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开始由军参谋处人员讲解一些细节规定。行动时间：明晨１点钟（有改变）；行动信号：三声枪响；认别符号：左臂缠白手巾；口令：河山统一。最后还讲了夜间行动的注意事项，各部队区域的配合等。一切行动都规定得既明确又详尽。“高参”刘伯承是这方面的能手。
开完了会，当天下午，部队就开始换防。教导队移到了六团原来的驻地大校场营房。进营房之前，全团两千多人黑压压地坐在大校场操场上，一个个怀里紧抱着枪，此起彼伏地唱着歌，尽管他们还不太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但年轻战士不喜欢平静。他们希望发生“大事”、“险事”、“翻天覆地的事”，而自己又在漩涡之中，因而个个情绪高涨。
侯镜如自己也不平静。为了保守秘密，他暗压着那股涌动在心的激潮，走到队伍前面，简单讲了换防后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上面对我们教导团的训练很重视，军长可能亲自来看我们，检查我们的训练成绩；也可能在夜里来。要是军长来了，我们就要夜间紧急集合，希望同志们注意，可不要给全团丢脸。”他把各总队的营房地区分了一下，第一总队驻在营房外面西北面城墙的一个庙里，因为一总队战斗力比较强，从那个庙里出来穿过大校场，便可直接攻击敌军营房的正面。其他三个总队全部驻进营房。这营房在七十九团营房的北边，与七十九团的营房只隔一道一人多高的矮墙，战斗起来只要翻过墙去，便可直达敌军的住室。这些，都是在军部会议桌上和傅团长商量好了的。
各总队的大队长领受了任务，就将部队往营房里带。侯镜如和另一名共产党员的参谋长周邦采，就带领各总队长前去“拜会”敌七十九团的肖团长。这个看似很平常的礼节性访问，是教导团整个战斗计划的重要部分。
肖团长外号肖胡子，是朱培德的嫡系军官。四十多岁，胖胖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晃，蓄着老长的一把络腮胡子。二十军的声威他早已有耳闻，所以与教导团的头头一见面，便抱拳相赞：“哎呀，你们都这么年轻，真是英雄出少年！”
这话倒也不假。教导团的总队长们大部是黄埔一期的，有两个是党员，都不过二十出头，再加一身利索的穿戴：一色灰布短裤，打着软绑腿，头戴软帽，比他们这些老军阀自然精神百倍。不过侯团长多了个心眼，还是故意恭维了他几句：“我们是晚辈，哪有朱团长见多识广，带兵有方。难得有这么个同院驻防的机会，特地前来讨教讨教！”
肖团长一听这话，蛤蟆嘴乐得合不拢：“好说好说，有什么尽管问！”
侯团长就势问起这个团的情况，并且借口熟悉地形、增长见识，要求他带着到营房里外参观一下。
肖胡子被人一吹，早已云里雾里不知东南西北，满口答应，一边领着人参观，一边口无遮拦地吹了起来，人员、装备、火器配置，一点不落，兜了个底朝天，连每个士兵腰里别了多少子弹都数给教导团的头头看。教导团的人员心里直发笑：这不是为自己准备掘墓人吗？
但谁也不敢笑。
肖胡子还嫌不过瘾，又领着教导团的人在营房内外来回转，以示亲近。这是一幢很大的青砖瓦房，他们全团都驻在这幢房子里，房子被一圈一人多高的矮墙围着，墙外是一道一人多深的干沟。营房北部，就是教导团驻的那幢营房，两个营房的门都冲西边的大校场开，中间只隔一道矮墙。到时候只要越过墙头，冲进房门，敌人便是瓮中之鳖了。
走到围墙边，侯镜如看到墙有几处坍塌，忽然心里一动，忙装着关心地问：
“肖团长，这些地方豁着，会不会跑兵？”
肖胡子满不在乎地摇摇头，理着胡子说：“不要紧，晚上有警戒。”
教导团的头头们会心地相视一笑。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辞别肖胡子。
走出敌营大门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战斗方案已经暗暗拟成。
同一天的下午２时左右，四十多位青年军官——有团长、团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营长及师部的若干人，冒着酷暑，一个个穿着被汗湿透的军装，骑着汗溜溜的军马，急急忙忙地到达会议地点。他们脸上都很严肃，眉宇间却透出兴奋的神色。
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概不许入内，看来会议很机密。
叶挺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寒暄，就在桌子上首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的表情是平静的，甚至是倨傲的。当值日官彬彬有礼地点头行礼后，他开始传达党的决定。宁汉合流，已成定局；汪蒋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了；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危机。党中央一部分同志已赶到南昌，开了紧急会议，作了决定：实行革命暴动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革命分子的联合阴谋。必须以武装暴动来回击反革命的进攻。
到会的军官早已盼着这一天。
现在盼到了，当然个个拥护。
接着师参谋长徐光英在会上作战斗计划的报告。在他面前摊开一张巨幅的军用地图，上面标好红蓝符号，他指着地图说：“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两个团，第九军一个团，共六千余人；而我们的兵力却有三万！
