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蒋先云和贺衷寒的争斗了。他们分别是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巧的是这两个人都来自湖南，都有一股辣椒的火气。连两个人的别号都是一种象征：蒋先云别号巫山；贺衷寒别号君山。真是两个人可以相见，两座“山”搬不到一起。两个人个头差不多，都是一双大眼睛，只是蒋先云脸稍长，贺衷寒脸偏圆。入黄埔前，两人在湖南都有些名气。五四运动时，蒋先云是湘南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贺衷寒是武昌湖南旅鄂中学的学生领袖。１９２１年，两人都有过辉煌：蒋先云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委派到安源煤矿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煤矿大罢工，后来又领导了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因遭反动当局通缉，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贺衷寒在１９２０年秋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１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因其不服从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的领导，回国后被开除团籍。此后在武昌教中学，办了个“人民通讯社”，不久被北洋军阀封闭，后来考入黄埔军校，跟蒋先云都编在学生第一队。开始两人关系还不错，在学生中很有威望，被人称为“黄埔三杰”（另一人是陈赓）。周恩来到校时，第一期学生正好毕业，蒋先云任教导一团连党代表，贺衷寒则在周恩来手下任政治部上尉秘书。１９２５年１月，蒋先云和贺衷寒等四人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但贺衷寒很快闹起了独立。同年４月，他发起成立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从此两人水火不容。蒋介石一直视这两人为奇才，但政治色彩的天平渐渐倾向了贺衷寒，使贺衷寒在官衔上总要稍稍高于蒋先云。但周恩来更看重蒋先云，常常指导蒋先云编辑出版《中国军人》杂志，发展会员。他要求青年联合会的主要成员蒋先云、李之龙等，斗争要讲究策略，要以自己的宣言和行动团结更多的学员，不要纠缠小事；他也找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谈话，要求他们以打倒军阀推翻封建为宗旨，不要在军校制造事端。当时也有一些学员如杜聿明等在组织上不介入任何一派，他们对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始终怀有敬意，这种情感一直伴随他们一生。
甚至几个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将领也颇有同感。
与陈赓一同入校的同乡、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回忆道：“及至１１月间周恩来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情形就完全改观了。周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的循循善诱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
报考黄埔军校一期落选，由警卫军讲武堂并入黄埔第二期步兵科的王大文也说：
“我进入黄埔第二期后，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讲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应该怎样进行革命……周恩来主任那时还是青年，英俊严肃，穿着军装，双目炯炯有神；讲话时声调铿锵，配以有力的手势；讲话内容深入浅出，并饶有风趣，我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曾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前线指挥所中将代参谋长的黄埔四期生文强讲得更加详细，颇为动情：
