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２７日，南北两军在汀泗桥展开了激战。吴佩孚布置大刀队在阵前督战，下令退缩者一律在阵地处以极刑。吴佩孚以前就是用这种恐怖、残忍的办法来打败他的对手的。吴军在大刀队的督战下，进行了疯狂的抵抗，两军死伤均极重大，桥下积尸累累，几使河水为之断流。
吴佩孚在军阀圈里，可谓治军甚严、训练有素。自１９１７年护法战争后，吴氏便横行华中、华北，战无不胜，从未遇到过像北伐军这样的劲敌，尤其像叶挺独立团这样有惊人英勇气概的军队。吴佩孚的大刀队虽然在阵地前砍下九颗团营长血淋淋的人头，终无法将阵地保住。８月２７日当天上午１０时，北伐军占领了汀泗桥，敌二万余人全军覆没。
２９日蒋介石乘火车去咸宁，经过汀泗桥，惊叹不已，在日记中写道：但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乃知此次战斗之激烈！
汀泗桥大败后，吴佩孚惊恐万分。他调集三个师的精锐部队并亲自指挥，企图固守粤汉路上的另一个军事要隘贺胜桥。８月３０日晚上，邓演达、铁罗尼和叶挺率部攻下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逃往武汉，叶挺独立团兼程急进，直逼武昌城下。
郭沫若他们星夜兼程，足足跑了一星期，才在武昌城下赶上邓演达。
有一位肥胖而白皙的人，嘴上有八字胡须，头上戴着尖顶的京帽，穿着长衫和坎肩，坐在路轨上面。邓演达随手一指，告诉郭沫若：“那是咸宁县的伪知事。”
郭沫若问道：“把他带到前线上来是什么意思？”
邓演达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微笑说：“我们是要吓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还在替吴大帅办差，哪晓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有人担来了一桶饭，大家就蹲在铁轨路线上吃。附近的农民好奇地围上来。有些人特地送来了饭菜。其中有一位还请求发他一支枪，他要跟着去打仗。
正说着，轰隆响起一声大炮。农民像鸟雀一样惊散了。那位咸宁知事脸色吓得碧青，嘴唇乌紫，牙关在连连地打战。
邓演达听着随之而起的枪声，兴奋地说：“吓，敌人开城应战了！”铁罗尼尤其高兴：“郭同志，我们要进武昌城开午餐会啦！”
前进的军号响起来了，队伍逐次前进。敌人的炮接二连三地从他们头顶响过。
郭沫若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但看邓演达和铁罗尼，铁罗尼膝头受过伤，所以固有的骑兵式步法又添着一层颠簸的意思，像一只水鸭，但他的头部却丝毫也没有动颤。邓演达也照常把脖子昂在右边，把胸脯挺得直板板地走。他再回头看纪德甫和李德谟两人，他们也和他一样地炮声一响就缩一下脖子。他暗自叹息：“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３日拂晓２点多，向武昌城发起的总攻开始。城墙周围有照明灯火，城外地形平坦，敌人居高临下，攻城部队不易接近，接近了也无法攀登，伤亡很大。直到上午７时，攻城仍无进展，双方对峙着。
到了９点钟，仍不见邓演达和铁罗尼从火线下来。郭沫若就带着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和小队长周恩寿到前线去找。
他们在红墙围着的长春观，碰到团长叶挺。
“喂，赵子龙，怎样？”郭沫若向叶挺打着招呼，“择生（邓演达）是在里面吗？”
“我也在找他啦，里面连一个鬼影子也没有。”
“他该不是战死了吧？”
“不会的。我们今天清早一同踞在这里，隔着墙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他叫我去找陈师长，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转来便没看见了他。他和铁罗尼一道的。”
他们又分头去找。在路的左侧一座小花园的柴门口，郭沫若遇上了邓演达和铁罗尼。他们俩人坐在门槛上，护兵们立在他们前面，满脸倦容。铁罗尼的脸膛分外地黑，眼仁充着血。邓演达很不高兴地问郭沫若：
