此之外，在把性别分工的分析方法推荐给女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时，我声明，要弄懂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和统治关系，需要注意性别分工的结构。通过这一范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一方面可以看到阶级、统治、生产和分配关系现象，另一方面又能看到同一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妇女受压迫的现象。这样我们可以要求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把妇女状况和她们受压迫的结果看成是他们的社会形态分析方法的组成部分。
本节的主要目的在于为认为性别差异是考虑一个社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的女权主义唯物论指出某些方向。认为妇女地位对于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是决定性的理论的困窘现在应该迎刃而解了。在下一节我将要简要叙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处境的历史原因，这与这种理论可能是一致的。
性别划分与资本主义父权制
任何历史记述都是在特殊的理论框架内的解释性再创造。妇女历史大体也是这样。因为个人的历史观必然影响他／她进行历史叙述的方法，而历史叙述不能确认也不会确认这种理论。哈特曼提出了关于家庭工资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作用的看法，似乎这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证据，证明父权制作为一种独立结构与资本主义并存，有时还同它发生冲突。但是，她这种观点的确包含了二元制理论。
在这篇文章中，哈特曼也同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与性别分工》一文中一样，给我们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妇女在现代所受的压迫是综合性的、普遍存在的。她在历史叙述中，通过对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和整个经济中的作用的结构与变化的全面叙述，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篇著作发表后，再没有人敢声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受压迫的情况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一种附带现象，或者正在消失了。
问题倒不是对妇女的特殊性别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怎样解释妇女所受的特殊压迫。哈特曼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受压迫在资本主义结构和动因中没有其根基，这种根基存在于父权制结构和动因的独立形态中。另一些人如芭芭拉·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和英格丽希（English）在《为了她自己的利益》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的特殊处境是商品经济结构的作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的结果。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男人的统治应该被理解成一种独立的制度，并且是资本主义本身内部结构的一部分。
在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的问题上，哈特曼设想资本主义结构与动因模型是性别盲。在她看来，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中没有什么要求像性别（或种族）那样依所属特性在工人中间进行区分。哈特曼的确具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持的关于资本主义本性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固有趋势是使劳动力均质化，缩小基于性别、民族、种族根源等因素之上的归属状态的意义。她认为，资本主义从15至18世纪的发展削弱了男人对妇女的统治，并且威胁要使妇女不依赖男人，使她们与男人平等。“纯资本主义理论潮流要消灭劳动者中间的一切任意的地位差别，使所有劳动者在市场上一律平等”。她认为，假设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是趋向这样的均质化，那么只有独立的父权制的作用才能解释为什么妇女长期处于从属和不平等地位。
我认为，抛弃性别盲的假设，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状况的历史就会更直接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对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分析在于探索制度本身怎样依性别原则确立，这种分析能提供一种说明，即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的处境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和动因起作用的结果。我的论点是：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本质的和基本的特性。
海蕾斯·萨菲奥蒂（Heleieth Saffioti）在其著作《阶级社会的妇女》一书中认为，把妇女劳动边际化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这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状况的关键。资本主义成了第一种这样的经济制度，其本质规定，不是所有潜在生产者都被雇用，并且还要求被雇用的人数比例上下波动。她认为，这种制度的存在要求确立某种标准，以便把主要工人同边际或次要工人区别开来。同妇女必须接近幼儿联系在一起的父权制思想的预先存在，为性别成为划分劳动的最自然的标准起了作用。当种族在社会中出现时，资本主义也利用种族标准，但是性别划分始终是最明显、最持久的标准：妇女不可能“被同化”。
哈特曼举出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就存在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来证明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从属地位根源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制度中。但是，我们并无须引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宣称，阶级社会先于资本主义存在表明所有阶级社会有某些共同的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的结构。阶级社会经历了全面的历史变迁。认为父权制通过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变化本质上仍然一样是非历史的父权制观点，其弱点已经被指出来了。一旦我们同哈特曼一起承认，妇女受压迫的形式和性质经历了基本的历史变迁，那就再没有必要认为，资本主义以前父权制的存在可以证明男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地位根源于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关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