“周恩来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认为他是一位高级的政治教官。说来也奇怪，学生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爱，是打破了左右派的界限的。我在政治科上大课时，听到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讲演，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国内外革命形势分析》这样的题目。这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人人爱听。难得的是每次都有新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他的讲课博而能约，条理清晰，易于笔记，也容易背诵。他登台讲演时，带队的官长们，肃立一旁静听，一听到底，并不来来去去的走动。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定安、周劲军之类狂徒，对他也是折服的。我记得蒋作舟区队长向我谈过，他说周主任的讲演最能感动人，连李定安每次都必到静听，听后还找学生中笔记记得好的去抄录起来。我希望周主任多多来讲演，化敌为友，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当年对周恩来同志的每一次讲演都写有笔记保存在我妻子手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竟失散焚毁了，多少遗憾！”
周恩来的策略是现时不要去触动两个群众组织，对右派学生要多做争取工作。
但陈独秀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让张国焘向陈延年转达他的意见：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
“老头子糊涂了。”陈延年说的“老头子”是指父亲陈独秀。再加上弟弟陈乔年，这父子三人构成了一个传奇的革命家庭。但这三人之间对于革命的理解常有分歧。陈延年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成立较早而又合法的组织，而孙文学会却是未经许可新成立的右派组织，如果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
“这是你父亲的意思。”张国焘对陈延年的态度很不高兴。
“我要向革命负责。”陈延年说话声音很低，“这件事要等恩来从黄埔回来，才能决定。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对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蒋提出自理办法较为妥当。”
周恩来回来后，解下压在肩上的武装带，听陈延年在说：“孙文主义学会气焰如此高涨，背后似有蒋校长的支持。”
周恩来肯定地说：“是的，但在蒋介石背后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戴季陶。”
张国焘有些奇怪：“你不是顶替了戴季陶的位置，他已经去了上海，怎么他能是蒋介石的后台呢？”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右派中最危险的家伙就是戴季陶。他也打着孙中山的旗号，但他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他的‘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从广东讲到上海，他人虽然离开了黄埔，孙文主义学会还是把他奉为旗帜。所以我们应该批驳戴季陶的学说，才能使盲从的学生猛醒。”
张国焘答应回去跟陈独秀再商议一下。
孙中山离开广州成为永诀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３日，一千多名军校学员和教官，由蒋介石率领，站在永丰舰的甲板上，欢送孙中山夫妇北上。堤岸上站满了人，广州所有的权贵人物几乎都来了。
还有几千位其他各行各业的代表。蒋介石悄声问站在身边的陈洁如：
“你看这里有多少人？”
陈洁如朝四周一望，估摸着：“我想大概有十万人。”
“至少有这些。可能还要多。”
孙中山和宋庆龄登上炮舰后，汽笛长鸣一声，永丰号缓缓驶离码头，沿江下行。
岸上的人们手舞各色小旗，向大元帅致意。炮舰驶向黄埔，停泊在军校操场岸边。
孙中山和宋庆龄下舰后，来到蒋介石的居室，稍事休息，便去检阅学员。然后去不远处的鱼珠炮台察看构筑的工事。在返校途中，孙中山对蒋介石说：
“我此去北京，不敢说何时可以回来。但是，我希望这次我国的统一得以实现。
我亲见本校的良好精神，感觉高兴。我知道本校将推进我的革命事业。纵使我离开人世，我的灵魂亦将可安息了。”
蒋介石听到孙中山多少有些伤感的话，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肯出声。
随行的鲍罗廷说道：“先生，我刚才收到莫斯科来电，我国政府邀请您于访问北京后，转赴苏联访问。”
“我在北京停留时间长短如何，尚不能确定，”孙中山双手交叉在肝部，回答，“请你代我向贵国政府表达谢忱，并转告一俟我抵达北京后，再与贵方商谈此事。”
回到学校，孙中山走进会议室，开始开会。他一直担心商团在他走后，可能联合其他军阀，死灰复燃，向革命政府和军校进攻，他特别关照握有实力被人称作“活菩萨”的刘震寰将军：
“我要再向你说一次，请你依照我的指示，明天就去云南，去请唐继尧省长拍发一通电给我，电报中要表示他对我和广州效忠。这通电极为重要，因为它可给予我所需要的威望，并且我手中有了他的电报，就可以拿它给北方军阀们看，这就提高了我在国民会议中发言的力量。它将表示云南省也坚定地支持我。”
“领袖，你放心，我将遵照您的愿望执行。”刘震寰胸脯朝下低了低，顺从地答道，“唐省长还欠我一个大人情哩。因为有一次我曾救了他的性命。因此，我敢说当我向他提出这个要求时，他不会拒绝。”
