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帅孙中山寄希望于黄埔新军。蒋介石与毛泽东都为此事在上海忙碌过。毛泽东不曾料想，当年蒋介石这个孙中山的信徒，日后会走向革命的反面；而蒋介石大概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一介书生，竟将他赶到一片孤岛。
乱世为青年军人提供舞台
孙中山赏识的年轻人，其中有个叫钱大钧。后来他成了国民党重要将领，因其贪财，有人将钱大钧的“钧”字改为“钩”字，把钱大钧讽之为“钩大钱”。不过年少时，他倒也一腔热血。他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的一个商人家庭。４岁时，因其父经营小商业破产，全家迁往苏州。１０岁时被其父送入英华学校学习，后转学到新创立的初等小学堂。两年后，他考入长洲高等小学，学习一直名列前茅，成为老师喜爱的学生。
１５岁时父亲去世，他随二兄到上海。由于不愿习商，又返回苏州。两年后，母亲又去世，家境更加贫寒。在姐姐的资助下，他专心学问，兼志武功。１９０９年，因成绩优异而被保送江苏陆军小学，录取为第四期学员。辛亥革命爆发后，江苏陆小停办，他即去上海参加学生军，投身于反清斗争。当时上海革命党人钮永建在淞江军政分府创办了一所淞军干部学校，钱与蔡熙盛、薛炼等一起进入该校学习。半年后毕业，被派到弁目队当班长。不久，江苏陆小复学，他又回校重新就学，半年毕业，回淞军任别动队排长。孙中山“二次革命”时，江西的李烈钧和南京的黄兴出兵讨伐袁世凯，钱大钧随淞江钮永建组织的学生军和敢死队攻克上海郊区龙华，进而攻打上海制造局（现为江南造船厂）。失利后，退到吴淞、嘉定一带，遂解散。他只身赴沪，因袁世凯派兵追捕，只好从上海潜回老家正仪乡，在同村姜白苟的破屋内躲藏起来。第二天清早，两人同去正仪，到一家姓周的小茶馆借钱。这是一门远亲，加上穷，一时拿不出多少钱来。正在喝早茶的常客朱天化见此情景，慷慨解囊。钱大钧得到朱的帮助，又去找钮永建。１９１４年，被钮介绍到日本。
这年２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创办了政法学校。初期只设政治、经济两科，开学不久，学生已达３００多人，乃于９月间增设法律专修科。此外设有日语专修科。与此同时，以黄兴为主体设立的“浩然庐”于东京大森实施革命的军事教育。这所学校设在当时的东京府荏原郡（现大田区）入新井村，由日本陆军预备役骑兵上尉青柳胜敏主持，学生有７９人。钱大钧就是进的这所学校，蒋介石也曾在此就学。袁世凯唯恐其成为“暗杀学校”，通过外交关系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予以解散的要求。这年６月２８日，有学生赵宇臣等在千叶警察署对面的旅社松叶馆制造炸弹，发生爆炸事故，浩然学社被日本政府于同年８月封闭。在这里他认识了亡命日本的孙中山——至于蒋介石，他在上海攻打制造局时已有耳闻。蒋介石与何应钦都在陈其美手下共事，何应钦还是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堂的同窗。
孙中山筹备的中华革命党，于７月８日在东京住地精养轩开成立大会。３００多党徒中有钱大钧与蒋介石。当天到会的有２０５人，精养轩会场入口处门扉紧闭，门外站有两人担任稽察，戒备森严。凡到会者须经逐一检查，胸前佩有徽章，才准进入会场。
“中华民国，将来要怎样才能够在世界上站得起来，必须和同志诸君共同研究。”
孙中山讲话的声调不高，可脸上的庄严肃穆和轻轻挥动的手臂，却强烈感染着与会者，他的演说在大厅里发出嗡嗡的回声，“然而，事又必须等待，不可一意追求，倘使徒知汲汲于迅立事功，则必然会失之于轻率；希望大家暂且隐忍，等待时机，决不可轻举妄动。”
会后，孙中山将蒋介石、钱大钧等年轻人留下。
回到寓所，蒋介石若有所思地对钱大钧说：“你真幸运，一来就与孙先生谈话。
我是２１岁入党的，直到２７岁他才对我单独召见。这是什么道理？”蒋介石自问自答：“这是先生在了解我、砥砺我、培育我的德意……”
钱大钧望着眼前这位新结识的朋友：他眼睛大而有神，反应灵敏，身体不很健康，学名蒋志清。钱大钧却身材修长，一贯沉默寡言，显出一种谦恭风度。他平时服装整洁，注意军人风纪。所以蒋介石很愿意同他交往。
钱大钧试探着问：“咱们结拜兄弟吧！”
“不行。”蒋介石埋下脸，缓缓解释道，“若要结拜，我长你六岁，理应为兄。