当妇女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并没有与男人享有社会平等时，所有证据都表明，妇女的处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坏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妇女掌握了许多决定性的技能，因此她们的劳动和知识是家庭、庄园和村里必不可少的。在16—17世纪的许多手工业行会中，妇女是跟男人平等的成员，甚至还支配某些男人。妇女从事工业和商贸活动。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把婚姻看成经济伙伴关系；男人不想“扶持”妇女。法律反映了妇女的这种较为平等的关系，允许她们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契约，甚至还允许她们在婚后保留她们自己的财产。
到了19世纪，妇女的经济独立几乎全然遭到破坏，其合法权利也荡然无存。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首次把妇女推向经济活动的边缘。资本主义把妇女劳动推向边缘绝不是说妇女劳动完全被逐出社会化的经济。例如，1866年在法国，妇女构成了全部工业劳动力的30％。不错，妇女是被定为次要劳动力，作为廉价劳动储备之用。
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妇女起了马克思描述为劳动后备军的阶级作用。她们充当了工人库，这些工人可以被吸收到新的生产领域而不用赶走那些已经被雇用的；作为工人库，她们还可以被用来使所有工人的工资和斗争性保持低水平。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每当新开办的和不断扩大的工业需要大批新工人时，常常是妇女去满足这种需要。例如，新英格兰早期纺织工业就积极招收妇女，印刷业也是一样。今天被视为“妇女职业”的许多职业是19世纪大量开设的、要求工人较高技能的就业领域，例如，护士、售货员、电话员和办公室职员就是如此。
雇主总是倾向于夸大工人间的差别，以便维持低工资，使工人易于管理。妇女经常被用来达到这类目的。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妇女都是充当破坏罢工者（strikebreakers）的储备库。在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当资本家使生产过程实现了机械化时，他们便雇用妇女和儿童来取代男人。然后，当男人的愿望和期待下降了时，他们就重新雇用男子，辞退妇女和儿童。在1930年的大萧条时期，这种方法也起了作用。雇主用低工资的妇女取代高工资的男人，直到男人所期待的工资降到低点时，雇主义再次用男人来替代妇女。有关按性别划分现代劳动力的作品往往认为，按性别划分职业是20世纪的新事物。然而，周密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现，混合性别职业是很少见的。而且，妇女在某个特定时期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职业所获得的报酬和声誉比同样技能的男性职业要少。通过这种方法，妇女始终作为二等劳动力起作用。从事繁重劳动，妇女的适当活动是养育孩子，给家庭创造安静和舒适的气氛。
预先存在的父权制思想和妇女劳动的传统使命接近家庭，一开始就使得妇女劳动有可能被边缘化而居于二等地位。然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却把妇女回家庭范围的联系和回家庭以外的脱离大肆扩充，无限夸大，同时使之变得十分平凡琐碎。规定妇女不工作的妇女思想意识（ideologyof femininity）成了妇女边缘化过程的后果和这一过程已经开始的证明。直到完全进入19世纪，一些论文似乎认为，妇女的天职就是做母亲，妇女根本不能资本家过去积极提倡，现在继续提倡家庭妇女思想，以便证明妇女低工资是正确的，有其不可避免的原因，并且阻止妇女组织起来。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或纯资产阶级的妇女才能符合妇女思想意识的生活，这种思想作为工人阶级上升愿望的强大力量起作用。妇女使女人形象国际化了，男人和妇女都把“不工作的”妻子当做有地位的标志。这里谁都可以看到，在工人阶级中间，没有工资的妻子不定期地通过纯商品生产取得收入或者以制作食品、缝制衣服出售来添置不太急需的东西。
毫无疑问，男工人有性别歧视动机，并且为哈特曼所说的家庭工资的斗争中和为几乎同一时间出现的妇女与儿童保护性法规的斗争中利用了性别歧视观点。然而，假设资本主义历史是在此之前出现，那么谁都可以把这种动机和论点看成是给予妇女边缘和次要地位的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结果和强化。也就是说，谁都可以解释男工人的性别歧视而无需非难与资本主义无关的社会关系制度，看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父权制特性；谁都能通过观察资本主义怎样变为一种性别分工在其中具有历史特殊的形式和结构、通过把妇女劳动边缘化给男人以特殊声誉和地位的经济制度来解释这一点。
资本主义并不是像许多二元制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单纯地利用或适应性别等级。从一开始它就是建立在规定男人主要、女人次要的性别等级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压迫妇女的特殊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必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性别等级在资本主义以前不存在，也不是说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发展与以前存在的性别歧视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性别分工无关。资本主义的其他许多方面都是从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发展在某一阶段具有特殊的新形式。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妇女劳动边缘化没有在其中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例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认为妇女劳动边缘化是资本主义结构的外在性质。可是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例子。艾斯特·伯泽拉普（Ester Boserup）在《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中引用文献详细证明，妇女在第三世界经济中的处境由于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方法的引进而恶化了。甚至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妇女劳动已在那里居于经济中心的地方，资本主义也倾向于使妇女劳动边缘化。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把妇女推向边缘时，我并不认为，我们不能合乎逻辑地设想有一种不把妇女推向边缘的资本主义。更确切地说，我认为，即使有最初的性别差异和以前存在的性别歧视思想，妇女作为二等劳动力在其中起作用的等级制资本主义也是唯一历史的可能性。
现实意义
理论应当用连续性、一致性、简明扼要、有说服力等标准来评估。不过，社会理论除了这些标准之外还应根据它的现实意义来评判。理论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应当根据怎样才能恰当地期待它促进这一运动目标的实现来评判。因此，在这最后一节中，我认为，二元制理论有某些不受欢迎的实际意义，这进一步表明需要一种女权主义唯物论，这种唯物论是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嫁给马克思主义。
