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下台阶，一步迈到了湿漉漉的大地上，迎面扑来的是潮湿的雾气，一阵寒气袭来，他冷得上下牙打得咯咯直响。他要到哪儿去呢？干什么去呢？他觉得，假若他站在这里不动，假如不四处去劝说，那么，他就要像炸弹一样地爆炸，就要粉身碎骨……
他曾打算抛开汪精卫等，与吴玉章、宋庆龄、彭泽民、陈友仁等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挽回颓势，继续革命，因为汪精卫从中作梗而未成。他又同汪精卫争夺第四军、第十一军这两支革命武装。这两个军共产党员很多，战斗力最强，邓演达多次找张发奎做工作，张不向邓演达表态。原来汪精卫也在打他的主意。张发奎最后被汪精卫劝了过去。
看来，邓演达也是无力回天了，多日奔波，累得他脖颈都有点歪，双手垂落在身体两边。
６月２９日，他最后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６月３０日毅然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留别信。在信中疾呼：“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要妥协投降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现在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自省。……同志们大家奋斗！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
７月１３日，他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推荐郭沫若继任，赞同恽代英的提议，由许德珩担任留守处主任，同时发表《辞职宣言》。
邓演达化装出走
“你回来了，有件事情我要和你谈一谈。”
在北伐军里担任救护工作的郑立真一进门，邓演达就招呼她说。
郑立真张了一张嘴，但什么也没有说。在家庭生活里她总感到自己的话无足轻重，又赶上工作十分疲劳，天气又热，她的话就更少了。她和邓演达成亲以来，并没争吵过，可话也不多，她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
“今晚弄点好菜好酒吃吃吧。”
邓演达拍拍椅把，嘴角凄然一笑。
郑立真便手脚不停地忙活起来。不一会儿，一桌饭菜摆上来了，郑立真头发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邓演达拿着毛巾在后面追。
邓演达给郑立真倒了一杯酒。
郑立真被邓演达这种异常的恭敬弄糊涂了。
邓演达举起杯子，说道：“咱们分手吧。”
郑立真脑袋嗡嗡地直响，抽回抓杯子的手，簌簌发抖。那些一道干活的姐妹们早就跟她窃窃私语，说这些当大官的靠不住，哪个不是喜新厌旧，看他早晚把你甩了。每逢此时，她总是摇摇头，说择生不会的。他要是嫌弃我，就不会叫我来了。
姐妹们还在鼓捣：人家那些有儿有女的都离了，何况你又没孩子……看来还是姐妹们说对了。
“择生！”过了许久她才开口，那声音仿佛不是她的，“你真的要和我离了？”
“是要离了。回想起十多年的夫妻生活，还是有点舍不得。”
郑立真瞪大眼睛，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她气得发抖了，干脆说道：“我就知道你迟早会不要我的，城里、军校里有的是漂亮女子……”
邓演达抬起一双迷惑的眼睛朝她看了看，隔着桌子握住她的手：“夫人，你想错了。我说的离是咱们暂时离开，不是离婚。”
“你不是要重找？”
“我是什么人你应该了解。虽说咱们不是自由恋爱，但也相敬如宾，我怎么能不讲道德？只是我现在处境困难，蒋介石不会放过我，我要出国去暂避一阵，待形势好转才回来。”
她没有回答，但已经把头低下来，两颗大大的泪珠滴到了他的手上。
“你先回广东去，可以去助产学校学习。”邓演达热情地低声说，把她的手捏得更紧，“但你对外就说我送你回去，千万别说我要出洋。”
郑立真松了一口气，蜷缩在椅子上。她看见他的眼睛里面闪过一种迅速的、危险的光辉——这是她以前不曾见过的。她害怕他会遇到危险，便偷偷地弯下头来，挨近他的胸前。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公开叛变后，邓演达化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在离开之前，他还在汉口一家饭店，分别接见总政治部各股长，同时留下三封信。一封给鲍罗廷；一封给总政治部全体人员；一封给郭冠杰，嘱他汇款五百元给广州熊锐家。熊锐已在广州大屠杀中遇害。反动军警冲入他家中搜捕时，住在他家的一名学生出来说自己是熊锐，后来熊锐自己出来，他们才把熊锐带走。他曾在德国留学，与德国一女子结婚。熊锐被捕后，他的德籍夫人确信熊锐已被杀害后，即悄然返回德国。