为兄者一贫如洗，让我拿什么纳你为弟呢。”
“君子之交淡如水，”钱大钧不肯罢休，“只要同心同德，日后有个照应，别无所求。”
蒋介石只是笑了笑，还是不肯答应。其实在这之前，他已与陈其美、黄郛结拜过兄弟，还要与张群、戴季陶、张静江、黄金荣等换帖子。但他的原则是拜老不拜少，拜大不拜小，拜小必是富，不富也有势。他发迹以后与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等拜把子，大都如此。当时钱大钧官不过排长，而蒋介石跟随沪军都督、仁兄陈其美进进出出，佩戴的已是少将军衔了。
蒋介石告诉钱大钧，孙中山已派他去东北三省。“我在同志中也还是晚辈，咱们虽不结拜也是兄弟，今后有事只管找我。”临分手时，蒋介石又宽慰了钱大钧几句。钱大钧郁郁寡欢，扣着手套上的纽扣走了出来。
这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出兵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盘。中国留日学生愤而归国从军，抵御外敌。钱大钧也于同年年底回国，应召赴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１９１５年袁世凯称帝，钱大钧极为愤慨，在校不断发表演讲，并联合同志，积极倒袁。袁世凯则不断派兵镇压，到处搜捕革命党人。钱大钧被湖北都督王占元怀疑，无法留在武汉，于是秘密转到上海，先在《时事新报》担任日文翻译；一个月后，钮永建在淞江重建旧部，他赴淞江，帮助钮组建新军，来往于上海及附近地区，配合蔡锷等在云南发动的“护国运动”。１９１６年袁世凯死后，钱大钧重返二预校学习。同年１２月毕业，升入保定军校第六期炮科。第二年，他以优异成绩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在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炮兵科深造。１９１９年６月，钱大钧毕业后返回保定军校任第八期第四队分队长。
在第八期以前，军校历来是按各兵科编队，分别训练教育的。第八期对学生编队做了一次改革。第一是编成混合队，队长由少校提为中校级。生活管理和一般军事教程课都按混合队进行，在各兵科训练时再分开进行。
在第一阶段训练中，学员陈诚感受最深的是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的区队长们，钱大钧就是一个。他在日本看到的军事教育训练，对照国内情况，常常大声疾呼：
“我们看到日本的情况，对国内的军事教育非常恐慌，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当然也有些教官不以为然。兵器教官叶秉甲，因为改制后由中校降为少校，心怀不满，讲课时敷衍塞责，学生们对他很反感。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当时山西督军阎锡山同班，而阎的学业较差。叶就借此嘲笑成绩不好的同学：“阎锡山功课不好能当督军，你比他还差，将来能当大总统了。”一时传为笑话。
到了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一起，军校的太平日子被打破了。
直系的残兵到保定后，占用军校校舍为收容营房。这些官兵被欠饷数月，发生哗变，将军校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房。军校只好停办。陈诚他们流落京城，组成一个复校同学会，奔走呼吁复校，但没起什么作用。工兵队同学张煦光异想天开，穿上军校的军官服，拉着一辆人力车，在北京大街大呼招揽乘客，被各家报馆以“军官学生拉洋车”为题大加渲染，轰动一时。在此兵荒马乱之际，陈诚去广东投粤军一师三团，他景仰孙中山的革命，１９２０年，他加入国民党。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停课一年多的保定军校复课，他又回校学习。军校再开学时，已伤了元气，老教官纷纷离校，剩下的教官许多不称职。兵器教官徐廷彦，上课时不讲课，专在黑板上写笔记。