“你们来干么？”
“来看看前线上的情形，同时来找你们的，怕你们阵亡了呀。”
邓演达苦笑着。
胡公冕问那十名宣传员的去向，邓演达说：“那几位小家伙吓倒了，在关帝庙前面的一家人家里躲着不敢出来。死是不会死的，你们不要担心他们。他们到了晚上会爬出来的。”他又回过来问郭沫若：“你们走到了前面的哪儿？”
“到了长春观，遇着了叶挺。他进关帝庙去了。”
他硬着脖子偏着头点了几下，扁着的嘴边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今天是不会再有战事的，我们回去睡觉吧。”
他这样说着站起来，又用德文向铁罗尼说了一遍，铁罗尼也站了起来。
大家默默地走着归路。走过了洪山，在一个小村落遇上总司令部的一群人。其中有总司令蒋介石，军事顾问加伦，和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他们站着谈了一会儿，邓演达、铁罗尼又随总司令部的一伙人向前线走去，他们要到前敌司令部去开临时军事会议，研究攻城问题。
蒋介石有些急了，一开会，便右手叉在腰间，左手握成拳头，搁在桌子边缘，眼睛里全是红光，闪闪地向四面看，好像想找什么东西来咬一口似的。未及分析敌情，便下令：“武昌限于４８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
他这一说，会场便鸦雀无声，明知不能强攻，也不再陈述。
加伦顾问却说：“你就不计算敌人的固守和反攻吗？我看４８小时够呛。”
加伦将军身躯修长，平时沉默寡言，凡是发言，大都只从军事观点立论，极少涉及中国的政治问题。对战略战术常有独到之处。为此，蒋介石愿意采纳他的意见。
大体说来，当时俄国来华的顾问品质都很优良，诚实刻苦，不大说话。日常生活规规矩矩，稍有不慎，立刻便奉调回国（１９２７年加伦辗转回国后，一度任苏联远东军司令，后因军事机密为日本间谍所窃，被斯大林治以死罪。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之报告，想保其性命，乘孙科因外交问题以特使身份赴苏时，嘱其转达斯大林，请派加伦将军至中国做他的私人顾问。斯大林告诉孙，加伦已被枪决）。
“那就再推迟一天。”蒋介石又发布悬赏攻城的命令，“最先登上城垣的部队赏３万元，官长２００元，士兵１００元！”
９月５日凌晨３时，北伐军开始进攻武昌城。战士搭竹梯爬城，虽个个奋勇，无奈城高且坚，敌人居高临下，炮火甚烈，北伐军战士伤亡惨重。这时，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误以为独立团已攻进城内，想捞个头功，谎报该师奋勇队已在鸡鸣前从武胜门附近进城了。结果增援部队遭遇炮击。邓演达正在武昌城下督战，一颗子弹打来，正打中了他所骑的马的脑壳。那子弹先从邓演达的左胁穿过，军服的袖子穿了一个洞。邓演达没伤着，马却顿时倒下了。他立即把总政治部宣传大队的文强拉到身边，对他说：“城内的敌人居高临下，什么都看得清楚，千万不要暴露目标！”铁罗尼的马也被打死。
清早，邓演达、铁罗尼等退回长春观。长春观是丘陵顶上一座庙宇，四周有红墙围着。那儿的地势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同一水平上，和城墙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的样子，他们就躲在土墙背后，用驳壳枪和城上的敌人对射。敌人知道这边有人埋伏，就用机关枪对准扫射，弹如雨点。只要一伸头打几枪，就会迎来一阵弹雨。最后一次是共产党员纪德甫把头伸出去探着外面的形势，正回过头来向坐在墙脚下的邓演达和铁罗尼报告的时候，突然中了敌弹，邓演达赶紧把他扶着，顺势把他卧放在地上。“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纪德甫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便没有声息了。邓演达抱着他的遗体，含泪而泣，接着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封信，让他的护兵杨升送给留在南湖的郭沫若。信上写道：
