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失去了自控能力，话语脱口而出。他不顾众人在场，也许是故意要在众人面前破坏陈友仁的威望，纵使这样做也有损他本人的体面，他也在所不惜。他变得极端暴戾，言语相俗不堪：“……你狗屁不通，懂吗，狗屁不通！”
“不肖之ｓｏｎ！”陈友仁咆哮起来，一急，变得满口外国话。
他眼皮向上翻起，眼里布满血丝。他的声音透过窗户，传到院子里。
汪精卫十分尴尬，怯生生地插嘴说：
“分共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我们仍继续反帝反蒋。”
说归说，武汉政府已分崩离析。武汉街头的空气也愈来愈紧张，何键的反动军队天天在街上巡逻。
还没有撤走的共产党人依旧在等候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１２时，彭泽民匆匆赶到林伯渠、吴玉章和当时也担任中央委员的高语罕住处，告诉他们汪精卫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的情况。
林伯渠、吴玉章惊得目瞪口呆。
人称“高大炮”的高语罕禁不住发问：“那几位国民党左派呢？宋庆龄呢？”
“她没有参加会议，陈友仁代她发言。”
“陈友仁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他能起多大作用！邓演达呢？目前只有他能同蒋介石、汪精卫抗衡。”
“邓演达……失踪了。”
高语罕惊愕地扶起眼镜，想再问个明白，但回答他的却是一阵吓人的寂静。倒不是人们无动于衷，而是愤愤然了。林伯渠道：“他曾来找过我们党，希望合作，可惜我们一些领导人书生气十足，没有理会，失策呀。如果我们同邓演达结合成一个坚定的同盟，由他掌握四军、十一军的实力，再加上新编二十军及我们领导的工农群众，我想汪精卫等还会跟着我们向左转，革命的局势，武汉政府的前途，还有可为。”
正说着，忽然看见四个人，背着枪，推开寓所的门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们躲在凉台上，不敢咳嗽，连半点衣服摩擦声音也没有，每个人都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跳动。几分钟后，那四个人又从后门进来了，到电话室里，拆了电话，还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外面风声很紧，要吴玉章等赶快离开。
吴玉章一把握住高语罕的胳膊，问道：“恽代英呢？”
“他还在武汉军校。”
“你通知他，叫他赶紧离开武汉。”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公开叛变。武汉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武汉军校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到处贴着“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的标语。接着，汪精卫反动集团开始捕捉共产党人，形势一天紧似一天。清晨，恽代英还在军校召开师生大会，像一个演说家那样拉大嗓门：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天早晨，打倒恽代英的标语，就会出现在武昌城头上了！现在政治形势虽然一时逆转，但我敢说，中国革命必然会成功，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分散以后，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
以后，恽代英便转入地下。
高语罕好不容易找到恽代英，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走？”
恽代英用手轻轻扶正了眼镜反问：“你们为什么不走？你们不走我为什么要走？”
高语罕的眼镜对着眼镜：“你是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又是人们共知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到处作讲演，认得你的人多，据各方消息，敌人对你是注意的。”
恽代英反而打趣道：“你也是知名人士，还给蒋介石写过公开信，他要来抓我首先抓你！”
“我马上就去九江，你也收拾收拾走吧。”