邓演达穿着一套工人制服，手里拎把小榔头，戴个鸭舌帽，沿着平汉铁路往郑州走。但一开头就很明显，他不是工人。这从他的脸上、手上、步伐和眼神上，一看便知。有一两回，傍晚时，住店的老板好像认出了他，他急忙从另一门溜走了。
还有一次，邓演达吓了一跳。他远远地看见一个警察走近，要查他的证件。他要原形毕露了。快逃吧，邓演达心里一阵儿紧张。他想一拳把警察打倒在地，旋即跳进一列急驶而来的火车逃走。但是这太危险。他还是沉住气，把一份伪造的证件递给警察。警察看看证件，看看邓演达，突然惊讶地一叫：“哟，你不是邓主任，怎么……”糟了，被认出来了。邓演达正在思考逃脱之计，那警察却把证件还给他，凑近他耳朵提醒着：“你不像工人，还是坐火车快离开这里吧，太危险了！”
如此出乎意料，几乎使邓演达猛地蹦了起来。
有一天晚上，他在紧挨着洗染店的售报亭的报架上读到一张报纸的大字标题：
苏俄顾问鲍罗廷自汉入陕，举家归国……报贩子已经走了，这张报纸是用图钉钉在已经空了的报架上的。应该搭乘鲍罗廷的车才是！邓演达想。第二天，他就西行出潼关，往西安赶。
宋子文为鲍罗廷的行程准备了一大笔银元，装在木箱里，用盖有国民政府关防大印的宣纸封条封好。这是武汉为鲍罗廷安全撤离所付赎金的一部分，用来付给冯玉祥，以“保证”鲍罗廷乘火车安全通过他的华北地盘，直到铁路线的终点灵宝。
７月２７日，鲍罗廷及其同行的三十人，和中国卫兵在汉口火车站上了专列。送行的有宋子文和汪精卫等。乐队奏着勉强听得出来的进行曲。汪、宋和鲍罗廷在一节车厢中饮茶，喝汽水。汪精卫礼节性地挽留鲍罗廷，被鲍罗廷当场拒绝。汪精卫又交给他一封信，以表示国民党对他的“友好之情”。鲍罗廷道谢之后便告辞了。火车穿过湖北、河南两省。由于战争和饥荒，铁路沿线哀鸿遍野。中国南方的农村是土地肥沃，一片绿色，但这儿的荒地由于干旱缺水是赤褐色，看不到庄稼，树皮和灌木丛的叶子被剥取一光。活着的人都只是皮包骨头。豪放的冯玉祥将军在通向戈壁沙漠的大门郑州迎接鲍罗廷的火车。三日之后，他们乘火车到达洛阳，最后到达终点灵宝。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搬上了四辆坚固的道奇旅行车和一辆帆布顶篷、内部饰桃花心木的别克牌小汽车。鲍罗廷的一个广东厨师坐在卡车顶上，鲍罗廷和他的医生坐在别克车里，他的身体不好，热病时而复发，这个病是他在中国热带地区的四年中染上的。最近又从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胳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坐在道奇车里。车轮每天都在黄土小山上留下车迹。碰上下雨，汽车便在泥水浆中穿行。抵达唐朝皇帝在西安城附近修建的临潼温泉时，车队稍事停留，清洗一下。
这时，他们看见远处有个黑点，越来越大。走近了，才看清是邓演达。
鲍罗廷大吃一惊：“蒋介石在悬赏通缉你，你怎么在这儿？”
“我同难民混在一起，步行了２５０多里，到了郑州，知道您回俄国的计划，便折首向西，在此等候。”邓演达风尘仆仆，全然没了将军的威风。他倚在汽车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你打算怎么办？”鲍罗廷问。
“跟你们一道走！”
“行啊，上车吧。”
车队进入内蒙古。前面是大草原。他们在这儿每天可行驶６０里。炎热已经过去，大草原上秋风瑟瑟。他们已走了８００里，再走７００里便是乌兰巴托。他们避开阎锡山的地盘。从这里向前没有路，水也缺少。距乌兰巴托尚有四天路程，他们和俄国带着新鲜补给和燃料的救援车队相会，疲惫的人们欣慰地吃上了鱼子酱。
第三种感情和“第三党”
莫斯科的冬天十分寒冷。
邓演达和陈友仁穿过走廊，来到一扇雕花门前，进了宋庆龄的房间。不久前，她由大都会饭店搬到了这里。这座宫殿是沙皇用甜菜利润所建的，所以叫做“糖宫”。但它四四方方看上去像一块糕点，已经陈旧得像是被吃过多次。房间巨大无比，宋庆龄置身其中，显得更加娇小了。她多年来第一次欧式打扮，穿着裙子，反而很不自在。房间又大又暗，几乎看不清对面的脸。人们围着炉子坐下。
“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大部分上层分子先后背叛革命，与反革命相勾结，反口相噬。诸如蒋介石、汪精卫之类。”邓演达继续昨天的话题。