沫若同志：
攻城计划仍为水泡，敌人尚在顽强抵抗。德甫同志于今晨正７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哀痛至极。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ＹｅｎｄａＤｅｎ
７时４０分于长春观
这时蒋介石也感到强攻无望，改为围攻。并任命邓演达为攻城司令，指挥第四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围攻武昌城，９月１４日开始对武昌城进行封锁。
一天，邓演达拉上来武汉汇报工作的包惠僧，到南湖去视察攻城部队的情况。
他们坐上汽车，在清芬二马路下车，步行到龙王庙江边上，坐上小火轮沿江北岸到武昌望山门外的南湖。船过龟山头晴川阁下，正是江身窄处，武昌城墙上敌人的守望哨没精打采地在走动，将小火轮看得一清二楚。包惠僧对邓演达笑着说：“如果敌人对我们开火，我们这只小火轮必然被打沉，你是攻城军的工兵司令，倒是死得其所，我怎么算呢？将来烈士祠中不好安我的座位了。”
邓演达说：“这样的危险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以前是绕道龟山北麓到鹦鹉洲江边渡江，最近敌人差不多是弹尽粮绝，可能一二天内有和谈代表出来，如果有危险，我也不会拉你来。”
包惠僧笑了。
邓演达又告诉他：“周恩来同志的弟弟周恩寿在武昌攻城战开始不久，同我在洪山北麓督战，他同我并马站在高坡上，周恩寿中弹受伤，还在汉口同济医院治疗中，我的马也被打伤，从马上跌了下来。”他说得兴奋起来：“子弹头上有眼睛，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左）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武昌城下督战。
该挨打，谁不该挨打，好像是有数存焉，我在洪山作战这样的事，不只碰着一次两次，我都是履险如夷。不过前年有个江湖术士，据说相看得很灵，他说我３９岁要死于战场，我不信，我也不怕死于战场。”
包惠僧顺着他的话头说：
“相传无论何人，逢九不利：岳飞是３９岁死的，胡林翼是４９周岁死的，周瑜是２９周岁死的。”
邓演达头一歪，淡淡一笑：
“人生总有一死，如何死法，也是碰机会，不过我愿意战死沙场，不愿意像岳飞那样死。”（五年以后他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中山陵园的梅花山下，他同岳飞的死法差不多是一样，死难时刚刚３６岁……）
９月下旬，蒋介石去南昌指挥作战。邓演达就指挥部队挖三条地道通到城下。北伐军从广东派出飞机，飞到武昌城上空，投过两次手榴弹和宣传品。负隅死守的敌人被围困了二十多天，城内二十多万居民已发生了严重的恐慌。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的都有，敌军就是不放饥民出城。城内的敌兵一天也只能吃到一两碗稀粥，城上的士兵常常向城下的北伐军要东西吃，要烟抽，已经丧失了斗志。经过多次往返谈判，因守城司令刘玉春不愿收编，谈判陷入僵局。但是邓演达允许居民出城，并指定１０月７、８日两天，居民可走出汉阳门。
就在刘玉春不愿收编时，困守武昌城的河南第三师师长吴俊卿派人带信混在居民中出城，与邓演达接洽向北伐军投诚，约定在１０月１０日里应外合，把保安门、中和门、宾阳门打开，迎接北伐军入城，口令为“贺团长”，颈缠毛巾以资识别。
策划停妥，邓演达下令：“１０月１０日拂晓前，把主力集结于上述三个城门外附近的地区，以便进城解决不投诚的敌军；留一部分人马固守阵地，防止敌人四处流窜。”
部署既定，叶挺独立团首先在通湘门附近架起云梯越过城墙，分兵三路向蛇山方向猛攻。晨２时３０分，敌军贺兑庭团果然把三个城门打开，第十师、第二十师相继入城。各部队与不愿投降的敌军展开巷战，到中午时分，枪声停息，抗拒的敌人全部缴械，所有俘虏官兵在街上集合，一队队带出城外。刘玉春也被活捉。
下城之后，邓演达去洗澡，觉得肋下又痒又疼，始行一看，被子弹擦过的肋部已经腐烂……