“好，”孙中山脸上有了笑意，“我不会忘记你的忠诚。你曾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将陈炯明赶出广州，而现在你又协助我提高我的声望。”他伸出手，感激地和刘震寰握了握。
鲍罗廷在一旁听着，发出很大声响清着喉咙，表示他不相信刘震寰那一番大话。
蒋介石也半信半疑。他想说几句，可一摸鼻子，满手是血。蒋介石急忙回到卧室，让陈洁如给他止住血。血出得很多，陈洁如吓得脸色苍白。她让蒋介石仰卧在床上，给他敷上几条冰冷的湿毛巾，仍然无效。蒋介石一甩手，呼地坐起来，将两个纸团硬塞进鼻孔，又返回会议室。送走孙中山以后，校医跑来给蒋介石看鼻子。
校医也无能为力，建议送医院。
“我不要去医院，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蒋介石发出尖锐刺耳的抗议。但他还是被陈洁如叫来的救护车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鼻衄症。这是由一种小肿块造成的。
用药一小时候后，血止住了。蒋介石因为流了很多血，感觉身体虚弱，闭上眼睛，躺在床上，满面愁容。陈洁如准备回家，第二天再来。
“你必须留在这里陪我！”蒋介石固执地坚持。护士只好答应，给陈洁如搬来一张帆布行军床。蒋介石喝了点橘汁，安静下来。
第三天，蒋介石回到军校。他看见许多墙上贴着列宁的画像，便动了肝火。他喊住一个想避开他的士兵，厉声问道：“你背一遍《刑法条例》。”
士兵支支吾吾背了几句，急得直搔头。
“跟上级长官谈话的时候，应该立正！”
士兵又歪着身子从裤口袋摸出一张纸，照着念起来。
“别念了！连几句最要紧的话都记不住。去，跟你们班长说，禁闭五小时！”
过了一会儿，那个士兵的连长跑来求情。蒋介石毫不松口：“你要让士兵明白，打他们，骂他们，不比外来人欺侮他，这好比家里先生希望学生好，不对的地方不惜痛骂痛责。所谓严师出高徒，如其师父不严，一定不会有好的徒弟学出来。官长严肃，就是要他们本事好。”
蒋介石又来到政治部，对周恩来发表了一通议论：“现在中国的假革命党简直是坏极，今天做革命党明天就做反对党。比方陈炯明，比较还是一个热烈的人，他对于主义讲起来不算不明白，但是一到了权利关头，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禄，马上就造起反来，还要谋杀领袖，什么主义道德，统统都抹煞了，这是何等令人心寒的事。……从前我未到俄国以前，以为俄国同志对于列宁这样信仰，恐怕对于他的主义会发生危险，后来到俄国一看，才知道列宁实在可以受党员的信仰，同时也知道他的同志对于他的思想行动，监督也是很厉害的，就令他发生帝制思想也不可能，因为俄国共产党一般的党员和他的人民都是很明了主义的。你们到处张贴列宁的像很好，中国需要列宁这样的权威。现在政治部的活动开展起来了，很好，但最主要的要士兵会打仗，不怕死。《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看过了吗？要印得美观点，发给每个人……”
黄埔军校政治部办公场景
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对国共合作一年来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大会决定对国民党右派“从事不妥协的斗争。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蒋介石既然以中间偏左的面目出现，周恩来的态度当然就是“赞助”。
在会上，周恩来认识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高君宇。两人一见如故，时常攀谈至深夜。高君宇性格开朗，把他正在热恋女作家石评梅的事也端了出来。周恩来也把他和邓颖超通信恋爱的事告诉高君宇。周恩来说着皱起眉头：“奇怪，我去了好几封信，一封也不见她回。你看会出什么问题？”
高君宇马上说：“这好办。我回北京时，到天津下车去看看。”
“我写封信，你带给她，当面交给她。”
高君宇回北京时果然在天津下车，邓颖超一看信，惊奇地问：“他说给我写了好几封信，我怎么一封也没有收到？”
高君宇想了一下：“对了，他好像说是寄给马千里转给你的，你可以去问问马校长。”
“谢谢你做我们的红娘！”邓颖超送走高君宇之后，跑到马千里那里一问。马千里也糊涂了，急忙拉开抽屉乱翻。一会儿抱出一捧：“在这儿，在这儿！怪我一时忙糊涂了，不碍事吧！”
“不碍事，不碍事！”邓颖超接过信，一数有十多封，心怦怦跳着跑回宿舍。
高君宇替他俩接上了线，可惜的是，仅过了两个月，高君宇却因病去世了。
他还没来得及得到石评梅的爱情。谁也没有想到年仅２６岁的石评梅也在三年之后，郁郁而终。这对情人才如愿以偿——他俩的墓都安葬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周恩来和邓颖超去凭吊过多次。在这期间，孙中山夫妇乘坐的北岭号海轮到达天津美昌码头。邓颖超和马千里等十位被推举的代表，上船欢迎孙中山。孙中山的肝病加重，显得消瘦、疲倦、苍老。他仍打起精神，吃力地向欢迎的人们挥着博士帽。寒风吹拂着他秋霜似的鬓发，不少人止不住热泪盈眶……两天之后——１２月６日，马千里、邓颖超等十位天津代表又前往张园慰问孙中山。孙中山已无力接见了，只好由汪精卫出来接待。７日，孙中山卧病不起，到了北京，病情便一天天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