宋庆龄眼睛盯着炉火，就好似炉火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她说道：“我现在才明白为何中山先生甚至在他最忙碌的日子里，从不拒绝那些成群跑来找他谈话的男女青年们。他可以让那些事务繁忙的人等上几小时或几天，但从来不让青年等候他。如果有人抗议说，青年们年轻，有时间等待，他就会回答：国民党的主义只有中国青年才能完成；老的领导者随着年月的消逝，有的死了，有的动摇了；只有青年们才是坚决的。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许多十五年前同他一道搞革命的人，今天已经加入了反动的行列。”
“所以，我说，”邓演达继续说，“只有建立革命的、代表农工群众利益的、年轻的指挥机构，来代替老的、反动的领导机构。”
陈友仁表示赞同，却又问道：“这样的组织是否要加入共产国际呢？”
“我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欧洲的现象，不能移植到亚洲。由于中国是一个封建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它的当务之急是农业改革。”
“那么中国共产党呢？与他们的关系如何相处？”
“我来莫斯科以后，中共有人来找过我，希望我加入。我拒绝了。我希望能有第三种力量来坚持中国革命。”
“看来有成立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之必要。”宋庆龄在讲这话的时候，由于感情的冲动眼圈湿了，“应该向中国及世界的民众发布宣言！”
“择生，”陈友仁用目光征求了一下宋庆龄的意见，“你笔头快，这个宣言你来起草吧。”
“我们就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邓演达平静而严肃地说。
“为了庆祝我们的新生，我提议，咱们去高加索旅行！”陈友仁活跃起来，“孙夫人，您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跟我们走。”
“不。”
“孙夫人！这是我一生头一次向您提出要求，今天就听我的吩咐，明天……明天不管上帝怎样安排我们的命运，我们一定再见面，去高加索！”
宋庆龄温柔凄切地说：“好吧，我去。”
陈友仁高兴得直拍手，跑着穿过客厅，从小房间里拿来自己的大衣和帽子，回来时小声对邓演达说：“外界传说我与孙夫人要结婚，笑话！依我看，你与孙夫人倒真是可以……”
邓演达急忙制止他：“不要瞎说！孙夫人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又是极重名誉的人。我相信她一生都是孙夫人……我们的感情是不能刺伤她，而只能在她困难的时候扶助她，支持她，使她不要感到孤单……”
陈友仁高兴地看着邓演达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脸上充满亲切、温柔的微笑：
“我就奇怪，在俗人眼里，似乎男女之间除了爱情和仇恨就不可以有第三种感情——就像你说的，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而是第三党……”
几天之后，糖宫的大门紧闭。他们踏着积雪，向着高加索山脉的最高峰进发……
从雪峰下来，他们都累极了。连结实的邓演达也累得直喘气。在旅馆里，宋庆龄喜欢亲自掌勺，烧得几个菜，抄起一张报纸，和大家边吃边看。这是一张９月１７日的《纽约时报》。在显眼的地方用粗体字印着一行标题：蒋介石与孙夫人之妹即将婚配。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她拿起报纸，把这一段又看了一遍。这篇报道的作者，《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说，一名英国裁缝正在为蒋介石赶制正式礼服。
米塞尔维茨继续写道：“据解释，蒋介石按照中国的旧例……宣布他第一个妻子不再是他的妻子……这便算离了婚。蒋介石已否认目前在美国的蒋夫人是他的妻子。除他的原配夫人之外，他似乎还送走其他两个‘妻子’，现已准备好与宋小姐结婚。”
宋庆龄慢慢地摇了摇头，嘴唇哆嗦着说了一句：“这就是他们一帮人干的好事！”
邓演达拖着疲倦的脚步来看了报纸，脸上全是没刮的胡子碴儿，眼睛底下有很深的黑影。他哀叹了一声，把报纸递给陈友仁，陈友仁眼睛一扫便知晓了内容，他勉强地冷笑了一下。
屋里仿佛比外面还要冷。宋庆龄围着一条披肩，禁不住微微打了一个寒战。
宋庆龄咳了一声，对陈友仁说：“发一个电报给美龄，说我不希望让宋家的名字跟蒋介石连在一起。叮嘱她不要同这个‘蓝胡子’结婚。”
“蓝胡子”是江湖匪盗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