学生就编了一首顺口溜讽刺他：“兵器教官徐大眼，一上讲堂三不管。粉笔用了七八根，笔记写了几黑板。”学生对官长有时也不敬。辎重教务长赵协章，身短粗胖，外号“臼炮”。这位“臼炮”性情和善，行动迟缓，有的同学欺负他老实，见他老远走来，故意逗他：“臼炮老丈人！”气得他手脚乱颤地骂：“我有闺女也不嫁你这个调皮学生！”
孙中山为了重建革命政权，于１９２１年４月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被选为非常大总统。身在北方的钱大钧，把广州看成是革命的根据地，从思想到行动都倾向于革命，引起军阀的怀疑。他只好辞去炮兵队队长的职务，毅然前往广州，投入粤军。
１９２２年春，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京汉线上摆开战场，保定是直军大本营，集结重兵征发粮草车辆，情况很紧张。军校大有复蹈第一次浩劫的危险。第八期学生便在６月下旬草草毕业。陈诚被分配到驻绍兴的浙江陆军第二师第三旅第六团三连见习。当时浙江军政大权操在夏超手里，他虽是青田万阜乡人，但与陈诚家素不相识，也不照顾，只给陈诚个排长职。陈诚个子又矮，又备受同乡长官章培等人的奚落，现实让他再一次陷入困境。那时杜志远的儿子杜伟，在第二师任少校副官，常与陈诚往来。在闲谈中，知道陈诚很苦闷，希望亲友帮忙找出路。
这时，八期同班的班长邓鸣汉任职建国粤军，一再来信邀陈诚去广州。陈诚本来就讨厌夏超的为人和对他的冷遇，便决意去了广州。
南下广州的钱大钧在粤军第一师邓铿部任少校参谋，供职一年，先后参加了西江战役、赣州战役和讨伐沈鸿英、林虎之役。由于这些战役所有的计划与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因而深得邓铿的信赖，１９２３年升任中校参谋。
这时，由日本毕业回国的何应钦，被黔军总司令王文华邀回贵州相助，并将其妹妹嫁给何应钦，委任何应钦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和少年贵州学校校长。后任黔军第五旅旅长兼贵州警务处处长、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由此名声渐起，崭露头角，成为贵州新派中的核心人物。何应钦的家乡贵州兴义县，以刘、王、何三大家族最为显赫。在刘氏家族的提挈培植下，他们的姻亲以王文华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何氏家族，先后崛起，在１８世纪５０年代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近百年里，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中，相继出现了不少对贵州乃至全国军事、政治有重大影响的显要人物。但是随着王文华在沪被刺，新派失势，何应钦也离黔经滇出亡广州。在此他与钱大钧共事。钱、何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日后能在军界升迁，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何应钦去昆明时也被刺。
那天，他和一位朋友在三牌坊华丰茶楼吃茶。一伙计请他到楼底浴室沐浴。约半小时，楼下传出一声枪响，过了六七秒钟，又连响三声。茶客顿时大乱，纷纷向楼下跑去。只见何应钦踉跄登楼，仓皇失色，急遽到雅座中，闭目仰睡靠椅。几个胆大的近前一看，何应钦左胸前的黑缎狐皮褂中有一灼焦小洞，尚缕缕冒烟，楼板上有斑斑滴血。不多时，宪兵来了，将何应钦背下楼，乘车离去。后经一法国医生治疗，才免于一死。以后才查清，是因为何应钦在广州搞复黔运动，被原贵州督军刘显世派人行刺。何应钦不敢在昆明久留，去上海过寓公生活。
陈诚也出了危险。１９２３年３月，陈诚任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中尉副官，团长是邓演达，营长为严重，分别为保定六、五两期学生，在军中威信都较高，也赏识陈诚的才华。４月，陈诚调任上尉连长，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事宜。５月，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不幸胸部中弹受伤，在医院治疗。