恽代英默默地点了点头。临别，他告诉高语罕，邓演达已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出走了。大约在７月８日，恽代英接到邓演达的秘书转交的《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留别书。他看了这封信以后，就拿原信向中共中央请示。当时领导上已判定国民党中央已不会接受这个劝告，指定先照相再送交。
下午，恽代英身着便服回到家里，一面将文件、日记本和书报捆扎起来，一面对沈葆英说：“四妹，国民党已经通令捉拿我了，我要走了！”
他的目光和沈葆英的目光相遇在一起，她惊愕地望着他，问他该怎么办。这时，他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走近来，握住沈葆英的手，喃喃低语：“我们匆匆结婚，又要匆匆分手了。几个月前，宁汉分裂，现在是国共分家了。蒋介石、汪精卫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共产党，搞所谓的‘清党’。而我们的党，因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没有组织反击，以致造成现在这样被动的局面。但是我们是要反击的，决不能让革命果实落到敌人手里，我要走了，你也得有应变的精神准备。”
沈葆英抬头望着恽代英，她那双黑眼睛又大又亮，脸上虽然焕发着二十来岁青春的光彩，但神情忧郁，面孔变得苍白。她扭过脸去擦着泪。
恽代英摇摇她的肩膀：“你不要难过，我还要回来的。革命遭受挫折，但没有完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
晚上，他辞别了妻子，趁着夜色，登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船。
９时许，船启动了。一切是多么凄凉、阴郁而且肃穆。恽代英站在船舷旁，举目向那浩淼的江面望去，只能隐约辨认出停泊在码头的几艘军舰上摇曳不定的灯光。
城区看上去是黑乎乎一片。唯有那单调、苍凉的波浪声，使这个凄凉的地方呈现些许令人压抑的气息。
与此同时宋庆龄乔装打扮，乘轮船顺江而下，抵达上海，在莫里哀路家中稍事停息，匆匆料理了她的事情。这次她似乎摆脱了监视。由于担心如果在上海待得过久，她会像宋子文预料的那样被刺杀或被关押在自己的家中，从而使蒋介石利用她的名字在华中和华南合法地进行屠杀，她决定到国外进行抗议。
午夜已过，法租界静下来了，林荫大道在树影下一片漆黑。宋庆龄衣着简朴，溜出了房子。陪同她的是一头红发的美国姑娘。两位妇女像乞丐似地走到江边，从一个由青帮小喽顾竹轩管辖的地段上了一条小舢舨，摇进漂满垃圾的黄浦江中。
摇晃的舢舨在十几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行，擦过吱呀作响的木船，悄悄顺流漂下。经过三小时的紧张航行之后，抵达了一艘锈迹斑驳的俄国货船。天亮之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孩子也上了船。货船借着早晨的潮水驶往海参崴。
进退维谷的张治中
蒋介石春风得意。
午饭，他照例又叫人端上元配夫人毛福梅晒制的风干鳗卷和腌制的家乡臭冬瓜。
臭冬瓜瓮内有老苋菜梗子，鲜味是老苋菜梗霉变而来，又臭又鲜。他在北伐时刚换了牙，只吃些鸡汤炖的宁波小磨豆腐，烤几个芋艿头，喝碗粳米稀饭，而后打开留声机放出《蓝色多瑙河》舞曲，他习惯在世界名曲中入睡。侍卫们也明白“先生”
正在进入午睡，诸事都不再打扰。
午睡后蒋介石便写他的日记，略微瘪下去的嘴角上翘，喜形于色。随着他手腕的扭动，日记本上出现了几行字：
武汉崩溃，鲍罗廷驱逐。党国基础，转危为安。一年半来之苦斗，无时不在动心忍性中。今大憝祛除，此志已伸，可以对总理，可以言革命，可知上苍果不负苦心也。
他满意地对着自己笑了笑，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叫侍卫把等候在外的人叫进来。
来人是张治中。
蒋介石闻声抬脸，顿时离座招呼：
“好了，陈真如（铭枢）回来了，你也回来了！学兵团带出来了吗？”
张治中伸出舌头舔舔干裂的嘴唇，品尝着那淡如清水的茶，取下眼镜，擦擦镜片上的灰尘，伤心地叹了口气。
“说说情况吧。”蒋介石催促着。