二元制理论起初是由于决定性的实际原因发展起来的。左翼为男性所控制，公然的性别歧视分子和被开除的女权主义者被当做资产阶级来对待。愤怒而又灰心丧气的社会主义妇女开始建立各种妇女组织，认为需要有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以便纠正左翼的问题，发展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二元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独立妇女运动的这种论证因素产生的。如果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阶级主义和性别歧视在特定社会制度中各有其根源，那么，妇女运动从混合左翼独立出来便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让我说得明确一些，我相信，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对于妇女和今天的左翼都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实际原因都已由女权主义说明了。妇女应当拥有发展相互之间除男人以外的积极关系的空间；我们能够出色地学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树立在没有男人统治或父权制统治的生存环境中做、说、写的技巧的决心；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能够对已认识到有反对性别歧视斗争的必要但还没有将这种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视为一体的妇女产生有力影响等。
然而，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毋庸置疑的现实必要性并不表明需要二元制理论。男人和妇女在资本主义等级制性别分工内的不同立场，为妇女单独组织起来以便能够发展她们自己的技能、做出她们自己的决定、进行反对男人及其性别歧视的斗争造成了战略上的必要。谁都不应从这种必要性中得出许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得出的结论，即这是反对两个不相关联的制度的两种孤立的斗争。
我很难设想，反对父权制的斗争作为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截然不同的斗争能具有实际意义。例如，妇女生育权利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处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的前列。如果某个问题可以作为含义特殊的、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截然不同的反父权制斗争的问题提出来，那么谁都会认为这是对的。但是，现实斗争已经是并且应该是反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一体化的、有毒的资本主义父权制。根据近来高等法院对海德修正案的裁决，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多地知道，贫穷的第三世界妇女的生育权利所受到的威胁比其他妇女的更严重。过去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妇女运动的严重失误。在提出妇女生育自由的问题时，我们面临资本主义父权制医疗制度的现实。而且，当前争取生育权利的斗争必须包括面对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国家的结构。而从现实观点说，要把反对父权制结构斗争最主要的方面同反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斗争分开简直是不可能的。
谁都可以把女权主义反对对妇女进行性虐待的斗争作为无须反对资本主义的反父权制结构的斗争提出来。这种斗争的某些行为，如反对强奸企图或撤销夜间巡逻队不需要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例如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和性虐待却不可能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具有的整个等级和从属关系制度分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性骚扰是与女工交往中的家常便饭，是许多工厂和办公室环境中上下级关系的组成部分。妇女性别具体表现的更大结构当然不能与资本主义销售努力分开，这种努力经常把利用和展现妇女肉体作为欢乐、奢华和方便的标志。
我认为，有充分实际的理由驳斥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需要进行各自独特的政治斗争的两种独立制度的看法。这种态度仍然把女权主义的政治活动看成是高于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这样就把一副双重担子放到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肩上，而这是不能直接放到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肩上的。
作为女权主义影响的结果，许多社会主义个人和组织对于检查他们自己的性别歧视和实践变得更为自觉，他们更加认识到了组织妇女和处理妇女问题的必要。然而，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斗争的妇女所受的压迫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二元制理论通过坚决认为妇女所受的特殊压迫在非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而被助长了一点。作为结果，在社会主义运动内妇女问题仍然被孤立，通常仅仅是由妇女处理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混合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把有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像其他问题那样严肃对待。
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压迫的理论表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父权制的，这种理论能够改变女权主义政治实践同改造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努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历史地发展起来、今天还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而言，如果把妇女推向边缘并使她们作为次要劳动力起作用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反对压迫妇女和把妇女推向社会边缘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
芭芭拉·艾伦瑞奇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说成是参加过两次以上会议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是无礼之词，因为现在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解仍然倾向于把女权主义实践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种婚姻中，我们现在就像是必然干一切家务的受折磨的秘书。
我认为，识别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就是坚持下列原则：参与女权主义组织计划本身就算是扎扎实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工作，所有社会主义政治工作都应当至少包容关于妇女受压迫或妇女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的问题，并从女权主义角度将这些问题明确提出来。二元制理论没有为证实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女权政治意义的观点提供理论依据。只有那种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条件由以这种压迫为主要因素的制度决定的理论才能提供这种依据。
（王昌滨 译）
南希·弗雷泽 琳达·尼科尔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