我们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在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有的２４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如果让敌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他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为争取时间、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叶挺师长又对有关战术问题作了指示。
散会后，叶挺留下第七十二团第三营营长袁也烈，向他布置：“你们营执行一个独立的作战任务，就是解决东门附近营房里的敌人。有困难吗？”
袁也烈说：“我们满怀信心。”
叶挺又叮嘱：“我最担心就是你们营。”
袁也烈当然也清楚叶挺所指是什么：在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作战的坚决程度，还是未知数。
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
“师长，为了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我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好。这次行动，比之北伐誓师，比之保卫武汉，意义还要重大，你要充分做好调查工作，保证战斗万无一失。”
第二天，就是７月３１日的早晨，袁也烈利用旧关系，化装到东门附近的一个营房里会朋友。这里即是预定进攻的目标。他仔细侦察了一番，发现这里的敌人有一个团部、一个营部、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原先估计的兵力要大得多。起义军的一个营要歼灭两倍于己的敌人，有把握吗？
袁也烈在归途中，一边走一边想：虽然敌众我寡，可我在暗处，敌在明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全歼敌人是有把握的，关键在于计划的周密。
他将路上拟好的计划报告团部，得到批准后，就让党的小组讨论各种细节，以防不测。这个营里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党员四五个人，他们悄悄聚拢在一处，把计划想了又想，掂了又掂，战斗计划更有了突然性和秘密性。
下午，全营官兵都接到通知：准备黄昏之前出发。晚饭提前吃了。战士们照例要擦拭武器，减轻行囊，归还借物。班、排长都准备好自己应该准备的东西。他们知道夜行军不能没有照明器材，有的买电筒，有的买电池。这些都不能明说，只能暗示和关照，准备夜间有情况。
连的干部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知道今晚有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于是乎，兴奋使得不少人喉咙发干，全身微微发抖。相互间说话都像是从胸腔里发出的低沉的声音。
突然间有了一种感觉：时间好像有了声音——一分一秒都敲打着脑壳。
最后一件心事是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每一个战士。
队伍摆出一副行军的架势，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往东进发，行李担子紧跟在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了，电灯已经亮了。兄弟部队也在调动，有的像在集合，有的像是行军。但军官们都心里有数，彼此心照不宣。
走了一个多钟头，约莫到了东门附近，队伍便停下来休息。
营部的副官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名义，走进当面一座大营房。这里是驻军的团部，也是预定今晚攻击的敌军。副官会见了那里的团长，声称自己的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休息，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的空地上露营，并问可否借用一点房子办公。那个团长稍加思索，回绝了借房子的要求，但对靠近他们的营房露营一事未加反对。副官随即请求发给联络口令。敌军军长即指示参谋办理。
敌军参谋抄录了两份口令，一份是普通口令，一份是特别口令。有了口令，就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出营房了。那参谋倒是个“热心人”，特别关照：“刚才接到上级通知，说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请你们加强警戒。”
副官连连称诺。
随着露营命令的下达，战士们和衣而卧。盛夏的夜里，吹来一阵阵凉风；晴朗的天空，星斗在神秘地眨眼。战士们挤在一起，愣愣地望着星斗，谁也不问今天行军为何停在这里。
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察看一番，诸如选择哨位啦，寻找水源处所啦，以及大小便的地方啦。这些，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就利用这个当口，详细地察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看了看。各连选定的露营位置，都是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的冲锋出发地。
两支即将交火的部队，一个在营房里，一个在营房外，相隔不过数十公尺，最远的也就是一百公尺，现在都在睡觉，一会儿就要眼对眼，枪对枪，刺刀见红了！