张治中眨眨不大一对眼睛，又低下头。他确有难言之苦。今年３月中旬，蒋介石在南昌电召张治中谈话，蒋一见张就说：“我这回要你来，没有别的，因为局面已是这样的变化，免得你在武汉当俘虏，你赶快回去，把学兵团带出来，军校的学生不容易带出，就不带。”蒋介石催他就回武汉，事不宜迟。张治中问：“还有挽回的余地没有呢？”蒋介石斩钉截铁：“赶快带学兵团出来！”张治中进退维谷。到南昌之前，恽代英曾和他谈话，希望他做一篇文章，发表意见，明确反蒋。张治中不愿如此：“你说总司令种种不对，我可以电请总司令设法改正，又何必这样误会呢？”事后他还让周佛海转告恽代英：“革命是不要人教的，我自己会！”他去找邓演达，邓演达劈头就问：“是不是总司令要你来监视我？我预备辞去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收吧！”谁也不听谁的劝说。这次张治中回到武昌，见了邓演达，还是把蒋的意思原原本本告诉他，说奉命带出学兵团到江西东征。邓演达坚决不依：“那不行！政治分会（指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政治分会，北伐军到达武汉以后设立，是最高决策机构）已经有命令了，学兵团当然不能带走，同时要你辞掉学兵团团长和军分校教育长的职务，就在这里写辞职书吧！”张治中也呼地冒火了：“辞职可以，但我不向政治分会辞。我是学兵团团长，应该向总司令辞；我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应该向校长辞……”张治中只身离开武汉，来到上海。他是不愿国共分裂的；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能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内心充满矛盾，痛苦已极。
蒋介石仔细听着张治中的叙述，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椅子扶手，把杯子里剩下的水一饮而尽，安慰张治中：“文白受屈了。我并不怪罪你，我恨你还不如恨我自己呢！我奇怪的是，学生们为什么会把你也算作‘黄埔四凶’（另三人指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呢？”
“无非是说我对他们要求过严。”张治中苦笑了一下，“不过我离开军校的时候，学生们都哭着不让我走……学生无可指责。”
“真正凶恶的是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还应该加上郭沫若，他骂我的那篇文章无所不用其极，竭尽造谣之能事！”蒋介石说完，嘴唇颤动起来，眼睛闪烁着怒火。
“邓演达、恽代英治军严格，为维护黄埔校风尽了力，还是应该……”
“你不要替他们说话。”蒋介石一改刚才喜悦的神色，把脸一沉，“你应该协助我将他们逮捕归案！”
“我现在是筋疲力尽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
“对我来说，他们是要叫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真是感恩不尽。”蒋介石略带讥讽地说，“只是为了对黄埔师生负责，我现在还待在这个世界上。”
“总司令，我想请求出洋考察。”
“什么？”蒋介石喊了起来，同时挺起胸膛，扬起头，两眼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使人望而生畏。
“我夹在中间，两面受气，不如避一避好。”张治中仍然用先前那种平静的口气说。
“你不要走。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几个与我作对的人都在国外，你何必与他们同流合污。你等一等，我还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办。”
蒋介石攻占南京以后，要在大本营内筹办一个军训机构，名曰军事训练处，交给张治中办。张治中对军事教育素有志向，积有经验，于是答应下来。这个训练处，就是以后训练总监部的前身，分步、骑、炮、工、辎各科，负责编练新军和培养干部。不料他刚把这一个训练处组织完成，蒋就宣布下野了。
蒋介石离开南京的那一晚，张治中一直把蒋介石送到车站。“谢谢你的送别。”
蒋介石准备登车的时候，又返回身叮嘱张治中，“我先到上海，你没什么，还是留在南京好。”
张治中摇了摇头：“我不愿陷于这个纠纷，等我把训练处解散了，就到上海去找你。”
蒋介石擦了擦嘴，甩了一下手套，叫随从先上车，难过地说：“除了杀头，再流落异国他乡，政治失败，个人厄运，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能跟着我，难能可贵……拿着吧！”蒋介石随即从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