北伐军在湖北作战时，孙传芳以为北伐军战线已拉长，“剪长绳”的时机已经到来，即把五省军队组成五个方面军，陆续调入江西。北伐军为平定江西，于９月上旬乘孙部尚未集结完毕之时，即令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及第一、第五军各一部和独立第一师向赣西、赣北、赣南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二十余县和赣南重镇赣州。
９月１９日，第一次攻占南昌失败后，蒋介石率总部亲临江西前线督战。１０月４日，蒋下达第二次围攻南昌的总攻击令，且亲至南门口督战，强行指挥架设云梯登城，结果，数百人全部从城墙上掉下牺牲。１２日晚，南昌城防司令岳思寅又组织三百余人的敢死队偷袭北伐军，北伐军秩序大乱，自相践踏，急得在阵地上的蒋介石拉着白崇禧的手乱摇，连说：“怎么办？怎么办？”１４日，下令撤围，蒋介石回到南昌附近的牛行车站总指挥部。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山坡蒙上了一片灰暗的黄昏的阴影。
蒋介石把蒋纬国叫来，坐在膝上，望着青山，长吁短叹。参谋长白崇禧过来，邀蒋介石去周围山上散散心。
两人一前一后朝山上走，随从副官江志航和卫士们跟在后面。当炮火临近时，老百姓已逃避一空，见不到什么人，只有一座小庙孤零零地耸立山坡。蒋介石平常信佛，见庙总要拜一拜。于是便径直走进小庙。
庙不大，斑驳的青砖粉墙足能代表它的历史。中间有个跪拜的高阁，案上香火缭绕。他们刚一进庙，便从一墙之隔走出一个老和尚，大约是住持。他看见蒋、白带着卫士，显然是高级军官，便上前打招呼，合掌念阿弥陀佛。
因为是关帝庙，有签可求。蒋介石看见香火几案上放着一个签筒，便走上前去，刚想抽，又胆怯起来，叫白崇禧先抽，白崇禧默默抽出一支竹签，随手递给老和尚。
老和尚接过来看了，递给蒋看。蒋看了不得其解，便请老和尚破解。老和尚看了一眼白崇禧高高的额骨，称赞他有“昭烈帝之威，卧龙之气”。又说他的左眼大象征雄风，右眼小说明他有心机，将来肯定是问鼎中华的人物。白崇禧听后怕引起蒋介石的忌恨，忙请蒋介石抽上一签。
和尚一持银须，问：“你问什么事？”
蒋介石弯着身子，看了白崇禧一眼，说：“问战事的胜败如何？”
和尚闭目持须，不肯言语。
蒋介石握紧了拳头，公鸡发威似地全身紧张起来，使所有的肌肉都变得像铁一般。他着急地问：“不好吗？”
和尚睁开了眼：“战事倒是大吉大利。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取，即预防剪刀叉。”
“剪刀叉？”
“对。要防止切断后路。”
蒋介石和白崇禧面面相觑。随后叫随从副官给老和尚二百元纸币。
回到宿营地，两人坐下，默默无言。白崇禧打了个哈欠：“睡吧，别费神了。”
蒋介石握紧了军刀，眼瞪得雪亮，对白崇禧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你打电话给预备队，再调来两个团，靠近总司令部。”
第二天夜里十一二点钟，蒋介石刚刚走进陈洁如房间，脱衣躺下，就听得外面枪声大作，喊声震天。蒋介石急忙披衣坐起。等到枪声渐渐稀拉落，他来到总司令部参谋室。白崇禧正在审问一名被俘的团长。
“你们是哪个部队？”
“守城的孙传芳部卢香亭师。”
“从哪出来？”
“地下隧道爬出来的。”
“爬出来的企图是什么？”
“是企图切断后路……”
蒋介石暗自一惊：神明果然灵验！如果不是抽调了两个团，两个卫士队岂能抵挡一师人的偷袭？他急忙叫来军需处长俞飞鹏，赶快派人给老和尚送钱，及早整修庙宇，保佑北伐节节胜利……第二次围攻南昌失败后，苏联顾问加伦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场，起草命令经翻译后由蒋签署，实施先扫外围，削其实力，后取南昌的作战方针，于１１月８日克复南昌。９日，蒋进入南昌。
一群华服的客人云集在一间轩敞的客厅里。今天晚上是北伐军总司令宴请南昌各界绅士。客人里面除了北伐军的年轻军官，乡绅们须发斑白的老者居多。蒋介石为了感谢神灵，特地在客厅一角燃起了香炉，供起了关帝爷的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