看得出，敌人并没有完全麻痹。他们派出一队一队的巡逻武装，枪尖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他们甚至走到露营部队的近处看来看去，好像有所疑惑。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排排架着的枪支，士兵们躺在枪架下，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在较远的地方放着横七竖八的行李担子，这一切，又好像在告诉他们，不必多虑，这里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夜深了，营房里面又黑又静，而外面，有月光，有星斗，有路灯，各色光线混成一片。正在这时，露营部队开始活动了。先是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最后班长就按这个办法和战士咬起耳朵。没有命令，但大家已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识别用的白毛巾。迅速、巧妙地做完这一切，又都照旧躺下睡觉。
可谁能睡得着呢？
叛徒——危险的信号
一师师长贺锦斋与一团团长刘达五两人一前一后，不顾军中的任何礼节，一头闯进贺龙的指挥部。贺龙了解贺锦斋的为人，要不是十二万分的紧急，他总要在外屋坐一会儿，问问副官贺龙是否有空，才进来谈事。贺龙也一反往常，站起来迎接：
“锦斋，出什么事了？”
贺锦斋将帽子往桌上一扔，直喘粗气：“他娘的，三营副跑了！”
“哪一个？”贺龙回想着问。
“赵福生，就是武汉逃跑又被招抚回来的那个，从营长降为副营长的。”
贺龙记起来了：赵福生，云南宾川入伍的那个小个子，人倒是挺机灵，升营长升得也不慢，深得“老资格”陈图南的喜欢。但到了武汉却摇摆不定，一下子带着三十多个人脱逃了。逃到武胜关，又犹豫不决起来，被贺龙派去招抚的人一说便回转来。归队后，自觉无颜再当营长，自己请求降为副营长。贺龙一般对悔过的人不再深究，便依从了他。赵福生在部队已经失去了号召力，知道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就等待时机另谋出路。
机会终于来了。
３１日下午５点来钟，贺锦斋召集会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了暴动的命令。赵福生一听，浑身止不住颤抖，本来他就因为贺龙太倾向共产党而不想干了，如今等于全军“赤化”，还得顶着脑袋去送死。他越想越觉对自己不利，“人在曹营心在汉”了。共产党这么大的行动，如果由我告知朱培德，事成之后，岂不功盖天下？
事不宜迟，开完会，他匆匆扒了几口饭，放下筷子就往外走。一口气跑到朱培德的指挥部。
当时，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九军军长金汉鼎都在庐山，既是出席汪精卫的黑会，也是避暑。敌军师长以上的军官无人在南昌。最大的官，只有朱培德的秘书长徐虚舟。赵福生将贺龙、叶挺要兵变的情报一五一十吐了个干净。
徐虚舟真是如雷贯耳，这消息让他吃惊，甚至不敢相信；赵福生急得直跺脚：
“你们如若不先下手为强，死期就在今晚……”
徐虚舟是个文人政客，不懂军事，一时手足无措。他急忙去找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说有极机密消息要呈报。当时姜济寰的儿子姜襄正在身边，徐虚舟的意思是要姜襄避一避，但姜济寰却说，在什么事，请秘书长快说吧。徐虚舟只好轻声说：
“据极可靠情报，共产党这一二天就要搞武装暴动，请代主席立即离开南昌为好。”
姜济寰回答：“谢谢你，我考虑考虑。”
姜襄虽是“大少爷”，其实已是共青团员，正在秘密为党工作。他问父亲：打算怎样？愿不愿同我们共患难？
姜济寰竟无迟疑地说：“坚决跟共产党走，同你们共患难。”
７月２８日左右，姜济寰的老朋友林伯渠、徐特立和他的学生郭亮，先后登门来看望过姜济寰，徐特立还由江西大旅社迁居姜家。姜襄立即将父亲的话告诉徐特立。
徐特立很高兴：“你父亲和我都参加暴动，这对湖南教育界将是很有影响的。”徐、姜都在长沙教过书，男女学生极多。
这边，赵福生逃走后，很快被他营里的士兵发现，火速报告了营长，营长又报告刘达五，刘达五又找到贺锦斋。
贺龙并不认为赵福生会给起义军带来灭顶之灾。他心里有本账：从军事上说，敌六个团分属三个军，建制不同，互不隶属；指挥序列各异，谁也指挥不了谁；加上师以上指挥官大都不在南昌，因而不可能有人来实行统一指挥。这样的部队，不能打仗，尤其不能协同作战。而起义军在南昌的力量除了贺龙本军的七个团外，还有叶挺的三个团，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此外，蔡廷锴第十师三个团也在运动中，他们各团都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另外还有二十四师教导队，朱德所率的军官教育团一个营。以十五个团对六个团，基本兵力是两万比万余人。从指挥官看，敌方孤零零地几个互不隶属的团长，我方则由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组成了一个强劲的班底，并由一直掌握党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直接领导，即使敌人有所耳闻并有防范，也难以阻止起义。
可攻打有备之敌毕竟要困难得多。
“叛徒，祸害！”
贺龙交代一番，便亲自去找周恩来，商量改变起义时间。
本来预定８月１日凌晨４时起义，这个时间很好。晚上开进，拂晓起兵，是兵家常用的战术。尤其在当时的南昌，炎夏之夜，很难入睡，天近黎明，才是人们酣睡之时，此时起义，敌人多数蒙在鼓里。既然计划泄露，只有提前。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即８月１日凌晨２时开始行动！
从江西大旅社出来，周恩来突然停住脚步，对贺龙说：“赶快通知朱德同志，他还在佳宾楼与敌军官周旋呢，很有危险。”
朱德的“鸿门宴”