当时蒋介石正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正好因公来肇庆，乘便到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颇为赞赏，这是他俩的第一次结识。
孙中山一生逆境
邓演达像沙漠里一棵孤独的树。
陈炯明叛变消息传来，粤军第一师处境十分困难，第一团团长谢毅和第三团团长陈修爵被陈炯明收买，公开表示拥护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第二团团长徐汉臣态度暧昧，第四团团长陈铭枢看陈炯明势力大，也犹豫不决，不愿公开表态；只有第一师工兵营长邓演达、独立营营长郭学云和其他团的几个营长，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无奈军力不足。为避免两种势力火拼，邓演达和参谋长李济深等人商议，把第一师拉出粤军行列，转入东江龙川一带，等待时机。陈炯明窃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以后，又以粤军总司令的身份，于１９２２年８月，把第一师从东江龙川、河源调到西江肇庆驻防，以便分化、瓦解、改编第一师。
邓演达真是满腹疑团：怎么办呢？他沉默寡言，入夜后时常独自一人望着窗外，盘算着那群山背后等待着他的命运。这时群山的轮廓正映照在深蓝转向漆黑的天幕上。
几天之后，他失踪了。
他出现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的寓所。孙中山是８月９日下午从永丰舰脱险，离穗经香港来到上海。
孙中山和宋庆龄请邓演达坐下。
邓演达挨着沙发坐下，鬓角火辣辣发烫，心怦怦乱跳，眼里涌出了泪花。去年１２月，邓演达曾到桂林桂王府北伐军大本营晋见孙中山，并担任大本营的警卫工作。由于他对革命忠勇奋发，深得孙中山的嘉许。
而孙中山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他沉重的脚步踩得地板有些颤动，动了动嘴唇说道：“中国的新气象都寄托在你们第一师了！”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孙中山指示对粤军进行整编，特派粤军参谋长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并兼任师长，作为革命武力的基础，并为其他部队作示范。邓铿接受使命后，多方聚集有朝气的军官和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为骨干。邓铿与邓演达的父亲邓镜仁熟识，知道邓演达人品和才能出众，特调他为师部少校编练参谋兼任军官教育班班主任，分批轮训下级军官，成绩显着。邓铿还派邓演达兼任步兵独立营营长，这个营经过严格训练，成为第一师的模范部队。邓演达无形中成为第一师核心人物之一。这支队伍后来发展成为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涌现出不少杰出将领，如叶挺、叶剑英；革命军人李济深、李章达、陈铭枢、蒋光鼐、李洁之等，都是粤军第一师的骨干；国民党将领张发奎、余汉谋、陈济棠、陈诚等，也出身于第一师，他们都和邓演达有较深的关系。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却难以容忍邓铿倾向于孙中山。１９２２年３月，邓铿和伍朝枢去香港为北伐军购买军火，２１日傍晚回到广州大沙头火车站时，被陈炯明指使的陈觉民、陈少鹏、黄福芝等奸徒所袭击，腹部中弹，因伤重急救无效而去世，年仅３８岁。陈炯明乘机窃兼第一师师长职务，第一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邓演达将广东政局和军队情况向孙中山报告以后，问道：“今后我将如何行动？是否将我的队伍拉出？”
孙中山轻轻摆了摆手：“目前要大力团结革命将士，以便共同起义讨伐陈贼，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完成北伐大业，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邓演达又侧身问宋庆龄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