张治中没有接，行了个礼，带着几分高雅的气派，就像一艘逆风行驶的乌篷船那样侧着身走了。
８月１５日，蒋介石返回奉化时乘火车到杭州小住。事先侍从人员已电告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张静江命浙江省军事厅长蒋伯诚、保安处长竺鸣涛和保安团长、蒋母远房侄孙王世和（以后蒋介石派他谋杀了邓演达），负责接待保卫工作。蒋伯诚认为西湖畔的“澄庐”景色宜人，幽雅安静，又便于布防保卫，于是将蒋介石接来，先驱车到“楼外楼”茶馆洗尘，品尝西湖糖醋鱼，然后陪送蒋介石到“澄庐”。
蒋介石一进“澄庐”，环顾四周，欣然问道：“这座房子陈设布置蛮好，是谁家的？”
随传在旁的王世和答道：“听说是杨啸天（杨虎）的。”
“哦，是他的屋子。”蒋介石一反刚才满意的神色，脸一沉，对张静江说，“北伐军一进城，哪有这么多钞票买房子，我倒要问问他！”
杨虎从上海赶来杭州时，蒋介石正在张静江家吃午饭。他来到张静江寓所，蒋介石擦了擦嘴，招呼杨虎入座。
“啸天兄，你来了很好，我为借住你的别墅，特向你打个招呼。”蒋介石一边说，一边吃虾肉豆腐。开始讲话时他满脸带笑，渐渐地，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一口接着一口，吃得津津有味，问杨虎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杨虎吞吞吐吐。蒋介石笑了，用讥讽的口吻说：“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买下这样美轮美奂的房子！”
蒋介石犀利的目光直视着杨虎的脸，杨虎的脸上则活活显出卑怯的神态。
蒋介石让侍从给杨虎５０元钱：“我暂住一时，按月付房租给你。”
杨虎哪里敢接？他慢慢把自己的椅子从桌旁往后挪开，刚听到最后几句话，他连人带椅子向后一仰，便把椅子和脑袋都撞在墙壁上。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瘫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打起了圆场：“好了，闲话少谈，大家来多喝点，多吃点！”
以后，蒋介石每到杭州总住“澄庐”，杨虎不敢收钱，自己也不住，等于白白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在“澄庐”住下，每天游览西湖名胜，足迹遍于六桥三竺。
头一天，张静江、蒋伯诚和杭州市长周象贤都来陪游。还有他的大哥蒋锡候这时在杭州任海关监督，也来陪同游湖。张静江因腿脚不便，第二天就不来了。岳坟、玉泉、灵隐、天竺都去过，从三潭印月到蒋庄（蒋庄，原为廉南湖、吴芝瑛夫妇的别墅，名小万柳堂，后转售于南京人蒋氏）时，蒋锡侯诙谐地说：“到了我们自己的别墅了。”大家都笑了，便坐下吃茶。几天后，蒋介石就乘汽车到溪口去了。
雪窦寺蒋介石算命
到了溪口，蒋介石换上长袍便服，去东岙扫母亲王大夫人的墓。扫墓即毕，循着石板砌成的小路，直趋雪窦寺。雪窦寺是四明山区有名的古刹，群山万壑，有溪水两道，从山顶曲折而下，流到前面汇合成一荷花池。池边一峰横陈，恰似壑口一把大锁。这座古寺，建筑在两溪之间，面对着横峰妙高台。寺始建于东晋，寺内大小两株白果树，有四人合抱那样粗，传说是汉代遗留下来。当蒋氏兄弟二人和卫士走进大雄宝殿，一位和尚满面春风地迎出来，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欢迎！
欢迎！”这位大师叫大虚法师，是来雪窦寺讲经的，远近驰名。据说他精于星相，所言多奇中，但不轻易给人谈相，只有在他高兴之时，略谈几句，稍露即止，愈发高深莫测。和尚将蒋介石让到方丈室里就坐，蒋介石示意卫士不要入内，只留蒋锡侯和卫士大队长宓熙、排长李振福在室，听和尚讲经，小和尚送上茶点。
和尚一开口先奉承一番说：“总司令从广东出师以来，所向披靡，不到一年，即底定长江流域。”接着又说：“令堂的陵寝，是一道龙脉，宛如一尊弥陀佛，有印山、有明堂、左右环抱，真是天造地设，不久还要发达。”
和尚说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蒋介石听得入神，笑逐颜开。突然蒋介石轻轻摇了一下头，并且叹了一口气，投射出忧郁的目光：
“师父未免过奖了，我实在不敢当，我谈不上有什么功劳。我现在已是在野之人，不久就要出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